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市场还是赌场？ 陈破空 上世纪末，以苏联解体为标志，冷战结束。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以共产主义阵营的失败而告终。共产主义的失败，是意识形态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自然，也是经济的失败。仅以经济而论，在营垒分明、短兵相接的竞争中，美国胜过苏联，西欧胜过东欧，西德胜过东德，南韩胜过北韩，台湾、及香港澳门胜过中国大陆。已是不争的事实。 冷战后期，中共开始了以“经济改革”为名的修修补补，企图挽救那最后一幅共产帝国。在过去25年的大多数年份里，制造了7%至9%的高速增长，于是，表面繁荣、乃至于“一枝独秀”的神话，震慑了世界。有人据此以为，那是最大的市场，投资的天堂。情形究竟怎样？ 1. 揭开高速增长的面纱 连年保持8%左右的增长率，使中国大陆至少看上去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然而，这一增长，乃是依托于巨大的投资。 其一，外商投资。每年高达数百亿美元。“九一一”事件后，外资对美国裹足，更大幅度地转向流入中国。连续两年，中国每年吸呐外资500多亿美元，超过美国，位居第一。极不相称的是，就在外资与外贸大幅增长的同时，中国国内市场却连续近七、八年陷于萧条局面：内需不足，物价下滑（去年因经济过热而暴涨），股市一蹶不振。这本身，反映了中国经济的病态。北京当局公开承认：中国经济增长，并非由内需带动，而由外资牵引。外资，支撑著中国经济的大半壁河山。 其二，政府投资。为了人为地刺激内需，拉抬经济，多年来，北京当局奉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平均每年发行国债1500亿人民币，保持财政赤字3000亿人民币。这类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恰好是中国城市外观得以粉饰一新、令局外人惊叹不已的由来。 其三，银行贷款。2003年，固定投资猛增，达全年GDP的47%.其中，多数来源于当局骤然放松的银根，即银行贷款。放贷占GDP的比重，比亚洲金融风暴前的泰国还要高，不仅立即酿成经济过热，而且为中国金融危机埋下凶险伏笔。 居高不下的呆帐坏帐，占国有银行资产的比例，当局的公布，是22%，国际上的评估，则是45%（标准普尔，2003年底）。中国金融黑洞的巨大，早已超过了先后爆发金融危机的南美和东南亚诸国，正常情况而言，中国国有银行早就破产了。然而，一次又一次地，当局以大输血、即注资的方式，强行维持国有银行，迄今，中南海已经前后四次为国有银行实施“大输血”，每次大输血，都高达数千亿人民币。每一番输血，都说是“最后的晚餐”，每一番又都自食其言。 于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路线图清晰地展现于我们面前：老百姓高额存款，变银行大举贷款；大量贷款流失为呆帐坏帐；呆帐坏帐越累越高，政府又挥霍老百姓血汗钱，注资银行，冲洗呆帐坏帐。但一次又一次的大输血，却从未冲洗掉国有银行的呆帐坏帐，前清后积，越积越多。 今年初的第四次大输血，是为了改善四大银行形象，扶持其到海外上市，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靠国内老百姓的血汗钱，已经养活不了国有银行；国内股市又深陷熊市，无以筹资，北京于是施出最后一招：到海外吸资，到华尔街圈钱，向他国转嫁金融风险。眼下，他们正派出庞大的游说团队，不惜耗费钜资，在美国上下活动，左右蒙骗，企图混淆美国人的视听，诱使美国人上当。 总之，中国经济，与其说是产量的增长，不如说是投资的增长。我们知道，投资，本身就构成产值。连年庞大的投资增长，自然构成中国经济总量的膨胀。而如此庞大的投资，仅构成每年7%至9%的总量扩张，实在不足称奇。 与此同时，高产值，未带来高利润；高增长，却伴随高成本。多年来，中国每万元产值能耗，是日本同一资料的10倍；单位产值的平均成本消耗，也一直高于印度两倍以上。眼下，中国陷入二十年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原油吃紧；电力不济，今年，24个省市拉闸限电；煤炭及其他矿产资源的供应，全面告急。 