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先生突然去世的噩耗把我从病床上来拉起来，使我悲寂莫名——又一位思想者离开了以漠视思想为荣耀的时代；又一位自由主义者离开了仍然没有自由的中国；一位走向耶路撒冷的信徒却又孤单地埋于海外的旷野……这里我想起加尔文的预定论：神是万事万物的终极原因——神为何这样早早将先生收回天国，对于我们来说则是隐藏的；面对“神的永恒照管”，心灵只能在仰望中默默祈祷。但我仍然奢望能领受这一奥秘祝福和美意：杨小凯先生的思想和他的决别，对汉语思想意味着什么呢？

　　我与先生相识应该感谢湖南作家向继东先生。那是我正在筹组《大学精神档案》丛书的编委会，我给杨小凯先生去信，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他知道《不寐之夜》的一些情况，这使我们之间的沟通减少了很多麻烦。更深一层的接触则是在《网络公民权利宣言》征集签名的时候，他是第一个给我回话的学者：“您可以用我的名字签署这份文件，我支持。”这使我对先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杨小凯去世后，思想界的反应还是比较迟钝的。我在网络上看到的纪念文章有两篇。一是留美政论家胡平先生的《永恒的纪念——读杨小凯〈牛鬼蛇神录〉》，另一篇是湖南学者齐辉先生的《悼小凯教授》。这两篇文章主要评论了杨小凯先生政治方面的价值。胡平先生说：“在中国，坐过共产党监狱的人很多，但描写共产党监狱生活的作品很少，写得好的则少之又少。”他特别提到，“一九六八年，当时还不满二十岁的杨曦光（杨小凯），因为写了一篇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而被中共当局点名打成”反革命“，整整坐了十年监狱。”而齐辉先生（自由湘军）则为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失去了一位大师而深感难过：“小凯教授已离我们而去，这是继去年李慎之先生去世后中国自由主义的又一重大损失。”

　　事实上杨小凯先生的思想可能涉及到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政治遭际及政治关怀，经济学创新和信仰归正。在我看来，最后这一点，即杨小凯认信基督教及其从信仰层面开始的学术反思，代表着近代以来汉语思想的一个伟大转折。这个转折的中间阶段是李慎之先生——他使新文化运动告别文学传统并将启蒙精神和英美保守主义传统联系起来（部分和中国本土传统相联系）；而杨小凯则超越了启蒙精神，他使中国自由主义超越了启蒙理性，先追溯到它的经济学理性传统，后触摸到了它的希伯来传统。令人遗憾的是，杨小凯的信仰和神学之旅刚刚开始就中断了，这是困境和分化中的中国自由主义、特别是神学自由主义的一场灾难。

　　关于杨小凯的经济学贡献，广为人知的是：他为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这一伟大洞见，提供了微观机制和数学框架。

