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发起的谴责中国人权纪录的提案已被证明是正当的，有必要也值得获得其他国家的支持。没有国际社会的压力，中国人权纪录决不会得以改善。对人权问题，中国领导人几乎不可能主动作出任何重大改善，他们禁止老百姓讨论这个话题，只有国际社会的批评，哪怕是零星的，都将会迫使他们采取行动，让中国的人权纪录得以切实的改善。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权纪录令人震惊，当时中国已完全同世界隔绝。外面的世界根本不知道，由毛泽东执意发动的大跃进所引发饥荒造成数百万人死亡这个境遇。那些表现出任何反对意见的人都会遭到惩处，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人都会被处死，有时甚至割断一些人的声带，来阻止他们开口说话。

即使在实行经济自由化后，中国的人权形势也是深不可测的。邓小平继续镇压持不同政见者，他对1979年镇压民主墙运动和1989年的六四事件负有责任。其中，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政府用坦克和机枪来镇压平民，已把中国侵犯人权的纪录永久地摆在世人面前。

如果说六四以后中国的人权已得以改善，那么绝大多数都是对国际压力的回应。这也是促使中国领导人作出改善的最有效的方式。另一个绝对的事实是，中国政府的确已经建立了各种各样的“人权”协会，可能也是假冒的，但它显露出，北京在世界舞台上对人权的指责很敏感。如中国人权研究协会的成立，其目的显然是想挡开国际社会的批评。上个月，中国又修改了宪法，加上了保护人权的条款，这一举动暗示其承认了道德上的失败。但众所周知，中国的宪法只是一纸空文，其中包括所有政府应该执行的原则，实际上都没有得以执行。

继续压制国内批评者，已使中国领导人愿意做出根本改变的猜测变成谎言。中国声称目前是“中国人权最好时期”，但即使这是真的，至少跟15年前的天安门广场和平抗议相比，也能证明这个“最好时期”是多么糟糕。

我个人的经历就是一个最好例子。1989年，我被中共中央委员会非法投进监狱，两年后才签发出正式逮捕令。中国国务院1989年7月的“平定反革命暴乱报告”试图把我同抗议的学生连在一起，但检察人员却无法找到任何证据来证实这些指控，1992年，在经过只有45分钟的审判后，我被判处入狱7年。甚至在我已经服满刑期后，又被多关了一年，然后才有条件获得释放，让我搬出居住着其他部级官员的公寓。

我家搬到北京郊区的一幢公寓，使有关人员紧密监视我的活动变得更加容易。在我获释后不久，我所居住的公寓就间隔起来，安装一个大门，同时摄像机也对准了公寓的入口和前后窗户。现在，这个公寓被24小时监视着，我的客人都要经过检查，并强行“登记”，禁止任何记者采访。在我获释后，我的电话一直被监听，自从上个月起，我的电话已被切断，剥夺了我打电话或上网的权利。

在我试着离开家时，任何时候都有4至5名国安人员紧密跟踪我。这些人的出现有效地阻止了我的正常活动，例如有这多人跟着我，我就不能随便去拜访一些朋友。有时，这些监视人员也采取直接行动，如他们曾为阻止我去参加一个古董展览会，强迫我坐进他们的车，还把我70多岁的妻子推倒，当时所有人都声称是代表“政府和共产党”。所有这些对我人身自由的侵犯，都明显地违反法律。

我的现状还不是最坏的。曾因反对邓小平在1989年武力镇压天安门事件的中国前总理赵紫阳，甚至还无法享受到我所获得的这些有限的人身自由。晚上，赵紫阳家的前大门被人用自行车锁从外面锁上，以此来限制他和他的家人呆在家里，中国农民也用这种方式来保护他们的家畜。现在已八旬高龄的赵紫阳患有重病，但他的自由对中国政府来说意味着无所谓，很显然，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处境已没多少希望会得以改善。

中国侵犯人权的案件正在日益增多，已超过了象赵紫阳和我自己这样的敏感政治案件，成千上万的上访者相信他们有权享受宪法所赋予的权力，他们只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接受他们的投诉审理他们的案件。然而，这些上访的中国公民已被政府当成讨厌的负担，被视为一种“不稳定”的因素。上个月，在要把保护人权写进宪法的人大会议召开期间，许多上访者被强迫驱出北京，或被暂时关押起来。

此外，中国政府仍以专横的姿态干涉一些他们不应插手的事务，如批准什么的教堂让人参加，可能练习什么样的功。任何公众讨论的话题仍是政府严控的主题，随时都会被扼杀。同国际组织进行接触，哪怕是联合国或外国通讯社或提供有关人权方面的资讯，都会被定为“危及国家安全”的罪名。

在面对一个理论上接受人权概念并自夸已改善人权，实际上却在毫无悔意地继续侵犯人权的政府时，改善这种局面的最好方式就是抓住每一次机会，在每一个可能的讨论会上，对其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