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邓小平生平年表》

张伟国


    邓小平百岁冥诞到来之际，无论是中国官方喉舌还是海外的中文媒体，各种貌似盖棺定论的溢美之词泛滥成灾，除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胡锦涛在邓百岁冥诞的庆典上又加封他“伟大领袖”——这个在中共历史上只有毛泽东才享有的头衔。但是，历史并不是由中南海当权者说了算的。

评价邓小平的一个盲点

    的确，邓小平是现代中国政治生活和历史进程中一位元极其重要的人物，但是要说到他对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到底是起一种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作用，还是把中国社会引进了曲折历史弯路，或错失了转变历史方向的良机，或以市场经济、发展现代科技之名重新武装了行将灭亡的专制王朝……现在要下定论，恐怕还不是时候。

    然而，也许是封建政治的文化遗毒作祟，人们总是寄情于开明的帝王，而把罪错归咎于奸诈的弄臣，就像文革结束时，人们会不经意的把罪恶完全归结在“四人帮”身上，却放过了罪魁祸首毛泽东；现在评价邓小平的时候须避免一个盲点： 由于为尊者、死者讳，加之他事实上成为现任当权者的合法性来源——那就是把功劳成就统统归于具体的邓小平，而把失误罪错全部归于抽象的中国共产党。

    最近，在网上阅读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发表的《邓小平生平年表》，从中和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九十三岁的一生， 自1923年，在法国参加旅欧共青团支部工作，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一直到1997年去世为止，有74年是完全贡献给中国共产党了，而到他去世这年中共的历史也仅仅只有76年而已，可以这么说，邓小平首先“是党的人”，离开了中共就没有邓小平，反之邓小平也为中共打江山坐江山立下了“盖世之功”，尤其自1980年后的17年里由他主宰了中共，也可以说是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中共了，或者中共就是邓小平，邓小平就是中共。所以在某种意义上邓小平和中共实际上是“一体化”了。

    在此背景之下，要想真正评价邓小平，就必须首先对中共这个1949年以前的武装革命党，和1949年以后的无产阶级“专政党”拿出一个准确的评价。如果说，中共所作所为，中断了孙中山领导的共和宪政建设的进程，将中国文化传统破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直至将中华民族陷入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之中，在和平时期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竟然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合……这些政治后果，以现代文明责任政治来衡量，这个政党应该下台谢罪好几次了。

    最明显的是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中，中共明明应该垮台却没有垮台，这当然是邓小平发动政变、罢黜总书记赵紫阳的起了“力挽狂澜”的关键性作用。这就像他在五十年代领导反右运动一样，虽然它对维持中共的极权统治功莫大焉，然而恰恰是这种统治延缓的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贡献越大，恰恰是对人民对历史对文明进步所犯的罪行越严重。也就是说，对邓小平的评价必须跳出中共意识形态设下的陷阱和条条框框，放在人类文明进步的大历史背景来考查。

香港走下坡路的祸源

    在对邓小平的评价中，难免要论及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北京中共政府事件，这也算得上是他生平最得意的政绩之一。事实上他已经成为研究香港问题或香港与中央政府关系的一个“源头”。 时下，坊间在论及香港问题时，大多数人多在质疑现行的中南海当权者及其在香港的代理人董建华，没能执行好“一国两制”的政策，几乎很少有人怀疑邓小平提出这一政策本身就存在著内在的先天性缺陷。

    《邓小平生平年表》中有两段与香港主权回归有关的内容：其一是1984年6月22日、23日，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在同他们谈话时指出，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政策，不会变。其二是1987年4月16日，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讲话，阐述按“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对香港、澳门、台湾政策要真正能做到50年不变，50年以后也不变。这两部分的内容，概括起来就是他的香港政策“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由此也肯定了邓小平是现行中共香港政策奠基人的地位。

