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凯去世，有三位朋友来信说，你应该为他写一点什么……

　　直呼其名，似乎有点不敬，可是我们一直就是这么叫他的。

　　人常说，出国一月，可以写一本书；半年，可以写一篇论文；二十年，则无可以写矣！我长大后，真正与小凯只见过一面，但两家或亲友的关系，算来也有40多年。我不写似乎没有道理，但写，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在同一个大院里

　　我父亲与小凯的父亲，都曾是黄克诚任湖南省委书记时的下级。我父亲算“红区党”，他父亲算“白区党”。

　　他的少年时代和我的幼年时代，曾在同一个大院里渡过。1959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运动在全国铺开。被打倒的“彭黄张周”里，与湖南有关的占了三个，湖南理所当然地成了“重灾区”。小凯的父亲与家父一同被打成“以周小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我们全家下放到农村。小凯的父亲似乎受到更严重的惩罚。大概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他们都获得了“甄别平反”。对此，小凯的父亲杨第甫曾留下一首《声声慢。七千人大会》：

　　“时时刻刻，想想思思，年年月月日日。

　　是是非非界线，最难分析。

　　三番两次遇着，不识它、转移规律。

　　事过也，再回头，却是明明白白。

　　天下兴亡有责。

　　应记取，刍荛之言堪则。

　　众志成城，总要定谋决策。

　　鞠躬尽瘁而已，哪管他、失失得得。

　　为人民，最重是英雄本色。“

　　——这是大概是我们可以追溯到的，“家传”对小凯“忧国忧民”情怀、“英雄主义”气质的最早影响。

　　等待分配工作的“反党集团”成员，一时间都聚集到了湖南省委招待所。据我父亲的回忆，那时杨第甫似乎还没有完全恢复自由。所以，即使在那样的一个圈子里，他的地位也仍是很特殊的。小凯说他少年时代就感到了政治迫害给人带来的屈辱，大概从那时候就开始了。而我则因年纪小，大概人的“尊严感”尚未觉醒，以为人生来就是这样的。

　　那段生活给我留下的记忆是，大人们整日写材料、看书、散步、聊天，还有一位利用空闲小屋养了一只母鸡。因整日开着电灯催蛋，大家都称那位母鸡待遇特殊，应改名“托洛茨鸡”！

　　孩子们分男女，各有一帮。除了上学，就是吵架，有时甚至武斗。总之是把日后必要面对的事情先演练了一遍。我母亲那时大概是众夫人中唯一有点艺术爱好的人，凭着一台波兰照相机就能号召大家到烈士公园“远足”。可惜，男孩子的照片中只缺了小凯。

　　那时的小凯，小学和中学都和我哥哥同学。即使在女孩中，我也是最小的，所以，我对这位长我六岁的大男孩毫无印象。但他的大名却如雷贯耳。所闻大约是“成绩好”、“聪明”一类。直到最近我才疑惑：他长我哥哥一岁，却高我哥哥两级，不知他们家是怎样把他当“天才”培养的。而当我母亲劝我：“该到上学的年龄了”的时候，我却回答：“等我再玩一下吧！”

　　当时的长沙市一中，是个省委和军区干部子弟云集的地方。在中等教育界，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一中培养政治家；附中培养教授和文学艺术家。可见一中的政治氛围，学生对国事的兴趣，以及他们的意识形态色彩是非常浓厚的。而这种特色，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本身就是一种特权的产物。

　　周小舟当时在湖南已无法安排工作，于是被调到设在广东的中南局。我父亲原是八路军支援陈毅的旧部，被周招兵买马带回湖南，这一次也跟着去了广东。我们从此就很少有小凯的音讯。


小凯是我心中的“大英雄”

　　因父亲曾参与“中苏大论战”的檄文写作，我哥哥也因一篇读“九评”的作文在学校一炮打响。这也决定了他在文革中作为一名“思考青年”的角色。他招来了许多同学，整日价在我们家的阳台上讨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前途问题。来人的“成分”驳杂，记得其中有一位是严慰冰的外甥，另一位的父母则是司徒雷登的中文秘书……