盲目开发，重复建设，浪费，与贪污，加剧了高成本、低效益的恶性循环。换言之，与其说是产值的增长，不如说是成本的增长。这就好比，造一座桥，要投入两座桥、乃至三座桥的成本。 2. 过度依赖外资的风险 前不久，“中国国家发改委”在一份研究报告中，首次承认：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外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迄今，中国引进外资已达5000亿美元，占中国GDP的比重，超过40%.这一数位，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和其他亚洲国家。 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9.1%，利用外资530亿美元；印度经济增长8%，利用外资35亿美元；俄罗斯经济增长7.3%，利用外资65亿美元。三国比较，中国经济增长对外资的依赖，一目了然。而且，众所周知，这一年，中国经济陷于过热；印度与俄罗斯经济则呈现整体健康与良性回圈的“双赢”局面。印度与俄罗斯，才是名副其实的“自力更生”，中国，则是不折不扣的“买办经济”。 就中国经济赖以为继的外贸而言，外资企业的进出口，占全国进出口总额达55.48%，已经过半，而且，这一比重，还在持续增加中。同一资料，在其他“出口导向型”国家中，分别是：马来西亚45%，新加坡38%，墨西哥31%，韩国15%.外汇储备高，听上去不错，实际造成游资泛滥，为通货膨胀埋下“定时炸弹”；外资增速过快，则加剧了经济过热的风险。物极必反。外资企业日趋主导地位，逐渐形成市场垄断，使中国经济受制于人，到一定程度，势将不由自主。 2002年以前，美国一直是外资的最大吸收国。这与其经济规模相称。以美国经济10倍于中国经济的规模，每年数百亿美元的外资，占其总投资的比重，可以说微不足道，消化自如。反观中国，在私营企业发展有限，国营企业持续亏损的情况下，每年数百亿美元的外资，足以左右其方向。鉴于国际资本的流动性，随著国际形势的演变，国际商人的任何战略方向性转移，都可能给过度依赖外资的中国，以致命一击。 巨大如洪流般的国际资本，有能力拱起一个国家的表面繁荣，也有能力将这个国家抛入深渊。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真正精明的国际商人，绝不会等到某一天早晨，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财富都被中国“套牢”了，泡汤了，才来叫苦不叠。 1989年，“六四”事件后，外商一度撤离，外资一度减退，加上国际制裁，中国经济立即呈现负增长，并持续好几年，直到邓小平发表所谓“南巡”讲话，外资才卷土重来，中国经济才重获增长。如果说，以彼时外商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有限支配，尚且左右一时；今天，外商外资对中国经济支配过半，一旦有变，必动摇中国“国本”。一旦发生大灾或巨变，10万亿人民币存款被民众挤提，5000亿美元外资被外商抽走，可想而知，中国经济将是何等局面？ 3. “橱窗效应”和“豆腐渣工程” 前不久，7月10日，北京下了一场暴雨，两小时之内，这座巨大的中国首都，就陷入全面瘫痪：城区严重积水，交通中断，大量民众不得不涉深水步行；部分地区断电断线，地铁进水，地面塌陷，山体滑坡…… 这场暴雨，仅仅还是“五年一遇”的中等暴雨，尚不是“二十年一遇”或“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2001年12月的一场大雪，北京全市也是一幅崩溃景象。人们不禁疑问：仅仅因为一场暴雨或者大雪，北京就瘫痪，形象便破产，又如何能保证几年后的奥运会顺利举行？ 北京露了馅，也就是整个中国露了馅：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七十年代末，邓小平急于弥补中共在其执政的前三十年（1949至1979）人为破坏国民经济的罪过，企图挽回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进而保住其既得利益，带领中共，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旗号下，全民皆商，金钱至上。