    我们不妨把问题倒过来看，香港社会在谈论主权回归问题时，曾经也有过一种“以治权换主权”的建议，类似于北朝鲜在新义州搞一个开放特区，请一个叫杨斌的荷兰籍华人主其事——1997年7月1日主权回归北京的同时，让彭定康在香港继续留任“总督”，这在客观上使最有利于保证香港社会的生活方式维持不变。如果不是因为邓小平的执意拒绝，包括在香港驻军等问题上（公开辱骂当时的国防部长耿飙胡说八道）的一意孤行，香港的政治经济形势应该不至于像今天这般如此不堪。如今，主权回归的美名给了邓小平，每况愈下的现实却要香港人民来承受。所以，这“一国两制”的执行不好，早就是由邓小平亲自开启的。

    其实，“一国两制”也并非邓小平的创造发明，毛泽东、周恩来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与达赖喇嘛的代表签订了《十七条协定》，中共当时也承诺保持西藏现有的生活方式不变（如今达赖喇嘛也要求以一国两制的方式实行藏人治藏），然而没有几年的功夫，中共就在西藏迫不及待地发动所谓的“民主改革”，结果在镇压西藏人民起义的同时，也彻底剥夺了西藏的自治权力。这反映出中共在签订《十七条协定》的时候，并没有打算真正去实行。邓小平用“一国两制”收回香港主权，是否真有诚意呢？

    有人以邓小平后来提出在内地“再造几个香港”，来表示其对香港的青睐，从而肯定他“一国两制”政策的诚意。现在，这并非“死无对证”，而是可以有具体检验方法的，如果邓小平真有实行“一国两制”的诚意，他首先就应该接纳胡耀邦的治藏建议，甚至为达赖喇嘛平反，让《十七条协定》重新生效，也就是在西藏同样实行一国两制；其次，通过联邦制的宪政改革，确立香港与中央政府之间稳定而健全的法律关系，同时开启政治改革的大门，使得中国“大陆逐渐香港化， 而非香港逐渐大陆化”。

    令人遗憾的是，结果正好相反。恰恰证明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与毛泽东周恩来的西藏“十七条”的动机是很相似的，都是绝对的政治机会主义。邓小平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香港“一国两制”实践才七年光景，政治上的“大陆化”趋势已四处可见，香港不能帮助大陆的民主运动，这叫“井水不犯河水”，但是北京可以随意解释香港的法律，甚至蛮横否决基本法确认的港人普选权，这叫作“服从中央政府领导”……追本溯源，邓小平是始作俑者，他才是香港走下坡路的祸根。认清邓小平的本来面目，靠香港人民争取香港前途，也许这就是港人在邓小平百岁冥诞所得到的启示。

对台战略的局限性

    相对于毛泽东的“一定要解放台湾”和炮击金门的对台攻势，邓小平的的所谓对台战略和战术都有了巨大的变化。邓小平复出之初，1981年9月30日当时的人！ 大委员长叶剑英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阐述了两岸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这也奠定了邓小平时代对台政策的基本框架，也是现今中南海对台政策的重要基石。

    在《邓小平生平年表》有两处记录了他对台政策的活动，一则是1983年6月26日，“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华裔教授杨力宇，谈话时明确提出中国大陆和！ 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二则是1984年10月22日，“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在谈到台湾问题时指出，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排除使用武力的承诺。这是一种战略考虑。”

    表面上看邓小平的对台战略，有点像放下身段的变化，有人评价其较为务实，他宣示希望采用和平手段完成统一的目标，并且以香港“一国两制”的样板为诱饵，甚至表示在中国大陆还要再造几个香港，但同时又声称不放弃使用武力，这实际上是利诱与威逼的双管齐下策略。虽然，邓小平一度将“统一台湾”作为中共九十年代中国的三件大事之一，然而就像他在其他许多政治问题上急功近利的机会主义手法相类似，结果只是搁置统独争议，维持两岸现状，把这一棘手的难题留给后人。

    其实，作为毛泽东政治衣钵的传承者，他对台思路本质上与毛泽东要“解放”（收复）台湾的意思相差无几，可以验证这一点的是，邓小平在民族疆域甚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基本上还是沿袭了中共极权专制的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比如在西藏问题上他废黜了主张对西藏采取怀柔政策的胡耀邦，并恶化了与达赖喇嘛流亡政府的（不公开）关系；各民族自治区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依旧未变；即便口口声声要实行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竟然派兵到邻国“教训”越南……

