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25日

　　北京戒严第五天，广场上仍然聚集着超过十万名参加静坐的学生，外地声援学生仍陆续到达。新成立的“首都知识界联合会”下午二时发起各界示威大游行，要求废除戒严，罢免李鹏。

　　李鹏下午在中南海会见尼日利亚等三国驻华大使，显示党内保守派在权力斗争中已经获得胜利。

　　台湾艺文界发起支援大陆民主运动的捐款，已经超过一百万元。

　　1989年5月26日

　　中顾委主任陈云今天主持召开中顾委常委会议，表态拥护戒严。彭真受中共中央委讬，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统一思想。

　　广场上的最高决策机构“各高校代表联席会议”经过通宵讨论，今晨确定未来运动的方向是在坚守广场的前提下，主动出击，把把爱国民主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凌晨，学生领袖吾尔开希，歌手侯德建到广场参加通宵音乐会。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安徽省教委副主任温元凯到北京与王丹，沈彤等学生领袖见面，建议学生撤除广场。同时，北京“高自联”已经组织学生，分别到各大城市进行宣传。

　　天津市外经贸委副主任张炜在天津市的表态会上公开表示不赞成李鹏的五一九讲话，宣布辞去职务。这是中共第一个局级干部辞职抗议。张炜原是北大学生会主席，天津开发区主任。

　　1989年5月27日

　　晚上七时，广场指挥部召开中外记者会，会上，王丹代表“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建议学生在5月30日结束静坐，撤离天安们广场。王丹号召在5月30日举行全市大游行，并把4月27日订为公众节日。后，该建议被广场指挥部否决。

　　在香港，由“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办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演唱会在快活谷马场举行，参与的演艺界人士超过三百多人，其中包括邓丽君，梅艳芳，张国荣，成龙等。

　　在美国，华盛顿地区二十几所大学的三百多名中国留学生在中国驻美大使馆门前举行示威集会。旧金山侨界则在旧金山中国领事馆门前举行了四千多人参加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在台湾，罗大佑等艺文界人士合力创作了《历史的伤口》歌曲，献给大陆学生。

　　1989年5月28日

　　约八万名来自20多个省份的大学生与北京市民为响应“全球华人大游行”的倡议，在北京举行游行。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张伯笠宣布，将要利用香港捐赠的帐篷，在广场上设立“民主大学”。

　　香港，150万人参加“全球华人大游行”，创下历史记录。台北，上万名台北大学生和民众在中正纪念堂集会，声援大陆学生。

　　1989年5月29日

　　上海“高自联”决定，自5月30日起发动“空校运动”，把民主运动推向全国。在北京，三名“北京市工人自治筹委会”领袖被秘密逮捕。

　　1989年5月30日

　　有北京八所艺术院校师生共同创作的“民主女神”像今天凌晨开始树立在天安门广场。数以万计的民众参加了落成典礼。

　　十时，广场指挥部举行记者会，宣布继续坚守广场，直到6月20日全国人大八次会议召开为止。同时，北京知识界联合会宣布准备参加绝食。诗人叶文福，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萧阳，北大英语系讲师朱荔等纷纷宣布退党。

　　约两千名民众在“工自联”常委韩东方、李进进的带领下包围北京市公安局，要求释放工人领袖。

　　1989年5月31日

　　广场指挥部举行记者会，副总指挥李录代表“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发表声明，指出此次学运是纯粹的爱国民主运动，不受任何政治力量干扰，并提出学生四大诉求：撤销戒严令；撤走军队；保证不秋后算帐；实现新闻自由。

　　台湾几十万学生举行“手牵手，心连心”活动，拉成从基隆到高雄长达240公里的人链，声援大陆学生。

　　1989年6月1日

　　广场指挥部举行临时中外记者招待会，表示指挥部总指挥柴玲，副总指挥封从德今日凌晨几乎遭人绑架。此外，“高自联”主席杨涛表示，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减少，并不表示学生撤离。

