朋友杨小凯去世，令我深感悲痛和惋惜。小凯是我普林斯顿大学的同学，创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伙伴，追求民主化、自由化的战友。小凯一生中历尽艰辛，他的独特经历，映照了当代中国的劫难与希望。

    我是一九八三年进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时认识小凯的。我们两个是普大经济系最早的大陆学生。小凯文革时坐了十年牢，出狱时已经三十岁，没有上过大学，是靠自学在国内经济学界崭露头角的。经过邹至庄教授的特别推荐，小凯得以到普大就读，但他在英语及正式基础教育方面的准备，都多有欠缺。小凯的应对办法，就是废寝忘食、锲而不舍。那时普大的联谊、娱乐活动，他几乎从不参加。一年后他的妻子小娟携幼女来到美国，可小凯仍是潜心攻学问，置家事于度外。对此小娟有时很生气，但小娟也理解小凯的难处，气完还是照样全力支持他。小凯天赋超人，经过几年的拼搏，终于顺利地获得了博士学位。这时的小凯虽然仍有许多不适应、被误会之处，他在学术研究上倒是已经通了门道。小凯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任教不久，就在第一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比我们班上的多半同学超前了许多。不久他又一连撰、编了多部学术著作。原先对他的学术潜力持怀疑态度的教授和同学，后来也心悦诚服了。

    到普大后，小凯和我都很关心国内经济改革的进展，也希望能参与其中，但刚开始顾不上做什么。一九八四年夏小凯和我一起到世界银行实习，期间联络到一批在其它学校读经济及管理的留学生，逐渐形成了创建一个留学生经济学专业学会的想法。小凯当时是靠美国福特基金会支持在普大读书的。八四年年底，我们就借这层关系到纽约，向福特基金会盖纳先生讲了我们创建学会的想法。盖纳非常支持，很快就批给我们一笔七千五百美元的学会创建经费。此后，我们一方面进一步联络同专业的留学生，另一方面反复商量了新学会性质、功能、架构与活动，并为此广为征求意见。小凯凭着在国内观察、参与各种组织的经验，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办法。由于有这番共同努力，八五年五月学会在纽约中国领事馆正式成立时，我们得以拿出一个较完善的方案。这个完全非官方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成立会吸引到五十多名留学生出席，在当时轰动一时。我担任学会首任会长期间，凡事也仍找小凯商量。值得欣慰的是，小凯和我等人近二十年前创建的这个学会，获得了广泛的肯定与支持，至今仍在祖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独特的积极作用。

    一九八六年底国内发生学潮，不久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被开除党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被迫辞职，多年未见的大批判语言重返媒体，海外学人闻之哗然。为了明确地表达大家的不满情绪，小凯、我和同在普大读书的李少民很快就与哥伦比亚大学的谢文、史天健以及康乃尔大学的王绍光联络，商议起草了一封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公开信，并立即开始征集签名。小凯凭着他罕有的政治经验和全局眼光，在确定行动计划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十几天之内，这封信就征集到上千留学生的签名。这个签名信，是留学生首度集体表达“不同政见”，当时被人说成新的“公车上书”。据后来了解，国内的内参对签名信有详细报导，新任总书记赵紫阳二十几天后就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喊煞车，与我们的签名信有直接关系。和后来的八九民运一样，八六、八七年的学潮、签名信也对当权者形成了压力，逼迫他们作出了让步，从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同样值得欣慰的是，小凯和我等人为形成这种压力贡献了一己之力。

    小凯去澳大利亚后，由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脱离了学术界，加上自己身体一直不太好，与小凯之间的联络就少多了，也没能最后向他道别，为此我感到十分遗憾。

    小凯如此早逝，我相信与他的牢狱之灾很有关系。在《牛鬼蛇神录》中，小凯生动地描述了他当年所处的恶劣环境。小凯不但活过来了，而且在学术上多有贡献，这是他艰难人生中幸运的一面。但以小凯的天赋和毅力，如果没有专政机器的摧残，他的成就真会辉煌得难以想像，他的生命也不至这么快结束。 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祖国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毛泽东遗留下来的那部专政机器仍在摧残和恐吓象小凯一样不愿做奴隶的人。结束一党专政，让新一代能在自由、光明的环境中成长，是我们生者的责任，我相信也是小凯的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