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死难者家属的证词

（以下证词为丁子霖向中国人权提供）


苏冰娴的证词：“六.四”遇难者赵龙的母亲

赵龙，男，1968年2月2日出生于上海，遇难时21岁；生前在家待业，临时在隆福商场打工；89年6月4日晨2时左右，在西长安街民族宫至六部口地段遇难，左胸部三处中弹；现骨灰存放在家中。

赵龙高中毕业后未考取大学，经两年磨练，认识到读书的重要。他说“妈妈，我要挣点钱交学费上学了。”我儿子是一个天真烂曼的青年，心地善良，富于同情心，乐于助人，尊长爱友。他弹得一手好吉他，电子琴也弹得动听。他的存在使我们家里充满了活力与欢乐。

1989年5月中旬，他在隆福大厦打工。5月的北京是不平静的，百万学生和民众发起了反腐败、争民主的示威请愿运动。赵龙与他的商场伙伴关注著这场运动，多次走上了街头。他还常常在下班后去天安门看望读大学的朋友，送食品、送水。北京戒严后的一天晚饭时，我说：“龙龙，你别去游行了，也别去天安门了，你还小，不知道怎样保护自己！”他说：“妈妈，你放心，我只想作一个历史的见证人。”我发现他学会了自己思考问题，好象一下子长大了。

“妈妈，你放心，我只想作一个历史的见证人。”——赵龙1989年6月3日晚饭后，我们四人围成一圈。我说：“今晚咱们谁也不许出去！”因为晚饭前我去西单路口，看到长安街上气氛异常，高音喇叭声嘶力竭地警告民众不要出门。我女儿米兰和我丈夫一定要出去看看，赵龙和他们也一起下了楼。我在家焦躁不安地等他们归来，深夜12点多了，仍不见他们回家。这时外面突然枪声大作，就像除夕夜密集的鞭炮声，宿舍楼里的人们一下惊呼起来，争先恐后地奔向楼下，纷纷议论著是真枪还是橡皮子弹？我惊恐万分，随著人群到了西单商场对面的西斜街路口。在这里，我突然看到电话亭旁一辆三轮车上躺著一个被子弹击中的青年，肠子流出了体外。而在大街上，几辆坦克由北向南呼啸而过，青年们飞车也向西单路口冲去。在路灯下，我一眼看见穿黄色Ｔ恤衫的龙儿，他飞车进了胡同，我心中一块石头算是落了地。我对身边的丈夫说：“你骑车回去看看，别让龙龙出来了！”我丈夫说他的车在民族宫，人多车多不好找，他就步行著回家。

过了好长时间，丈夫回到路口说：龙龙不在家；院里的阿姨们不让他再离开家，龙龙说要去找妈妈，又骑车出去了。我丈夫说龙龙机灵，不会有事的。这时已是4日凌晨1点40分了，我16岁的女儿说到西单路口去找哥哥，但正碰上坦克开路的戒严部队一路自西向东扫射，她扑倒在地，躲在花坛后面，根本无法去长安街上寻找哥哥，于是又撤回西斜街路口。6月4日凌晨5点多，我上了长安街，想去天安门找龙儿，或许他被困在那里。戒严部队手持冲锋枪，自红墙至电报大楼处，面向西席地而坐，封锁了去天安门的通道，待愤怒的人群喊著“打倒法西斯！”冲向他们时，部队就扔出燃烧弹，群众就往西边退，地上一滩滩鲜血，有的已经变成暗红色，万分惨烈，万分悲壮……