从政治“大跃进”一步跨入经济“大跃进”，从政治狂热一步滑向经济狂热。为了提前尝一口“现代化”的洋荤，邓小平迫不及待地要立“橱窗”，搞“西洋镜”，集钜资建了一个深圳“特区”，犹如一百多年前，慈禧太后眼中的“十里洋场”上海。“六四”后，忙于收买城市、牺牲农村的江泽民，更是倾举国资源于大城市，尤其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对外“橱窗”，大兴土木，大肆烧钱，制造中国经济的表面繁荣。 中央如此，各地方当局也群起仿效，在各地城市大搞“面子工程”、“首长工程”。他们乐得如此，因为，无数工程，自有捞不尽的油水。腐败大军纷纷伸手，染指各项工程。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层层吃水。结果是，“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按四川话说，是“马屎皮面光，中间一包糠”。“豆腐渣工程”比比皆是。可以说，看似一幅“现代化”模样的整个北京市，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豆腐渣工程。北京如此，整个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 进出中国、感叹中国“惊人变化”的人们，看到的，就是这类华而不实的“橱窗”。误以为，那便是今日中国。大上海高楼林立，地面因之急剧下沉；北京城气派辉煌，却经不起一场暴雨的冲刷。这已经证明，即便是表面光鲜的中国城市，也是纸糊的灯笼，一戳就穿。 海龟（留学归国人员）回国，变成海带（待业），变成海草（被炒鱿鱼），处境尴尬，就是因为，旅居国外时，总听得国内形势如何“一片大好”，机会如何多多。回国一看，远不是那么回事，才醒悟：自己预先就中了国内宣传机构“厚黑学”的套。 4. 腐败大国，无可救药 “豆腐渣工程”的背后，是大规模的腐败。说到腐败，故事就多了。 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潘广田因受贿153万，被判处无期徒刑，判刑后，情绪低落，他说：“比我受贿数额大的人多得是，为什么要抓我？我想不通，不想活了。” 广东省惠州市公安局局长洪永林，因贪污被判死刑。死前留下遗言，最后悔有两件事：第一，住过无数豪华宾馆，却没住过总统套间；第二：吃遍了山珍海味，喝尽了玉液琼浆，却没有喝过路易十三！ 河南省接连换了三任交通厅长，不仅个个都是贪官，而且一个比一个贪。第一任叫曾锦城，一开会就说自己如何廉洁奉公。还举了一个他“拒腐蚀、永不沾”的例子：“一个副市长给我送一万元，我非常生气，骂他说，难道我就值一万元！”后来案发，他果然是每次受贿一万元，八次受贿八万元。第二任叫张坤桐，上任时立下豪言壮语：“让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然而，他一下基层，就沿途受贿，案发时，已经受贿一百多万元，人家说他是反话正说：让腐败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第三任叫石发亮，他的名言是：“一个廉字值千金”。结果也是反话正说：一个贪字值千金。一项高速公路工程发标后，他一次性收到的回扣，就是400万。 广西某县县委书记汪某，经常通过红包收取贿赂，却经常鼓吹“廉政”，有一回，他正在做“廉政”报告，一本正经地说：“春节快到了，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严禁收受红包。”话音刚落，在一旁等候多时的纪检干部走上前去，当众宣布：因汪某大量收受红包，立即实行“双规”。 中国银行顺德市分行行长何联升，有两个“二奶”：一个叫林青燕，另一个叫林燕青，审讯中，法庭问他，有几笔几十万元的钱，到底哪一笔给了哪一只“燕子”。何联升不耐烦地说：“这两只燕子我也分不清，反正，她们要，我就给，至于哪笔给了哪只燕子，我哪能记得这么多。”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因腐败落马，他的秘书李真被判死刑。