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国家迈向现代化都必然要经历农村城市化这一社会转型过程，但中国农民在这一过程中所受的煎熬毫无疑问比任何国家都要剧烈，也更漫长，更重要的是，这种煎熬并不会随著这一代农民的老去而消失，而是作为命运的符咒传递给人数成倍增长的下一代。

这种煎熬来自于多方面：第一，中国现代经济部门的扩张无法容纳如同天文数字般庞大的过剩农业劳动力；第二，在城市里打工的大多数农民工中，其微薄收入只能维持本人的低水平生存，无法在城市里扎根。由于以上两个原因，他们无法割断与农村的联系，乡下那少得可怜的土地是他们生存的最后一线指望。

但是中国20世纪后十年开始的“新圈地运动”将农民们这点可怜的希望击得粉碎。因为这次“新圈地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耕地——另一目标是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的“旧城”，然而不管是农村的耕地还是城市居民的旧房，这次新圈地运动涵盖之处，都导致许多人的生存状态严重恶化。一些事例足以说明失去土地的农民面临的命运：四川省自贡市郊红旗乡、凤凰乡农民种粮食蔬菜加上副业收入，人均收入曾高达2，000元，较为富裕。但1993年厄运降临，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廉价征用该乡10平方公里土地，一次性发给18岁至40岁农民安置费8，000元，40岁以上的每月发放生活费54元；1997年，农民又失去了住房。到如今，许多农民的安置费早已用完，3万多农民的生存成了问题。这些失地、失房、失业，苦不堪言的农民，生存状况每况愈下，农民们不得不要求政府解决问题。然而政府给予他们的回答竟是出动警察，抓捕了不少农民。

类似的事例在全中国都有发生，曾被媒体报道过的就有上海浦东新区三林镇新桥村，云南省昆明市白德邑村。而且每一事件背后都有当地村干部的贪污腐败问题，中国土地制度的缺陷在土地征用问题上暴露无遗。

农民失去土地，意味著被拔去生存根基。大多数失地农民无法找到工作，因为城市居民的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那里根本没有农民们的生存空间。而中国政府的政策总是迟到：在户口对改变农民经济地位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些省市才开始“改革”城乡户口制度，撤除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现代“娜拉”——中国农民终于可以“出走”了，但“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农民们进入城市以后的生存状态，实在无法让人不感到悲伤：新华社记者曾对湖北农民工彭红平跟踪采访 115天，发现在这段日子中，彭红平有工作的日子只有45天，一共只拿到现钱415元；3个月内为11个老板打过工，没有一个老板兑现过工钱上的承诺。而目前全中国流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有9，400万人，像彭红平这样住不起房、吃不饱饭的农民工不在少数。

如此一来，土地对农民的生存意义更加重要。与90年代不同，农民们捍卫土地的决心大得多，他们的维权行动付诸实施后，各地流血冲突不断。中国政府不得不承认，侵害农民土地权益已成为当前侵害农民权益的最突出问题，而且呈现加重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土地征用中，低价强征强占农民承包地，截留、扣缴农民的补偿安置费用，不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在土地承包和流转中，强制调整或收回农民承包地，强迫农民流转承包地，非法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截留农民土地流转收益等方面。为此，农业部于今年8月派出6个检查组，分赴黑龙江、浙江、河北等12个省份，重点检查12类严重侵害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的行为。但是在利益集团盘根错节的情况下，这种检查一般都流于形式。只要中国当局维持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不治理政府腐败，失去土地的农民将会越来越多。

中国农民面临他们的前辈们从未遇见过的问题：1949年以前，农民们能够以家庭为单位，依靠土地维持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在他们被“解放”后的50多年后，他们将成为彻底的无产者：无地可种；无业可就；无处可去。

几亿失去土地的“三无”农民，将成为中国大地的震源。这种来自地底的吼声已经越来越清晰可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