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认同的危机  八九政治的困境

陈小雅


　　一、宏观历史中的89定位

　　从宏观历史的层面上看，八九事件是中国社会政治转型过程中，由于社会政治文化与政治法律制度不相适应而发生的一次碰撞。在世界历史上，类似的例子有许多。比如：1、殖民地时代，遍及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原住民的传统文化精神，与殖民者带来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冲突；2、建国时期的美国，开拓者的文化精神与宗主国大英帝国的法律制度的冲突；3、内战时期的美国，北方工业地区的制度要求与南方的种植园文化的冲突；4、二战后，苏联帝国强加在原东欧各国身上的政权形式，与它本身政治文化的冲突；5、50年代至70年代末期，巴列维政权下的伊朗，其政治制度与本民族的宗教文化精神的冲突；6、20世纪下半期的苏联，西方文化与传统宗教相结合的社会文化，与苏共统治的冲突；……等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凡是存在政治文化与法律制度“不和谐”、“不适应”的地方，必定会发生寻求“和谐”与“适应”的运动。如果这种不和谐是系统性的，革命或战争就不可避免。二百年来的世界历史告诉我们，要么是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改造了不顺服的文化精神，要么是顽强的文化精神瓦解了政治制度。就像“鞋子”与“脚趾”的关系——要么是生长的脚趾戳破鞋子的禁锢，要么是顽强的鞋子扭曲了脚趾的骨骼。它们之间既存在尖锐矛盾又能共存共容、克服摩擦，实现和平转化的特例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接受了“麦氏宪法”而又顽强地保留了本民族文化精神的日本。

　　用这样一种社会历史观去关照1989年的事件，我们会发现，比起上述任何一个国家曾经发生过的动荡，中国的事件并不十分特别。

　　二、专制政治下的“免费大餐”

　　在西方人眼里，所谓“八九民运”是一场简单的“国家与社会”的对抗。但是，在事实上却不那么简单。因为在一党专政国家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是并列与对峙的关系，而是“国家”包容“社会”的关系。在中国，西方人视野中的“社会”——企业、商店、学校、医院、新闻单位、社区和民主党派，总之，从幼儿园到火葬场，都是在执政党党支部的领导下工作，领取国家工资，归口对政府的某部负责。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呼声，不是像民主国家那样——通过不同政党的代言人及其媒体发表，而是通过共产党内部的派别、山头、势力范围，以党国元老、政府要人或各自把持的部门的声音表达出来。因而，虽然是一党执政，实际上是一党外壳下的多党并存。通常政党竞争的规则，被党内斗争与政府部门间的龌龊所掩盖。虽然他们总体上都不欲改变现存政治格局和权力配置关系，但在社会政策、经济改革方略和政治宽容度方面，确有着相当于“多党制”国家里不同党派的明显的差别。这些差别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往往会演变成激烈的党内斗争。当十年改革造成国家权威衰退，政府的效能降低，权力结构重新调整的时期，它的内部更是酝酿着巨大的矛盾和冲突。

　　事实证明，八九民运能以空前的规模出笼，并长时间持续，与上述中国政治特色是不可分的。而胡耀邦的去世，正象征着代表一定人口和价值集团在政权内占据板块的空缺。

　　建立了这一概念之后，我们就能理解：

　　——运动所提出的“反腐败”、“反官倒”的诉求，为什么会为等待清算“改革派”的左派所乐见？

　　——北京市陈希同在促使邓小平发表“4、25讲话”以后，为什么却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制止“4、27大游行”？

　　——新闻单位的总编们为什么始而严控报纸对学运的报道，继而亲自拼凑民运的事况？

　　而在1989年4－5月间的街头，有数十万人的游行是以单位为建制而进行的，有数以百计党政机关及其事业、企业单位打出了单位的旗帜；天津的学生不在天津地面上闹事，而被默许进京；而在上海市委，党政机关干部上街游行时，江泽民的“爱将”陈至立站在二楼的阳台上向出发的队伍挥手致意……

　　在5月13日至19日的绝食期间，全国66个城市121万人次上街游行，80多所外地高校约5万学生来京声援。他们均享受了免费优待的乘车待遇。在元老们已经作出戒严决定，各地部队已经向北京开进时，仅5月19日当天，就有30多个省市院校的2万多名学生分乘23趟列车进京。

