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社会，青少年往往以成为富翁、企业家为宏愿，想成为政治家的少之又少。这是因为权利主义社会的政治已经理顺了，成了总统、总理（总书记算不算大人物？）不等于就有了呼风唤雨的特异功能，连一个“北京地区”也支配不了。相反，一个权力主义的社会，政治必然无限扩张，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被政治化了，人们被迫不得不首先关心政治，大大小小的政治家也就不胜其多，连山沟里农民的思维模式都政治挂帅了。中国文革以后，应当说，用生产力标准、经济建设为中心等等取代政治统帅一切、阶级斗争为纲，是一个进步，民间的觉醒从厌恶极左极权到注重人权、公民权，更是改变泛政治化社会的重要进步。

但是，例如甘肃省刚刚对一位人士的判决书中，还充满了“敌对分子”、“反动组织”、“反动言论”这样的用语，就表明官方并没有真正改变过去的政治习惯。实际上，权力主义的“稳定压倒一切”与“一心一意搞建设，聚精会神谋发展”恰恰是有冲突的，表面上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是最大的政治”，并没有改变“以维护传统政治权力为中心”、“政治是最大的经济”的内核。我这里说的“政治是最大的经济”首先是对现实的反映，加上问好，是对政治依然压倒一切条件下能否搞好经济建设的疑虑，同时也是对经济、文化等等真正摆脱传统权力的纠缠，表达一点愿望。

中国要什么样的政治

既然“政治挂帅”依然是中国不幸的现实，那么，在中国，不是要不要政治、关心不关心政治、对政治有没有兴趣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政治的问题。

不错，政治是最大的经济。实际上，政治不但是最大的经济，而且还是最大的科技、教育、文化娱乐，等等等等——这是由共产党的大一统政治习惯决定的，当然不是好事——成熟的成人社会政治不应当对非政治领域有如此大的控制、干扰与影响的。中国人的生活被共产党弄得过于政治化了。

中国的经济生活中真正烦人、折腾人的，无一不是来自糟糕的权力主义的政治干扰！今天的中国必须将反腐败与维护人权联系起来，因为腐败直接侵犯了人们的财产权。腐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垄断，或者用官方报纸已经出现了的说法即“权力缺乏制约与监督”，腐败蔓延，这说明人们的政治权利、公民权利，必定被严重侵害了。当然，腐败也必定要侵害到人们的各种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

无论在哪一个生活领域，只要有权力触鬚的触及，人们就不难看到那里的一些侵权和腐败现象。一个人首先是“投胎”、出世，而这就需要男女的婚姻，而要领到婚姻许可证就得应付腐败，多者竟要花上几千元棗这导致“非法婚姻”增多；生孩子呢？要有准生证，于是全国农村大多数落后地区卖起了准生证，收起了名义上的“超生费”实际上的“准生费”，而且是连白条也不给打的，有多少村、乡干部贪污了多少亿“超生罚款”？看看全国每天不断去北京上访就知道了——这导致计划生育国策的基本失败，骗取国际社会的廉价夸赞无疑于纵容乱生育；到医院呢，又得进贡医生；出生后入托、入园，要应付乱收费和老师对平民父母出身的孩子们的歧视；带孩子出去玩要被旅游行业宰；上学了要受应试教育制度之苦；节日去公园因为门票等等被“宰”了，你还有真正的游玩吗？……直到死后的骨灰盒安葬、儿女们清明节来扫墓等等，可说是虽死而不宁。无论任何人，从出家门到回家，都可以在他进入的社会角落里遇到腐败。坐在家里就无事了吗？公安随便进门把你打一顿，让你掏出冤枉钱的事也会有；电费、水费乱收呢？（有线）电视、电话费呢？那污染的空气呢？居室的终日不见阳光呢？噪音的干扰呢？……总之，无时无刻，无事无处都可能遭遇腐败与侵权。高度统制的权力社会，腐败像被污染了的空气一样。作为平民，在中国活完一生与历险相若，不应当说是“幸存者”，到头来是个“幸死者”真正是“死得其所”了。

无法按极权路数解决的问题

何清涟女士说到“贪渎文化传统”，我说现行政制是其集大成，不老老实实承认这一点，便不能心平气和、不能良性互动、不能同舟共进。首先问清楚自己是不是腐败分子，如果不是那么不管自己处于何种地位都应该看到，诸如腐败的政治、市场的扭曲、企业的空壳化，农民负担、工人失业，金融的混乱、教育的落后、干群关系紧张、环境恶化……等等大且尖锐、深刻的矛盾，都无法按极权主义的路数解决。

1998年晚些时候，在学界口碑尚好的《财经》杂誌（证券市场周刊月末版）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了一次“关于中国改革前途的对话”。吴敬琏先生在对话会上指出，中国再回到计划经济的模式不大可能。但搞得不好会出现一个拉锯战的过程，可能会发展成类似东南亚国家的“裙带资本主义”或者“亲朋好友资本主义”。中国在这方面的苗头已经相当明显了。要避免“人治资本主义”的恶性发展，从经济的角度讲，就是要发展独立的民间经济和民间力量；从政治方面讲就是要确立游戏规则，实行法治。吴敬琏先生还说到，中国最大的危险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继续搞计划经济，另外就是借改革之名掠夺大众。这两种力量互相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公众看不明白，就容易发生摇摆。为此，当前还是应该做一些比较基础的思想梳理和启蒙工作。经济学家汪丁丁也认为，改革的前20年回避的许多核心和困难问题，现在再也无法回避了。经济学家应该把市场经济最基本的道理反复讲，在实践中讲，让大众和官员明白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建立信心。他说，中国的改革需要一种持之以恒的思想力量，才可望走到它要去的地方。

