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证词为丁子霖向中国人权提供）


徐珏的证词：“六四”遇难者吴向东的母亲

吴向东，男，出生于1968年8月13日，遇难时21岁；生前为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四车间工人、北京仪器仪表职工大学企业管理专业三年级学生；89年6月3日晚11时左右于木樨地桥头附近颈部中弹，4日晨死于复兴医院；骨灰安葬于北京西郊八宝山人民公墓。

89年6月3日晚8时，向东送女友出门一直未归，约于当日晚21时在长安街复兴门桥遭解放军射击中弹，当时被市民送往复兴医院抢救，约6月4日凌晨与世长辞。6月3日晚，我和向东父亲等待儿子久不归家，来回于长安大街寻找，并在一家商店门口焦急等候。直到4日凌晨5点左右，仍未见儿子归来。我们夫妇俩决定骑自行车去天安门广场寻找。在行进路上，见一群凄凄惨惨的学生，有的受伤，有的抬着被坦克压扁的学生，我们心急如焚地只顾骑车向西单方向去，惨状更是触目惊心，长安街上到处血迹斑斑，路面被坦克碾压得印痕累累，长安街两侧商店的房墙上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玻璃柜窗上到处用鲜血写着“打倒法西斯！”等斗大的字。再往新华门走，正遇上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与横跨在长安街的坦克、装甲车部队相抗衡的壮烈场面，市民高呼“打倒法西斯！血债定要血来还！”

可悲啊！是谁挑起中华大地堂堂首都三十里长安街头的血流事件？我们拖着颤动的双腿绕道宣武门直奔前门，一路上房墙上子弹孔密集。到了前门，解放军早已把天安门围得水泄不通，路人告诉我们快到各个医院去找吧！广场早没有学生了。此时已是4日中午，我们在回转的路上，见早晨放在街上的军车现在正冒着熊熊大火。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了打倒官倒，打倒贪官污吏，争取民主自由，就是死了，也在所？惜！……。”——吴向东接着我们去了人民医院、儿童医院、阜外医院，每个医院门口都贴着死伤者名单，都是密密麻麻一片，各约400百多人，大家都簇拥着寻找自己亲人的名字。我们翻了许久，未见儿子向东的名字，又进到医院内从无名死体中一个个去辩认。可怜哪！都是一具具血肉摸糊，睁着大大眼睛的年青人，但仍未见到儿子。在众多市民的建议下，辗转来到复兴医院。这时已是下午5点多，我们见复兴医院的自行车棚外排着长长队伍的市民正在围观着死难遗体。我们看到了一份名单，排在第一个的就是“吴向东”。我还以为是受伤的名单，询问旁人住在哪个病床？这时一个青年人跑过来说：“这50多个名单都是放在车棚里的死人。”我顿时头脑里一声“轰”响，倒下不省人事了。等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医院一张长凳上，我是被外面一阵乱枪震撼窗玻璃的巨响惊醒的，后来知道这是戒严部队和市民抢夺死难者尸体的抗争战。我立即站起来，奔向我儿子的尸体，医生们扶着我，嘱咐我说：“您看一眼就回家去，晚上解放军仍然会来抢尸体的，他们要来毁灭罪证！”当我向儿子尸体那边走去，见周围密集地摆着一具具凄惨悲壮，愤恨不屈的英烈们的遗体。我一见儿子的尸体，发疯地扑向他，大声喊着：“向东！你醒醒，妈妈来看你了！”我要拥抱我那屈死的儿子，我要亲吻我英俊的、视死如归的儿子；他脸色苍白，双眼未闭。但还没有等我扑倒在儿子身上，几个壮实的年轻大夫就把我架了起来。我嚎哭着，挣扎着要挣脱他们把我往外搀扶的双手。

我看完儿子尸体从医院出来，来到大街上，众多市民都上前安慰我，有一个小伙子对我说：“你儿子是好样的，我们都是你的儿子！血债定要血来还！”一辆出租车免费把我们送回了家。7日，在30万戒严部队警戒着北京城的夜晚，在众多单位、朋友们的帮助下，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把向东遗体悄悄地送到东郊火化埸急速火化。当时在吉普车内，我看见我的儿子连血迹也未擦掉，在换衣服时，见到枪口是从左边锁骨之上脖子射进，从后边近脊椎处穿出，子弹进口为1-2厘米，射出口为2-3厘米，伤口四周被灼烧成一个圆洞。