　　1989年6月2日星期五——1989年6月3日星期六

　　刘晓波，侯德建，高新，周舵等“四君子”开始在广场绝食。

　　6月2日晚，军队或用军车，或用其它车辆；或着便服，或列队跑步，以多种方式从多路向广场进发。最后在木樨地、新街口、王府井、六部口等处被群众堵截。这些军车有的载有枪支，而便装步行的士兵则带有菜刀、铁棍、铁锹等器械。午夜，入睡后为街头喧闹声惊醒。从阳台上望下去，见一辆车翻倒在人行道上。因为此时人人都十分警觉，虽是午夜，出事地点很快聚集了四五百人。警察以绳索将人群和肇事车辆隔开以确保控制局势，多辆警车迅速开到，效率之高罕见。邻居先已在阳台上观看，他说死者和伤者都已送医院（二十二号楼的侧后方恰是复兴医院），肇事者已为警车所接走。这辆车没有牌照却自由行驶。最可注意的是，不待勘明肇事经过，警察就将肇事者用警车带离现场。当时有人提出抗议，但无效。他们走后才有人不顾警察阻拦从车厢中翻出军装、地图、报话机，证明他们是军人伪装成平民。

　　十点四十八分，一武警车高速行驶（120公里／小时），撞毁隔离栏杆，车翻滚停于地铁口，车内人未伤；撞翻自行车及三轮，一妇女当场死亡（王新民，37岁，城建开发总公司工作），三人送天坛医院，途中死一人，后共死四人。（田玉林，37岁，城建开发总公司科级干部，遗一女）。司机及车中二人十分钟后为交通警带走。公安局欲带走武警车，被阻。车牌藏于车内（Bj-WJ-1525），有二匕首及警灯警棍。路边停着一辆褐色小面包车，车型为Pajero.有辆警车在木樨地撞倒了4人，其中3人死亡。政府的新闻称，该辆撞人汽车的司机已被拘留，该车并非警车。

　　十一点，枪声分别由人民大会堂和新华门传来。跟着陆续有伤者被送到救护站；一位同学送到救护站时已经死了，有人为他念一首诗，说他是死在天安门的，他的血不能白流。广场气氛渐趋凝重。广播站呼吁同学聚集到纪念碑周围。有同学拆了营帐，拿着木棍和竹枝聚集在纪念碑下。但有同学仍在帐内睡觉。

　　6月3日零点，距西单十字路口几十米处。交通完全阻塞。一辆大客车被围，车窗关得严严的，车里坐着士兵，青一色光头、白衬衫、绿裤子。表情木然而沮丧。车窗上满是唾液。另一些人给他们照像。首都电影院，又有三辆大客车被围困并将轮胎放了气。其中一辆装载辎重，大学生登车搜出枪支架在车顶上示众。再前行，又见到四辆大客车，里面同样坐着便衣军人，轮胎被放气，其位置恰在中南海正门西侧。那些车的车窗大部已碎。这是军警从示威群众包围的车中抢夺武器时，自己砸碎的。

　　下午，天安门西侧的六部口。发生了群众堵戒严部队弹药车的事件，出动了防暴警察，并发射了催泪瓦斯。就在这前后，这批弹药的主人，三十八军万余名官兵陆续徒手进入人民大会堂。这支部队的一部分负责对天安门广场西侧的包围。天安门西北的护国寺，有军车被群众所堵截。一辆往南开行的大轿车被大批群众包围，停在路边，车上坐满了人。车里的人上身穿着白衬衫，下身则穿军裤，车座下露出枪管。

　　凌晨三点，军队又进城了。没武器，一律白衬衫，绿军裤，由东往西。一部分被市民阻拦撤退，另一部分则进入市中心。

　　下午两点半，几千解放军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列队向北疾走，如入无人之境。一个人推着自行车还没来得及躲，就被推了个大跟头，解放军举起自行车扔到路边。这时，从长安街开来一辆公共汽车停在马路中央。解放军没了去路，于是形成一个方阵，停在那里。方阵中央留出一个长方形的空地，方阵北边停了一俩公共汽车，上面站着几十中外记者，举着摄像机、照相机俯拍。方阵外围则被市民团团围住。解放军都是赤手空拳、满头大汗，有的脸上还出了血，显得相当可怜。