　　院子里开始有打破头的男孩光荣地打着包扎回家。最令人震惊的莫过于邻居中有三个女孩因参加某大会被围困彻夜未归！听说后来是“产业工人”的大部队出动相救，她们才得以脱出重围。迎接她们的归来成了我们院子里少有的“盛事”：那一天，大家都起得很早。人们散落在各楼的门口和院子里的过道上，墻头则蹲满了小孩……她们进门时，大家都很安静，只有一两个人上去问话。她们的表情很英勇——站在阳台上观察的我，觉得我们院子里出了“英雄”。我哥哥则因在饭桌上鼓吹“砸烂家庭”而几乎被罚出家门。大概也就是在这前后，我偶然听到他谈到小凯，好像是他与赵茅等人组织了“红旗军”，还拿出一张传单。来自湖南，我感觉有点遥远。而且印象中长沙没有真正的“产业工人”，他们似乎在孤军奋斗……

　　——既然共产党里已经辨别不出“好人”和“坏人”，那么，跟着“产业工人”走，就是唯一可靠的选择。我——一个小学四年级学生——不知何时获得了这样的信念。即使他们被称为“保守派”、“保皇派”，我并未动摇过这样的信念。最近，看小凯对那段时间的回忆，他仍以信用的语调使用了这个“概念”，说明马义的原教旨形态仍活在他的意识中。

　　连大人都在谈论他的那篇文章。他大概干下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虽然直到今天，我仍不能确切地知道那些文件的背景和含义，但是“少年取其雄武”，隐约之间，小凯已成了我心中的“大英雄”。也许正因为小凯的存在，我对文革中的“极左青年”也怀着某种“恻隐之心”。我相信他们总是有原因的，而不相信他们是“反革命”。也许正因为这一点，我的《八九民运史》出版以后，小凯成了第一个和我联络的人。

　　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在广州军区吃憋，大军区司令对调，仅仅只有 “五七干校”的中央各大局也正式撤销，中南局也在其列，我们家又回到了湖南。那时，听说小凯仍在坐牢。

　　大学期间的某一天（也许是78年），我的一个同学突然告诉我，小凯去北京前，曾和他进行了彻夜的长谈。从他那里，我得知小凯在监狱中认识了一位“右派”，是个“断指”。他教小凯英文、数理逻辑。但那位“右派”，不久却被枪毙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到一种巨大“不公”的感受！即使我父亲的遭遇，我们家庭生活所遭受的曲折，也从未唤起过我的那种感觉。

　　——这也是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在内心唤起巨大的波澜。我意识到，那个“断指”，身怀绝技，遭受巨大不公，临死前还把所学传授给别人，这是一种何等无私、何等纯洁、何等高尚的人类情怀！！

　　我意识到，小凯是幸运的。大多数人从牢狱生涯中学到的是很多坏东西，而他却因此而获得“新生”。而且，如果不是遇到这位难友，以他的兴趣、聪明和既有资源，他很可能从政，而那绝对是前途莫测，也绝对不可能为社会作出后来贡献，取得后来他所享有的荣誉的。同时，我也为那位前辈感到庆幸：你没有看错人！小凯没有辜负你！——我想，这是我们今天纪念小凯时，所特别要提到的。

　　这个故事，大概有助于我们理解，时来运转的小凯为什么还说，他的灵魂，永远是和监狱里的难友在一起的！

　　当时，小凯把这个故事告诉我的同学——一个他从不认识的文学青年，大概是希望有人能把这个故事传下去。我的那位同学也曾发愤，要写一部小说，题目就叫《断指》！而那时，正是“伤痕文学”风起云涌的年代……

　　从那位同学那里，我还知道小凯刚刚娶妻。太太就是他师傅的女儿。小凯多么高尚！我想。

　　大概是1982年春天，我大学毕业，在北京的家中第一次见到小凯。他瘦小的身材让我略微吃了一惊！不记得谈了些什么。只有一件事情是我现在想来还觉得狼狈的：因为我很少吃水果，所以也不会削苹果皮，为了招待小凯，我横切竖剥地将一个削下来，那苹果早已没了形状，颜色就更不用说了。在一旁看得着急的他曾试图夺刀，我不给。他唉声叹气，最后，还是接过了那个苹果，三口两口地吃了下去……