    邓小平提出的所谓“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台湾政策，除了国际社会的和平发展潮流，主要还是服从他经济开放吸引外资（尤其是吸引台资）的更大的战略——需要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虽然在借助和平环境、吸引台资发展大陆经济这方面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包括两岸经济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但是对于台湾社会随著民主宪政的成熟，加上香港“一国两制”样板效应的挫败，台湾的独立意识不是在消减而是进一步增长，邓小平的对台战略显得有点一厢情愿，其脱离两岸实际的发展已经日益显著。

叶公好龙的政治改革

    最近，北京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 中国当局再次引用邓小平提出以“一国两制、不放弃动武”收复台湾的理论，向世人展示了僵化保守的对台立场。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两岸关系紧张的形势。在看得见的将来，中共依然将邓小平的对台战略视为其政治遗产加以继承，两岸关系在一个时期里将在恶性循环中难以自拔。 要妥善解决两岸关系问题，根本上要求决策者跳出毛泽东、邓小平的思维模式。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因为特区开放而产生了争议，记得1986年在衡山举行的中国政治文化讨论会上我发过一点愚见，大意是引申北京一位经济学家的主张：对商品经济发展要作非伦理的判断：中国凡是发达地区几乎无一例外是过去的租界，也就是被列强用枪炮逼迫 “五口通商” 的口岸，实际上马克思在关于东印度问题（或鸦片战争）的一篇著作中也有类似的观点，战争、殖民地、租界等，从伦理的观点来看是非常血腥和不人道的，是非正义的，但是从生产力和商品市场的发展来看，又是一个无法否认的强大动力。1993年夏我在明尼苏达大学参加一个李金全教授主持的两岸三地研讨会（胡绩伟、李锐、王若水、苏绍智、许家屯、吕秀莲、龙应台、平路、林正杰等参加），继续这个思路谈了一点感想：如果1949年中共“解放”了香港、台湾，亚洲四小龙就完全可能缺了两条小龙；反过头来，如果海南岛，甚至广东福建要开发的这些特区当年没有被中共解放，亚洲经济可能会多出几条小龙。所以从经济发展人类福祉来看，统一未必总是正确，分裂未必总是倒退。出席会议的陆铿先生，对比中国与前苏联的经济改革开放，认为戈巴契夫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少像香港台湾和海外华人对祖国的强有力支援。

    记得曾有人建议：将福建辟为政治特区，邀请台湾的蒋经国政府来开发，试验台湾社会政治体制，创造条建让两岸展开和平发展竞赛，统一或许可以有水到渠成的那一天。毫无疑问，这是最能体现北京诚意的善举，同时也可以引入台湾的政治因素，促进中国大陆社会自身的和平转型，然而，事实证明邓小平和中南海当局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胸怀和身手。从胡耀邦、赵紫阳、鲍彤等人的结局看，邓小平提出的“政治改革”无疑是叶公好龙，中国似乎命中注定还要再黑暗中继续徘徊。

    所以，在港台问题上邓小平虽然倡言“和平”，甚至许诺“一国两制”，但由于本质上他承袭了毛泽东的思维模式，以坚持“中国特色”而拒绝了包括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和邦联、联邦在内的国家国体和政体模式，因此错过了一个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贡献祖国历史进步发展的良机。 他充其量只是中国极权专制历史上多了一个现代帝王，终于与带领中国社会向宪政转型的伟大历史使命失之交臂。

对六四事件负有主要罪责

    对于1989年的六四事件，《邓小平生平年表》是这么记述的：1989年4月，针对北京发生的动乱，两次发表谈话，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关于平息动乱、稳！ 定局势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援。主张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5月至6月，在平息动乱前后提出，中国共产党要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新的领导集体要以江泽民为核心。6月9日，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并发表重要讲话。