　　一个小伙子被解放军往方阵中央的空地里拖，扔在空地的中央。小伙子受了伤，倒在地上，双腿弯曲，双手捂着脸，身体痛苦的扭动。过了一会儿，他慢慢爬起来，一边脱下衬衫去擦脸上的血，一边往北走。只见白衬衫全部被血浸成了鲜红色。

　　僵持到下午六点，士兵撤回大会堂，这时群众报以掌声。

　　晚七点半，在从西郊苹果园来的地铁乘客中，分布着三三两两穿白衬衫、绿裤的农村青年，虽然没带武器，但每人拿着一个统一式样的行李包！这些稚气未脱的士兵一听报前门站到了，手忙脚乱背起行李往外跑。这些军人背起行李，走出前门站，溶入天安门。

　　民主大学的成立典礼照常进行。严家其和他的妻子高皋应邀到天安门民主大学致词。

　　血腥清场

　　1989年6月3日星期六——1989年6月4日星期天

　　6月3日晚上八点，集结在总后大院里的三十八军一个团奉命出击，担负沿复兴门外大街、西长安街一线突击天安门广场的主攻任务。

　　十点，市民组成人墻横拦在北蜂窝丁字路口，部队停止前进，双方相隔约三十米对峙。对峙持续到十一点正，枪声突然响了。部队冲向木樨地桥，前面是为数不多手持木棒的士兵步行前进，市民立刻将密集的碎砖头投向他们。士兵们招架不住，没有坚持就退却了。接着，荷枪实弹的士兵开始步行冲上大桥，边喊口号边向市民开枪。只要哪里有“法西斯”的骂声冒出来，有石头、砖块飞出来，就朝哪个方向射击。从木樨地桥到燕京饭店一线（大概有半公里路程）两旁的建筑物被打得火星四溅。中共有名的“高干楼”二十二楼及对面的十一楼等住宅都中了子弹。

　　大规模开枪后，坦克、装甲车和军用卡车紧随其后。从木樨地桥头开始，枪声就再也没有停过。军车上的士兵不断地用机枪和冲锋枪朝空中射击，但只要有扔石头和叫骂的，子弹立刻就射向人群。有的学生爬上军车去解释、讲道理，被一刺刀捅了下来。军队还向马路两边的楼上打枪，一些在窗边张望的居民也被打死。人群尾随一辆军用卡车，解放军端着半自动步枪，枪口对着仅十多米的人们。快到工会大楼时，人群开始呼喊：“不准伤害广场上的学生！”、“人民军队爱人民”——当距军车七、八米时，战士向人们脚下射击。后面的人开始卧倒，前面的人纷纷仆倒。人们将他们送往医院，又重新集聚起来，高呼：“打倒法西斯！”、“人民要审判你们！”——枪声又响了，人们卧倒、救护伤员，后面的又重新走在前面。就这样，汽车每行进十米，至少要倒下四、五个人。快到西单时，人群高唱国际歌，紧紧地跟着军车，前面的一个少女，被射中了一条腿，鲜血淋漓，双手紧挽着旁边人的手臂，一步一跳地行进。枪声突然停下来，战士被骇住了，看着这些“集体自杀”的人们不知所措。突然，一个军官喊：“开枪啊！”十几个战士，一齐抬高了枪口直接向人群射击。许多伤者被送到复兴医院。在有人受伤倒下后，过路的汽车前往救护伤员，军人们却开枪阻止他们抢救。许多伤员都是市民用三轮板车拉到医院的。

　　十二点，这拨军车最后两辆卡车在木樨地路口停下来，最后一辆车上的士兵跳下来，跑到前面那辆车爬上去，前面的车就开走了，留了一辆空的军车停在路口。这时有人提议把军车烧了，很快火就点起来了。从玉泉路南段靠近十字路口的地方，两辆北京212吉普上飞来密集的子弹。然后吉普飞驰而去，转向太平路，不见了。没人能说清这两辆车什么时候来的，连什么人开的枪都说不清楚，有人说是军人，有人说是武警。一人背后中弹，子弹从前胸穿出；另一人大腿中弹，大概股动脉受了伤，流了很多血。人们质问军人为什么对平民开枪。士兵们和我们一样震惊，大部分人闭口不言，少数人不断地重复着：我们没接到这样的命令，我们不会开枪。

