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档”不能改变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

伍凡


“一号文件”的由来

自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发出5个“一号档”以来，至今已有18年了。胡温政权上台以来，继承了李鹏、江泽民、朱熔基不关心农民和不重视农业的严重后果。中国“三农问题”之极端严重，迫使胡温政权学习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手法，以促进提高农民收入为由，发表2004年“一号文件”。

胡耀邦和赵紫阳连续５年发布“一号文件”，其中心思想是对农民松梆，把毛泽东时代强加在农民身上的枷锁略微松梆，解散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的制度，把土地承包给农村家庭，这一生产关系的改变，立即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促使农业产量上升，农民收入显著增加。

自从1986年后，中国农村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用改变土地经营权而释放出来的农业生产力已走到了尽头。中国农村正面临著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完全不同的局面，现在没有新的动力来推动农业和农村的新发展，农民面临著市场经济的挑战，中共官员的压榨，苛捐杂税的盘剥，黑白两道结合横行农村的局面。“三农问题”正在逐年的产生并积累如下问题。

中共没有善待农民的事实

*连续５年粮食生产量下降，2003年下降约5%. * 农民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城市居民的收入是农民收入的6倍，而农民缴的苛捐杂税是城市居民的4倍。

* 全国9亿农民要养活县乡村三级中共官员和工作人员6000万人，约每15个农民人口供养1名中共官员，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官民之比。

* 中国农业正面临中国加入WTO的严重挑战，明显的事例之一是美国大豆已占领中国大豆市场的很大的比例。

* 中国农民人口高达9亿，但在收入方面很大程度上依靠约1亿农民工进城打工的收入，而仍然有2亿至2.5亿农民没有工作。农村人口是个巨大的社会压力。

* 为了发展城市，逐年征用农业耕地，2003年减少农业耕地4000万亩。

* 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结构严重的阻碍农村的发展。自毛泽东建立政权以来，中共逐渐建立了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结构，把广大农民困梆在土地和农村中，把农民当著二等公民和农奴对待，农民没有发言权，在政府和人大会议中没有农民代表和代言人。中共至今没有决心要打破这种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

* 改革开放25年来，农民和农村是最大的受害者，而中共官僚和城市居民是最大的受益者，城乡差别越来越大，占世界首位。

* 农民工进城务工，无论在人身安全，人权保障，子女就读，医疗保险，城市户口和住房待遇等等都比城市居民要低下，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把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当作二等公民。

* 中央和省政府财政预萛不包括农村教师的工资和教学经费，致使农村教育事业极端落后，严重影响农村子弟的长远发展。

* 中央政府预算没有包括县级以下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的工资预萛，9亿农民要养活这些官员和工作人员。粗略的估计，大约每年至少要花费7000亿人民币。

* 中央和省政府预算不包括农村医药费用，农民生病根本得不到政府和社会照顾，致使各种流行病在农村迅速扩散。最明显的例子是河南省农民为求生存而卖血，感染到爱滋病之后，得不到政府医院的治疗，并且还严加封锁消息。爱滋病正在中国农村迅速传播。

* 中国农村在某些地区法治荡然无存，黑白两道结合横行欺榨农民。

* 中共官员为了他们的政绩，盲目地扩大工业生产，把污水和废物倒进河流湖泊，致使农村的生存和农业生产条件大为恶化，严重地破坏了中华民族生存的空间和生活环境。

为 “一号档”不能改变中国农民悲惨的政经地位从分析“一号档”来看，中共企图仅在农业本身范围内来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它没有涉及到“三农问题”的本质和根源——农民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保障。农民收入连年下降，有其复杂的政治、社会、经济、贸易、教育、环保等综合因素造成的，因此仅仅靠“一号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回顾历史，文革结束后，解散人民公社，农民从农奴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承包土地耕种，农业生产力获得解放和提高。近25五年，土地承包制释放出来的农业生产力己走到了尽头，农民再单纯依靠土地耕种粮食和经济作物是无法迅速提高收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面临世界贸易在农业上的竞争，中国农业技术和生产力是相对落后的。因此，中国农民是面临著与25年前解散人民公社时有完全不同的环境。

