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东旭的证词:
　　“六·四”遇难者马承芬的丈夫
　　
　　马承芬，女，1934年出生，遇难时55岁；生前为复员老军人；89年6月3日晚11时，在总政干休四所宿舍楼下乘凉时被戒严部队枪杀，子弹射入右下腹部，伤口约4-5厘米，6月4时晨死于304医院；骨灰自费安葬于金山陵园。
　　我的妻子是一位退伍老军人，1934年出生于河北省，1949年参军，1951年入朝参战，在韩战中历经三载幸免遇难。归国后1958年复员做了随军家属，到了晚年却无辜死在了所谓人民军队的枪弹下。十年前的89学运和民运，全国广大学生和人民群众，从国家前途着想，起来反对贪污、腐败，要求自由、民主，并要求与当时身为总理的李鹏对话，李鹏不仅不听广大民众的呼声，反而丧尽天良于6月3日派军车、坦克进城，开枪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
　　我们家住在总政白石桥第四干休所，位于复外大街木樨地水利科学院对门，距大街还有200米左右。当时很多老干部(约有数十人)聚集在干休所的楼下，对开枪屠杀人民的行为愤恨不平。约在夜间10点左右，从西向东开来的军车，竟毫无人性地向胡同里开枪，当时我妻子正坐在楼下台阶上同一帮老太太和电梯工说话(当时我站在离她2米远处和一位老干部说话)。突然间，一颗子弹击中她的右下腹部，伤口直径有4-5厘米，鲜血流了满地。她当时就栽倒在地下奄奄一息，生命垂危，必须马上送医院抢救，可是汽车又不准出动，只好借一辆三轮车，夜11点多送到304医院。因医院受枪伤的人太多，直到4日凌晨3点多，才被推进手术室。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草草手术后送回病房，也未给输氧(事前已向院方说明她前两个月因心脏病在此住过两个月医院)。当时以为并不严重，她躲过了这埸灾难，哪知道把她抬到病床上时她早已停止了呼吸。这把我和孩子们都吓坏了，我痛苦万分，致使心脏病复发，医生又把我送进抢救室抢救，经两个多小时才恢复过来。事后经干休所联系，把妻子送八宝山火化，三年后，我又自费将她的骨灰盒安葬在北京西郊的金山陵园了。
　　 “六·四”惨案已经十年，我们这些死难者家属和难友，每年都向当局写信申诉，要求公正解决“六·四”问题。我个人在“六·四”后的前两年也多次向总政和国家领导人写信要一个说法，因为我妻子完完全全是被无辜杀害的，但结果都是石沉大海，不仅不给我一个答复，反而再三阻拦我同一些难友的联系；当局还一再厚颜无耻地说什么天安门没死一个人。我在“六·四”早晨从急救室出来在医院门前等车时，亲耳听医院护士边走边说：“可把我吓死了，在五棵松附近一辆坦克把一个人碾成了肉泥！”至于死亡人数仅在304医院起码有数十人，在复兴医院、铁路医院死亡的人数更多，更何况在大街上被射杀的人，当时由军车运走或就地掩埋的就更是数不胜数了。
　　杜东旭1999.1.29
　　
　　张艳秋的证词:
　　 “六·四”遇难者王志英的遗孀
　　
　　王志英，男，1954年7月27日生，遇难时35岁；生前为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重型汽车铸造厂传动桥厂职工；6月3日晚12点，于珠市口十字路口处遇难，子弹射中颈部大动脉；骨灰安葬于昌平佛山公墓。
　　我家住在北京珠市口西湖营3号，我娘家住宣武区椿树上三条18号。89年6月3日晚10时多，我俩从我娘家回自己家，从前门外公园胡同出来就不能通行了，到了大街上，到处都是人，我俩只好推着自行车步行回家，当走到珠市口时就听到枪声，我们还以为是放鞭炮，边走边看，这时枪声越来越近了，听到有人喊：“打枪啦！”我们匆忙从挤满人的路口通过，看到人们到处奔跑，军队已经过来了，是从南往北过来的，都是全副武装，头戴大壳帽的军人边跑边开枪。我们一看情况不好，赶快跑到路口一辆面包车的后边躲藏起来，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一颗子弹打中了王志英，他倒在了地上。我急忙蹲下去扶他，鲜血从他的后背流了出来，我忙用手堵，血又从前边的颈部喷得很远(后来才知道中弹部位是颈部大动脉)。当时我拼命地叫喊：“救命呀！救命呀！”