　　晚十点，珠市口。人们到处奔跑，军队已经过来了。是从南往北过来的，都是全副武装，头戴大壳帽的军人，边跑边开枪。

　　午夜，北纬路和前门大街的交口处停了一排公共汽车。一排弹孔横在车身朝北的一面。这群野兽竟然回头向身后的人群射击。那排弹孔全都和胸膛一般高，和那青年身上的一样，弹孔很小，没有血。车上的玻璃没有一个打碎的。

　　凌晨一点，南池子路口。戒严部队从劳动人民文化宫墻根到历史博物馆形成了一条跨长安街的警戒线，不时向聚集在东面长安街上的群众点射。每次，群众都会向东后退几十米，留下几位中弹者，马上医务人员用担架将受伤者抬走，随即一、两辆救护车向东呼啸而去。枪声平息后，群众坐在地上继续喊口号、唱歌。所有人所关心的都是广场上纪念碑附近的学生，都想冲进广场将学生们解救出来。当戒严部队感到距离太近时，就会开枪将最前面的人打倒几个，人群就会往后退一退。就这样，开枪、后退、抢救伤员、向前逼进，再开枪。

　　三点钟，最惨烈的一幕出现了。一个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姑娘大步向戒严部队冲去，身后飘起她的长发。人们立即呼啸着一起向戒严部队冲去。很快，一阵密集的枪声，人们都趴在了地上并后退，留下大约六、七个中弹者。但是，白衣姑娘却没有中弹，也没有停下，继续一个人向戒严部队冲去。当距警戒线仅仅几米的时候，响起一串罪恶的枪声，她应声倒下。后来，她与其他的中弹者一起被医务人员救下。子弹打中了她的大腿。听说是个大学生，想给她弟弟报仇。她弟弟也是个大学生，今晚被打死了！

　　两点，西长安街。军队由西面来，一辆公共汽车忽然冲向军队，没有伤人便停下来。两人由车后跳下，立即给射杀了。士兵打破车窗，将司机拉下，用枪柄狂击。看到的人冲前救助，却给乱枪击回，不少人在枪声中倒地。一名工人冲前，掷出玻璃瓶，击中一个军人的头部。跟着响起两下枪声，那工人抱着腹弯下身子。只看到他两眼翻白，鲜血像水龙头的水般从背后涌出。死了！

　　学生挽起手来组成人墻，唱着国歌和国际歌等，向东面的广场行进。行至离大会堂西侧路约一百多米时，已经能看到前方的军人了。当行至离军人不到几十米时，前面的军人平端着枪。突然，看到了正前方辟雳的火光，听到了密集的枪声和哭叫声。人排一下子倒下许多，人们一下子就散了开来。我右边挽着的一个学生，一个踉跄倒了下去。当时一下子就倒下了许多人。中弹的人被架离了长安街，人们又聚了起来。和上次一样，当离军队几十米的地方，军人又开了枪。反反覆复约有四、五次，每次我们的人数都在增加，而每次也都有中弹的被架回来。

　　6月3日晚六点，广场上的官方广播开始宣布“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要求所有人离开广场。”

　　九点，大会堂上的高音喇叭，将这场运动最终定性了：“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广场上的人必须马上撒离。否则，戒严部队将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

　　九、十点钟的时候，一辆装甲车从广场西侧马路驶来，在长安街上来回奔驰。人们用倾倒的交通护栏阻挡它，并向它投燃烧瓶。装甲车终于被几排护栏顶住了，在那里轰鸣挣扎着，人们趁机向它扔掷了几个燃烧瓶，甚至一床燃着的棉被。装甲车终于从护栏上碾了过去，飞快地向西单方向驶去，车顶上仍带着燃烧的火光。

　　零点时分，广场已经被军队四面包围。长安街上的喇叭在广播戒严部队指挥部的公告：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抢夺军火、烧毁军车、绑架战士，意图推翻社会主义国家，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前戒严部队一直保持克制，现在要坚决反击！

