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国


“亲政”宣言背负沈重的政治包袱

　　2004年9月15日在纪念中国名义上的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的活动上，胡锦涛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长篇讲话，全文一万多字，有评家认为，这实际上是十六届四中全会前夕胡锦涛发表的一篇“中共目前的执政纲领”，也是胡锦涛登基两年后的“亲政”宣言。其核心是重申：中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的模式是行不通的；中国目前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优越性——“全新的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使中国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

　　众所周知，虽然在中国宪法里规定了人大的最高立法地位，但在人大内一切活动都要服从中共党的领导，各级人大都有“党组”，人大的官员大都是中共党政军里“退居二线”的官员，中国的人大制度其实仅仅是中囯共产党执政的一个“表决机器”、一个“橡皮图章”，既与“人民当家作主”扯不上边，更谈不上监督制约党政机构。就以中共宣传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言，过去五十五年的中共执政的历史事实，中国的人大制度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担当的角色，恰恰与像胡锦涛宣扬的相反！这里仅举三例：——中共现有的决议已经认定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而予以“彻底否定”，但是当年毛泽东在发动这场革命运动的时候，中国人大非但没有代表人民“当家作主”——来制止这场浩劫，其自身反而连同整个国家机器一起被“打碎”，国家主席刘少奇也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剥夺了生命；——八九年天安门民运运动的时候，胡绩伟、曹思源等改革人士呼籲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民主与法制的程式来解决当时天安门广场上的危机，这一建议甚至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的回应，结果因为邓小平等的一意孤行，万里从美国返国时在上海被江泽民软禁，广场上的爱国学生遭到了机枪坦克的血腥镇压，酿成了举世震惊的“六四”事件；——江泽民在1999年展开对法轮功的镇压时，人大作为最高立法机构更本没有有效的阻止江泽民的倒行逆施，相反还违反起码的法制精神和原则，在江泽民的一意孤行的高压之下，通过了所谓的“反邪教”法，为中共实施镇压法轮功的“灭绝种族”罪开放绿灯，……

　　人大的所作所为，除了文革的时候也是浩劫的牺牲品，在更多地时候它不仅是中共镇压和压迫人民的帮凶，其实它本身就是专制暴政机器的主要部分。开放改革以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政治转型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将人民代表大会“议会化”，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立法机构，但是从胡锦涛否定“西方政治体制的模式”的讲话，表明他背负着及其沈重得政治包袱，而且在可见的将来，看不出来他有能力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促进中国转型的宪政之路尚无即将开通的迹象，至少在十七大之前没什么大戏。

　　中国官场向来是上有所好，下必效之。从胡锦涛的这种思想认识背景，看前些时候中共外交部长李肇星当着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面，以中国《宪法》作挡箭牌训斥美联社记者的发问，其恬不知耻的蛮横情形遭到了世界舆论的一致谴责。但是聪明如李肇星者，才不在乎外国舆论的反应，甚至这种反应正是他内心所追求的，因为它的举动是表演给胡锦涛看得，外界的批评愈烈，他在胡锦涛面前得到的赏识也随之升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胡锦涛将被中共机器同化，而不是中共这架机器被胡锦涛改造。


评价的两极性源自其思想行为的两重性

　　胡锦涛掌权以来，外界对他的评价比较两极：褒之者认为他可以继往开来，尤其是没有所谓“六四”责任的牵扯，一旦真正掌握实权就会推动政治改革，以根治中共积重难返的弊政，他简直就是中国新希望的代名词，“新三民主义”将主导中国未来的“和平崛起”路向；贬之者视其为中共集权专制的孝子贤孙，其因循保守较之前任更有过之，而在办事能力方面继续体现着中共一代不如一代的没落趋势，后极权时代的中国将进入比前几代领导人更没有出息的波热日涅夫时代，即便中共不亡在他手上，想让他力挽狂澜引领中共走上中兴之路连门都没有……。

　　江泽民上台之初，国际政治评论家断言他是一位缺乏想象力的庸人，并分析他的执政路向将在左右之间徘徊，即左不会超过“四人帮”的极左政治，右不可能超越胡耀邦、赵紫阳。过去十余年江泽民在任内，从倡导反和平演变为中心、清算改革，到被邓小平逼着不得不推动市场经济的过程，基本印证了这个判断。胡锦涛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接掌军权，人称开始了“胡锦涛时代”，也有评论文章质疑胡锦涛到底是学江泽民，还是学胡赵，甚至学戈巴契夫？这的确是个问题。