但是在密集的枪弹声中，我的声音再大，也太微弱了，没人听得见，人们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到打枪的部队那边，我的声音都喊哑了。大概过了几分钟，前边的部队过去了，在我的拼命叫喊下，旁边的人才拥了过来。地上的血已经流了一大片，我的身上也全都是血。这时有人说：“赶快送医院！”有一个人推过一辆平板车，大家把志英抬上车，但王志英已经没有任何反应，可能已经停止呼吸了。人们把他送到附近的前门医院，医院说治不了啦，赶快送同仁医院吧！人们又截了一辆面包车，把他送走了。当时旁边的人没有让我上车，车开走后我拼命喊要一块去，这时有两个年青人骑车带着我奔向同仁医院。当我们到达崇文门立交桥时，又遇上进城的部队，我们不敢上前，只好等他们过去才赶到同仁医院。
　　到医院后，医院十分混乱，跟医院说明情况(别人帮着说的)，一位姓赵的大夫对我说：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当时跪在地上抱着大夫的腿说：“求求您，救救他吧！他有七岁的女儿呀！”我的身上手上全都是血，沾了大夫一身，大夫流着泪说：“不行了，我们用了各种抢救的办法，他送来时已经不行了，他死了，已经送太平间了”。他是送到同仁医院的第一个死者，过了一会儿，赵大夫带我去太平间确认了一下，取下了志英身上的钥匙让我看，我的心彻底地碎了。我大声地喊叫，这时医院给我打了一针(可能是镇静剂)，许多好心的人围着我、安慰我，当时还有个青年报社的记者给我照了一张相。这一夜同仁医院拉去许多受伤中弹的人，谁也没有逃过死亡。还有一个女大学生吓疯了，许多人陪着我掉眼泪一直到天亮，一位至今不知道姓名的男青年帮我去通知了家里人和孩子的叔叔，到了6月4日中午才把我接回自己家。就这样，89年的6月3日在回家的途中我就永远失去了最亲爱的人王志英！ 
　　一星期后去八宝山火化了，现在他的骨灰放在昌平佛山公墓。
　　爱人死后，双方父母和兄弟姐妹都非常悲痛。我一星期没有进食，整天哭泣不止，神情恍惚，每日晚上都盼着他回来，总以为他去上班了，心想他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有时夜里经常说胡话，喊他的名字，一个月消瘦了二十斤。我的女儿当时只有七岁，他爸死后的几天我们没有告诉她，火化的那天才告诉了她，突然袭来的打击把孩子吓坏了，不住的哭，学校的老师说她在课堂上经常发呆，回家后也不吃饭，同我坐在一起掉泪。我的母亲急死过去两次，我的婆婆更是悲痛万分，吃不下睡不安，半个月后，公公眼睛急得看不见了，去医院作了手术，两年后因思念儿子过度悲痛离开了人间；婆婆高血压、冠心病也越发加重，经常离不开医院。我爱人的死给全家人带来的痛苦是说不尽诉不完的。
　　志英死后我和女儿在生活上很艰难，经济来源减少了一多半，我的工资只有66元，带着七岁的女儿，多亏了双方姐弟给予了一定的照顾才勉强维持下去。如今女儿已经十七岁了，在这十年当中，我们母女承受了多么大的精神痛苦和生活艰辛啊！“六·四”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张艳秋99.2.18
　　
　　冯友祥的证词:
　　“六·四”遇难者刘锦华的丈夫
　　
　　刘锦华，女，1955年2月26出生；遇难时34岁；生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干休三所工作人员；89年6月3日晚，在燕京饭店西边楼后遇难，脑部中弹；骨灰先存放在老山骨灰堂，后安葬于天津李齐庄公墓。
　　89年6月3日晚，我与爱人锦华去我妹妹家取药，因为当时我们的住所正拆迁，在公主坟阜城路那儿暂住，到我妹妹家需要进城。当时北京市区秩序混乱，在回家途中，我们走到礼士路听到西边有枪声响，就无法再往前走了，只好躲到燕京饭店西边楼后。我们想，我们并未参与运动，能有什么事呢？没有想到，当部队行进到此地时，随着枪声，我俩都倒在了血泊之中。我的大腿中了一枪，我爱人脑部中了一枪，一下就不省人事了。而后我大喊快来救人，接着我被送到了儿童医院，我爱人送到哪里，情况如何，当时我不知道。过了一周，我转入306医院，方知我爱人已被群众送到空军总医院的太平间，她死了。她的遗体是由她单位的所长找到的。八天后在八宝山火化，单位负责开了追悼会，我也带伤去参加了。而后骨灰存放在老山骨灰堂三年；三年后，听我岳母的意见，安葬在天津李齐庄公墓。