　　一队军人跑步到达了前门脚下，一些人在追着向他们扔石头和瓶子。许多战士被这种局势吓得够呛，神情很紧张。一个干部模样的说：“我们被告知是来保护夏收的。”天安门前的金水桥畔、历史博物馆前的灌木丛后都有大队的军队。

　　凌晨一点四十分，一辆装甲车停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前的长安街上，一些群众围着它，有人正站在车顶上用大铁棍拚命敲打车身。

　　两点，在广场北面的长安街上，军用卡车从金水桥前一直延伸到新华门，车头向东。

　　两点五十分，场内又出现了一辆装甲车。

　　高自联的喇叭里传出了侯德健的声音：“我是侯德健，我代表绝食的四个人来说几句话。我们没有得到大家的同意，就去找了戒严部队交涉。他们说，只要我们现在撤出广场还能保证我们的安全。我们四个人都希望大家能安全撤出去。我们不能再抱任何幻想了，现在再不走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我知道，我们现在留在广场上的人都不怕死，但我们不能就这么白白的死了！未来的事业，还等着我们去开创。”沿途的很多帐篷中，仍然有人在坦然地睡觉。

　　四点七分，广场上的灯突然全灭了！从人民大会堂里出来了很多头戴钢盔，身穿迷彩服，手持自动步枪的士兵。他们谨慎缓慢，散兵向纪念碑移动，然后对纪念碑实施了小圈的包围。纪念碑前，几千名学生都挤坐在纪念碑上。

　　四点三十五分，广场上的灯一下子全亮了。士兵从地上跃起，一部分去砸帐篷，一部分以跪射姿势在前方十来米处用冲锋枪瞄着同学们。一个侦察排靠人梯登上了纪念碑最高层，“捣毁高自联指挥部”。一小队身穿迷彩、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的士兵从右后侧的人堆中走过来，把右边静坐的同学分开了。此时右后侧又传来断续的枪声。正面的士兵向两边撤走，远处长安街一线，坦克和装甲车一字排开，缓缓向广场驶来。装甲车和坦克在离同学几十米处分向两边，驶到纪念碑东西侧的广场上。正面的广场上，士兵们排成横队，横贯整个广场，向同学走来。士兵的队列中还混杂着一些戴护盔的防暴警察。所有的士兵都头戴钢盔，手中握着一根金属的棍棒。他们踏着坦克碾出的一片废墟，向同学走来。

　　高自联刚从广播喇叭宣布了撤离的决定，士兵就向纪念碑上的喇叭开枪射击。子弹从同学的头顶上擦过，打在纪念碑的花岗岩座上溅出了许多火花。五点二十分，军队逼近。军方的广播说接受了退场的请求，要同学们从广场东南角退场。同时，人群起了骚动，同学们纷纷起立集体退场了。

　　清晨，西长安街六部口。一辆坦克高速冲进刚刚从天安门广场撤出的学生队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工作系学生王佩文、黄晓军当场被碾死，尸骨无存；北京体育学院生物力学系学生方政被碾去双腿，成了终身残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生苏文魁被压断一条腿，倒在血泊之中，又遭士兵射击。六部口十字路口西南角，五个被碾死的学生躺在靠人行道的马路上。最西面的一个离人行道两米多，头朝西北仰面躺着，脑袋开了个大洞，白脑浆参杂红血丝向前刺出一米多。另四个倒在他的东面更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其中两个被压到自行车上，和自行车粘到了一起。

　　路边自行车道与马路结合处，方圆七米左右的地方，在被撞倒的数排自行车上面，是一大片血肉模糊的尸体。所有尸身连成一片，呈饼状，约有十多具，上面还有坦克履带印。一个小伙子脑袋被压扁，白色的脑浆迸出数米远；另一个戴眼镜的男学生，仰天躺着，下面的自行车把竟从他的后背穿入，从腹部穿出；还有一个女的，只剩下依稀可辨的蓝色裙子。在尸体旁，是一面红色的校旗，大部分被鲜血染成了暗红色。

　　黎明，仍有军车开过，情况各式各样。仍有军车向人群投氯气弹，也有军车停下来，听人们诉苦、漫骂；有一个营级军官甚至跳下车来，向民众敬礼，说一定要为大家报仇。奇怪的就是，许多军人在受到拦截后，自己下车不说，还教大家怎么点装甲车。方法是用一块破布，一头浸着汽油，一头塞在油箱中。一点火，几分钟之后车就整个烧起来，甚至会爆炸。

