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写《中国“农民工”调查》？

赵达功


陈桂棣和春桃两位中国安徽作家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已经成了中国的热门读物，甚至已经引起海外读者的兴趣。这本书是作者呕心沥血，深入安徽省贫苦农村，走访了大量的最底层农民和村镇党政官员，花费了两年多时间，以事实为依据，讲述了中国农民真实的故事。这本书的轰动效应将长期存在，因为书中所描绘安徽农民的遭遇具有普遍性，是大多数中国农民景况的真实写照。中国十三亿人口中农民占了九亿，占了70％，这个比重未来多少年不会有大的变化。中国农民是中国最贫困的阶层，户籍制度将他们拴在土地上，让他们成为“二等公民”，经济上、政治上都处于劣势，是中国社会最不稳定的因素。所以解决农民问题经常成为中共当局的首要问题，但农民问题一直无法真正解决，究其原因，还是一个制度问题。制造城乡差别，制造城市市民与农村农民之间的对立，始作俑者就是中共当局本身。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但中国工人状况又怎么样呢？尤其是中国“农民工”状况怎么样呢？我不喜欢“农民工”这个词语，因为这是带有歧视性的语言。工人就是工人，干嘛要分出“农民工”呢？但在中国，“农民工”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人。

中国工人状况一直在恶化，其实主要还是指的“农民工”状况的恶化。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急速进行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而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前提条件是廉价劳动力市场。中国农村为资本原始积累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城市化和科技的飞速发展，不仅依赖农村提供原料，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可以任意残酷剥削的物件。农民进城是被歧视的，农民是中国的二等公民，没有文化，没有教养，不懂规矩，衣衫褴褛，粗言秽语，在城里人看来，乡下人只能做苦工，凡是城里人不愿干的活儿，都让农村人来干。服务行业的清洁工、餐厅服务员、保姆等，建筑行业的建筑工，煤矿特别是小煤矿的矿工，纺织服装制鞋行业、电子装配和玩具制造行业工人等等，都是“农民工”卖命的行业。

中国工人群体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开放以前，城市与农村完全隔离，所谓工人都是城市户口身份，而农民户口身份的只能被绑在土地上种植，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被迫成为中国二等公民。由于城市拒绝农民成为城市市民，因而农民不能成为工人，除非将农民户口转化为城市户口，成为城市人是农民梦寐以求的幻想。如今的中国工人阶层已经不是过去的工人阶层，农民渐渐成了工人的主力军，尽管他们被冠以“农民工”的“美名”，但城市工人阶层的成分主要开始由原来农民身份的工人组成，这的确是中国的一大变革，工人与农民实际上紧密联系在一起，说到农民就是指的农村种庄稼的人，而说到城里的从农村来的工人却不得不加上“农民工”的概念。据有关资料显示，中国工人中的60％是农民工，也就是说有一个多亿的农民已经进城成为工人，只不过他们没有城市户口而已。

有人质疑，为什么中国人要暂住中国？暂住证针对的主要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户籍制度就是要将农民捆绑在土地上，但工业化又需要农村廉价劳动力。尽管农民进城了，成了各行各业的打工者，城市的建设者和财富的创造者，但城市依然把他们当作农民，当作下等人。于是，为了区别城市和乡村，也为了歧视的需要，责令他们办理城市暂住手续，缴纳进城打工的苛捐杂费，暂住证就成了城市里农民工的标志，直接告诉人们，持暂住证的是农村人，是低下的贱民。

在中国东南沿海发达城市和发达省份，大量工厂企业里的工人群体主要是由进城农民组成，许多企业没有工会组织，就是有工会组织的也都是流于形式。我们知道，中国的工会组织是依附于中共党组织的所谓“群众组织”，工会负责人往往都是党组织负责人兼任。这就导致了中国工会组织是一个花瓶摆设，没有真正的实际意义。工会组织不独立，就不能起到维护工人权益，保护工人利益的作用。现阶段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本身已经变成权力资本性质的组织，在工矿企业，共产党组织与资本家成了合作者，他们共同要做的是怎样更多的剥削工人压迫工人，以获取资本的最大收益。于是，血汗工厂在中国遍地开花，“农民工”用血汗，用生命，建设了花园般的城市，引来了全世界各地嗜血的资本，也为欧美和全世界提供了廉价商品，创造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但是有谁来关心“农民工”的生存权、生命权等基本人权呢？

