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丽英等（北京）


    郭丽英的证词：“六。四”遇难者杨汝霆的妻子

    杨汝霆，男，1948年8月23日出生，遇难时41岁；生前为北京第一机床厂电器厂行政科副科长；6月3日遇难，右臂和肺中弹；现骨灰安葬于北京温泉公墓。

　　89年6月3日晚，天气闷热，晚23点20分左右，汝霆洗澡后换了一身新的白色弹力背心，白色短裤，穿着拖鞋到街门口乘凉；我因第二天（星期日）不休息，要上班，就和孩子睡了。后来，我听到外面有枪声，就起来寻找丈夫。我到了院子里，听院里的邻居讲，他们看到汝霆刚刚推了自行车出门。我想去找他，就向胡同西口走去，到了宗帽二条，街上群众劝说我不要再去找了，外面枪声激烈，出去有危险。他们劝我回家等待，天亮再找。第二天早晨，亲属们找了很多医院，最后在北京儿童医院太平间找到了他的尸体。汝霆是在复兴门立交桥附近中弹的，他连中两弹，一颗射入肺部，一颗射断骼膊；射入肺部的子弹在背部出口处炸开。他中弹后被民众送到北京儿童医院抢救，但没有救活。现骨灰安葬在北京温泉公墓。

　　我丈夫遇难时，孩子才11岁，上小学五年级（奋斗小学）；老公公年迈体弱患脑血栓，至今仍在医院治疗，生活的重担压得我患严重高血压和心脏病。在单位同事和亲属朋友们热情关怀帮助下，在社会各界及海外广大学者朋友们的无私帮助下，我度过了十个年头。我盼望政府能给予一个公道的结论。

　　郭丽英1999.1.21


　　张树森的证词：“六。四”遇难者陈来顺的母亲

    陈来顺，男，1966年3月2日生，遇难时23岁；生前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89级新闻系在校本科生；89年6月4日凌晨2时左右，在人民大会堂西侧小平房顶上头部左侧中弹遇难；现骨灰安葬于北京西郊金山陵园（南二区三排四号）。

　　89年6月3日晚6时左右，陈来顺与其大姐陈秀英一同离家至崇文门地铁处分手，此时北京情况已很紧张，大姐怕出事，劝来顺不要出去，来顺说要回学校交论文、取毕业照片，他没有随大姐回家。当时陈来顺背了一个深驼色书包，包内装有论文草稿和照相机等物品。因当时交通严重堵塞没有公共汽车，陈来顺步行绕道走到美术馆附近，遇上一位中学时的同学，俩人相约到他同学家里聊天下棋。据后来同学讲，到晚上11时左右，他们听同学家邻居讲，外边解放军开枪打人了。陈来顺和他的同学不相信这是真的，以搞新闻摄影专业为自己事业的陈来顺背起书包与同学一起走出了家门，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西侧，正遇戒严部队开枪扫射。当时聚集在大会堂附近的学生和市民慌乱得到处躲藏，陈来顺和他的同学被密集的人群拥挤得无路可走，就爬上了附近两间小平房（现在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广告牌，当时的小平房就在今天广告牌的后面）的顶上蹲着，戒严部队见平房顶上有人，就向上面开枪，陈来顺没有逃开戒严部队的子弹，头部左侧中“炸子”。当时被民众送到北京市急救中心抢救，不治身亡。

　　我有四个孩子，但只有来顺一个上了大学，我们是省吃俭用供他上学的，不想灾难落到了我们头上。来顺被枪杀后，没有人（组织、领导）来关心慰问过我们，反而每当“六。四”、清明节、农历七月十五、农历十月初一等节日，便有人监视我们，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近十年来，我们的身心被失去儿子、思念亲人的痛苦所折磨，受到严重的伤害；随之是冠心病、糖尿病、白内障、胃部时常不适等病症接踵而至，我是来顺的妈妈，每当祭祀的日子到来，我便几日不思饮食，泪水相伴度过那思念儿子的日日夜夜。

　　张树森1999.1.31


　　尤维洁的证词：“六。四”遇难者杨明湖的遗孀

    杨明湖，男，1947年2月1日出生，遇难时42岁；生前为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专利部法律处职员；89年6月4日凌晨2时左右，于南池子受枪伤，膀胱被打成了几片，骨盆炸成一个大洞，粉碎性骨折，6月6日8时于北京同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骨灰存放于西郊万安公墓。

