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


　　我从少年而青年，从青年而壮年，从壮年而中年，其间贯穿始终的一件事，是不间断地写检查，写交代，写总结，写彙报。由中年而鬓发皆斑，才开始了写作。如今，因写作而获奖。悲耶？喜耶？但无论是喜是悲，我都要感谢国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授予我2004年度自由写作奖。

　　这个奖项是给那些独立自由的写者。对於知识分子而言，怎样才能独立？如何算是自由呢？我想，恐怕首先是要以经济独立为前提。唯如此，才可做到不依附於任何的体制与权力而发出属於自己的声音。在中国，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作家、艺术家除了成为革命的“螺丝钉”以外，还必须成为“歌手”、“战士”，连沉默都是不可以的，因为沉默被视为消极对抗、心怀敌意。有人不堪体制的束缚企图“自我放逐”，其结果是从地球上长期消失或永久消失。前者如萧军，后者如王实味。渐渐地，那些很有头脑和才气的人，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强硬统摄下，失去了个人表达的勇气和社会洞察力。如果有人问﹕近现代中国最大的灾难是什么？我会回答﹕是对每个人天性与自由的剥夺。

　　现在的情况大有变化。知识分子的生活好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另一种情况随之出现——很多人对“物”的热烈追求远远超过了对人性之“深”、对生活之“真”的冷静探究。神州大地，美不胜收。但是任何一个人只要怀着人道情怀和苦难意识，就很容易发现美景背后的灾难与不幸。我们似乎正从一种专制中走出，转身又走入另一种专横。

　　我们这些人究竟应该做些什么才好？这不禁使我想起了父亲的一个朋友——梁漱溟先生。他在中国民主同盟被执政的国民党取缔的时候，立即宣称﹕“政治问题的根本在文化”，要以思想见解主张贡献於国人。他言到行到，写出了《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文章郑重请求共产党，容许一切异己者之存在。否则，将重蹈国民党的覆辙。梁先生早已去世，却仍是我的榜样，我们的榜样。中国一向有着“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但文学毕竟是人学，写作是私人的事，是个体精神劳动。它属於民间，属於社会，与“官学”无涉、无干。官方可以成立宣传部，大搞宣传，大搞“五个一”工程，但从本质上是非文学、非艺术活动。而作家的使命就是关注和思考人类的命运及其生存状态，幷以此唤起别人的关注和思考。这也是写作的原动力。

　　《最后的贵族》（香港牛津版，大陆版本名为《往事幷不如烟》）说的都是陈年旧事。这些事浸透着父辈的血泪，而我的笔幷不出色，只是字字来得辛苦。有朋友问﹕“你写作的诀窍，是不是由於记忆力特好？”我说﹕“我不过是有些经历，幷对经历有些认识罢了。”日出月落，絮果兰因。从至大的动静到至微的气息，浅薄的我是永远写不出的。

　　奖项是奖励，於我也是一种戒惧。一者，我不知道自己还有几天的活头。命是个定数，谁也难以预料。二者，本人能力水平极其有限，未来的写作很可能是个虎头蛇尾的结局。像徐志摩在《“诗刊”弁言》中所言。

　　再次感谢国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

　　2004年10月8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