　　从桥头直到军事博物馆以西大约一里路上，停着上百辆军车。最前面是十几辆装甲运兵车，每辆车上都有官兵十人左右。以后是指挥车和大卡车，每车三四十人。似乎奉命呆在那里。车旁不断有人向他们讲头天夜里发生的事，间或有人咒骂，但没有人身攻击。就老百姓而言，敌忾虽在，攻击行动已经不会再发生，没有再发起攻击的必要，甚且没有足够的人力了。然而，就是这一列军车却在中午十二点后燃烧起来。特别是最前的十几辆装甲运兵车统通烧成空壳。笔者亲见士兵下车撤走，过一会，有人把它们点燃。

　　早上曾有一辆军车开到师大门口的学生广播台，车上有许多武器。士兵说他们是从部队里跑出来的，不愿向人民开枪，要把武器送给学生。学生们没有接受。老师们都说，这可能是个圈套。就算不是，这枪也是万万要不得的。下午，北线部队的一个连长带着两车部下开进北师大校园，表示“人民子弟兵绝不能向人民开枪”，愿意把武器交出来。当时，没有一个人敢响应他的主张，一些理智的学生把这位连长和他的士兵劝走了。

　　复兴医院的登记册记录着姓名、单位。有学生、记者、工人、干部，各行各业的都有。最后一个人的登记号，已经到了280多。墻上贴着死者的名单，一共有40多个。两点多时，铁路医院已死了20人。邮电医院死了20多人。北医三院收80多位伤员。太平间内有20多具尸体，其中一具为坦克压死。仅复兴、铁路、邮电三个医院的死亡人数就在百人左右。考虑到这三家医院是木樨地大多数伤者首先被送去的医院，因此，加上送到其它医院的伤者，特别是西单那里的伤者，还有东单等城里其它地方的死伤，全城死亡的群众应在三百人左右。而根据复兴医院死40伤280的比例，受伤者应在两千人左右。

　　北京大学化学系教师萧波，赴木樨地劝导学生返校，被子弹击中右胸身亡，死时他的一对孪生子才出世七十天。

　　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光学86级的钟庆，被打死在复兴门。据说当时有人在路中间被打伤，伤者的女友喊救命，钟庆和他的一个同学跑过去想把那人拖到人行道上。后面的军车上来，对趴在地上的他们开枪，子弹从背后射入。开始人还活着，说我中弹了。还没到医院就不行了。

　　清华大学化工系应用化学专业八四级学生段昌隆，在民族宫附近上前劝说与军队对峙的群众时，遭军队用手枪在近距离射杀身亡。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八九级毕业生陈来顺，在人民大会堂西北侧的平房顶上拍照时，被流弹击中头部死亡。

　　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双学士程仁兴，凌晨两、三点钟被抬到北京医院。程的下腹部有一个小手指大的枪口，背部有一小碗口大的洞。中的是开花子弹，弹头进入身体后爆炸。枪弹击中腹部大动脉，血一下子都流光了。是在天安门广场上被打死的。

　　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主任李丹，六点二十六分播出以下内容：“请记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悲惨的事件。几千名民众，其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市民，被全副武装的士兵们在向市中心推进的过程中杀害。在被害的民众中也有我们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同事。士兵们驾驶着装甲车，用机关枪来对付千万名试图阻挡他们向前推进的本地市民和学生们。当装甲车强行通过之后，士兵们仍然肆无忌惮地向街上的民众扫射。据一些目击者说，有些战车甚至撞向一些犹豫不前的步兵。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深切悼念那些在这场悲剧事件中遇难的人们，并呼吁所有的听众与我们同声抗议这一严重违反人权、残暴镇压人民的行径。”由于北京正处在非常时期，我们无其它新闻可向您报导。我们恳请您的谅解，并为您在这最悲惨的时刻与我们在一起而表示衷心的感谢。“话音刚落，即被接管电台的戒严部队拖走，至今生死成谜。（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