　　杨明湖6月4日清晨1点离家，当时我和他听到枪声一起下楼，听邻居从西单回来说起大街上发生的情况，杨明湖很担心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决定去看看。他不相信人民军队会用机枪、坦克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他骑车离家到了天安门西侧的南池子，同人群一起站在东长安街的马路边。将近两点半左右，从公安部大院冲出来的戒严部队向群众开枪，杨明湖中弹了，3点多他由群众用平板车送至同仁医院。他受伤的部位在膀胱，被打成了几片，骨盆炸成一个大洞，粉碎性骨折，医院只对膀胱缝合，骨盆处由于是粉碎性骨折，有些毛细管找不到，医生已无法给他做手术。杨明湖在医院里同死神搏斗了两天两夜，在这段时间里，他一边输血，一边流血，终因腹腔感染心力衰竭于6月6日8时死亡。临终时他用微弱的声音深怀歉意地对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别的话已无力说下去了。

　　杨明湖带着很多遗憾而死，他正值壮年，有许多事需要他做，尤其是对我们的家庭造成巨大打击，我们有一个当时尚年幼的孩子，需要我们共同抚养教育，现在这一重担落在我一个人身上，孩子过早失去了父爱，过早地承受了不应该由他承受的心灵创伤。当时我的孩子尚未满五岁，正值启蒙阶段，父亲的教育对于他来说将永远不存在了。我所在工厂经济效益不好，工厂转行，对于我来说，独自承担孩子的成长教育其艰难是难以言喻的。“六。四”这一血的事实让我震惊，对于政府用这一残酷暴虐的手段对待自己的国民我深感愤慨！

　　尤维洁1999.1.28


　　黄金平的证词：“六。四”遇难者杨燕声的遗孀

　　杨燕声，男，1959年2月27日生，遇难时30岁；生前为《中国体育报社》编辑部电脑室职员；89年6月4日7时在正义路抢救伤员中弹，子弹射入肝部，于体内炸开，不治身亡。

　　89年6月4日早5点多，当我们都酣睡时，忽听有人敲门：“燕声，燕声，外面开枪了！”我听燕声骂了一句：“真是法西斯！”又过了一会，我回头找他时，他已经离家骑车走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一去竟成永诀。杨燕声4日凌晨骑车至正义路，那里还在开枪，路边站着很多人。这时开来一辆卡车，车上的士兵向路边的群众开枪，人们都爬下了，燕声也爬在那儿。这时在前面有人喊：“救命啊！我受伤了！”燕声站起来，要去救那个人，可就在他站起来奔向呼救的人时，狠毒的子弹向他射来，打中了他的肝部。他倒下了，用微弱的声音告诉周围的人：“我是体育报社的，我叫杨燕声……”在周围的人中有北京医院的大夫，他们目睹了这一切，并和周围的人用三轮车将燕声送到他所在的医院，立刻送到手术台抢救。医生打开伤口，发现子弹在体内炸开了，这是中了炸子！因流血过多，已无法抢救了。北京医院的大夫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我们。

　　我永远失去了初恋的丈夫，孩子永远失去了爱他的父亲。那时，孩子只有一岁八个月。当孩子三岁时，提出了我有父亲吗？他是多么渴望见到父亲啊！我们母子相依为命艰难生活着。沉重的生活负担都由我一人承受着。孩子还特别懂事，从来不要东西，有时，我想给他买，他就说：妈妈，我不要，不要！留着钱交房费、电费、水费吧！就这样为了支撑家里的开销，我不得不再找一份兼职工作。

　　孩子的追问，催我泪下，我强忍的心在流血；面对残酷的现实，我只有逃避麻痹自己，过着非正常人的生活。但是，我作为“六。四”难属，不仅得不到政府的丝毫安抚，反而受到种种不公正的对待，每到清明、“六。四”等“敏感日”，不能离开工作岗位，警察都要来我家里“打招呼”。这些年来，我逐渐懂得，像我们这样的“六。四”难属，唯有将痛苦埋在心里，坚强地面对人生！