李真在狱中，郑重其事地向中共高层提出遏制腐败的建言：“让领导干部都到监狱呆上一段时间。” 其实，说了大实话的，还是广西自治区政府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生前对情妇李平说：“……把这些钱统统存到海外去，共产党迟早要玩完，我们得准备一条后路……”中国官场腐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仅2003年上半年，因腐败，中共官员，外逃：8371人；失踪：6528人；自杀：1200人。这些“天文数字”，还仅仅是“官方统计”，如果加上没有暴露的和没有统计的，人数至少翻一番，再加上下半年的情况，全年的人数至少又翻一番。2003年，遭查处的省部级高官，达13名；其他各级官员则不计其数，仅江西一省，就查处官员近3000名；仅陕西一省，就查处官员7460人。今年大审计，49个中央部委全都有问题，足见中国官场腐败的高规格，大面积。 有一个比方说：让全国大小官员排队，如果朝他们每人开一枪，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个开一枪，肯定有漏网的。排斥公开与透明、拒绝监督与制衡的一党专政，为官场腐败大开了方便之门，有限的资源朝权力倾斜，不断为“强者”洗劫、瓜分。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可以断言：只要制度不改，腐败就无可救药，所谓“反腐”，只会愈反愈腐。仅仅是这一大规模的制度性腐败，就足以使那个不可一世的政权，不战自溃。 权力腐败，人心也腐败。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农民喝农药自杀，结果没死，因为农药是假的；送到医院打点滴（输液），结果死了，因为点滴是假的。 当今中国，号称物质丰富，却是遍地假货毒货。以“民以食为天”的食物而论，不法奸商为牟取暴利，掺假作伪，将大量假冒、乃至有毒食品推销上市，轻则致伤致残，重则夺人性命。假酒，假茶，假盐，假醋，假酱油，假火腿……；毒米，毒菜，毒油，毒粉丝，毒奶粉，毒馒头……；相关的，还有假烟，假药，假肥料，毒筷子……等等。 以前有人说海南岛：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其实，这个话，可以推广到全中国。假冒伪劣，假货毒货，如洪水恣肆。与其说是商品之毒，不如说是人心之毒；与其说是人心之毒，不如说是制度之毒。经过半个多世纪有目的、有系统、有计划的摧残，道德滑坡，天良丧尽，成为中华民族的巨创。 5. 中国富豪：今日座上宾，明日阶下囚 1989年，中共血腥镇压民主运动。其间，一个很有名的大陆富豪，责备学生“太过份”，“耽误”了他“做生意”，因而“支援政府镇压”。这个很有名的富豪，就是当时被称为“中国首富”的牟其中。 1999年，牟其中生意做过了头，以“诈骗罪”入狱，被判无期徒刑。可见他在主子那里并没有讨到个好。正是这个牟其中，在文革期间，就曾因政治原因被监禁，差点被处决，文革后，是胡耀邦将他解放出来。不料，八九年，为了几个臭钱，为了既得利益，他竟然说出了那等自私自利和为富不仁的话。应验了大诗人白居易一句诗：商人重利轻别离。结果怎样？正是他1989年举双手支援的那个政府，10年后又把他送进了监狱。 人治的诀窍就在这里：政策可以变来变去，今天你是合法的，明天你就是非法的。牟其中不明白一个简单而又浅显的道理：没有政治上的权利，就没有经济上的权利。只有健全的民主与法治，才是致富的长远保障。岂止是牟其中，那些目光短浅的中国富豪、商人们，都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热衷于权钱交易，官商勾结，黑白两道；他们急功近利，唯利是图，追求一夜暴富，枕于为富不仁。他们的致富模式，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那就是：权力经济，外加假，大，空，骗。 于是，中国的富豪榜，理所当然地，成了一个囚犯榜。每当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中国富豪榜，很快，人们就会发现，这些树大招风的人物，纷纷从座上宾，变成了阶下囚。先富起来，等于先捕起来。