　　5月16日凌晨，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对广场学生发表广播讲话：“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希望同学们尽快返回学校。也希望学校老师、领导和家长做好劝说工作，动员同学们回校。”这个讲话在广场一连播送了20遍。为响应“两办”的“号召”，当日，北京新闻界、科技界、教育界、文艺界、医务界、企业界及民盟等单位10万人次上街游行声援学生；中央民族学院三四十名青年教师组成的绝食团也开进天安门广场；北京大学140名教授就南京大学教师倡议发表《声明》，敦请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辞职；同时，北大朱德熙等10位教授，也发表了请政府更正对学潮定性的《紧急呼吁书》。该校青年教师还成立了“教师后援团”，协助学生与社会各界的联系工作，与政府进行沟通，为年高体弱，行动不便的老教授提供到广场看望绝食学生的方便。北京以外地区上街游行人数也逾十万，波及20余个城市，近百所高校、绝食学生增加到1200名。

　　与此同时，政府组织的大量援助物资也以各种名目运抵广场，据陈希同报告称，在这些援助中，光是草帽就有6000顶，而1000条棉被则是从北京军区调运来的。不仅如此，他们还为没有厕所的天安门广场搭起了临时厕所。5月18日大雨前，就从公交总公司抽调了78辆大客车，——这种种的援助，难道不都是有利于让学生在广场长期作战的举措？而一旦党内斗争有了结果，这些支援的单位立即变成了“维持秩序工作队”……

　　在军内，毛时代就存在着军队“职业派”军人与“政工派”军人之间的势力抵牾再次暴露于众。在赵紫阳任总书记，对军队实行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承包制”期间，军队职业派军人的雄心大受挫伤，在经济上面临的捉襟见肘的状况。据消息人士称，当调兵的命令发出时，这些部队很乐于把那些破破烂烂的卡车开到街头展览，并有意让它们熄火。从而为“身份不明”者的纵火焚烧提供了现成的燃具，客观上为所谓“反革命暴乱”提供了依据。据陈希同的报告称，在6月3日到4日两天损毁的1200多台车辆中，有1000多辆就是这种军车。

　　“六四”后，中共党内也曾提出追究：为什么会死那么多人？据说，军队公然提出的理由就是，我们没有钱买橡皮子弹！

　　三、八九民运的“灰色地带”

　　凡对八九民运中的真正“社会”进行过仔细研究的人都发现，他们的状况比“国家”更为复杂。在德国莱茵笔会和亚琛八九学社编辑出版的《回顾与反思——八九民运历史回顾与反思研讨会纪实》一书中，十分详尽地记叙了学运起仆的过程，与内部操作的特征；芝加哥大学的赵鼎新教授，则从社会学的角度，深刻揭示了学运的无意识和潜意识层面。而另一位知名作家，则以文学的笔触描述了知识群体与民众行为的复杂内涵。这里不妨引用几段：“……十年改革解除了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长达30年的迫害并迅速地提高了他们的地位，使他们恢复了自信，甚至达到一定程度的自宠自傲。传统的追求作为的功名之心加上现代人寻找人生意义的内心煎熬，使得中国的知识精英普遍具有一种渴望轰轰烈烈垂名青史的救世情结。一旦在正常途径上陷入失望，遇到挫折，或者仅仅是耐不住寂寞，这种情绪便会化做造反的动力。‘六四'前的中国政治改革迟迟不动，经济改革胶着停滞，而随改革出现的弊病又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知识分子急于发难是不难理解的。”——这里大致说的是民间知识分子的状况在“反叛”的知识分子那里，作家指出，“也有相当程度的个人功利动机，甚至可以说，这种个人功利主义是引发’六四'”的直接原因之一。‘六四'前颇有些知识精英有意无意地追求成为有国际知名度的’持不同政见者'.……'持不同政见者'……成了一条收益大于代价的捷径。尤其西方舆论对‘持不同政见者'情有独钟，一旦在西方挂上号，就取得了更大的人生保险，也有了走向世界舞台的阶梯。所以，’持不同政见者'不仅是一种角色，也成了一种资源。它无需真才实学和艰苦的专业进取，也不必等待漫长无际的循序渐进，却同样可以谋生、出名、有钱、出国、吸引异性、进入历史甚至登上顶峰。瓦文萨是一个榜样，如果不是‘持不同政见'的路，从电工到总统要走多少年？又有没有希望走通呢？就这样，……从要求释放魏京生的签名开始，’对着干'就一浪高过一浪，最终成为‘六四'运动的引信。“

