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论

　　杨小凯（以下简称杨）的后发劣势论认为，中国清朝的洋务运动以及目前的经济改革走的正是后发劣势的的道路。洋务运动的失败已是历史的事实，但是，如果用这种“ 对后来者的诅咒” 评价中国的改革开放，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长期 发展可能失败，体制内精英就不可能再保持沈默了。

　　林毅夫（以下简称林） 杨的后发劣势论进行了全面的反驳，林的反驳又引起了新的评论。由于杨的观点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启发，爱鸟及屋，因此也仔细阅读了林的文章及相关评论。

　　英美宪政体制的评价是林反驳杨的重点之一。在林的文章中，杨的后发劣势论几乎成了英美宪政体制万能论。“有关‘后发劣势’的关键点还在于英、美宪政制度是否就是一个国家在经济发达阶段最好的制度？以及是不是在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都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最好的制度？”“杨文把英、美以外的国家经济发展上的问题都归咎于这些国家没有进行宪政体制改革或宪政改革不彻底，其实是十分意识形态的。”

　　杨的后发劣势论的重点并不是要吹捧英美宪政体制，而是强调落后国家仅仅靠模仿先进国家的技术是不能取得长久发展的。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在杨的另外一篇文章《好资本主义和坏资本主义》中（使我想起胡适的文章《好政府主义》），政府机会主义、收入分配不公、政治垄断与后发劣势都是坏资本主义的特点。“坏资本主义不能产生成功的经济发展，成功的经济发展不但需要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经济，更需要适当的政治和法律制度。”

　　杨确实没有对宪政体制进行定义，但杨指出了好资本主义以及相应的坏资本主义的四个特点。我们可以说杨把所有失败国家都说成是没有进行政治制度改革，为什么会失败是由于政府机会主义、官商勾结、分配不公与政治垄断。然而要批判这个观点就困难多了，这就是林有意偷换概念的原因。

　　林也没有对宪政体制进行定义，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把印度也称为英美宪政体制国家。谁都知道，印度保留了极落后的种性制度，单从这一点就无法令人承认印度属于英美宪政体制国家。为了反驳后发劣势，连常识都不顾了。套用林的话，这是立场造成的扭曲。杨也例举了日本和台湾。杨利用日本明治维新说明模仿制度的重要性，“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关于台湾，杨指出：“台湾是在80年代以后才逐渐实行国民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分开。”因此，我对杨的后发劣势论的理解是：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都不是绝对的，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不是技术因素。因此，也就不存在郑也夫所说“把后发劣势作为原理而把前一个（后发优势） 推翻” 的问题。

　　杨对中国的改革也提了具体的建议：“我主张吸取台湾的经验，就是对私人企业不歧视。我们中国现在包括银行、证卷在内的30 多个行业不准私人经营，还有 20 多个行业限制私人经营，所以根据台湾经验，你只要搞自由化而不必搞私有化。台湾自由化搞得差不多了，才搞大企业的私有化。这是成功的。私有化涉及到产权的大的变动，短期内一般会使效率下降，所以应该慎重，而且应该掌握时机。但是自由化是可以提早搞的。” 可见，杨也并没有说后发国家可以不顾条件就进行彻底的宪政体制改革。（这也是林对杨的一条指责）。“英美宪政体制是经济长期发展成功的充分必要条件 ，而且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文革中毛泽东思想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林把这样的“帽子”硬扣在杨的头上，杨的制度经济学就几乎就成了经济神学。

　　套用杨的话，批判个人比较容易，批判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批判制度会威胁到官僚阶层的利益。实际上，不要说对毛主席，即便是对“四人帮”的批判也是不可能彻底的。“四个坚持”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表明，中共目前并不想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中共要集中力量把国内的事情办好，主要是指把国内的经济搞上去。如今救国或强国道路的讨论仍然在继续，不过官方的理论似乎颠了个。现在强调的是“科学兴国”、“教育兴国”以及林所鼓吹的“技术兴国”等等。这使我忍不住引用经常被引用的马克思的话：历史的事件往往发生两次，第一次以正剧出现，第二次以闹剧出现。中共的企图很明显；尽可能在不触动甚至是保护既得利益阶层也即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下，靠发展经济解决中国日益严重的各种社会矛盾。（这是从最正面的角度评价中共，否则，我们可以说特权阶层利用发展经济侵吞国有资产）“不讨论姓资姓社”（或闷声发大财）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两个互相矛盾的口号，正是中共这一立场的反映，也表明中共已不是彻底的制度决定论。

　　可见，林的文章是为官方目前的政策（不是文革时期的政策）辩护的。这并不是诛心之论（冼岩），而是明显的事实。

二，林毅夫的后发优势论

　　林的后发优势论可简单归纳如下。

　　（1）。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或生产力发展的潜力，主要取决于技术创新的能力。

　　（2）。发达国家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很高，风险很大。

　　（3）。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很大，可以通过购买过期（大约20 年） 的专利技术，降底投资成本与风险，从而用较短的时间完成发达国家在过去用较长时间才能完成的技术（现在已是底水平）更新与升级。

　　第一点已是常识，我想不会有人反对。关于第二点，技术创新并不仅仅取决于资金投入的多少。我这个门外汉都知道它还与教育制度（人才培养）、知识产权保护、专利制度、风险投资等诸多制度因素有关。资金只是技术创新的诸多必要条件中的一个，它不是技术创新的充分条件。林、杨在第三点上的区别是：杨认为模仿技术不模仿制度短期内可以取得成功，长期发展可能失败。而林认为模仿技术长期发展也能成功：“包括我在内，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都承认‘后发优势’，而且正因为‘后发优势’的存在，我们才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潜力有很大的信心。”看来，林的“后发优势”是我们有很大信心的充分必要条件。不过，林的后发优势已经设定了一个前提：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很大。所以“利用这个技术差距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潜力也就非常大”。按照林的逻辑，只有发达国家保持对中国的巨大技术优势，中国才存在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因此，我们的信心还离不开发达国家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能力。