可叹的是西方国家劳工组织和人权组织主动来关心中国工人的悲惨状况，而声称工人阶级政党和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共，却扮演了阻挠调查，隐瞒事实真相的角色。如设在美国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组织不遗余力调查监督西方企业在中国是否违反中国劳工法，是否违反西方国家劳工法。该组织执行主席李强先生的一份对广东东莞裕元鞋厂的调查报告（《一家中国三资工厂工人状况的调查报告——耐克和阿迪达斯制造在中国》），揭露了当今中国农民工的悲惨状况。农民工不仅在政治上、权力上受到中国政府的压抑，经济上还要饱受中国资本家和西方资本家的剥削压迫。东莞裕元鞋厂隶属台湾宝成集团，大陆的工厂主要分布在东莞、中山、珠海等地区，主要为耐克（NIKE）和阿迪达斯（ADIDAS）生产鞋子。李强的详尽的报告披露了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罪恶。苏绍智先生有篇文章《二十一世纪的血汗工厂》，就是根据李强先生的报告，通过分析裕元鞋厂农民工悲惨状况，揭示了中国社会面临的深刻危机。我们来看看裕元鞋厂工人状况的一些描述：▲该厂主要只招女工，不招男工，目前工厂的男女工比例是一比十五。许多女工必须做男工的体力劳动，还有被性骚扰的情况，使女工的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都很大，工厂中突出的问题是女工累死、病死乃至自杀的事件多次发生。在调查期间，东莞裕元鞋厂竟有十五个女工跳楼死亡。

▲工资是计件工资制。计件的价格由工厂决定，由于工作定量太大，每小时的工资就被压低。东莞市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33美分，该厂每一工人每小时的平均工资是28美分，扣除个人费用，如医疗福利费等以后工人实际得到的工资是每小时24.4美分 （按：美国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5到6美元）。一个工人一天不停工作十小时实得工资是2.44美元。

▲据统计，一双耐克鞋完成在中国所有的加工程式，总共付给中国工人的工资不到1.5 美元，而耐克“乔丹五型”的鞋在美国卖价在120美元以上。可见剥削率之高。

▲劳动时间。该厂工人每天在工厂劳动十个小时以上，而中国劳动法规定的是八小时； 该厂工人一个月工作和加班时间是256小时，而中国劳动法规定是176小时。可见劳动时间之长。

▲劳动强度。该厂自实施耐克的行为标准以后，加大了工人的劳动强度，要求在更短的时间生产更多的产品。车间还安装了监视器，以监视工人。

▲工人劳动和生活条件均极恶劣，劳动中一直未能避免或减少使用有毒的化学原料，工人宿舍的面积只有25平方米左右，要住12-15个人。

▲工厂没有按中国规定给普通工人购买任何参加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保险。工厂有医院，只能治小病，工人如果得了重病必须请假回家，工厂不负担任何医疗费用，工厂只招收18岁到25岁的女工，如果不能适应工厂的劳动强度，只能在没有任何保障下离开工厂。

国际劳工组织或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劳工组织所关注的当然是中国工人权益，但他们还是有范围限制，他们最关心的是在中国的西方企业里的工人权益，还有为西方企业加工生产的中国企业的工人利益。如裕元鞋厂因为是生产耐克和阿迪达斯产品，他们很关心生产工人的状况；再如，为沃尔玛（Wal-Mart）提供商品的中国工厂的工人权益也是他们关心的。那么谁来关心除此之外的更多的中国工人权益呢？中共组织吗？中国和各级地方政府吗？中国的各级工会组织吗？当然不是。如果党、政府、工会都真正关心中国工人权益，国际劳工组织和西方其他国家组织不必如此操心。事实正好相反，中国的党、政府、工会几乎清一色的站在工人的对立面，尤其是“农民工”的对立面，他们要维护的是资本的增值利益，压榨工人的血汗是他们与中外资本家共同的利益所驱使。

尽管每天都有媒体和作家在零零碎碎披露中国工人的悲惨状况，但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看到像《中国农民调查》一样的《中国“农民工”调查》。最近传闻说当局下令严禁炒作《中国农民调查》和《往事并不如烟》等几本书，看来当局害怕真相。揭露中国农民、工人的实际真相，等于是在嘲笑“三个代表”，等于在打“伟大、光荣、正确”的大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