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刻意回避八九和六四这两个数字”  六四百人谈（二）

                             ——访原六四参与者金岩

王 丹


认识金岩是在一次六四纪念活动上，他默默地站在那里一直到活动结束。然后我们开始交谈，我才知道他1989年的时候是南京航空学院精密仪器与机械制造专业的学生，到北京声援的一员。在以后的交往中，我对他最深的印象是他对六四的深挚而淳朴的感情。他不是理论家，也不是组织者，但他的的确确是当时成千上万普通参与学生的代表。今天，在美国他也是一个默默无名的工作者，他对六四的回忆正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心声。——王丹

王丹：金岩，很快就要到六四十五周年纪念日了，作为当年的一个直接参与者，这个日子在你心中有什么含义吗？

金岩：八九和六四这两组数是那么残酷地永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使我现在无论做什么事，都刻意回避这两个数，生怕不经意间触动我那永远的痛。每每看一遍当时的录影，或读一篇关于当时的文章，都禁不住泪如雨下，有激动，有悲愤，有为死难者的伤心，久久不能平静。有时又觉得好像做了一场噩梦，不停地问自己是真的吗？可如果真是梦那该多好呀，那些鲜活的生命依然灿烂，多少个家庭依然团圆美满，人世间少了多少生离死别的悲剧呀！可惜时间不会倒退，历史不能跳越。

王丹：能介绍一下你当年的亲身经历吗？

金岩：我当时正在南京航空学院读大学三年级，胡耀邦总书记逝世的消息传进了我们平静的校园，于是同学们在学校的默许下，自发地设置了灵堂，以供凭吊。很多宿舍的视窗贴满了各式各样的挽联，渐渐地食堂前的布告栏上出现了大字报，刚开始还是些悼念文章，后来转向了对时弊的揭露与批判，看后甚觉舒畅。到了五月份，听到同学们在课间讲北京学生上街游行等事情，他们是从报纸上看到的，我几乎不看新闻，包括电视，电台和报纸，我很反感新闻中按共产党内的大小官职一一介绍今天一号大官接见了谁，二号大官接见了谁等等，再后全国各地的喜庆景象，最后外国的战争，罢工，示威，灾祸等等负面报导，以凸现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美好。有一天晚上与同学上校外去看电影，正赶上别的高校游行，我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进去，第一次感觉到公开讲真话的兴奋。及到北京学生开始绝食，我们整个城市的高校学生沸腾了，我校同学也冲出了校园，加入了反官倒，反腐败，争民主，要自由的滚滚洪流之中。我开始有意识地积极参与组织罢课，游行，及到江苏省政府门前示威请愿，我为能在这历史的关头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而感到无比的荣耀。当北京同学绝食七天而政府毫无反应时，我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义愤，我毅然决然地决定前往北京接替绝食同学，因为我知道七天已接近极限，更别说是在风吹日晒的户外；其实我早就晓得我们的“人民”政府是不在乎几条人命的，我不是 ；为抗议政府而去，我是为了我的可爱同学们的宝贵生命，我没有办法说服他们的赤诚之心，只有为他们分担苦难。当我们八名同学眼含热泪来到北京时，政府已发布戒严令，绝食已毫无意义，决定终止，同时也挽救了多少同学的孱弱之躯。正当我们报效无门时，广场广播站发出了招集敢死队和纠察队的通知，以应付事态的发展，我当即率领我校学生报名参加，我们被分到了纠察队，由我领著负责天安门广场四周的警戒。天当房，地当床，就这样和锦衣玉食的人民公仆们对峙著。后来由于旷日持久，没有预期，高自联建议外地高校同学回到自己学校，实行空校运动，形成全国开花之势。我看也不能这么耗下去，再说同学中已有病倒的，我们就回到了学校。正赶上南京高校组织民主长征，要从南京一路走到北京，沿途广泛宣传，以赢得广大农民的支持。这时我看到原来不太积极的同学也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其中，我感到欣慰和希望，但是当时我太疲惫了，感到没有体力走完全程，只有挥泪为勇士们送行。后来屠刀终于出鞘，民主长征也在安徽境内夭折，我不得不震惊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功，对学生和百姓一战，取得了空前辉煌的伟大胜利，又可以在他们的军功册上写下红色的一笔。

王丹：你后来收到怎样的处理？

金岩：后来的处境还算宽容，也许像我这样的普通学生多不胜数，不得不刀下留人。新的学期刚开学，思想教育三天，要想毕业，必须写规定好格式的检查，我不得不违心地签下了我的名字。我为此感到汗颜，感到内疚，对不起那些死难者，我在此深深地向他们忏悔，请原谅我的无为，我没有办法，我无力反抗，我只有任人摆布。个人档案里理所当然的记下了我所谓的“污点”，使得我毕业后无人接受，最后不得不接母亲的班，当了一名修理工。所有少年时期的豪情壮志都随之烟消灰灭，我的一生就这样被共产党给阉割了，虽然活著，但无生气，这是另一种方式的屠杀。

