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刘天嫒的证词:

“六.四”遇难者肖波的遗孀


肖波，男，1962年6月生，湖南省龙山县人。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1985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留北大化学系任教。

肖波于89年6月3日晚在木樨地遇难，左胸前子弹贯通主动脉，动脉被击断。5日在复兴医院找到尸体，遇难时年仅27岁。现骨灰存放在家乡龙山县家中。

肖波出事时，我正在湖南家乡坐月子，事后听闻：89年6月3日晚，肖波与一位老同学相约去木樨地，因为肖波是化学系85级班主任，听说木樨地情况紧张，担心会有本系本班学生在木樨地出危险。据那位同去的同学讲，他和肖波到木樨地没多久，街灯就全熄灭了，人群开始骚动，枪声爆起，他俩被挤散，这位同学就在木樨地的桥下躲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回到北大发现肖波没有回来，急忙约了几位同学去找，一直到6月5日才在复兴医院找到了肖波的遗体。

肖波死于左胸前子弹贯通伤，主动脉被击断，流血过多，而当时复兴医院没有做抡救枪伤人员的准备，血浆根本不够用，他们事先只准备了大量眼药水、纱布，以为戒严部队至多释放催泪弹驱散人群。像肖波这样流血过多，无血浆救急而死亡的遇难者占了相当比例。据复兴医院的医护人员讲，肖波在自己被中弹前曾抬别的伤员来医院抡救，医护人员对他有很深印象，没有想到随后他自己也中弹被抬进了医院。肖波临终前，一直用手压住胸前伤口以止血，并告诉在埸的人，他有一对刚出生的孩子，请转告组织，照顾好他们.......。

6月16日，我在万分悲痛中支撑着从湖南老家赶到北京，同来的有肖波的父亲、叔叔和我的弟弟。两天后到八宝山与肖波遗体告别，遗体火化后，骨灰存放在老山骨灰堂；92年又将骨灰取出带回湖南老家。

如今肖波遇难已近十年，也不见一个“说法”，作为死难者亲属，我们长期忍气吞声，噤若寒蝉，...，我只想问，何时才能讨回一个公道？！--刘天嫒

肖波的遇难对我是睛天霹雳，当时我生下一对孪生子才70天，在悲痛震惊之下，奶水全无；不久查出双胞胎孩子中的老大有轻度脑瘫，四处求医，收效甚微，花费巨大。为肖波死于所谓“动乱”，我还受到巨大压力，北京大学有关部门对我为孩子治病借住学校空房的请求不予理睬，并警告我不准带孩子在校内走动，有人问起时不能说孩子的父亲是肖波。我请求组织上给孩子治病的费用给予适当的补贴，也遭拒绝，甚至连我自己正常的转干(我是中央民族大学舞蹈系87级大学毕业生)也因无人证明肖波是“误伤”而不能办手续，一直拖延至今。这一切使我真是伤心至极。

如今肖波遇难已近十年，也不见一个“说法”，作为死难者亲属，我们长期忍气吞声，噤若寒蝉，尤其是对老人、孩子，绝口不敢提起这件伤心之事，我只想问，何时才能讨回一个公道？！

刘天嫒1999.1.19
　　

8:张先玲的证词:

“六.四”遇难者王楠的母亲
　　
　　
王楠，1970年4月3日出生，遇难时19岁；生前为北京市月坛中学高中二·二班学生；6月4日凌晨三时半遇难于天安门西侧南长街南口，子弹从左上额射入，左耳后穿出；现骨灰存放于北京西郊万安公墓骨灰堂。

1989年6月3日晚11时20分左右，王楠携带照相机，头戴摩托用头盔，骑自行车前往天安门广场。11时左右，他曾给同学打过电话，说他要去拍摄历史的镜头。6月4日凌晨一点多钟，在人大会堂北门对面、南长街口被戒严部队开枪击中左上额，子弹从左上额射入，从左耳后穿出，头盔后面留有弹痕。后来被赶来的医学院学生抡救无效，于三点半钟死亡。

王楠中弹后，在埸民众曾冲上去想将他抬到医院抢救，但此时戒严部队已到达南长街南口，他们用枪威胁民众不准抬他，并将受重伤的王楠拖到马路边。据当时的目击者;一位司机和一位学生讲，那时有一位老太太跪在地上求戒严部队允许民众将王楠抬去医院抡救，因为他还是一个青年学生呀！当兵的用枪托指着老太太说：“他是暴徒，你再废话就毙了你！”后来，从南长街北面两次开过来救护车想到长安街抢救伤员，均被在路口警戒的军队截堵了，其中有一辆车上的医生(男)经民众请求，曾下车与部队交涉，要求将王楠及倒在地上的其他伤员抬走，却被戒严部队断然拒绝，只好作罢。救护车无奈只好由原路向北返回。两辆救护车中一辆是北大医院的，另一辆可能是协和医院的。