从6月3日深夜到6月7日，我们开始了漫长的寻找。龙龙的朋友、同学、我的朋友、同事分头去了各大医院。在邮电医院，我们翻检过成堆的尸体，却没有龙龙；在人民医院，门口贴出了140位死者名单，也没有龙龙；在复兴医院的尸体大部分已被认领，剩下的一具尸体躺在冰柜里，腹部被刺刀捅烂了，眼睛还睁著；这里也没有龙龙。我们猜疑龙龙被抓走了，向公安系统的朋友及监狱的朋友们打问，他们说当晚没有抓人。6日晨，我丈夫终于在辟才胡同路口见到了赵龙的自行车，我们判断他没有走远，要是出事也在附近，但我们找了好久仍然没有找到，7日，有位同事说他女儿任职的一家位于宣武区四川饭店附近的医院，还有好多尸体无人认领。那时长安街仍被头戴钢盔的戒严部队封锁著，并不时传来枪杀群众的消息。我丈夫说他一个人去，他迂回到布满坦克的复兴门立交桥下，绕道到了那家医院。院方让他看了些死者的照片，我丈夫认定2号就是，进到太平间细看，水泥地板上躺了九具尸体未被认领，2号尸体的脸和下身都肿得变了样；但从他那被鲜血染红了的黄色Ｔ恤衫、浅兰色短牛仔裤、白色耐克鞋等辨认，他就是赵龙。他左胸连中三枪。据院方讲，6月4日凌晨2点多被送到医院时已经死亡。在埸的一位首钢体育教练说是他和他的伙伴用平板车把龙龙送来的，他死在六部口一带。

7日下午，我们拿著我妹妹亲手缝制的洁白被褥覆盖了龙儿的遗体。他们怕我支持不了，不让我接近龙龙的遗体，我哭喊著：“我学过解剖，我不怕，我要见我的儿子！”我儿子的遗体被抬出来放在我脚边，女儿跪在哥哥的身边连连磕头，大声喊著：“哥哥对不起，那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就好了！”6月8日，我们去八宝山为龙儿火化、送行。这时的长安街上仍然戒备森严，两侧站满了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的士兵。我们到八宝山已经是晚上6点钟了，大门已关闭，我们叫开了门，当班的师傅同情地说：“收，都收下！”接著又有几辆运尸体的车开进来，院里、厅内放了很多尸体，师傅准许我们把龙儿的遗体停放在过道内。那种惨状至今仍历历在目。其中有一位刚从四川来京当保姆的老太太在木樨地高层楼阳台上被子弹射杀，她40岁左右的儿子从四川来京奔丧，哭著对我说：“大姐，你给我母亲照两张相吧！”我为那位安静地平躺在车上的惨死的老人家照了几张相，老人的儿子给我留下了四川万县的地址。可惜胶卷在冲洗时爆光了。三天后，我们把龙儿的骨灰存放到了老山骨灰堂。那是6月11日，这天到这里存放骨灰的人很多。

此后，我们每年都去老山祭奠。但1992年上半年，派出所来人要我们把骨灰从老山骨灰堂取走，否则他们就要统一处理了。尽管我们提出了强烈抗议，仍不允许放在那里，我们不得不把龙龙的骨灰存放在家里，一直到今天。

苏冰娴 1999.1.19


丁子霖的证词：“六.四”遇难者蒋捷连的母亲

蒋捷连，男，1972年6月2日出生于北京，遇难时刚满17岁；生前为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高二四班学生；89年6月3日晚11点10分左右，于木樨地复外大街北侧29楼前长花坛后遇难，后背左侧中弹穿胸而过，击中心脏；骨灰一直安置在家中灵堂内。

89年4月，由胡耀邦逝世引发的北京学运一开始，蒋捷连就十分关切。他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往来于人大、北大看大字报，听大学生讲演。4月19日，北京各高校大学生就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功过、参加追悼大会等问题，聚集在新华门前静坐请愿，与前来弹压的军警发生冲突。蒋捷连作为一个中学生参加了这次请愿活动。此后又多次参加运动。5月13日，北京各校大学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后，他常于夜间骑自行车前往广场参加纠察队维持秩序，第二天照常去学校上课。5月17日，天安门广场大学生的绝食活动进入高潮，蒋捷连与班上数名同学组织所在学校人大附中2000余名学生参加了首都百万人声援绝食大学生的大游行，这是首都中学生第一次有组织地走上街头。5月19日李鹏发布戒严令后，他又多次于深夜外出参加首都民众堵截军车、向军队说明学运情况、劝阻军队不要进城的行动。6月3日傍晚，中央电视台广播“紧急通告”（要市民不出家门，否则一切后果自负）后，他在家里坐立不安，担心天安门广场大学生的安危，一定要骑车去天安门。我在家里苦苦拉劝了他两个小时，最后他挣脱了我，冲进卫生间，倒插上门栓，越窗而去（我家住底层），从此再也没有回家。