王丹：现在的年轻一代可能已经不太能理解我们当时的心情了。他们可能会觉得无法理解我们的动机。更有人相信政府的宣传，认为大部分学生是受少数学生领袖的蛊惑才凑热闹的。你当时还是普通的参与者，你的看法如何？

金岩：要说导致我参加这场悲壮的民主运动的动机，我的很单纯，就是渴望自由。在这种令人窒息，备受禁锢的社会氛围中，只有一种声音，只有一种思想，人不再是人，而是社会主义加工厂的产品，稍有异样，立刻回炉改造，甚者当废品毁掉。我不理解怎么会有人说当时的学生是受了学生领袖的骗呢？我是自发的，我身边的同学也是自发的，没有游说，没有宣传，没有利诱，没有实惠，更没有承诺。所谓骗，是使被骗者认为以后会有令人心动的利或让人期望的保证。这些条件都不存在，怎莫令人上当。其实当时我都不晓得谁是学生领袖，只是后来的通缉令才让我叫得出他们的名字。那时只要是为了大局，为了学生的荣誉，每个人都会服从任何人的正确领导，没人计较个人的得失。

王丹：六四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在八九一代人的生命历程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痕。是六四把我们的个人轨迹与国家的历史轨迹连接在了一起。因此我觉得早晚有一天我们应该这样来纪念六四，那就是看它对我们的个体生命造成了什么样的冲击。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感受？

金岩：六四后的十几年正是我生命走向成熟的时期，在这段历程中六四扮演了时时刻刻与我同在的角色。我不厌其烦地一遍一遍地给那些好奇的不了解真想的普通民众讲解当时的一幕一幕，他们听时很感动很同情很气愤，可听完后就急急忙忙下班买菜去了，本来想与他们讨论一下，可能是我的水平有限，不能真正地吸引他们，他们只不过当成在听一个很遥远的故事，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也是故事里的人物，不一定哪天，他们也有可能成为另一个悲剧的主角。

六四对我最大的影响也许就是坚定我冲出牢笼，奔向自由的决心。当一个人无法改变身边的环境时，往往会选择逃避；我不知道这么做是不是有些自私，可如果不这样，我就将过一种苟延残喘，毫无希望的生活，这对我自己也是不公平的。可我并不是不关心我亲爱的祖国，我一定会尽我的力量来帮助她走出黑暗的阴霾。

王丹：历史的大场面我们已经有了太多的记忆，能不能请你介绍一些你记忆中的小镜头呢？

金岩：在那段时间，难忘的事何止千万。我尤为清楚的记得，在一个微凉的清晨，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刚度过又一个不眠之夜，紧张与疲惫的交织下，我们早已饥肠咕咕。这时从朝阳里走来一对身影，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太太和一位五六岁的小姑娘，老太太推著一个婴儿车，向我们走来。小姑娘紧随身旁。来到近前，由于我们是广场的警戒线，除了学生，外人一般不得入内，主要是为了防止便衣混进来，北京百姓也极为配合，从不越雷池一步。老太太心疼地对我说：“孩子，饿坏了吧！来，快拿去给同学们吃。”我说：“谢谢老奶奶。”便招呼同学们过来吃饭，老太太拿开盖在车上的布，只见一大锅热气腾腾的苞米面粥，一篮子馒头，一罐咸菜，还有十多支鸡蛋。老太太拿出碗来一一给我们乘粥，同学们都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早已狼吞虎咽起来。这时我发现，那小姑娘一只手牵著老太太的衣角，正在用牙咬著另一只手的食指，俩眼直直地瞧著食物。我把她拉到身旁，问她：“你没吃哪？”她摇摇头。我随手拿起一个馒头递给她，说：“吃吧。”还没等她放到嘴边，正在招呼同学们吃饭的老太太，突然转向了小姑娘，严肃地说：“不是告诉过你了吧，这是给大哥哥们吃的。”小姑娘登时眼泪在眼圈里打转，拼命地把馒头往我手里塞，转身到老太太身后委屈的无声哭泣。我的眼泪已情不自禁夺眶而出，滴在了雪白的馒头上，嗓子也已哽咽，不能言语，那一刻我强烈地感到我所做的一切一切是多么的值得。从一老一小的穿著上，我看得出他们并不富裕，可能正是由于我们把本该属于小姑娘的早餐给剥夺了，我为此感到深深的自责。在这里我祝愿老太太依然健在，幸福长寿；小姑娘也已长大，祝她美丽清纯，快乐永在。感谢当年对我们的无私的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