　　黄金平1999.1.30


　　邝涤清的证词：“六。四”遇难者邝敏的父亲

    邝敏，男，1962年11月3日出生，遇难时27岁；生前为北京叉车总厂生产技术科专职技术员；89年6月3日夜，于北京木樨地遇难，子弹从背后射入，射穿肝部；骨灰一直存放在家里。

　　我儿邝敏，89年6月3日夜间在北京木樨地被解放军戒严部队枪杀，年仅27岁。他80年就读于北京工业大学机械系，84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叉车总厂工作，生前为厂生产技术科专职技术员。叉车总厂地处军事博物馆南面的莲花池，而我家在月坛南街，每天上下班必须经过木樨地横跨长安街。我本人因工作任务，当时正在天津郊区静海县出差，儿子遇难后6月5日接单位电话后，于6月6日赶回北京。据儿媳说，89年5月下旬以来，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市民上街支持学生运动，儿子夫妇俩每天下班后都时间或长或短地与地段市民们逗留于木樨地一带。6月3日夜被进城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冲散、追杀，儿子是在附近的水利医院死亡的。后尸体由电力医院的车子于6月4日转送到丰台医院。6月8日我在丰台医院太平间看了一眼儿子的面孔就哭得死去活来，同行者把我拉开后，叉车厂工会干部和儿子的同学给我儿子换衣服时，对尸体正反两面都拍了照片。据他们事后告诉我，子弹从背后射入，穿透肝部，从前面出来，入口小，出口很大，说明中的是炸子。6月9日去八宝山火化埸了解情况，见有驻军把守，说是要办一个手续，写一死亡说明，如果写枪杀就办不了火化手续。也有人传言说，一些遇难的人是裹着尸体谎称车祸才得以火化的。我坚决不肯这样办理。苍天有眼，是刽子手杀害了我儿子，难道还要我去替刽子手掩盖罪行？不让火化，就让尸体永远停在医院太平间！

　　到了6月12日下午，我接到电力医院通知，说公安局通知要求在两天内必须火化。我才如实写了个死亡简要说明，于6月13日办手续火化。至今我仍然把儿子的骨灰保存在家里。叉车总厂事后给我1000元补助，我没有要。

　　我32岁离婚，儿子成了我相依为命的独生子。他87年结婚，尚未生儿育女，倾刻间一个三口之家，儿子死了，儿媳走了，人亡家破。如今留下我这个70岁的孤老头，收入低，且肺气肿缠身，风烛残年，一片茫然，往后的日子托付谁？专制独裁者伤天害理呀！

　　邝涤清1999.2.1


　　张振霞的证词：“六。四”遇难者轧爱国的母亲

    轧爱国，男，1967年1月10出生，遇难时22岁；生前待业；89年6月3日晚22时中弹，脑干贯通伤；骨灰安葬于老家天津。

　　89年6月3日，我孩子出去买肉回来，叫我给他包饺子吃，随后他就找他的女朋友出去买鞋，说明天出去玩。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一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6月3日的夜里，政府的军队真的开始杀人啦！枪子满天飞。我当时在公主坟，我要去找孩子，可人山人海，到哪儿去找啊！于是我就先回到家里。第二天是6月4日，孩子没有回来，那可怎么办呢？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于是我就找来孩子的同学和朋友，求他们到各大医院去找，我自己也出去找。我去到海军医院，人家说只管查活着的，死了的就不管查。看来死了的就没有地方找了！惨无人道！难道集体给烧了？我到水利医院、304医院、人民医院都去找了，特别是人民医院，那里尸体都没有地方放了，就用袋子装了放到车库里边，什么样的惨状都有啊！大人、小孩、青年人、男的、女的，都看不清脸啦！我费了半天劲还是没有找到我的孩子。这一天又过去了。

