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派”公案未了，杨曦光，你不能走

刘国凯


　　杨曦光，听到你远行不归的消息，心中有说不出的沈痛。年轻时的潜意识是世界永恒，生命也永恒。直到“知命”将届时，才陡然意识到世界确是永恒，但生命却十分有限。中国大陆男性平均年龄69岁，美国男性平均年龄74岁。这就是无情的“限”。而你56岁就远行别去，赵品路甚至还未及“知命”。天地万物间，人的生命有时会是多么的脆弱和短暂。

　　生命的有限提示人们须抓紧现有的时间去作需要作的事情。何谓“需要”？各人有自己的理解。我的理解是，就社会范畴而言，除了一个经常性的事情——为国家的民主转型出一份微力外，就是为文革造反派正名。而这也就是我与你友谊的基础。

　　1968年春寒料峭之时，我在广州看到你执笔写的“中国向何处去？”，是广州造反派组织打着批判的名义印发的。我看了无比钦佩和极感振奋。钦佩你有如此敏锐的思维和述说出来的勇气，并由此激起坚持斗争的意志。我在广州造反派内部说：巴黎公社运动是马克思支持的。湖南“省无联”被中央点名是一回事，巴黎公社原则是正确的又是另一回事。为什么我们不能为实现巴黎公社原则继续奋斗呢？

　　春寒料峭过后紧接着就是酷暑的血雨腥风。我们的“奋斗”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面前显得实在是渺小不堪。六、七月间，两广造反派组织相继被共产党党军和保守派组织（应予正名为保党派或保权派）联手血腥踏平。广西造反派和四类分子被砍杀、枪决后抛入珠江的尸体顺流冲下，搁浅于各处浅滩，有的则直达香港阜头。

　　在这大疯狂的乌风浊浪中，我惦记着你。湖南“省无联”的命运会比广州红旗派更糟。你——文革“极左派”，后被再更名为“极右派”的代表人物当局加给你的会是什么呢？六八年夏季的大疯狂后还有1970年“一打三反”的大规模冷血处决。这么多凶险关隘你挨得过去吗？七十年代未，中国浮现解冻生机，我在广州创办民主油印刊物《人民之声》。就在这时，报纸上出现一则消息，“杨曦光刑满出狱”。啊！杨曦光，亲爱的朋友，你还在。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我早已把你视为那个时代的灵魂和象征。你代表着我们这一代的理想和追求。我一直担心你已被那狂风恶浪吞没。你能侥幸熬过那个草菅人命的疯狂年代，是一件多么值得庆幸的事情啊！

　　曦光，你的才智也是出类拔萃的。你总是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前头。就象当年我们还只会就事论事地揭露抨击一些共产党官僚挥霍享乐欺压群众时，你已能清晰地指出中国出现了一个“红色资本家阶级”那样，当高考恢复和成人高校兴办，我们得以补十几年前就该完成的大学课程时，你早已越过大学阶段成为一名数理经济研究人员。当我来到海外，只能以蹩脚的英语去谋取一份糊口的职业时，你已以纯熟的英文写出了深获导师高度评价的博士论文。后来，，你又任教于美、澳的高等学府，人们对你的称谓已变成杨小凯教授。可是我与你联系时仍然称呼你杨曦光。是怀旧？是落伍？是陈腐执拗拒绝现实？应该不是，那是什么？是对你当年杰出事迹牢嵌于心的记忆和发自肺腑的推崇，也是委婉地提醒你所身负的历史责任。杨曦光这是个充满着历史内涵的名字，它与那个时代青年社会变革者的心迹和磨难紧相联结。我珍惜这个名字、尊重这个名字、敬爱这个名字。世界上经济学教授成千上万。华尔街上的经济学博士多得可以用网来捕捞。可是，在多达八亿的人群中，在那个躁动而迷信的年代里，能石破天惊地指出“红色资本家阶级”业已形成的人有多少？只有一个，那就是年仅十九岁的小青年杨曦光。

　　是的，我的提醒是多余的。你在继续堆高你的经济学造诣时，丝毫没有忘却你的历史责任。你在写出《递增收益和经济组织》等经济学专着时，也写出了“为文革造反运动恢复名誉”等文章。你敢于毫不含糊地宣称自己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你指出文革造反运动具有反政治迫害的正义性。你痛心中国民主浪潮的被割裂。文革造反派拒绝五七年的老右派；七九民主墻派排斥文革造反派；八九学运派又不接受七九民主派。你沈痛地指出，中国的民主能量总不能积累，每一次都要开头重来。

　　为文革造反运动正名是一件多么艰难危险的事情。你发表在《中春》上的文章遭到数倍文字的围攻。那是九十年代初，我正挣扎在维持生计的劳顿中。一天打两份工，十四个钟头。虽疲惫不堪，还是写了呼应你的文章。九十年代中，你出版了非同凡响的《牛鬼蛇神录》。我看了感奋莫名。我想那些出于对历史缺乏了解，或被中共伪文革史所蒙蔽的善良人们看了你这部著作后会有所省悟了。

