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00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专辟一节就“为什么我们否定不了毛泽东”这个问题谈我个人的感受说，“对于极权主义，一个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死敌，俄国人早已否定了斯大林，德国人早已否定了希特勒，我们还没有否定毛泽东。20世纪行将结束，我们还要在毛泽东的身影里也就是专制主义的阴影里生活并苟活下去，像当年生活在毛泽东时代里的人们自觉出奴隶的崇高、赞美和陶醉（即使现在否定毛泽东也延误了最好的机会，甚至仍对我们造成极大的创伤）。”

为什么当时我会有“最好的机会”的想法？因为当时的我跟很多人一样，以为邓小平的拨乱反正时期是“反毛”、“审判毛”的最好时机。邓自己亲口对众人说，毛不仅是犯了错误，他的个人品德就是一个问题。不幸的是，实用主义的邓知道自己跟毛是穿一条裤裆的，即使他反感毛，但几乎一辈子的师友恩怨已经让他洗涮不清。纵然他是一个稀有的老人，他欠缺的仍是壮盛的心智和勇气，他需要守着毛的尸体过日子。

政治哲学或政治权术总以为，继承者如果不能公开否定前人，他就只能生活在前者的阴影之下。邓虽然让无数的中国人（无论左右，左者以为毛评邓太对了，邓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右者也以为邓是打左灯朝右转）以为他已经偷梁换柱，最大程度上“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其政治成就远胜过在他阴影下讨生活的江泽民，以及正在江泽民阴影下崛起的胡锦涛，但邓和他的中国子民仍未摆脱毛的阴影。邓和毛是五十步和百步。

从世纪末到现在，仅仅过去了三四年的时间，毛泽东的崇拜者（今天更多地叫FANS）们像中魔得道了似的，公开地理直气壮地表达着他们的崇拜或FAN，曾经“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再一次被他们请了回去。可笑地是，这个已经沙聚之国的子民，竟有一部分人，在毛泽东那里找到组织、集体和归宿认同。他们的恋毛癖远胜于邓小平，邓只是权宜，邓是“不得不”，他们则是信仰和审美。他们对当代中国现状及其前途的设想总是离不了对毛泽东的赞美，仿佛毛对历史车轮的推动为所欲为，挥洒自如，天下在其手掌之中，只有毛那样的人才能不为现代文明世界的複雜性所困所限，能够把现代複雜社会简化为“斗争哲学”支配的清晰简明的阵营社会，他们太为纪念堂里的那具躯体的巨大能量所敬服所感动了。

这些恋毛癖们谬托知己，以为自己跟那具躯体心心相印，只有他们才是那具躯体的知音。他们对毛的理解和爱戴远胜于毛手下的百万红卫兵小将，红卫兵小将们是狂热，他们是知己，是理解之同情。也就是说，红卫兵小将们是受骗上当，是愚昧无知，他们则是今天我们身边活着的历史僵尸。我们何其不幸，不仅要承受历史的梦魇，而且与跟现实的幽灵们一起生活。难道对中国人来说，因为成就了毛泽东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都得跟着买单？

在中共党内，对毛泽东的否定，自毛“混进党内”不久就开始了，从江西红军开始，无数对中国革命怀有理想的共产党人都对毛头痛不已，他们的善意徒然为毛的流氓无赖助长了气焰。这个为主义而夺权的革命党终于演变成了为夺权而主义的乱党，最终，洪洞县里无好人，中共的劣胜优汰使得这个政党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邪教、黑社会集团、极权政治势力。经过延安整风、三大战役、三反五反、庐山会议，毛一步步地获得了王权、君权、皇权、神权。在六十年代初七千人大会的小组会议里，朱德的秘书勇敢地揭发：1950年的国庆节前夕，中共为国庆节公布宣传口号，报到毛那里，毛亲笔在最后加上一句口号，“毛主席万岁！”邓小平时代的胡乔木披露说，他曾经为一事给毛打电话，毛在电话的一端大言不惭地脱口而出：“我是毛主席。”最近出版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以权威的档案文献证实，毛根本不是什么战略大师或军事天才，因为他的私欲，朝鲜战争不仅多打了两年半，而且中国人民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权欲早已成了毛的本能。用我当时的话说，“他可以利用一切，农民、学生、民主人士、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他的战友同事们，但必要时在有碍于他的权欲体现时，他也可以抛弃一切，孤身一人地进行他的事业，用他的话是他可以再学梁山好汉，上山打游击，……用‘符号们’（研究者或历史学家们）的话说是他在实施空想的社会改造，用崇拜他的奴隶们的话说是他使底层人民翻了身（老百姓扬眉吐气，当官的灰头丧气），用自以为懂得他的僵尸知己们的话说他是真诚地希望改变人性，他把一种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存在方式当作他理解的或理想的人类方向。就是这样一个一言难尽的历史怪胎，因为他个人的一己私欲即站在权力巅峰的欲望，使他以非常手段实现自己的目的。他先变乱为治，又亲手葬送了手创的事业，变治为乱。这不能说他的思维和心智已经衰退，直到他的晚年，他的智力、记忆力仍然是极端地如数学般地准确。他仍然敏感，农民受苦的消息仍能使他泪流满面。但他的子民与他的权力相比仍何止霄壤，‘无非是死了几个人’，他就是这样对待他的子民。”