“人治资本主义”不同于“新权威主义”（是两码事）。“新权威主义”必须具备四大基本面（不是技术面）：一是存在真正的廉政、勤政；二是集权机制具有行之有效自上而下的发现、甄别、任用德才兼备人才的功能；三是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因而充满经济的活力。吴敬琏先生说过：“市场经济并不是完美无缺和无所不能的。应当说市场经济是一种有很多缺点的经济体制。然而与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试用过的一切其他体制相比较而言，它确是最好的”。四是人民有较高的文明修养（品德、科学文化素质），并且对“无权状态”下的人生幸福感到相对满足（像我们一些教授那样）。以此观之当世诸国，确实唯新加坡近之，但新加坡也开始了民主改革，其国民也在期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权利空间”。而诸如香港警署、新加坡海关、菲律宾岁入局（短命）、驻韩美军采购部等的廉政美谈，毕竟只是一国（地区）的机构或部件而已，自然无以作为国家整体的证据。至于偌大中国大陆就别做此梦了。这里特别要转告读者的是，新加坡亚欧基金总干事许通美先生，1998年曾特别指出，废除“朋党资本主义”，是亚洲金融危机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我不认为许先生的话与新加坡无关！

“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

若干年来，中国的一些学者，有的还不断做着“新权威主义”的奏折和幕议，有的还一直在强势群体内推销鼓噪着“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比起我前面说的“腐败成了空气”来，润滑剂的马屁拍得还不够呀！）。其目的无非是通过其智力从权力和暴富者那里讨口“食客”饭吃。其心态无非是“管他娘的百姓，你们能捞就捞吧——只是千万带我一份。”鼓噪“新权威主义”、“腐败润滑论”的“学术流氓”们，无一不在私底下多少干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就是明证。

吴强、一杭两位作者曾撰文指出：专制独裁乃地区动乱的根源。在研究东亚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众多专家学者指出，专制与腐败乃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祸首。何清涟女士曾就此撰文指出了“儒家资本主义神话的破产”；黄苇町先生则主要就韩国作了相关剖析；连典型的官方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也承认“东亚金融危机的‘根’在于泡沫加腐败”。

1998年《中国国情国力》第2期刊文透露，一位“领导同志”在广西考察时指出，亚洲金融危机，有三条教训：第一条是经济结构失误，把钱全投在房地产，和我们1992、1993年教训一样的。投进去没有市场就收不回来这个钱，压在那个地方压死了。搞房地产，不能把土地层层下放、工程层层转包。这是很腐败的一套，一定要把它割除。第二，乱借外债。本来法律规定的省级政府无权担保外债，未经批准他却担保。我们不会保护这种非法贷款。第三，腐败。裙带关系、贪污受贿，包括韩国、日本，一样的。日本那些高官，都是受过那些大银行、大老板的所谓过份招待，腐败得很，所以最后总爆发。苏哈托统治了35年，他也得垮台。经济垮了，老百姓民愤太大，他不垮能行吗？……

其实苏哈托时代的经济倒还不断增长着，经济没垮，老百姓民愤还照样大！

有学者认为，中国首要的问题不是腐败，而是例如机制变迁（如基础的产权制度，诸如政府机关集体采购、公车集中制等的局部改良等等）。这与老百姓的说法不太一样。1999年刚刚到来的时候，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SSIC）就1999年百姓生活的热点问题，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重庆、武汉等地开展了专项调查，成功访问了785位城市居民。

其实，历年来的相关调查大概有上百次了，结果都基本相同；调查中“不关注”惩治腐败的人数比例10亿人中才有800万，加上“不太关注”的也才2200万，以总人口13亿计的话，则为2860万人，仍小于人们估算的受惠于腐败的群体人数， 黄苇町先生在《失落的尊严──惩腐备忘录》一书中提出，“只有腐败能令我们亡党亡国”。一些官员虽口头上也懂得这样讲，但一到实际问题时，便又端出党魁权阀架势，似乎人权人士、道义人士才是亡党亡国的罪人，说明内心并未有黄先生这样的认识，或者虽嘴上知道有亡党亡国之祸，也不惜站到腐败一边迫害正义人士。难怪人们议论说不反腐败要亡国，真反腐败就要失去传统权力。

关于腐败能否根除的问题，人们持有不同的看法。实际上这与对腐败概念的理解相关。我认为，腐败不仅是一种钱权交换或权力寻租，而且是一种制度性、体系性、群体性的政治现实。既然如此，现代宪政民主社会的实际表明，腐败是完全可以控制住的，在“控制住”的意义上讲，也就是可以根除的。南非行政管理学院那位名叫罗伯特·克利特加德的教授在其名为《控制腐败》的书中，所持的“腐败不能根除，只能控制”的观点，没有看到专制国家的“腐败”与民主国家的“丑闻”的重大区别，是错误的。

浙江省温岭市检察机关对1998年该市查办的十件大案（罪犯涉案金额从几万到几十、几百、几千万不等，总罪额达2300万元，人均100余万）剖析为四类：⑴以权“吞钱”；⑵以权“换钱”；⑶以权“调钱”；⑷以权“玩钱”。可见，腐败是一个政治权力体系问题。腐败与权力过于集中（直白说就是专制）是二而一的问题，专制是因，腐败是果。如果说，腐败不能控制住，就等于说专制无法制约住。幸亏，这已经被人类政治进步的现实否证了！

钟国兴先生讲腐败“导致经济落后”、“导致经济畸形”、“导致泡沫经济”、“导致社会动荡”；何清涟女士将权力的垄断称作“政治之癌”！现在看来，大讲经济是最大的政治、市场经济与中产阶级的成长有利于遏制腐败等等，都是一厢情愿的经济唯物主义的老调调，讲政治的民主化改革是控制、遏制腐败的根本才是唯一清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