　　过去十五年，江泽民一直佔据着中南海的舞台中心，胡锦涛作为“储君”以其特有的谨小慎微，终於支撑到今天“亲政”。或许因为中共的政治体制深不可测的“玄妙”，或许因为胡锦涛在政坛韬光养晦的功力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就是在他正式“登基”过去两年多时间来，人们对他内心的真实思想依然是一头雾水。他嘴上信誓旦旦的话语，难道就是他内心的所思所想吗？不少人对此都存有疑问：到底是他深藏不露，还是自己根本就没有东西，只是一个“乔石翻版”而已。

　　重庆万州事件进一步突显：自六四以后就停滞不前的政治体制改革，十五年的累积下来的社会矛盾，已经把中国再次推到了巨变降临的火山口上。胡锦涛新官上任，在客观上有可能成为突破“稳定压倒一切”的新变数，然而这种效应经过一种一厢情愿的传统所放大。在苦难中煎熬的中国人有着太多的期待，这种期待与当年邓小平複出、和中共每一次最高权力更替时，中国大陆社会的反应非常相似——人心思变——“一唱雄鸡天下白”，然而残酷无情的社会实践却有可能证明这将是又一场空欢喜。

　　从胡锦涛在中共政坛的经历来看，党内斗争得残酷性和他个人性格的特殊性，决定了他思维和行为的两重性。或者用邓小平的眼光看，他是一位“两手硬”的接班人。

　　他有相当保守的一方面，循规蹈矩——坚守中共的政治原则，是一个相当过时的毛泽东主义者，这一点甚至让中共党内的极左派都对他很难挑剔，这也是他被中共政治老人宋平、邓小平选为接班人的安身立命资本。从这个角度看，胡锦涛不可能推动实质性的政治改革，更不可能会有戈巴契夫的胆略和作为，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不如他的前任。十六届四中全会前夕的纪念人大五十周年讲话，被外界视为胡锦涛的“亲政”宣言，其实只是简单重复中国官方的“老调”：“在中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的模式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其实，在此之前，胡锦涛已经整肃了去年组织青岛宪政研讨会的朱厚泽与曹思源等人，尤其忌讳该次会议对中共权力合法性的质疑，及其会议公开提出的“权系民所授”。人们甚至感到，当“万州事件”如火如荼的蔓延开去后，或许会再次看到胡锦涛头戴钢盔走在大街上巡视……由此可见，在胡锦涛任内中国的政治文明并不会像外界期待的那样健康正常发展。！

　　但是，人们也不能忽略胡锦涛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作为新一代技术官僚执政的代表，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束缚理应比他的前任要少，要更加务实一些，比如有报道称他和总理温家宝都能使用互联网，这对於他们掌握第一手的实际情况，增添了相当大的优势，甚至已经好几次（有意无意的）利用网路阵地去影响中国大陆目前的舆论趋势……。在他一把手的位置“被扶”正以后，作为“当家人”，解决层出不穷的燃眉之急已成为其要务，这就构成了他努力树立自己的亲民形象，这也是他果断处理对萨斯疫情、孙志刚案件，以及提出“以民为本”的所谓“新三民主义”路线的重要基础。这是中共党内像胡绩伟那样的一批开明派和改革派，对他寄予希望的原因，在他们心目中如果胡锦涛都无所作为的话，那共产党还能希望谁呢？

　　胡锦涛保守和务实的两重性，将决定在他执政任期间，中南海的行为模式基本上也将在因循守旧和务实理性之间摇摆，一般相信，在表现保守哪方面，他将不至於超过前任江泽民——即不可能退回到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而在务实方面可能要超过他的前任，不至於象江泽民那样热衷於搞形式主义那一套，这倒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比前任者高尚的理想抱负，而是时代发展的不可抗拒的必然规律会起作用，形势比人强。但胡锦涛如果没有政治改革的大手笔，其左不至於逾越江泽民，其右超不过胡耀邦赵紫阳，其政治运作的空间会十分狭窄。由於没有了江泽民胡作非为的挡箭牌，胡锦涛过去所刻意隐瞒的保守僵化一面，无疑将越来越多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如何对待胡赵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今年四月十五日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十五周年的忌日，他在中南海任上与当时的总理赵紫阳一起，成为邓小平推动经济开放改革的左右手，可以说为挽救中共统治於崩溃边缘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在中共逆世界潮流而行的极权政治体制里，胡耀邦、赵紫阳无法逃脱"多做多错"下场，终於也成为中共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十五年前，胡耀邦的去世引发了天安门爱国学生的民主运动，赵紫阳因为同情学生，要求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处理危机，被邓小平策划的“六四”——准军事政变所罢黜，迄今已被软禁了整整十五个年头。