大约在6月4日凌晨零点左右，有一些医学院学生和医疗器械公司的职工自发组成救护队，不顾戒严部队的警告，从西单一路救死扶伤到达南长街南口。他们发现了王楠和其他两位受枪伤的人，立即给包札了伤口，当时王楠尚有微弱心跳，他们看到王楠的学生证后，立即向戒严部队提出：他是一位中学生，伤重流血过多，必须到医院抢救。一个戒严部队的士兵找来一位上校军官，看了学生证后，态度比较同情(据医生说此部队番号为51010部队)，但面有难色地说，只能就地抢救，不能抬出去。除了包札、人工呼吸之外，救护队的学生们没有别的抢救手段和条件。王楠终于在凌晨三点半身亡。医生们看他已死，又请求将死体运往医院，以便于家人认领，士兵们又找来一位年青的尉级军官，此人态度恶劣，凶狠地说：“不许抬走，你们也赶快走开，否则也抓起来！”但这些医生还是等到天亮，由一位医生先去找电话，向学校报信，留在南长街的医生们被戒严部队赶走，并将戒严线向南长街口内推进20米(这三位医生后来都来找过我)。

天亮后，戒严部队将长安街上的死者“就地掩埋了”。...大约6月7日，因尸体埋得浅，又被大雨冲涮，死者衣服都露出来，且有臭味...--张先玲

天亮后，戒严部队将长安街上的死者“就地掩埋了”。王楠和和附近的遇难者被埋在天安门西侧北京28中学门口草坪的西头(因草坪被破坏，现在已改种荆树)。大约6月7日，因尸体埋得浅，又被大雨冲涮，死者衣服都露出来，且有臭味，因此学校报告了西城公安分局、西城卫生局共同将尸体挖出来，此时死者身上的证件(或死亡说明书)已被掩埋者拿走，都成了无名尸。只因王楠刚军训回来，身着旧军衣，腰扎一根当年新发的武装带，被误认为是军人，才将他送到护国寺中医医院的太平间存放，后经戒严部队几次核实，确认他不是军人，才经由学校通知家长认尸。

王楠死后，父母健康受到极大打击，至今父患心脏病，母亲严重神经衰弱。

张先玲1999.2.9

　　
9:谢京荣的证词:

“六·四”遇难者谢京锁的姐姐


谢京锁，男，1968年2月19日出生，遇难时21岁；生前为北京联合大学轻工工程学院自动化专业86届学生，6月4日晨于西长安街六部口附近遇难，骨灰存放在北京福田公墓。

89年6月3号下午，京锁去接她的四姐回家，晚上未归。因当晚北京的情况紧张，全家人及亲朋好友非常担心、着急。第二天京锁仍未回家。6月4日早上，我们到医院及街上寻找，去过人民医院、水利医院、铁路医院、复兴医院以及木樨地、公主坟等路口，均未找到。6月7日上午学校通知我们到急救中心认领尸体。校方及家人来到急救中心，得知谢京锁已于6月4日遇难死亡；死亡通知书写明是“心脏遽停”。在急救中心，据一位司机讲，大概是3日晚，京锁中弹后，被民众送到急救中心。我们全家人至今也没有掌握确切的遇难地点和时间。京锁的受伤部位共有六处，胸前背后都有大面积的血印，从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家人至今也搞不清楚是枪伤还是棒伤，但下半身有枪伤，被子弹击中生殖器部位。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让父母知道这个可怕的枪伤死亡结果。实在不忍心让他们受到精神上的更大痛苦。

6月11日上午，校方及亲属、好友在八宝山进行了遗体告别和火化，后把骨灰存放在八宝山骨灰堂三年，随后转存于北京福田公墓至今。在谢京锁遇难后，全家承受了无比的痛苦，尤其是给全家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创伤。父母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姐姐失去了亲爱的弟弟，全家人失去了唯一的大学生。母亲遭受这样的沉重打击后，有半年时间未迈出家门，怕触景生情精神上难以承受。由于当时母亲精神完全崩溃，家里人又忙于救治、安慰、陪伴。父亲承受不住打击，体重下降20多斤，后来身体又受到多种疾病的折磨。总之，“六·四”带给我们全家及亲朋好友的痛苦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有说不尽的痛苦，有说不清的思念。

谢京荣1999.2.4


10:周淑庄的证词:

“六.四”遇难者段昌隆的母亲
　　
　　
段昌隆，男，1965年10月19日出生于北京，遇难时不足24岁；生前为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应用化学专业84级应届毕业生；1989年6月4日晨于西长安街西单至民族宫一带遇难；骨灰安葬于北京西郊万安公墓。