　　后来你给我来信，请我替你《牛鬼蛇神录》写篇书评。我颇感意外，因为大凡写书评者的学识及社会坐标都应高于书的作者。而现在情形刚好相反，怎么你会请我写呢？我不方便问，但我私下推测是，那些更有资格写书评的人们对文革造反运动的评判尚未转过弯来。于是，我勉为其难地铺开了纸笔。我细细地再读，细细地思索。读着读着我钻到书里面去了。我回到了那个年代。那个光谱重叠善恶交织的年代；那个迷信和狂想同时盛行的年代；那个反抗者的呼喊淹没在屠杀者枪声中的年代。我震撼；我沈思；我时而拍案而起；时而泪水盈眶。我的笔无法收止，一节又一节，一章又一章，我把书评的题目定为“鲜血凝成的价值——评杨曦光的牛鬼蛇神录”。反复修改写成后已是九八年了，不下三万字。这怎么是惯常的书评呢？你亦向我发出疑问：“你写得这么长，有哪家杂志能够出呀？”。是的，我都不好意思向胡平等《北春》诸友要求刊登我这篇书评。而象我这样没有知名度，没有高学位的民运分子，除了《北春》，就几乎没有其它发表文章的途经。（近年多了个“黄花岗”）怎么办呢？有负你的托付，我心情十分忐忑。一拖几年。后来我决定出一本文集。定名为《草根蝉鸣》。“鲜血凝成的价值”收录其中。这本文集于2003年11月正式推出。我向你报告了此事。算是对你的托付作了个迟到的交代。

　　大约是前年，我听说你为病患所困，心里十分不安。去信慰问，你的回复安详豁达，我亦心安了许多。后来又在网上得知你病情得到控制，康复得很好，精力充沛，还能去讲学演说，我更为你高兴。当代医学高度发达，对这种病已有不少医疗手段。只要不是太晚期发现，医疗效果还是相当乐观的。我所认识的病人中就有五年以上的健在者。我相信你定会战胜病患。然而，没想到，噩耗竟突然传来了。

　　你过早地离开给你周围的人们留下无限的悲痛。太太失去了好丈夫；孩子失去了好父亲；经济学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学者；朋友们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在你的朋友圈中，我的沈重不知是不是会比其他人多了一重内容。那就是我一直期待着在为文革造反运动正名的作业中，你来起中流砥柱的作用。这段时期你投入经济学研究的精力是多一些，这很自然。我想，今后当你的时间周转过来后，你会再度上阵的。然而，现在我的期待被噩耗彻底击碎。癌细胞，你这可恶的癌细胞，我与你不共戴天！

　　有的人见我们如此执着地要为文革造反运动正名，以为我们曾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显赫一时。其实，我们都没有做过头头，更没有在所谓的“新生红色政权”占一席之地。也正因为我们是生活在或了解到社会底层，使我们洞悉底层人民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反抗行为。现在这些反抗共产党政治迫害的正义行动正被共产党的御用历史学家抹黑为动乱，诬衊为“暴民”。但是，当这些搞“动乱”的“暴民”被共产党定性为 “反三红”的“反革命分子”并予以严加镇压后，就不言而喻地说明了“动乱”的“暴民”恰恰是共产党专制政权的正义反抗者。而那些文化革命中真正的暴民——由共产党干部子弟所主导的血统论红卫兵和工厂单位里的保党派骨干分子，他们虐杀黑五类和反抗民众的暴行却得到共产党的包庇、赏识。共产党不但没有责罚过这些文革中真正的暴民，反而在其后恢复共产党正常统治秩序的时候，提拔他们，任用他们。这说明文化革命中真正的暴民正是共产党暴政的基础和支柱。为文革造反运动正名从历史角度来说是要还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真相，对之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就是要为反抗共产党专制政治的行动冶炼合法性。现在，共产党对民间的反抗动辄以文革动乱冠之，吆喝道：“你们又想搞文革动乱？”如果我们毫不含糊地为文革造反运动正了名，那我们就可以干脆地回答共产党，我们就是要搞被你们称之为文革动乱的反政治迫害运动，直至终结你们这个一直在实施政治迫害；一直在剥夺人民政治权利和人身权利的专制政权。

　　杨曦光，你走了，我感到空前的虚弱和孤单。戈贝尔效应已在中国文革研究中出现。在与已被共产党铺天盖地的伪文革史所熏昏的知识界乃至民间的辩析中，没有你的参与，力量将会是多么单薄。造反派公案未了，杨曦光，你是不能走的啊！

　　可是，你是走了，实实在在地走了。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人生百岁，究有一终。人人都终要回归自然，走入历史，即使是权倾一时、显赫无比的帝王也罢。可是，你毕竟走得太早了，“宴席”散得太快了。悲伤和惋惜不由得塞满了我的心间和胸膛。

　　然而，人生虽有限，人世却无涯。历史在延续，生命在代接，黑夜之后总还有白天。悲痛使人忧伤，但擦去伤感后还须面对现实。杨曦光，为文革造反运动正名的工作我会坚持作下去。尽管我身单力薄、力不从心，但誓效精卫，愿为蚕蜡。你说过，坚信历史将会对文革造反派作出应有的评价。我确信你的预测一定会成为事实。

　　杨曦光，我神交三十六年但终未能见上一面的好朋友，我永远尊崇你、怀念你！愿你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