　　十五年前的六四事件，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共暴政血腥残忍的本质，世界历史的进程为之改写，中南海当政者虽然变着法子负隅顽抗，然而，中共已然无法一手遮天，日益觉醒的各种社会力量让紫禁城如芒刺在背，每到六四忌日来临之际，便开足专政机器的马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证明了一点，六四事件虽然过去十五年了，但这个事件还在继续，它还远远没有结束！

　　中共所谓的"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在六四事件上的关系似乎不如前任那么密切，更何况胡耀邦依然是中共团派一系政治力量的旗帜，曾经担任过团中央一把手的胡锦涛与胡耀邦的政治渊源之深厚，外界是不容置疑的；温家宝是赵紫阳执政时期的中南海大内总管，令世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六四前夕陪同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可以说胡温均是胡赵的旧部。于公于私，胡赵都可以有翻案、赵紫阳有生之年还可以有重见天日的机会，外界也是这么期待的。

　　然而，胡温上任已经两年多，前些时候媒体报道，风烛残年的赵紫阳夫妇双双病危，但是中共剥夺他人身自由的软禁并没有丝毫松动的迹象，相反因为六四十五周年的临近，他被监控得更严了；又有报道说，对於包括中共高层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前往胡耀邦墓地凭吊的活动，中国媒体一律予以封杀。现实是，不管是已去世的胡耀邦，还是仍然在世的赵紫阳，就在他们昔日的部下——胡温——大权在握以后，其境遇并不见好转。

　　在赵紫阳八十五岁生日之际，海内外响起了一片还赵紫阳老人自由的呼声，也有报道说赵紫阳门前出现了给他祝寿的人群，大多是他的乡亲故人，个人人甚至获准进入了他的家门，但是海外与赵家有联络的消息来源称：赵紫阳在电话里表示，他要见的人还是见不到。网上又流传着一张照片：2004年4月14日北京一名警卫站在装有铁丝网的围墙上监视通往软禁赵紫阳住宅的胡同小路入口。要求重新评价“六四”事件的七十多岁的老军医蒋彦永先生，也还继续处於软禁之中……

　　胡温上台以来，海内外的宣传机器把他们的"新政"口号喊得震天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以民为本"、"新三民主义"，简直说得比唱得还好听，且不说黎民苍生的境况每况愈下，人权状况之倒退，迫令国际社会在联合国人权大会再次提出谴责中国的议案，就从他们对自己的老上司赵紫阳的处置方法看，并不前任更仁慈，期待他们能够把握终结六四事件的契机，显然是异想天开。这固然是胡赵的悲哀，何尝不是胡温的悲哀！到底如何处理赵紫阳的人身自由问题，这也成了观察胡锦涛为政为人的一个重要指标。


即便竭力“亲民”也难掩合法性危机

　　举世瞩目的美国总统大选已经到了冲刺阶段。作为中国人看这个选举，其选举过程的重要性，似乎更胜於其选举的具体结果。最近总统候选人和副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把选情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全球华人及中文媒体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各种报道和分析评论，应有尽有。观看总统候选人的辩论及媒体的反应，可以体会到：这是政治家接受民意检验的关键时刻，选民藉此充分行使了知情权，选民观看辩论不仅在比较其政策理念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尽可能多的感性瞭解候选人。

　　常言道，有比较才有鉴别。还有一个说法是“货比三家”。这显示了一个基本的道理，选择是在经过比较之后作出的，没有比较实际上就没有选择，把没有选择的状况再美其名曰是“人民的选择”，实际上恰恰是集权专制的强迫。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公开辩论，就是一个选民在作出投票选择前的比较鉴别过程。中共领导人的选拔根本就没有这个过程，势必就要用其他形式加以掩饰。

　　前些年香港末任总督彭定康，与香港普通民众的频繁接触，被传为“亲民”之举，因为他的权力来源不是香港民众，而是殖民地宗主国的英女皇，亲民就成为他的一个执政技巧。胡锦涛上任之后，也竭力摆出了“亲民”的姿态，甚至提出“以民为本”的所谓的“新三民主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路线，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又将其作为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那主要是因为他并不是通过选民选举产生的，缺乏现代文明政治的合法性，在一个民智未开的国度，以为通过诸如“亲民”手段就可以瞒天过海。

　　从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到胡锦涛“以民为本”的亲民路线，我们既可以看到中共统治权威的式微，从疯狂的个人崇拜，到唯利是图的后威权主义时代，同时也反映出它的本质并没有变，或者说并没为完成从造反革命党到现代执政党的转型，中共红色王朝的王权政治的传统依然在中南海延续。说一千道一万，其权力都不是来自老百姓的授予，而是中共当权者私相授受的，所以“以民为本”难脱宫闱政治的欺骗性，主旨乃掩盖其缺少“权为民所授”的合法性危机。