    虽然距今才15年的时间，但其中隐含的资讯已经前后矛盾、需要甄别了，尤其是事情的起因，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对事件的定性，发表“4-26社论”提出了所谓的“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导致了事态的恶化，激化了当事的社会矛盾，此后又以准宫廷政变政变的手段，在自己家里召集政治局常委和中共元老会议，废黜了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然后说是对“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关于平息动乱、稳定局势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援”，明明是他自己做的决定逼迫政治局常委就范，还偏偏要说自己支援政治局常委的决定，欲盖弥彰是为了“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难怪把另一位六四元凶李鹏给急坏了。

    据报道，李鹏在最新一期的中共机关刊物《求是》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纪念邓小平同志》的文章。李鹏在文章中说，是邓小平坚决支援镇压1989年的所谓政治风波。海外媒体认为，李鹏此举似乎是有意将镇压六四事件的责任推卸给邓小平和其他中共元老。今年早些时候还有报导说，李鹏完成了有关六四事件等方面的书稿，希望澄清他在六四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但是他出版书稿的要求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 另一方面，江泽民人马掌控的中宣部在蒋彦永要求为六四正名的“公开信”发表以后，也赶紧制作了一个六四事件的光碟，披露了当时军委秘书长杨白冰签发戒严部队命令的镜头。

    只要熟悉中共政治机制的人，凭借常识就能判断：邓小平在六四事件中负有最主要的罪责，是真正的元凶，将来正义法庭开庭的时候，他无疑是第一被告，李鹏、杨白冰、江泽民等在当时充其量只是穷凶极恶的“打手”、阳奉阴违结党营私的奸臣而已。实行六四镇压的主体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而六四事件的直接政治后果就是江泽民被邓小平选为接班人，据《邓小平生平年表》记述，邓小平扶持江泽民为第三代中共领导核心；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并发表重要讲话，这充分反映出六四事件在邓小平的完全掌控之中，他的太上皇的权威在当时是至高无上的。

    《邓小平生平年表》对六四事件的记述，既想要反映邓小平在关键时刻扮演的主要角色，又要想回避他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所以才会“语焉不详”、自相矛盾。

从“非毛”到“非邓”

    文革结束后，短暂的出现过对毛泽东思想的批判，象著名报人徐铸成就撰文指出，其实“四人帮”实际是“五人帮”，毛泽东是“四人帮”的总后台，不少评家呼吁：中国只有“非毛”——彻底否定毛泽东，才可能完成社会转型，才会有真正的改革进步。邓小平压制了这一诉求，并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否定“文化大革命”同时，正面肯定了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中国政治之所以出现今日徘徊不前的僵局、甚至面临火山即将爆发的危局，原因就在于邓小平在延续毛泽东的极权专政统治，诚如任不寐先生所言，邓小平及其所谓的邓小平理论，已经成为中国改革进步的最大障碍，今后中国转型的困难又有所增加，即过去的毛泽东尚未非掉，现在又增加了新的非邓的任务，唯有实现了彻底的非毛和非邓，中国才有可能走出现在的困境。

    常言道，伟人之死，死得其时。有评家谓：毛泽东如果在反右运动或者再早些的胡风案之前死去，其历史地位可能要比现在的高出不少；蒋经国如果早死几年，无法领导台湾开启民主转型，其历史地位不会有今天这么崇高。有人以同样的观点来评价邓小平，认为他在六四后有幸用“南巡”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从而多多少少赎买了他的六四罪恶。

    的确，表面上看邓小平运气不错，你看他百年冥诞的纪念活动其隆重程度高出了毛泽东的百年冥诞，他的家人也要比毛泽东的后人要幸运许多，然而他和毛泽东并不是一个等量级上的政治人物，无论从国家结构和政治体制方面看，邓小平所作的仅仅只是“毛规邓随”；同时，由于他主观上提出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阻止中国的民主宪政转型，所以他也无法跻身蒋经国那个等量级。

    所以，他虽然是一个对现今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人物，但他绝不是一个伟人！我同意李洪宽的一个观点，说邓小平是“伟人”这要看他和谁比了，比起金正日、萨达姆，或许他的确可以算一个“伟人”，但是如果要和他同时代的戈巴契夫、柴契尔夫人、雷根等相比，那他不正好是在伟人的反面吗！我相信，随著时间的推移，邓小平甩手留给后人的政治麻烦，会成为中国进步越来越大的障碍，这一点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看清楚，非邓的呼声也会不断升温。