在这个长长的囚犯榜上，挤满了名列前茅的富豪：牟其中，杨斌，周正毅，禹作敏，刘晓庆，李经纬，胡志标，陈凯……等等，还没有算上那些亡命天涯的，如仰融、赖昌星等。 “我不关心政治，我只关心赚钱。”这是当今中国商人的不二信条，对这一信条，他们颇为自得，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实际的人”、“精明得了不得。” 的确，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将一干贪官与奸商培植成“先富起来”的“少数人”，尤其“三个代表”理论出笼后，官商一气、携手致富，更形登峰造极。然而，政策一改，权争一起，他们顿时沦为牺牲品。 其实，只要再读一遍《红楼梦》，当今中国商人、富豪们的必然结局，就尽在其中。在人治与极权的环境里，所有发家致富，都不过是黄梁一梦。所有荣华富贵，都不过是过眼云烟。搭载于一艘即将沉没的巨轮，结局可想而知。他们起劲地为当局抬轿子，合谋鼓吹“稳定论”，全属“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白忙活！ 大陆商人命运如此，投资大陆的台商也难置身事外。有多少台商，在大陆亏尽血本，铩羽而归，把打落的牙和著血吞下，我们不得而知，但相信为数不少。台商林志升的故事，想必人尽皆知。他满怀梦想，到大陆投资办学，却落入大陆官商勾结设下的重重陷井，历经绑架、坐牢、绝食、软禁等惨剧，最后，扔下一亿五千万人民币的投资，展开“三千里惊心大逃亡”，“偷渡金门，抢滩回台。” 从北京当局对待台商前后不一的态度，也可以看出其中端倪。本来，北京为了大力吸资引资，以“优惠政策”为诱饵，千呼万唤，台商，与港商和其他外商一样，才陆续进入大陆。迄今，在大陆投资设厂的台湾企业，共有3万多家，投资专案6万余个。台资的进入，既解了大陆资金短缺之急，又为大陆民众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单说大陆日益堆高的外汇储备，就有相当部分来自台资企业的出口创汇。按理，这是一种正常的、互惠互利的经贸往来，不应该被政治化。 然而，今年五月底，北京放话：不欢迎“绿色”台商，即，不欢迎支援民进党或“台独”的台商。熟悉北京政治语言的人都明白，所谓“不欢迎”，就是要整治，要收拾，甚至驱赶。至于“收拾”的办法，则可随手拈来。比如：取消优惠；从严查税；干扰运作；甚至暗使手脚，切断生意渠道；等等。 实际上，早自2001年6月，北京在台资企业中开始建立所谓中共“党支部”，就包藏了监视台商，策反台商，以至于渗透台湾，赤化台湾，颠覆台湾的巨大祸心。 北京恐吓台商，对台商分明是一个提示：投资一片没有民主与法治的土地，不仅没有思维与表达的自由，连经济成果都可能随时被人剥夺。还是那句话：要保障经济权益，先必拥有政治权益。这是对包括台湾和大陆商人在内的所有商人的深刻启示。大陆富豪们的下场，足为台商之殷鉴。 6. 是市场还是赌场？ 有人将中国视为最诱人的市场、投资的天堂，主要依据有两点：一，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矿产等资源；二，相对稳定的政局和社会环境。如今，这两大因素都靠不住。 其一，随著经济发展，劳动力成本不断飙升；中国人口因“一胎化”政策而日益显露出“老年化”，劳动力日显短缺；今年以来，突然出现的“民工荒”，使中国最廉价的劳动力出现断层；官商合谋的“圈地运动”，已近尾声，大致已无地可圈，土地成本急剧上扬；中国人均矿产拥有量，下滑到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8%，空前的能源和资源危机，大大加重了企业生产成本。 其二，饱受歧视与剥削的九亿农民，处境恶化到了极点。一连串数位可以为证：从2000年开始，中国城乡差距重新回到1978年以前的水平；从2004年开始，中国人均粮食拥有量下降到二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中国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去年就锐减1亿亩，人均耕地创历史最低点；一亿民工工资遭拖欠，拖欠额高达1000亿人民币以上；2003年，中国贫困人口不降反增。国际上普遍认定：中国贫困人口仍然还有2亿，其中主要为农民。