　　在学生方面，这位作家不否认他们具有“改造社会”和“同情疾苦”的真诚理想主义的一面，“然而，就总体而言，这代青年的基调是自我中心和享乐至上”。“相当一部分学生与其说是由于忧国忧民投入运动，莫如说更多地出于浪漫、游戏欲或攀比格局。举世瞩目的氛围能增加他们的荣誉感，使狭隘的个人主义一时融汇进集体事业的净化与升华中。一跃成为社会命运的决定者（尽管是错觉）也能产生一种神圣感，使他们在不少方面表现出超常的热情、勇敢、勤奋和纪律。”但吸引他们的是“天安门广场野游式的露营、月下歌舞、不劳而获的募捐和分配未来政权职位的说梦”。“学生领袖们则在相当程度上陷在拉山头、打派仗、抢风头之中，彼此封锁资源、互相猜忌、各搞一套。”

　　在市民、社会青年和工农群众方面，这位作家认为：“除了发泄情绪，很难看出有什么理性因素。”他们或许对“学生充满真诚的同情”，而较少知识分子们的私利欲望，但支配他们感情的是“仇视一切社会不公”的“平均意识”。导致他们大批投入的是“全民性的心理压抑”：“管束、挫折、挨整、训斥、罚款、舆论的压迫、人际关系的恶毒、官僚骄横、购物上当、乘车挨挤，下饭馆看冷脸，回家吵架；做违心事，说违心话，仰人鼻息等构成的全面而巨细无遗的压抑。对于他们来说，'六四运动'不过是一个绝好的‘喧泄压抑的渠道'，——上司不用怕，警察不用怕，连政府也不在话下，能够万人在中南海门外齐骂’操你妈'，何尝有过这样痛快的时候。”这种“狂欢意识使人们很难清醒地估计到事态的严重性。‘六三'之夜不少人的牺牲并不是出于献身的英勇，而是天真，仅’橡皮子弹'四个字的传闻就使不少人白白送了命。”

　　这位作家对八九民运的看法，概括起来大致可以归结为如下四点：1、受“集体无意识”支配的非理性宣泄；2、个人的“风头意识”和权力欲的推动；3、“蒙面势力”的插手与控制；4、“见好就上，见坏就逃”的投机心理。

　　——它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对八九民运的看法。从卡玛拍摄的《天安门》，到著名政论家刘晓波对八九民运的比喻，我们都可以看到上述观点的影子。而通过“八九”，这批“精英主义者”认定：共产党固然没有前途，但中国与民主更是无缘。

　　四、“借”字诀的背景与“超理性”选择

　　作家的上述结论，在学术上可以被视为20世纪晚期“神经学”观察方面的一项成果，同时也是对现代政治学“行为主义”方法与“社会心理学”的运用，即一种从当事人或参与者的个人动机、潜意识或集体无意识追溯事物（事件）本质的方法。正如当代政治学家们看到的那样，这种时髦的方法，往往与社会学的实证主义结伴而行，它们往往所费代价昂贵、手段新奇不凡，但不论观察对象为何，都可以得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典句式：“……（对象）要么直接关心保障和收人，要么寻求满足某些无意识的需要和愿望。……行为要么源自深层的（例如以”统治热情“的形式出现的）潜意识的驱动，要么来自因外界社会化或群众集团的刺激产生的精神需要，它反映潜意识的担忧或愿望。个人被看作在广告或宣传的控制或操纵下行事……”

　　至于这些有国别和文化特征的“无意识”、“潜意识”的欲望和担忧具体是什么内容，只要由各国的学者去填充就够了。在这方面，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我们的作家、评论家在视线与嗅觉方面，同受过专业训练的西方社会学、政治学家们相比毫不逊色，它们对于识破“伪崇高”和肃清“假理想主义”，在观察现实生活的“价值视角”之外还给你一个“利益视角”，使人们回到真实而有些沉闷的世界，——这无疑是非常“先锋”的。区别仅仅在于，政治学、社会学家与我们的作家、评论家的立场不同，前者是“仆人”，而后者是“上帝”。因为当他们都面对一大群怀着各自私利、苦闷的芸芸众生时，前者想到的是，应当如何去满足人们合理的利益和愿望，消除导致苦闷的原因，并建立一种更有代表性的“多元政治”与营造一种能够容纳“多元文化”的制度环境；而后者漠视或轻视人的合理欲望与诉求，并直接导出了“精英主义”。

　　在《八九民运史》出版以后，笔者也曾遭到一些来自当事人“利权”方面的质问：其一曰，难道民运“黑手”没有根据个人的素质和愿望选择个人角色和前途的权利吗？难道我没有追求活得更好一点，过正常人日子的权利吗？其二曰，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党章，难道赵紫阳没有坚持自己意见或施用党内斗争策略的权利吗？其三曰，一个合法的政府，难道没有维持首都治安的权力吗？