　　看来是坐过牢的人，还能将就！但以后我却无心再和他聊天了。我想，小凯如果情绪好的话，是会把这个笑话带到天堂的！而如今想来，他是那样的体恤别人，尊重别人，愿意委屈自己而成全别人，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


小凯与《八九民运史》

　　以后十年无事。一次，偶尔在《知识分子》杂志上读到一篇王珞与小凯合写的《论大陆持不同政见运动的不连续性》。虽然我不能理解，57年的“右派”和文革“造反派”和八九学生怎么能“连”到一起，但我想，小凯每言定会是有所本的。1993年10月，我开始着手《八九民运史》的写作，此时，我心中想到的仅仅是两个和我关系并不密切的人。一个是我们政治学所的老上级——严家祺；另一个就是我少儿时代的“偶像”——杨小凯。他们这篇文章，也自然成了我写作时的参考资料。正是他的观点，使我开始系统审视中国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运动”，并得出结论，八九年无论学生还是知识分子的诉求，在“激进”程度上均没有超过57年的右派。并仔细思考，文革与八九的共同之处。加之参考了郑义的《历史的一部分》，最后，在《史》的序言中，我留下了这样两段文字：一、王珞、杨小凯曾经为八九民运为何没有产生自己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寻找原因。他们说，这与中国知识分子认同于“政治迫害文化”，使中国的每一次“持不同政见运动”的成果得不到积累，无从产生象瓦文萨、哈维尔、曼德拉、金大钟式的持不同政见运动“领袖人物有关。

　　本人以为，八九民运没有产生自己的领袖是真，但中国是否存在“持不同政见运动”，这仍然是一个值得疑问的问题。从1949年到1989年，四十年中，除1957年毛泽东煽动的“大鸣大放”中出现过“体制外选择”（即制度和国家选择）的要求外，包括八九民运在内的其余群众性运动，作为整体，提出的大都是“体制内选择”的要求（即政策、领导人、党派、政府的选择。）这一方面与中共“一元化”领导下，“一元经济”使现代社会各阶层得不到充分发育，社会政治制度使得各种社会利益集团长期以来没有自己独立的社会政治生活，自己的舆论工具和经济实体有关。

　　另一方面，中国政治社会中的所谓“体外精英”，虽经过十年改革宽松环境中的成长，到1989年为止，仍然是一个这样的混合体：它主要是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因意见不同而被排出体外的共产党人和“报国无门”的知识分子群体组成。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身具瓦文萨、哈维尔、曼德拉、金大中的素质，至少不妨作一回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更倾向于作戈尔巴乔夫。

　　二、我们在考察八九民运与文革的关系时，当然应该着眼于这些形式所包含的内容。

　　八九民运与文革确有不同。但那也只是表面的不同。从表面上看，它们似乎倡扬的是人类价值对立的两极：一个是为了“神”，为了毛泽东所代表的个人专制权力；一个是为了“人” ，为了人民民主的权利。前者是奉命造反， 后者是自觉革命。