　　林举出“东亚奇迹”（ 凤毛麟角） 作为他的后发优势的例证：“二战后东亚出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的经验，被称为‘东亚奇迹’ . 首先日本，接着亚洲‘四条龙’，基本上维持了三、四十年，或更长时间的经济快速增长。在缩小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的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几项新技术是这些经济发明的，这些经济的技术创新主要靠引进国外技术，然后在生产过程中加以改良，凭此维持了相当快速的经济发展。”从这段话来看，引进技术是“东亚奇迹”的充分条件。不过，林似乎忘了，他在用东亚奇迹反驳杨小凯，论证英美宪政体制不是经济成功发展的必要条件时，强调的是这些国家没有政治垄断。

　　为了反驳杨的后发劣势，林提出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制度是重要的，但是一个最优的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内生的，与发展阶段及历史、文化有关系。”看来，林也认为存在最优的制度，只是不知林的最优制度是什么制度。为了证明制度是内生的，林举了三个例子。用原始社会猎人打猎说明私有制不一定好于公有制，用交换密度的高低说明货币经济并不是在任何发展阶段都比以物易物的经济更有效，同样用交换密度的高低说明建设一个固定的商场未必比集会或庙会更有效。后两个例子只是高级经济现象与简单经济现象的比较，根本不能说明某种政治制度是如何内生的。第一个例子也太简单，好像小学生听历史课的启蒙故事。如果林先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至少应该给我们推荐某本专着，比如研究中国秦始皇时代的专制制度或希腊亚典的民主制度是如何内生的。为了说明制度与发展阶段及历史、文化有关系，林举出台湾的例子：“后来经济发展了，尤其台湾人的经济力量提升了，力量的天平从掌统治权的外省人倾向掌经济权的本省人，国民党才失掉了对台湾政治的垄断。”台湾的政党轮替决不仅仅是由于经济的发展，对此林先生应该很清楚。而掌统治权的中共从来也是掌经济权的，这一点不会单因经济的发展有任何实质性改变。林的意思无非是说，目前中国不存在民主政治的条件，只要中国经济发展了，最优制度就有内生的条件了。这几乎已经成了不少知识精英反对政治改革的共同论调。

三， 我们的看法

　　当然，我们不能一般的反对或赞成“制度是内生的”。至少，如果制度是内生的，那么就不存在所谓的“制度创新”。关键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两千多年绝对专制主义传统的后发国家，能否仅仅通过引进技术或发展经济而内生出最优的制度。几十年前我的初中老师就教导我们：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能自发的产生资本主义。换成与时俱进的语言就是：不模仿先进国家的政治制度，中国也能逐渐内生出有中国特色的最优的制度。我们虽然可以承认英国的产业革命是内生的，但后发国家的产业革命却是传布或模仿的。类似的例子是希腊。希腊的民主政治是由于其特殊条件偶然产生（内生）的，但罗马的民主共和离不开希腊文明的深刻影响或传递。而没有希腊罗马文明，也就不会有欧洲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这些当然早就是常识，不过如果牵涉到利益，常识也不会被接受。）所以我认为，一个后发国家，如果不承认或是拒绝模仿先进国家的政治制度，且不说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发展，即便GDP能够维持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也绝对不会内生或创新出什么最优的制度。

　　写到这儿，不妨谈谈江泽民。他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我们不搞西方世界那一套。这使我想起毛主席的一番话（大意） ：在有些人看来，什么马克思主义，还不是那一套，他们不懂得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看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那些人也不懂得，人类得到西方世界那一套并不容易！

　　即便是中共要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是模仿当时的苏联而不是内生的。只是这一套在与那一套的竞争中衰落了。类似的，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能内生出符合国际惯例的经贸规则吗？我确实无法理解，就连大清帝国都作过宪政改革的努力，而自称代表最先进文化的中共，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客观公正的评价都难以做到。

　　林的文章不忘介绍他的比较优势论。“作为发展中国家早期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富裕，充分利用这种优势就可以使经济越来越有竞争力。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就越来越高，发展速度就越来越快。劳动力在这种过程中由相对富裕变为相对需缺，资本由相对需缺变为相对富裕，也就是富人拥有的资本会贬值，穷人拥有的劳动力会增值，收入分配也就越来越趋于平等。” 利用劳动力富裕这种优势无非就是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而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居然可以使收入分配越来越趋于平等。这种论调不但逻辑不通而且根本不符合中国的现实。这就是中国一流大学的一流教授的高论。

　　中国确实存在大量劳动力，然而是廉价劳动力。正是这种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造成中国许多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是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必要条件。也是吸引外资的必要条件。（呼吁人民币升值不如呼吁增加工人的工资） 而且总的来说，中国技术人员的工资也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林一直认为中国可以保持30 至5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我自然没有能力评价这一论断。不过，只要中国存在大量廉价劳动力，也即穷人的劳动力一直处于贬值状态，同时政治局面维持相对稳定，这种每年7% 左右的GDP增长率或许能保持一段时间。但是这种GDP的增长不能解决中国日益严重的各种社会矛盾。

　　林为中国政府的政策辩护可谓不遗余力，就连双轨制都成了最佳选择。林毅夫是中国一流大学的一流教授。林的文章：《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确实让我们见识到双一流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