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八日﹐一个名叫金尧如的老人在美国加州病逝。金先生的名字﹐在今天中国大陆不但不为人所知﹐而且还是个禁忌﹐因为这个名字代表的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一批早年出於理想主义而投身中共革命﹐但在晚年对中共政权彻底幻灭并和中共政权公开决裂的前共产党人。

金尧如早在抗日战争时就加入了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从40年代到80年代末﹐他为中共打江山坐江山出过大力。抗战结束后他在上海参与领导被称为中共“第二条战线”的地下学生运动。1947年他受中共委派去台湾筹备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1948年又被委派到香港﹐担任中共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负责人﹐这是当时中共在海外的一个重要情报机构。在他安排下很多反国民党的所谓民主人士经香港到达北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典礼上为中共助兴﹐后来成为中共政权的花瓶。中共建国后他一直在香港工作﹐期间最轰动的一件事是安排原云南桂系军阀的重要人物﹑国民党原副总统李宗仁的亲信程思远经香港从海外回到北京。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金尧如被关押审查将近两年﹐后来又被发配到“五七干校”劳动了三年。文革结束后﹐他又回到了香港﹐重操旧业﹐为中共的情报﹑宣传和统战工作效力。他担任总编辑的香港《文汇报》成为中共在海外最重要的喉舌。

谁也不知道究竟是从什么时候﹐金先生开始对共产党从具体的政策到整个事业从内心开始了怀疑和不满﹐但1989年春夏之交中共对学生和知识份子民主运动的镇压成了他晚年生活的转捩点.在六四镇压之后﹐作为香港《文汇报》总编辑的金先生和《文汇报》社长李子诵等人在这份中共的喉舌上用“开天窗”的方式表达他们对北京政权压制报导六四消息的愤怒﹐甚至在第一版刊登了“痛心疾首”四个大字。面对北京政权的暴政﹐金先生还公开发表文章和演讲﹐正气凛然﹐抨击中共镇压学潮﹐并宣佈退出中共。

1991年金先生来到美国定居。十多年来他始终坚持用文字作武器批判中共﹐呼唤民主。在中共建国五十周年时他写文章总结说中共的这五十年是反对民主自由的五十年镇压知识份子的五十年。这是对中共半个世纪统治中国历史的最简明概括。

把一生献给了中共打天下坐天下大业的金先生在1989年初夏那个严峻的历史关头做出的选择是艰难的﹐但也是一个符合逻辑的﹑无愧於他早年理想主义信念的选择。

很多和他同样资历和经历的老共产党人在晚年并不是没有看透共产党的本质﹐并不是没有对自己把一生献给这个党有任何疑问和反省﹐很多人甚至可能比金先生对这个党瞭解得更多﹐因此也否定得更早或更彻底。但他们在否定共产党的同时﹐也否定了任何理想主义﹐走向了犬儒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导致了他们继续留在这个党内为自己和子孙谋利益。他们的理由是﹕既然这个党的理想主义是假的﹐那么现在何不和大家一起作假呢﹖何必到了晚年再如此认真呢﹖金尧如先生并不是孤立的。在中共党内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和他类似的坚持理想主义信念﹐在晚年对自己的一生和中共革命做出深刻反思的人﹐例如鲍彤、李慎之、胡绩伟等等。他们坚持理想﹑反对邪恶的一生是20世纪中国真正革命者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