　　但是，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忽略了真正的文革，是在毛泽东与自己发动的文革不断地进行搏斗中行进的；它的不平凡的乐章，是在失控和反失控的交响中谱写而成的。毛泽东，这个被压迫阶级的“守护神”，在那场运动中，实际上只是被各种心怀不平（有地位不平、遭遇不平、能力不平、精神不平）的人们借助“打鬼”——各级政权的掌握者、人民心目中的特权阶层、文化贵族——（正如他对江青所说）的钟馗而已。80年代是一个神灭的时代，人民已经有了自己的旗帜，他们不再以某个人的名义，而是以民主和法制的名义要求兑现自己的权利，这是时代的进步所赋予两个运动不同的性格，但是它们的内在动力，在广大人民来说，均是追求平等的渴望。从而，在指向特权阶层及其“制度性腐败”这一问题上，两者表现出惊人的一致！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广义的文革造反派，不论其个人具体经历如何，从社会阶级构成来说，主要是处于社会下层人民的一个政治派别。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革命后处于受压抑地位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后裔。与工农大众所持有的“原始平等”主义不同，他们的“造反”大多不是出于对物质利益分配不均的抗议，而是对发展机会与政治际遇不公平的反叛。如果说，前者的行为（按毛泽东的说法）是一种“经济主义妖风”的话，后者的行为在当时和后来的特权阶层眼中，则带有典型的“阶级报复”的色彩。他们是按照阶级秩序新建立的“专政”国家的受害者，他们的后代是前代阶级斗争的牺牲品。在阶级本质上，他们与工农大众本不属于同一共同体。但当着控制着社会全部资源和分配权力的掌权阶层迅速“掌权阶层迅速”特权化“并”血缘化“时，得不到充分发育从而也无从展示阶级特色的处在社会下层的这两个阶级，在共同利益面前，也就被轧成了一个整体。形成了不同于”老红卫兵“的造反派（或所谓逍遥派）。（载《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5年6月版）

　　书出之后，我第一个得到的海外反馈就是小凯传来的：你这个“黄毛丫头”怎么作出了一件惊天大事？你人在国内，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处境？他认为我今后应该到海外去作研究。从那以后，他少年时代的一个“小圈圈”——我多年没有来往的一些朋友开始定期询问我的状况；我的装备也迅速地改善……这里面，我不知道有多少是小凯的关照，多少是朋友自发所为。总之，在我们这个“小圈圈”里，只有我和他，是与“政治”沾边的。


人生能有这样的坦荡，是修炼不来的境界……

　　1996年12月，小凯从外电中得悉我终于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解聘的消息，于是开始帮我筹划出国访问之事。这对我来说，真是勉为其难！我不仅没有心理准备，而且外语遗忘得一塌糊涂。没关系！有朋友来帮忙捉刀。而且，就是当年为他准备出国文件的那位……因为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这件事虽然没有办成，但我还是非常感激小凯——感激他对于一个“小辈”的顾念。

　　1998年，我到荷兰后，他与鹏令也建立了很好的私谊。虽然他们在观点上有严重分歧，但互相是佩服的。与通常“君子之交淡如水”不同，他们甚至交换个人生活和感情信息。虽然仍是远在天涯，但我觉得与这位“大哥”倒是更近了。

　　小凯说他不懂政治学，看他的《中国政治随想录》，我觉得他还是掌握了民主政治的真谛（或称“共和”的真谛）的，那就是“制衡”的原则。不过，这个问题仍可以进一步讨论。因为“共和”有许多层次，封建时代的“贵族共和”是一种“制衡”的结构，近代社会的“精英共和”也是一种“制衡”结构。但这些“共和国”与下层社会的人权状况是毫不相干的。由此，我意识到，59年的小凯也许没有“下放”的经历，没有与底层社会共同生活的体验，即使是坐牢和劳改，也是和知识或政治“精英”在一起。他在读史时，也没有注意到，美国的政治家们，在把“民主”和“共和”两个要素结合起来，锻造一个新政体时那种面面俱到的深谋远虑……也许，中国第一步应该学英国，第二步仍然应该学美国？但是，这些都不妨碍小凯是本时代的先进分子，是一个杰出的学者，尤其是经济学界最优秀的精英。我们毫无疑问，是以他的存在为骄傲的！

　　小凯的得病与信主，我都间有所闻。我相信，有过艰难经历的他，不仅具有坚强的毅力，而且具有自我平衡的智慧。正是基于我对他的这种了解，我相信，他的精神“皈依”已是“归去”的一部分。他最终把自己交到了上帝的手中，也就卸下了一切有形与无形的负担——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多好！人生能有这样的坦荡，是修炼不来的境界……

　　我相信，他在天堂的聚会将更加富有人情味，和他的“牛鬼蛇神”在一起，等待我辈的归来！

　　2004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