89年6月3日中午，昌隆从国家核技术局参加面试后回家，准备午饭后返校。我见他这段时间很消瘦，想多留一夜叫他休息一下。可他说不行。他说学校实验室的机器还开着，正委托同学看着呢！还要准备毕业考试、写毕业论文。他还对我说，他还要参加天安门的学生运动，忙得很。正在这时，清华同学Ａ来找他说：上午学校广播站动员学生去天安门声援，同学们都上街了。这时在市急救中心工作的女儿段琦也打来电话说，她们正忙于抢救在六部口被防暴警察打伤的群众，回家要晚一点。昌隆听后就给段琦送饭去。他到了急救中心后也投入了救助工作。这天姐弟俩一直忙到晚上11点多才回家。在这之前小女儿段君和Ａ也骑车出去了，说到外面看看。昌隆回来不久便又推车走了，临走前把身上仅有的几枚硬币掏出放在家里，身上只带了一把自行车钥匙和学生证。

我家在西城区北端的鼓楼附近，6月4日凌晨一至三点左右，不断听到外面密集的枪声，由西南方向逐渐向我们地区接近。这时，附近上街声援学生的居民都陆续回来了，哭诉着戒严部队开枪打死人的恐怖情景；但我的三个孩子都未归家，急得我不知所措。大女儿段琦蹬车一趟趟去寻找她的弟弟和妹妹，均无找到。她说西单、南池子一带军警林立、枪声不断，根本无法接近去找人。这时我预感到情况不好，已经支撑不住了，由胡同口跑回家呆呆地坐在沙发上，外面传来的密集枪声好似狠狠地打在我的心上，我全身紧缩成一团，两手用力堵住耳朵熬到天亮。我实在控制不住了，心颤动得历害，气喘不过来，感到身上穿的衣服都压抑着我。我像疯子一样跑出了家门，逢人便说我的三个孩子一个也没有回来！

4日上午9点多，段君和Ａ由天安门广场辗转回来了。她俩说昌隆并没有和她们在一起，她们就在天安门东南侧清华大学校旗下，昌隆若去天安门肯定会和她们在一起的。她们估计昌隆由家骑车直奔西长安街去了。下午，我们焦急地往清华大学打电话询问昌隆的下落，天啊！我们这才知道，我们的儿子已经离开了人世。

昌隆是6月4日晨被枪杀的；是由一位北京医学院的学生把昌隆背到了邮电医院(这位学生当时未留下名字，我们始终未找到)。据医院推测，昌隆是在西单;民族宫一带遇难的。当时该医院正好有一位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从昌隆的学生证中把姓名、班级抄在自己的裤腿上，拂晓跑回清华报告给校方，昌隆的死讯马上传遍清华园。清华曾派人去邮电医院，打算把段昌隆的尸体运回来，医院说上级有指示，尸体5日8点由政府统一处理，不让其它人插手办理！

我们听说后，由家里亲友于5日早晨乘车赶往邮电医院，给昌隆做了防腐处理，并剪下他的一缕头发留作纪念。昌隆左侧心脏大动脉中弹，据判断，是由小口径手枪近距离射击致死的。

亲友们看着形势已没有先前那么紧张，才回家把我们接到邮电医院的太平间，他们怕我们过份悲痛，先把昌隆的血衣脱下藏了起来，换上新衣服后才让我们进去与儿子告别。我进到太平间，那里还有二十六具尸体躺在那里，我见昌隆静静地躺在一张木板上，象是往常熟睡一样，只是脸色苍白，口鼻象倒吸了一口气没吐出来，双眼半睁着好象要向亲人诉说些什么。我轻轻将隆儿的眼皮抹下，说：“孩子，上路吧！每年的忌日，妈到墓地去看你！”我不知道哭，只觉得隆儿又回到妈妈的怀抱里，我亲吻着隆儿冰凉冰凉的脸，冰凉冰凉的手，冰凉冰凉的脚，这一切都冰透了妈妈的心！我全身血管好似凝固了，全身也麻木了。当我被人搀扶起来时，才意识到我要和孩子永别了！悲愤的感情一下摒发出来，全家嚎声恸哭，在埸的、路过的不相识的人群都陪我们痛哭不已。有些在埸的青年攥紧拳头对我说“这笔血债早晚要还的！”

这时清华大学的救护车早已仃在太平间外边等候，听说已与市教育、卫生部门商妥，同意把昌隆尸体运回学校。6日上午在学校开了追悼会，下午向遗体告别，之后送八宝山火化；八宝山一些在埸的人还为昌隆用松枝编织了花圈；9日取骨灰，安葬在北京西郊万安公墓金区、舜组。