鉴于情况严重，今年，胡温紧急为农民减税，但许多问题，积重难返，并非一收一放的应付性政策所能解决。 除此之外，官商一家，急于开发牟利，动辄实施强行拆迁和暴力拆迁，各地拆迁户或水利工程的迁移户，无端沦为贫民，甚至无家可归，成为仅次于农民的受害群体，也积累了深重的社会仇恨。 鉴于当权者的所谓“改革”，是以维护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和独裁统治为前提，这种“改革”，便不可能深入，不可能彻底。社会不公所导致的社会对立无法排解，情绪与矛盾随时可能激化。前一段时间，河北、福建等省，先后发生多起农民“万人联署”，要求罢免当地市委书记、市长等官僚。实际上，仅去年一年，参加请愿抗争的农民，就多达300万。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小故事：一名中共官员到农村视察，问农民：你们还缺什么？农民回答：我们什么都不缺，就缺陈胜、吴广了！在北京，各主要行政与立法机构门口，每天都挤满了上访的人流。其中，多数为失地农民和拆迁户。当局在人群中安置大量便衣，实施暴力截访，频频制造流血，上访民众怨气冲天。这一切显示：依靠极权、暴力、和重点收买伎俩所维持的“稳定大局”，已经显得十分脆弱，岌岌可危。 股市，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的晴雨表。中国股市，因肆意欺诈、疯狂投机、违规操作、黑幕交易，垃圾股充斥，长期陷入熊市，奄奄一息。与经济的“高速增长”极不相称。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股市，象中国股市那样，与其宏观经济表像如此脱节。实际上，中国股市，恰恰就是整个中国市场的形象缩影。 如果说是市场，那是短期行为的市场；如果说是天堂，那时投机者的天堂，所谓“冒险家的乐园”，及时行乐、转瞬即逝的“乐园”。政策摇摆、官场腐败、商场欺诈、社会道德沦丧，使物欲横流的中国，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赌场。在这个巨大的赌场里，长远而言，投资者极易被“套牢”，输多赢少，乃至于输光赔光。官大一级压死人，社会扭曲，法制不彰；官商黑合流，警匪一家，犯罪猖獗。使这个赌场险象环生，有如无形地狱，随时张开血盆大口。只要你睁大眼睛，就能看清，今日中国那些光怪陆离、匪夷所思的画面，隐约浮现的，不就是阴森地狱的狰狞嘴脸？ 7. 变革的趋势中国会不会变？变革的动力和趋势何在？ 统治集团。 江泽民恋栈不归，与胡温形成对峙。两大权力中心，形成两大势力集团。这两大势力集团，并非为了公众的利益，而构成监督与制衡。而是为了各自的己的利益，陷入无可休止的明争暗斗。围绕弱势群体、周正毅案、审计风暴、台湾问题，等等，两派激烈过招的痕迹十分明显。胡温势弱，只好走所谓“亲民路线”，即从民众中寻求权力支撑。 事实上，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四代下来，最高当权者的党内威权不断递减，迫使其越来越近地向民众靠拢，换取和挟持“民意”，来加大其在党内权力斗争中的筹码。非意图的权力斗争，可能导致非意图的民主结果。这是中国走向民主的可能途径之一。需要强调的是，这一途径，仅仅是一种可能性，或曰，偶然性。我们不可寄望于此。 中产阶级。 每年以1%增幅缓慢成长的中产阶级，包括当前中国社会各类精英：企业管理层，高级知识份子，国家公务员，以及中下层官僚。其中，只有少数人，可能成为外界指望的温和变革力量；但其中大多数，则属于被当局寄托保持“社会稳定”的势力。实际上，指望中产阶级主导变革，很难。首先，他们是现行经济政策的既得利益者。任何变革，尤其是政治上的变革，都可能最先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而令其抵触；其次，他们是当局主要收买且成功收买的物件，是贫富悬殊中富的一极，对现状相对满足；再次，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代人，像他们那样，大获资源倾斜之利，在短时间内致富，从一无所有，到腰包满满。正是他们，成为中国现状的主要赞美者。 