当时他们还以为是橡皮子弹呢！他的同学被子弹擦伤了胳膊，而蒋捷连则被射中了后背，子弹斜穿心脏。……“我可能中弹了！”——丁子霖6月3日蒋捷连离家的时间是晚10点半。他在人民大学校门口遇到一位同班同学，两人相约骑车去天安门，但到木樨地就再也无法前行了。此时木樨地桥头整个地段人潮如涌，与自西向东强行突进的戒严部队形成了对峙的局面，戒严部队奉命向密集的人群疯狂扫射，大批民众倒在了血泊之中。当又一阵枪弹扫射过来时，蒋捷连和他的同学躲到了地铁站出口处以北、29号楼前长花坛后面；但是，他和他的同学都中弹了，当时他们还以为是橡皮子弹呢！他的同学被子弹擦伤了胳膊，而蒋捷连则被射中了后背，子弹斜穿心脏。那位同学听到蒋捷连轻松地说了一句：“我可能中弹了！”说罢他蹲了下去，随即昏倒在地，殷红的鲜血浸透了他那件乳黄色的T恤衫。这时的时间是晚11点10分左右。当时，周围的民众冒著生命危险把他抬到29号楼北侧门洞下，看他伤势严重，立即找来一辆平板三轮车，把他送往医院抢救；后来嫌板车走得太慢，沿途截了一辆计程车，由两名至今不知姓名的民众把昏迷的蒋捷连抬上车，送往了医院。

蒋捷连彻夜未归，也无处去寻找，我们父母只得守侯在人民大学校门口焦急地等待。6月4日清晨6点多，同去的那位同学由其父亲陪同来我家里报信，说蒋捷连受了重伤；他由于当时计程车里已挤不下人，没有能随车去医院，因而也就不知道蒋捷连被送往哪一个医院。

4日晨，我们亲属、邻居及学生找遍了北京20多所医院，所到医院死伤者难以计数，但均未找到蒋捷连的下落。4日下午，北京儿童医院通知人民大学校方去认领尸体。原来我儿子由好心人送到了儿童医院。据后来医院的大夫说，蒋捷连是第一批送往这所医院抢救的伤员，当医生把他抬上临时搭起的手术台时，他早已停止了呼吸；后来医院开具的死亡证明为“来院前已死亡”。蒋捷连是北京大屠杀中第一批倒下的罹难者。

6月5日清晨，人民大学校方派车把蒋捷连的遗体转到学校附近的中关村医院，存放在该院的冰柜里。6日下午4点，我们父母、家人、亲友、师长等20余人在医院为他举行了简单的告别仪式。我们在他那浓密的乌发周围扎上了那条他引为自豪的红布带——他为之献出热血和生命的标志。整个告别仪式没有花圈，没有哀乐，只有一片抽泣和父母的痛哭。

6月7日，蒋捷连的遗体避开戒严部队绕道被送往八宝山火化。火化前，他的亲属和所在学校人大附中的师生为他献上了花圈，一幅写著“爱国光荣”的挽联覆盖在他的遗体上。父母因悲伤过度已不能前往送行，母亲用血泪写成的一封送行信，放在了他的贴胸处。

“六.四”大屠杀发生后，蒋捷连是中共当局在内部情况通报中正式承认并见诸文字的唯一一名遇难中学生（现在已知的遇难中学生已不下名）。

1989年9月11日，即蒋捷连遇害百日之际，我们把他的骨灰迎回家里，安放在他生前睡觉的小床位置，在存放骨灰的竖柜正面，他父亲为心爱的儿子刻下了如下碑文：

这短暂的十七年你象真正的人那样活著又象真正的人那样死去你将以人性的高贵与完整刻印在历史的永恒记忆里。

永远爱你的爸爸妈妈

丁子霖 19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