昌隆的父亲四十四岁方得此一子，从昌隆65年落生到89年长大成人，用了父母毕生精力，正当孩子即将大学毕业报效祖国，为家顶门立户之际，却被罪恶的子弹夺去了生命！昌隆的死，对我们家庭是毁灭性打击，家中只有风烛残年的老夫妻俩相依为命，见到别人谈及各人的子女儿孙时，更触及我们的伤疤，疼彻心肺，尤其夜雨孤灯之际，面对爱子遗像，倍加思念，深感度日如年，往事不堪回首。

昌隆的死，不是由于病魔和车祸，而是由于爱国，他是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信念慷慨赴死的。--周淑庄

昌隆短暂的一生，是一步一个脚印札札实实成长起来的，所有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以报国之心，刻苦学习，关心集体，以极大的热情为同学服务，深切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昌隆从小学起就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和责任心，直到中学、大学,凡是熟悉他的人都能说出他生前感人之事，特别是上大学后，变得更加成熟了，记得在他生前的一篇文中曾说：“我只上了爱国主义这个台阶，就这一层我上得是踏踏实实的....我不是一个‘说教者’.....请看我今后的行动吧！”在89年那埸要民主、争自由、反腐败的学生运动中，他一直勇敢地站在最前列；最后，在6月4日晨，他大义凛然地走向了反抗残暴镇压的第一线，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挡刽子手的枪弹！昌隆的死，不是由于病魔和车祸，而是由于爱国，他是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信念慷慨赴死的。想不到当权者护短拒谏，反诬学生和市民的和平请愿为“动乱”！又调来数十万野战军，动用机枪、坦克和装甲车，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发动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造成了在和平年代尸陈长安道、血溅北京城的空前大惨剧!

孩子被无辜枪杀，当权者对死者亲属也不放松监控。每逢“清明”、“六·四”等所谓“敏感”时期，当局常常找我们“谈话”，还指派公安人员及便衣守候在我们的家门口监视我们，连我们去墓地也不放过，这使我们的心灵承受着极度悲伤又极度愤慨的双重压力。开始几年，我们面对警察的监控精神几近崩溃。现在，十年过去了，我们终于顽强地活了下来，这一方面要感谢来自四面八方的关怀、帮助和支持，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冷静的观察、思考，我们也逐渐觉醒了。我们不能再这样无限度地忍受下去，我们要维护自己作人的尊严，要行使自己作人的权利，要为死去的亲人讨回公道！

周淑庄1999.2.2


11:杨大榕的证词:

“六·四”遇难者杨撼雷的父亲


杨撼雷，男，1970年3月24日生，遇难时19岁；生前为北京流芳宾馆厨师；6月4日凌晨，于北京饭店西南池子附近遇难，左下腹脾脏部位中弹。

据医生说，如果抡救及时是不会死的；可是从夜间一、两点钟到第二天早上才被路过的人送到医院，那时已死了很长时间了。--杨大榕

6月3日下午，撼雷说要出去换月票，我们家长再三嘱咐他一定要速去速回，因为现在外面很乱。可他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们等到晚上，没有回来，等到第二天，还是没有回来，等到第三天，也没有回来。我和他母亲到处寻找，到处打电话，找遍了亲戚朋友和他的朋友同学，都说没有见到。一直到第七天，6月9日那天，他的一位同事到我们家来问小雷回来没有？我们问他，你见到撼雷了吗？他说，6月3日那天杨撼雷买完月票就去了他家，晚饭也是在他们家吃的，吃过晚饭后他们俩就出来(他的同事在朝内南小街禄米仓一带住)，当时已是晚8点左右，路上也没有公共汽车，人很多，大家都朝东单方向走去，他们也随着人群走到东四后又向南走去，不觉走到北京饭店前边，回也回不来，走也走不了，就这样在那里大约耽了4个小时。忽然人群骚动、枪声四起，大家一齐向后乱跑，他们俩从此冲散了。

我们听了他同事的叙述便到协和医院去查找，果然查到了，但看衣服颜色好象不对，医院医生说，你们不看他衣服已经被血染了吗？枪伤部位在左下腹脾脏部位。据医生说，如果抡救及时是不会死的；可是从夜间一、两点钟到第二天早上才被路过的人送到医院，那时已死了很长时间了。

撼雷死后，他母亲一天哭好几次，我总觉得这孩子没有死，象出了远门，在大街上看到了与他年龄一样的孩子总想他又回来了，就这样一连几年。现在，我和他母亲都已退休，两人每月加起来800元的退休费勉强度日。

杨大榕1999.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