我的儿子匆匆走了！不！他没有死，他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那21岁短暂的生命，将永远是光辉灿烂的一生！我儿子曾在5月的天安门广场写过一份遗书，遗书中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了打倒官倒，打倒贪官污吏，争取民主自由，就是死了，也在所不惜！……。”他以自己的生命实现了生前的诺言。

九月底，我们在八宝山人民公墓买到一方墓地，入葬那天，他弟弟吴卫东骑着一辆黄色自行车，车后安放着胞兄“吴向东”的骨灰盒，就算是“灵车”。我身着白衣骑车紧跟卫东卫护着向东的“灵车”。一路上，长安街两旁一队队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的戒严部队士兵枪口对着大街，街上不时驰过全付武装、装有机枪的军车。我们是在这白色恐怖下安葬儿子的。我们为儿子立了一块墓碑，碑上刻着红、黑二种体字，红的写着“吴向东之墓，生于1968年8月13日，死于1989年6月4日。”黑的写着“立碑人：父吴学汉，母徐珏”。

但是，谁又能想到，1995年11月，儿子向东墓碑上的立碑人“父吴学汉”四个黑色字体竟然改写成了红色字体。父亲也跟随儿子向东走了。这位生性善良、憨厚、正直的壮年汉子终因悲伤抑郁过度而得了绝症，抱恨而去了。生前他为了讨回公道，多次求告无门。

几年后，我们一起加入了“六四”遇难家属群体，从此他获得了力量，同其他难属一起从事难？的救助活动，一起为讨回公道奔走呼号。但是，我们也因此长期遭受“安全部门”的跟踪、监视。苍天哪！你的天理何在？难道能让视生命为草芥、视法律为儿戏、任意践踏人类生命尊严的刽子手李鹏永远逍遥法外！我们，一群“六。四”难属，向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已申诉了五个年头，可那些所谓的“委员长和委员们”，对我们的要求始终置之不理。现在我们醒悟了，站起来了。真理属于全人类，全世界。我们要走向世界，恳请、呼吁联合国和世界人权组织为我们死去亲人讨回公道，用国际法惩办杀害无辜人民的罪魁祸首李鹏！让真理的光辉照亮全世界各个角落！

徐珏1999.1.21


袁可志的证词：“六四”遇难者袁力的父亲

袁力，男，出生于1960年7月7日；北方交大硕士研究生毕业，在电子工业部自动化研究所工作，遇难前已接到美国StevensInst.of Tech研究生部的新生入学通知书，并已取得出国护照，预定9月以前赴美深造。

89年6月3日子夜（约晚间11时45分）在木樨地遭戒严部队枪杀，临近6月4日零时被人送海军医院，因身上无证件，被列入2号无名尸体。遗体右手大姆指虎口下方有一块乌青淤血；中弹部位由咽部射入，后背尾骶处射出。现骨灰安葬于北京西郊万安公墓。

89学生运动发生后，北京市全民响应，万人空巷，袁力因坚持工作，并没有积极参加游行示威，但他时刻关注着学运的发展情况。当父母因对过去历次政治运动所受冲击心存余悸而劝他不要过多介入运动时，他则强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还忧心忡忡地说：“一旦学运失败，那该怎么办呢？”在89年“六。四”以前的半个多月时间里，他几乎每晚必去人民大学广播站聆听学运消息。

5月20日晚，偶遇参加绝食的理工大学学生李**，袁力与他畅谈良久，并要李**给天安门广场学运指挥部领袖们捎个口信，建议停止绝食。他认为民众已经行动起来，已无必要继续采取伤害自己身体的断然举措。后来袁力听到柴玲宣布停止绝食的消息，兴奋不已。6月2日下午，袁力在办公室内与同事们谈论戒严部队在六里桥被民众堵截受阻，有人认为戒严部队可能开枪，袁力则说绝不可能，人民解放军决不会向人民开枪。他对官方宣传的所谓“军民鱼水情”深信不疑。6月3日下午，袁力去清华大学找一位研究生，因这位研究生已去天安门广场，于是袁力立即前往寻找，正遇学生们在府右街附近拦住一辆偷运枪支弹药和钢盔等武器的卡车，而且还有人用枪尖刺刀举着钢盔示威。袁力认为这是学生们的一次正义行动，大快人心。此时驻扎在人民大会堂里面的解放军企图冲击人群夺回武器，袁力与清华大学的同学一起手挽手拦住解放军，劝说他们退回人民大会堂内，直到晚8时才回家吃晚饭洗澡。