现在，中国农民再一次落入了农奴的陷阱中，中国农民依靠农业本身，无法和城市居民收入相比较。另外还要供养6000万中共县级下官员，这批骑在农民头上的剥削者是中国农民收入无法提高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国农民只有赶走骑在头上的中共官员，再一次解脱身上的农奴枷锁，中国的“三农问题”才有彻底解决的希望。

中国的教育经费大多数集中化费在城市居民身上，全国9亿农民的教育经费全部要靠他们自己负担，这对中国农民是非常不公平的。农民子弟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如何能提高农村生活水平和如何提高农业生产力？

中国的医疗经费大部份花费在城市居民和党政军官员身上，9亿农民的医疗费用全都要自己负担，这就极大地压抑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中国各大小城市普遍建立工业，把污水废物投置到农村地区，农民深受其害。城市居民的高收入是建立在破坏生态平衡，把污染祸害转移到农民身上的基础上，这也就是城乡二元化的结果。

近25年来，有1亿农民转入到城市当农民工，但他们是二等公民，不能享受城市工人的教育、卫生、劳保、退休金等福利，而城市居民又离不开这些农民工的劳动。因此，城市居民是削剥了农民而获得较高质量的生活水平。同时大量的农民工代替了城市的正式工人的岗位，把城市工人挤下去，成了下岗工人，这又造成了用低工资顾佣农民工，代替高工资的正式工人，制造出大量的Made in China 的产品，行销全世界。可见，全球享受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是牺牲了中国工人和农民的合理劳动收入。

胡锦涛承认中共始终没有善待农民

中国“三农问题”是非常严重而明显的，农民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权利，正在对抗中共政权。据知，自去年10月到11月期间，全国有12个省250万农民包围县乡政府，反抗苛捐杂税。胡锦涛也不得不承认中共建政50年以来有五个“始终”没有善待农民。2003年11月20日的电话会议传达了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就当前农民抗争激化问题的讲话。胡锦涛在讲话中用了五个“始终”。他说：“无论是建国以来50多年的历程，还是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程，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党和政府的头等重大问题；始终没有从中国在相当长的期间内都是农业大国的角度思考，做出中长期的决策；始终没有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出发制订和落实好方针政策；始终没有从国家社会制度、社会政治安危，处理好农民利益问题；农民始终在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处于极不恰当的地位。”

中共不愿善待农民的根本原因及其严重后果

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城乡二元化，是中共制造出来的。农民收入低而赋税多，城市居民收入高而赋税少，这是世界各国的没有怪事。中共政权是依靠长期盘剥和压榨农民，利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二元化才能建立起独裁政权，一旦农民解放了，中共政权也完蛋了，这就是中共要建立城乡二元化的根本原因。

可见上述的问题不是一纸“一号档”可以解决的，中共政权正面临著农民造反的势态，农民己喊出他们的心声：现在缺的是陈胜吴广。农民只能靠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

海内外的学者，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三农问题”向中共当局提出警告，提出解决方案，但中共当局至今仍然熟视无睹，仅仅以“一号文件”来搪塞。

每年的两会期间，都有不少代表和委员们提出“三农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总是不了了之。为什么中共当局会这样对待“三农问题”的？在笔者看来，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6000万县以下的中共地方官员的利益和出路问题。在去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曾提出要撤销乡镇两级政府的构想，以解除中共地方官员对农民的欺榨压迫，但是因为中共党内利益摆不平，看来这项政策构想没有到下级官员的认同，执行不下去，因此在今年“一号档”中根本不提撤销乡两级政府的措施。可见，中共对农民又一次讲话不算数，看来只好等待农民自己起来打倒和结朿长期欺压他们的中共地方政权。

自从李鹏任总理，江泽民任总书记和朱熔基任总理以来，他们对中国农民毫不关怀，对中国农业极为轻视，致使“三农问题”逐年积累，迄今成了积重难返的影响全局的大问题。他们三个人要负历史的责任。

无论中共政权采用任何经济和技术措施，如果不改变农民的政治地位和尊重他们的利益，那末，“三农问题”必定是个无解。可以肯定，“三农问题”将决定中共政权的未来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