　　这里可以换个角度设想一下，如果胡锦涛是在民主选举中“过关斩将”，经过与政治上的竞争对手曾庆红等公开辩论，让人民群众瞭解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使他的上任变成大多数老百姓的选择，而非邓小平等中共元老的私相授受，客观上也就解决了权力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根本问题，也就确立了现代民主宪政“权为民所授”的基石。相信，经过着种程式产生的领导人，将会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具体问题上，而不会仅仅在营造“亲民”形象上挖空心思。中国社会的诸多致命难题，根源就是因为缺少这个前提。

　　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西方政治领袖，似乎很少要刻意扮演“亲民”形象去讨选民的欢喜，或者说他从一开始就必须与选民的大多数站在一起，为在“代表”他们并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之前，他们的权力已经是法定多数民众的授予，这决定了其执政在本质上与民意的一致性，或者说这种体制逼迫其决策时唯民意马首是瞻，在这样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政治家凭藉常识就能决定：与其把精力都放在表演“亲民”上面，倒不如专心致志的务实执政，刻意的“亲民”秀反而会变得荒诞。

　　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现有的专制极权政治无法完成转型，胡锦涛就是再“亲民”也只是自欺欺人，骗得了自己一时，难骗老百姓一世。中共胡锦涛要从形式上“亲民”变成在本质上成为人民的选择：首先要还政於民，然后通过公开的法定程式，让人民在比较和鉴别的基础上作出自主的选择，从而达成“权为民所授”的宪政基础，其统治的合法性才能得以很本的解决。


谁是胡锦涛时代的“李慎之”？

　　基於胡锦涛的两重性，对於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期待，真正得动力在民间，在海内外关系得互动之中，与其寄希望与中南海，倒不如踏踏实实的依靠民间力量；中国的希望在层出不穷的蒋彦永、焦国标、卢跃刚、黄金高们身上，在现代公民的觉悟，同时也要寄希望知识界出现贡献现代思想武器的新人。一句话，与其寄希望于胡锦涛，不如寄期望於民间。

　　这些天，捧读小东寄来的《李慎之文集》，感慨良多。这是上下两本（16开）开面像杂志大小的书，共584页。墨绿色的封面，扉页有一祯李慎之夫妇的合影照，李夫人张贻在照片下面写了几句话：“痛失慎之，忽忽一年。每一忆及六十年来携手，历经磨难，风雨跋涉，种种情形，历历在目，心中之痛，非可言表。一年来，许多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们纷纷来信要求尽快阅读到他的文章。为了纪念他，也为了满足大家的愿望，我决定自费印制这本《李慎之文集》，以回报大家的关心。……张贻2004年4月4日清明於北京”这也就解释这本书为什么没有书号、没有印刷厂、没有版权页……读者找不到一本“正式”印刷发行的书籍所需要的资讯。

　　李慎之先生去世以后，在中国知识界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响，不管对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有什么样的评论，也不管对他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的角色有什么争议，抑或对他的思想理论和学术贡献有不同的意见，有一点却是基本可以肯定的，他是“江泽民时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知识份子，正是他五年前的那篇《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成为粉碎江泽民妄图复辟个人崇拜的当代檄文。后人不管这么写这段历史，作为知识份子的代表人物李慎之及其思想，是绝对不会或缺的。

　　江泽民虽然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交出了全部权力，但是中国社会的政治属性并没有多少改变。《李慎之文集》只能自费印制，多多少少带有某种象徵性。李慎之在悼念着名哲学家王若水的文章中有一句话：“若水，你为甚么偏偏在这个中国最需要你的时候走了呢﹖”，其实这话用在他自己身上也很合适——他是在中国最需要他的时候离去的。然而，除了他的思想，他之去世这一事件本身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知识界的觉悟，他的生命之火，点燃了中国良知的火焰。

　　现在中国据称已经进入了一个叫“胡锦涛时代”的新朝代，由於政治体制的僵化保守，对於这样的后极权主义时代的批判，依然是知识份子的职责和使命！那么，李慎之的传人在哪里呢？——时代已经在召唤：谁将成为这个“胡锦涛时代”的李慎之呢？通过《李慎之文集》我们可以看到他播撒的种子，终将要生根发芽……不是吗，现今中国知识界对於“公共知识份子”角色作用的各种形式探讨，使我看到了希望。李慎之先生的思想成就，主要集中在他的晚年。如今，拜网路传播之赐，在勇於担当今日李慎之角色的新人中，涌现出一批相当年轻的志士，朝气蓬勃，实在难能可贵。人们期待他们，站在李慎之的肩膀上，看的更远，在思想理论方面，做出更大贡献——引领胡锦涛时代走出中共政治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