当晚约11时半，袁力听到军事博物馆至木樨地一带枪声大作，就立即骑上自行车前往木樨地，他母亲拉住他的自行车说：“危险，危险！已有人被打死，千万不可前去！”袁力则说，你们老年人尚且上街打听消息，我一个单身小伙子怕什么？当时他身穿汗背心、牛仔裤，颈上围一条白毛巾，说是为了碰上催泪弹等毒气时捂鼻子防毒之用。他执意跨上自行车，用力一蹬就走了。天啊！岂知这竟是最后的诀别。我和他母亲通宵达旦没能合眼。6月4日凌晨没见他回家，我们意识到出事了。我们请邻居帮忙找来了袁力的表姐、表姐夫，一同去木樨地寻找，并向西城公安分局和派出所探询。所有人都建议我们到各医院寻找。从6月4日起的半个月里，由袁力的表姐、表姐夫、哥哥和从长沙赶来的姐姐以及其他亲友们一起，找遍了北京市区内的44家医院，都找不到袁力，连尸体都没有见到。莫非是被戒严部队抓走了？真令人揪心、焦虑、恐惧、……。这样日子实在不好过。直至6月19日，我们再次到各医院拉网寻找，终于在海军医院太平间里见到了他的尸体。原来袁力身上没有任何证件，所以成了无法找到亲属的无名尸。在这段时间里，袁力的遗体曾被北京市弹簧厂的工人误认领走，两天后才送回。幸亏海军医院的一位老者想尽办法保存好尸体，因而得以完好保存，没有腐烂。

我们从各个医院亲眼目睹的尸体至少在400具以上，而已经陆续被认领运走的还不知更有多少具！？——袁可志在寻找袁力的半个月时间里，所到44座医院内无一没有尸体，最多的复兴医院，尸首堆积成山。我们从各个医院亲眼目睹的尸体至少在400具以上，而已经陆续被认领运走的还不知更有多少具！？在此期间，袁力失踪的消息一传出去，不仅许多亲友来我家探望慰问，而且还有三位素不相识的青年人来访，讲述6月3日晚到6月4日晨，他们在木樨地桥头下和在桥侧高楼脚手架上亲眼目睹的残酷情景：6月3日晚11时戒严部队先遣步行方队自西向东行进，一跨过木樨地桥，就一声令下，士兵卧倒，中间一军官以单膝跪姿，用冲锋枪向马路中间及两侧盲目扫射，多少人应声而倒。方队过后，不少人用三轮板车或自行车抢运尸体及伤者送往附近医院。相隔不到半小时，第一列车队自西向东缓缓驶过木樨地桥，有人看到一青年高举右臂，大声喊道：“我是清华研究生……”话音未落，这位青年倒在了黑暗之中……。

从袁力的尸体我们发现他的右手大姆指虎口下方有一块乌青淤血，中弹部位由咽部射入，后背尾骶处射出（参见照片），鲜血染红了背心和整条牛仔裤（血衣犹存）。我们断定袁力的右手是被？托击伤的；子弹是从军车上举枪往下射向袁力的，弹道几乎是直上直下。袁力尸体脸部，双目睁瞪，口微张，作喊话状。在火化前我们才为他瞑目合嘴。

89年6月24日，在八宝山第三告别室举行了向袁力遗体告别仪式，参加者约300人。在仪式开始前，我们亲眼看到两个一人来高、装得鼓鼓的黑色大塑料袋，被人送入火化室，远处就能嗅到令人窒息的恶臭。对“六。四”惨案死难人数统计中，像这样的遇难者，恐怕是很难调查清楚的了。多少冤魂只能由后人以“六。四”国耻日来纪念他们了！

1989年7月29日，在北京西郊万安公墓内，举行了袁力骨灰下葬仪式，袁力墓碑碑文是这样写的：恸哭吾儿未及而立之年猝然离世吾家希望之星突告陨落天公如此不公唤走有志青年留下古稀双亲吾儿七七坠地六三升天短暂一生不幸始终全家心碎永失欢笑立碑志哀。

十年来，袁力的死留给亲人的心灵创伤是无法弥合的。杀人者希望大家淡忘“六。四”惨案，但这只会使人们对杀人者的愤怒和对无辜死难者的痛苦记忆在心底里埋得更深。从天而降的突然打击，精神上的强烈刺激，导致袁力的母亲高血压症病情加剧，心脏病多次恶性发作，特别是向袁力遗体告别仪式时因晕厥而退埸。从89年以后的几年中，袁力的母亲每年都因高血压心脏病恶化而住医院治疗。再加上每年清明节、“六四”在万安公墓扫墓祭奠时，总是受到军警、便衣的监视，这种精神上的迫害，更使我们遭受身心双重损伤。安度晚年已成绝望。

袁可志1999.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