　　杨小凯的模型容易引起汉语思想争议的地方可能是：他显然强调，国际贸易是生产率增长的一个源泉。然而，对杨小凯这一“古典思想”的批判（所谓“马太效应”），一方面忽视了中国贸易保护主义结构性存在的话语前提，另一方面基本缺乏制度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的常识。而杨关于土地私有制的观点，事实上也是在经济学常识层面展开的，因此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被局限于意识形态对学术的无理指控方面。上述两个问题不需要展开谈，关于杨小凯的经济学思想值得一提的倒是：第一，他的经济学思想有着强烈的处境意识，即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是他的理论的真实背景。“新兴古典经济学”缺乏“社会主义资本积累”及其贫困这一背景，是无法想象的。更重要的是，“杨小凯还阐明了劳动分工的基本决定因素——市场的范围怎样被经济代理人之间的交易成本所影响，那些交易成本怎样反映自然和技术约束（例如运输成本）的结合，以及法律环境决定的缔约成本。斯密强调决定市场范围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政府政策两个因素，杨小凯遵循了这个传统。”（杰弗瑞。萨克斯，2003）但是，第二，杨小凯的数学模型阐明了劳动分工与市场范围这种相动关系，但却没有在这个封闭系统之中彻底避免循环论证的逻辑陷阱。这使他的思想没有象阿玛蒂亚-森和缪尔达尔那样彻底，他并没有真正在经济学方法论之外寻找更多支持。另一方面，杨小凯的经济学是他在信主之前完成的，这使政治关怀而不是终极关切成为他思想创造的神秘激情。比如，在《土地私有制与宪政共和的关系》一文中，杨小凯重复了经济史学家关于英国议会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这一正确判断，但他没有继续追问：什么是土地私有制的基础？这不仅仅是一个“奥卡姆剃刀”的问题。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杨小凯关于基督教和宪政的思想，以及基督教与资本主义的思想，没有得到经济学界和汉语思想的重视。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还没有来得及深化这些思想就提前去世了，也是因为顽固不化的灾民理性和启蒙理性对中国心灵的绝对统治。显然，杨小凯的这些思想不是开创性的，基本上还是“神学自由主义”和韦伯思想框架之内的。但是，杨小凯先生是从自己的生命体验中，从自己的学术思考中独立提出这些思想的，这就具有更大的经验价值。（参见杨小凯《基督教和宪政》，《杨小凯的见证》等）。杨小凯谈到：“基督教为什么要比其他文明成功得多，其中就有一个所有宗教都有的功能，叫做第三者功能”。但他谈到，基督教信仰使社会实现了“爱”与“秩序”，这是文明得以建立和维系的前提。特别是，他彻底突破了汉语思想关于“经济人理性”和哈耶克思想的迷信（哈耶克恰恰是理性的批判者和传统的捍卫者，但这个传统与儒家传统不同，遗憾的是，杨小凯对这个问题没有谈清楚），他呼吁“放弃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因为这是秩序社会的基本文化要素。2002年7月杨小凯在上海作了题为 “资本主义不等于经济成功”的演讲，他提出了世界上存在有两种资本主义，一种是成功的资本主义，一种是不成功的资本主义——凡是成功的资本主义地区莫不以基督教为精神支柱。这次演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和布什总统在清华大学的演讲相媲美，布什说：美国绝大多数人民是有神论者并奉守信仰自由的原则，而信仰上帝对美国的自由是至关重要的。本来，这些西方的常识性思想对于汉语文化的影响应该是革命性的，特别是对于崇拜美国自由主义的中国思想界来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切身感受更有说服力。但遗憾的是，这些影响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杨小凯先生的去世尤其令人绝望。政治遭遇赋予了他勇气，而信仰则赋予了他智慧，象他这样的思想者在中国实在是太少了。现在，“启蒙问题”仍然是中国自由主义打算坚守的文化主题。我不是说这不是一个重要问题，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举例来说，江泽民不需要启蒙，他至少不比启蒙者更缺乏启蒙思想。拘捕蒋彦永也不是因为缺乏启蒙。民工和拆迁户捍卫自己的权利也不需要启蒙，他们了解自己的“天赋权利”。中国的问题比这复杂得多，这这些复杂的问题，杨小凯先生已经看到了它的基本真相。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叙事话语也面临着重大的转变。比如，“蒋彦永是民族良知和圣人”这样的口号及其背后的观念仍然是陈旧的，而杨小凯的话语系统已经开始告别这种“口含天宪”的自义传统。这一新的话语系统包含着两方面的观念：第一、除了神，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第二、十字架使我们活出爱来，而不是惧怕。我们当然应该向蒋彦永先生表达尊敬并为他的自由而呼吁，但没有必要因为政治正确而夸大其词。记得当年侯德健先生离开广场后对记者说：我在广场没有看到死人。我赞赏他这个勇气，真话更有力量。这是杨小凯的思想在话语方式上为汉语思想指明的一条新路。

　　2世纪下半叶，落马皇帝德西乌斯与戴克里先对基督徒展开全面迫害。德尔图良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这可能就是神使用林昭（尽管她的信仰状况仍然是个谜）和杨小凯在这地上的美意。在李慎之通往路德的这条路上，林昭和杨小凯是两座丰碑；陈寅榷和顾准是对过去的总结，而杨小凯则代表着未来，一个比路德时代更为荣耀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