他们中的大多数，拚命捞钱，热衷攀比，贪图享受，吃喝玩乐，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呈现一幅集体堕落图。他们唯一的价值观，就是一个“钱”字，而毫不关心社会发展与民族前途。并以这种“不关心”为荣。对他人，尤其广大农民和弱势群体的命运，漠然以视；对贫富悬殊、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甚至幸灾乐祸。一提到哪个地方、哪个阶层贫穷落后，他们就立即流露出对那个地方、那个阶层不屑一顾的神情。 提到中国的腐败与专制，他们就开脱说“慢慢来嘛”，何谓“慢”？何谓“快”？经济增长应该是4%，还是8%，还是12%？教育开支应该占GDP的2%，还是6%，还是10%？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起步在1989年，还是2003年，还是2011年？究竟什么是“快”与“慢”的标准？其实，在“慢慢来”一派眼里，并没有什么“标准”，如果有，就完全在当权者的一句话，快慢由他。――依然是奴才心态。 九亿农民和其他弱势群体。 作为被出卖和牺牲的物件，除了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短暂地好过一阵之外，半个多世纪里，九亿农民的日子，可说是暗无天日。户籍制度让他们生不如人，层层剥削让他们一贫如洗。不仅是贫富分化中贫的一极，而且是饱受歧视的物件。所谓“三农”问题，达到历史性的临界点。 单说中国空前严重的粮食危机。从1999年开始，连续5年，粮食减产，减产速度之剧，连当局自己都说：“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二次粮食大减产。第一次大减产，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的“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崩溃，数千万民众被活活饿死。这第二次大减产的幅度，超过第一次，使中国人均粮食拥有量一下子退还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水平，一下子倒退了20多年！ 所谓“以占全球7%的耕地，养活占全球21%的人口”之类的大话，恐怕是不敢再吹嘘了。从此，中国只有大举从国外进口粮食，以糊众口。然而，世界大米的年出口总量为2600万吨，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其年进口需求就高达2000万吨！“谁来养活中国？”这一命题，终于严峻而现实地摆在世界面前，无辜的世界，随时面对另一波来势汹涌的“黄祸”。正所谓：祸起萧墙。 “高速增长”、“一枝独秀”的经济神话，是以大城市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和盘旋延伸的高速公路来象征的，但是，农村破败、农业滑坡、农民赤贫、城乡差距扩大、贫富悬殊加剧、贫困人口增加，却构成一幅绝然相反的图景。这一切，源自江泽民1989年上台以来，所推行的“出卖与收买”政策。出卖广大农民，收买城市居民；牺牲下岗失业工人，笼络知识精英；漠视弱势群体，豢养军队警察；牺牲农村，填充城市；牺牲农业，填补工业。变“工农联盟”为“官商联盟”。一系列短期行为，已经造成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的严重失衡。 面对汹涌澎湃的上访群众，当局采取日益强硬的暴力截访，显示：这个政府已经精疲力竭、焦头烂额，丧失了解决社会矛盾的起码信心与能力。换言之，农民、拆迁户、和其他弱势群体的觉醒和行动，可能构成中国社会变革的大趋势。邓小平生前曾多次忧心忡忡地说：中国要出问题，就出在农民身上。他的话，极可能得到应验。 然而，历史一再证明并告诫世人：深处社会底层的农民与弱势群体，其行为模式具有自发性与盲目性。在现行制度下，社会对立情绪无法找到理性释放的渠道，长期被压迫于社会底层的反抗者极易走向极端，导致整个国家崩盘。如果统治者不改弦易辙，把握民意，顺应历史，传说中的“全面崩溃”，大可能不期而至。 （在全侨盟洛杉矶支盟第四届年会上的演讲 8/2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