但是，我们在这里做人道主义的明认，做人本主义的宣示对符号们或恋毛癖们来说无济于事；即使我们说，我们承认毛的天才，毛的出发点是好的，毛是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但我们的生活不需要一具尸体，我们作为普通的凡俗的人也不需要一个天才伟人来摆布我们的生活，这些恋尸癖们仍会纠缠我们一起向僵尸低头。在他们眼里，那具尸体既有历史的风云，又有现实的重量，对比起来，普通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毛是伟大的，英雄的，重要的，这是多么崇高的事。

对于这种美，我当时也抱有同情之理解，“这一类历史人物，一方面头脑十分清醒，一方面又发生疯狂的冲动。这种理性王国中壮丽的自然景象，像大晴天骤起的风暴一样地蔚为壮观，结果成就了独特的事业，既是一个人残害千百万人的罪行，同时又神奇地充实了人类。对于建立了共产党政权以后直到邓小平时代以前的中国历史进程而言，是毛泽东从整个民族那里汲取权力直到在他以下全为仆役的过程，又是以绝对的权力役使整个民族体现其权力的试验过程。的确，遥想天安门广场上几十万人的盛大场面，从更广义上讲，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空间里数万万人的欢呼，不管怎样说，这些民族创举都是兼具罪行和伟业，都是体现了人力所能企及的几乎压倒天神的极限。”

我也承认，不曾置身其中的“我们总以审美的目光打量他犯下无数罪行后的人生轨迹，即使他强暴过我们，我们活着的人也因生存与之相系而觉得‘与有荣焉’。对于毛泽东尤其如此。毛泽东不仅仅是一个混世魔王，他还是一个时时显露可爱之相朴素本色的混世魔王，他写诗、写字可以入流，在附庸风雅的民族集体精神里，这已经是人人得而学习的楷模了。他说造反有理，这给了为文明上层拒绝的人反抗的合法性。他推翻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以暴易暴，且有过之，工业化之功比不上蒋介石的台湾，使得解放一词纵有建国之初的短暂的新鲜气象，仍在人们心中大打折扣。但在崇拜成功者的人性深处，在为胜利者书写的历史里，毛泽东仍是一代伟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虽被否定，但在国际上，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大师们（年轻时受其影响参加过60年代的学生运动）认为那正是人类最宝贵的遗产之一，因为他反官僚化的目标是极为迷人的；在国内，人民群众也怀念他，因为他基本上打倒了社会结构中最根深蒂固的等级，在他的时代在老百姓可视的范围内他基本上做到官民平等，官员是在‘为人民服务’。他对老百姓的态度最为人称道，见百姓疾苦，动辄落泪；他是性情中人，据说看《白蛇传》动情处起立大声疾呼，竟不知裤子滑落。虽然饿死千万人正源于他的政策，羞辱知识分子正源于他的品德，他的权力也没有交到老百姓手中，冤狱遍及国中，受害者至今无法统计。但人们原谅了他，人们甚至把自己的存在忽略不计而突出他的伟大。”

在目前，要否定毛泽东及其时代是困难的，我承认。但恋毛癖们以毛为尺度来打量我们的生活却已经关系到我们生活和做人的底线，他们的“极端体验”（王小波语）已经危及到我们做一个现代公民的正义和尊严。他们的极端或高峰体验已经成就了我们时代的法西斯美学，只是在他们群魔乱舞之际，我们也有责任有义务清除我们社会里的尸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