　　到了5日那天，我说去301医院看看吧，结果我的孩子还真的在那儿，躺在冰柜里，医院保存的还很完整，医生说是脑干贯通，没有抢救过来。等他们告诉我的时候，我昏死过去好半天。我那天真活泼的孩子，就这样被他们活生生的枪杀啦！他们杀死了那么多中华儿女，是谁家的人谁不心疼啊！执政者犯下了血腥罪行，他们就是千古罪人遗臭万年。孩子的骨灰起先存放在八宝山骨灰堂，每年的清明节、“六。四”祭日我们都去看孩子。记得在91年，我和老伴还有孩子的女朋友一起去看孩子，我们只不过在那儿坐了一会，公安人员就把我们带到派出所去了，审问我们，想把我们三人驱散，怕我们闹事；最后又叫我们看彩电，给 “三五”牌烟吸，真不知他们存什么心。他们做了亏心事心虚，我在地上用树枝写了几句话“纸笔千年会说话，子孙万代要报仇！”他们就问我们向谁报仇？我说谁杀了我的孩子我就找谁报仇，到最后不了了之，就把我们送回家了。

　　我家以前是个欢乐的家庭，我看着我的两个儿子别提多高兴啦，他们都有女朋友，彼此可好着呢。自89年“六。四”后，我们全家生活得就没有任何意思了，简直是度日如年，我的神经受了刺激，半年没有上班，得了神经性高血压；我的丈夫得了心脏病快十年啦，我们熬过了一个又一个痛彻心肺的时刻，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艰辛困苦的岁月。现在我想开了，如果我要是死了，谁还给我儿子申冤？我还要保重身体活下去，我要和他们评理！我就不信世界那么大就没有说理的地方，我要和他们抗争到底，讨回人间的公道，要不我对不起那含冤于九泉的儿子！

　　孩子的骨灰在八宝山存放了三年后，我们送回老家去了，我这里有301医院的医生证明，还有死亡报告单和死亡诊断书，证明枪伤脑干贯通，还有我儿子的照片。当时的血衣、手表、身份证，我看着难受就都烧了。

　　张振霞1999.2


　　尹敏的证词：“六。四”遇难叶伟航的母亲

　　叶伟航，男，1770年2月10生于北京，遇难时年仅19岁零4个月；生前为北京57中高三。二班学生；于4日凌晨2时左右，在木樨地车站路北往东100米处宿舍楼前街心花园遇难，左臂贯通伤、右胸及后脑部闭合伤；骨灰存放于家中卧室。

　　89年6月3日晚9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开始了大规模的屠杀，全世界人民被这一惨无人寰的血腥屠杀而震惊！

　　我是医生，当时我正在给一患高烧的小孩看病，我在患者家里六楼看见对面我家儿子正在灯下复习功课，因为已进入紧张的高考复习阶段，看到儿子那样专心，我心中感到无限的安稳和自信，万没想到这一隔楼相望却成为我们最后的永别！无奈这无情的枪声震撼了年青的心灵，我孩子放下手中复习的语文课──《纪念刘和珍君》，于4日0点15分骑自行车离家前去木樨地（事后我的同事告诉我这个时间），6月4日凌晨2时左右，我儿子中弹后，由四个年青人轮换背着他送到海军总医院外科（日后外科大夫告诉我此情况）抢救。我儿子身中三枪，枪伤部位：左臂贯通伤、右胸及后脑部闭合伤；经大夫奋力抢救无效死亡，那年他年仅19岁！

　　于当时的情况，我们无法确知儿子遇难的地点，但事隔几月，我梦中梦见了儿子遇难的地方，为了证实，第二天上午我前去寻找，果然与我梦中情景相同──木樨地车站路北往东100米一宿舍楼前街心花园处，（现已拆除，已成立交桥），因此我便确定此处为我儿子遇难地。

　　儿子遇难后，我不忍心将他放在荒凉的土地上，为了相互慰藉孤独的心灵，火化后，我把儿子的骨灰放置在我的卧室中，我可以经常与儿子聊聊心中的苦闷、思念之情，身边发生的一切事情……。

　　我儿子在学校里品学兼优，很受同学和老师信任，是班里的一个好学生、好干部。他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未来。儿子突然离去，犹如晴天霹雳，我们的心在流血，亲人陷入万分痛苦之中。这样沉重的打击，我们难以承受，精神和心灵的创伤难以愈合。十年来，我们苦苦挣扎，为了给孩子讨回公正，我们呼唤有良知的人们，运用法律来维护人间的正义；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严惩杀人凶手，以告慰遇难亲人的在天之灵！

　　尹敏199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