　　“六·四”事件发生后，我们的家庭就算完了，从那时起，我只好带着我的孩子过起孤独的生活，至今没有组成新的家庭。在这十年之中，许多困难摆在了我的面前。第一是工作问题，家中出了这么大的事，尤其是涉及政治问题，我也就无法在单位干下去了，因为我不能再干一件永远也无法成功和能够看到前途的事情，一气之下，只好“下海”经商。这其间给我的亲友们增添了不少麻烦，都是一些具体问题。最让我头痛的，是培养和教育孩子的问题。我不能把残酷转给下一代，我不能培养一个仇恨的心灵。但如何做呢？确实是件很艰难的事情。十年了，我考虑了很多，我想，最终的解决应当是国家在“六·四”事件上有个结论，方能解除我们难属及全社会人民的忧虑。我在亲人遇难十周年的时候，十分怀念我的爱人。我对于在“六·四”事件中同我爱人一起倒下的人们深表哀悼；对于这些年来帮助过我的人们表示衷心感谢。
　　冯友祥1999.2.18
　　
　　石峰、韩淑香的证词:
　　“六·四”遇难者石岩的父母
　　
　　石岩：男，1962年8月出生于辽宁大连，遇难时28岁；生前为北京空政歌舞团演奏员；89年6月4日遇难于某一立交桥，头部太阳穴中弹，右手有扭伤；遗体于八宝山火化。
　　石岩1978年考入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1983年毕业后分配至北京空政歌舞团工作，他的家就住在歌舞团大院内。他89年6月4日遇难时只有28岁。因为我们不在儿子身边，听儿媳讲：6月3日晚些时候，她发现石岩一直没有回家，就到处去寻找，后来在北京人民医院太平间发现了石岩的尸体，是头部太阳穴中弹，右手有扭伤。当时有一位穿大衣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压力不敢讲真话，费了好多口舌，他才讲出了一点情况，说石岩是在某一座立交桥上被枪打死的，是红十字会急救中心给送到医院太平间的，当时还没有停止呼吸，后来，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因当时北京满街都在打枪，是亲朋好友冒着生命危险急急忙忙将石岩的尸体送到北京八宝山火化的。
　　现在家里只有我们两个老人相依为命，身边无子女。我本人是高血压、心脏病，我老伴股骨骨折，行走不便。十年来我们两人艰难度日。
　　石峰、韩淑香1999.2
　　
　　刘淑琴的证词:
　　“六·四”遇难者彭军的母亲
　　
　　刘淑琴的证词:“六·四”遇难者彭军的母亲
　　彭军，男，1959年11月出生，遇难时30岁；生前为新疆建设兵团司令部物资局驻京办事处司机、办事员；6月5日晨于北京朝阳区东大桥遇难；骨灰存放于平谷火化埸骨灰管理处。
　　89年6月5日早上6点多钟，彭军从朝阳区东大桥的住址出门，准备去买早点，行至大桥斜街西口南边约15米的地方，遇戒严部队扫射，身中两弹，一处在脚踝处，另一处从右后胸射入，左前胸穿出，当时由民众用平板三轮车送往朝阳医院抢救，但抢救无效身亡。彭遇难时只穿了短裤和拖鞋。
　　彭军死后，送平谷县火化埸火化，所在单位给他开了追悼会，并给彭的女儿一次性抚恤金人民币2000元左右。
　　半年后，其妻带着3岁的孩子离家而去，后改嫁他人，地址不详。
　　三年后，即1992年的9月，父亲彭国贵因儿子遇难受刺激去世，年仅59岁，原来的六口之家只剩下了我和女儿两人艰难度日。
　　刘淑琴1999.2
　　
　　 刘秀臣的证词:
　　“六·四”遇难者戴伟的母亲
　　
　　戴伟，男，1969年1月5日出生，遇难时20岁；生前为和平门烤鸭店厨师；6月3日晚11时，上班途中遇难；骨灰安葬在昌平县永陵。
　　89年6月3日晚，戴去前门和平烤鸭店上夜班，行至民族饭店西侧七路公共汽车站时，遇上戒严部队开枪，不幸中弹，子弹从背后射入，前胸穿出，后送邮电医院抢救，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于4日凌晨死亡。
　　当我得知儿子遇难后，精神失常，下身瘫痪，住医院半年。后经多方医治，幸存至今，但身体虚弱多病，精神恍惚，内伤已无法弥合。
　　其妹戴菊当时正在报考警校，各项条件均已合格，却因哥哥的事情受到牵连，不能录取。后报考32中，学业优良，名列前茅，毕业后分配到哥哥生前单位和平门烤鸭店工作，只是用自己的劳动换饭吃而已！
　　刘秀臣19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