    邓小平到的历史符号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民主党派的一位代表性人物周谷城先生，对于中共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的议会制度讲过一句惊世骇俗的“名言”，即三千比零（指人大代表举手机器一致通过）比五十比四十九（指西方民主制度投票表决多数决胜）更民主。当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的著名政治学家严家祺先生，对此曾有一个十分精当的评论：许多年以后，这句名言就会成为周谷城先生的象征符号！是啊，尽管周谷城曾经是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的挚交、也曾经出任中共花瓶党之一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任委员、官拜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在学术上他曾编撰过《中国通史》、《世界通史》，曾任复旦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教务长，然而，当后人在看历史的时候，绝不可能记得那么详尽，若还能提起周谷城的话，或许最有可能是他讲过这句反民主的“名言”。

    这就是历史的法则，大浪淘沙的无情，随著时间的推移，很多的细节会被略去，剩下的只是最具代表性的、最富有本质属性的史实。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真正名流青史的帝王也就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屈指可数的少数几位，即便是那最受历代推崇的开明君王唐太宗，也只有“玄武门之变”和“贞观之治”成为他的象征符号。毛泽东也自称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推翻了蒋介石国民政府，一件是文化大革命。

    在评价邓小平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确定评价的座标，即要把他放在大的历史进程中的去考察。邓小平的确有非常传奇的一生，而且有绵里藏针举重若轻的非凡个性，办事大刀阔斧的铁腕身手，无论是在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年代里，还是在维持统治的“承平”岁月中，他都为中共力挽狂澜立下了盖世之功，他在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平定西藏、领导反右、领导与苏联论战、文革中复出治理整顿、否定文革、发动对越战争、开放改革、反对自由化、六四镇压、南巡等等……毫无疑问，邓小平是对当今中国影响最大的政治人物！然而，再过五十年一百年甚至一千年，人们又将如何评价他呢？别或许还说不准，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时不管是邓小平生前自诩的，还是中南海当权者戴在他头上的许多光环：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乃至于“伟大领袖”都无法经受历史的大浪淘沙。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谓的“大历史”观点，在中国大陆也有相当的影响，“大历史 ”（macro-history）与“小历史”（micro-history）不同，不斤斤计较人物短时片面的贤愚得失，也不是只抓住一言一事，借题发挥，而是要勾画当日社会的整体面貌。这就要我们将邓小平的所作所为，放在孙中山开创的民主宪政建设进程、共产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实践、冷战结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民主转型的大历史背景来看，邓小平到底代表了时代的进步，还是对历史文明的反动？应该是一目了然的。

    依我之见，开放改革和六四镇压将成为邓小平的历史符号传之后世。开放改革挽救了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六四镇压将世界民主潮流拒之于国门之外，让国际共产主义继续苟延残喘。表面上看中国经济发展发荣富强了，但事实上中国却由于邓小平的作用一再错过了现代民主转型的良好时机，至少在文革结束至80年代初期和1989年中国是出现过两次大好机会的。 中国至今还因为他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继续受制于极权专制政体，不仅为中南海的两个权力中心的政治角逐留下祸患，还给人类文明与和平发展投下极大的阴影。

    据（美国之音记者海涛8月25日）报道，在香港，当地的一家叫做“恒丰金业”的金银首饰公司，独出心裁，做了一个五十厘米高的邓小平金像，用了五斤多黄金，还用了五千多颗钻石，造价达一百多万元港币。这个金像在公开展览一个星期后，将赠与正在香港访问的邓家三个女儿。

    这实在是太有象征性的一个细节，可以预言：邓小平的这身金像，似乎是时下中国拜金主义滥觞的缩影，现在看虽然价值连城，但是有一点是现在就可以断言的，他绝不可能享受中国广大庙宇中的菩萨金像的那种待遇，那么香火不断、那么被人膜拜、那么影响后人的精神生活……别看邓小平的百岁冥诞搞得轰轰烈烈，在这方面他甚至比不上曾经被神化的前任――毛泽东。有什么办法，历史就是那么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