　　我不能说他们没有这种种权利。关键是这种种权利用什么方式和代价去获得。一个自由民主理念的信奉者和自由民主制度的追求者，应当具有两个最基本的信念，一是“尊重人的生命”；二是“尊重个人利益”。作为个人的延伸，部门利益、集团利益、党派利益也均应列为尊重之列。在“民主化改造”已经完成的社会里，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军队要钱，应该找议会；政客们要谋权，可以进行合理的党派竞争；一个人想当明星、想出国，可以去练肌肉、吊嗓子、学写文章或背外语单词，不必去搞政治……

　　在一个符合人性的、健全的、有着充分公共空间的社会里，人们是可以有自己的幻想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不论是出国、获奖，当总统、当政治局常委或当明星，还是追求惊险、刺激或吸引异性，或者过“狂欢节”，这是人们的自然的、合理的权利。自由民主制度是为体现多数人的利益而建立的，但却是在为照顾社会诉求的多样性、特殊性中走向完善的。合理、完善与健康的社会，是人民的社会，是使各种人都能实现自己梦想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即使有群众运动，也往往能够限制在一个“有限目标”内。运动的结果，对社会公平和进步也能起到一种调节和推进的作用。

　　但是，专制社会完全是另一付图景，也有着另一套政治理念系统。用政治学的经典语言来说，专制制度下臣民如同婴儿，国家只有一人负责（这个“一人”或许也会“进化”，变为“一集团”、“一信念”，但总而言之是专制制度）。在这种社会里，那个“唯一”管着人们的一切，所以人们要获得一切，不得不问津那个“唯一”。

　　但专制制度决不可能用赤裸裸的形式维持自己的统治。而在一个由“革命文化”脱胎出来，又由之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那个“唯一”必须是披着革命的外衣，打着“绝大多数群众利益”的旗号才能大行其道的：“革命莫过于天下最权威的东西”；群众运动——革命的温床——具有“天然合理”的性质：“谁镇压学生运动，决没有好下场！”……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氛围中，一切个人私利、部门利益和党派利益均必须掩藏在“晦暗”中。它的表达只能经由曲折的方式。在这种制度和文化氛围中，不论是要谋取“私利”还是“偷运”一种新“价值”或“新制度”，借用群众运动的时机与“革命”的口号，也莫过于天下最“便宜”的事情。

　　所以，笔者认为，正是在这种以“最少付出”换取“最大收益”原则、原理或潜意识支配下，1989的朝野双方，选择了借尸还魂、借题发挥、借壳上市、借力打力、借腹怀胎、借刀杀人……一句话，即被称为“大投机”的行为方式。

　　毫无疑问，这种集体的共同选择，是一种精密计算的结果，因此，它并不是“非理性”的产物，而是“超理性”的产物。正因为与群众在一起是最安全的，群众运动被追捧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既然“激进的选择”是风险很大，但也可能是获利最丰的途径，因此，与这种势力保持一致，适时地利用并驾驭这种势力就成了一种最惊险刺激的赌博！

　　当然，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当人们在这场赌博中一无所获，而且几乎输光老本的时候，人们自然会将怨愤和责难一齐倾泻到那些他们昔日追捧并唯恐伺候不周的明星身上……

　　在存在着这类“超理性”手段的地方，不论是为了“价值的追求”还是“利益的追求”，我认为，都不能说是令人满意的；但我也不得不认为，那是不得已的。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它决定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必定是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而不是《马赛曲》或《星条旗永不落》前进的。

　　正如笔者在《谁应该对辛亥革命负责——与李泽厚先生商榷》一文中所说，正是因为专制制度的这种特性，所以，它不爆发危机则已，一爆发必带有“总崩溃”的形式。当然，笔者在《八九民运史》序言中也说到，8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改革中，它的政治与社会状况较专制时代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是，由于社会结构基本没变，政治权力仍然决定于金字塔顶端的那个“唯一”，在加上社会急速转型带来的各种矛盾，所以，八九民运也采取了"总爆发"的形式。

　　五、一位经济学家的启示

　　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山西的一个村庄搞扶贫试验，最开始的时候，他投资在山坡上种果树，但是，几年过去，他发现，那些种下去的树苗，成活的不多。以后，他又想到帮助农民在城市就业，花了很大力气，办了一个保姆学校，但是愿意来的人也不多。近年来，他自办起农民小额贷款，农民与他签约的十分踊跃。

　　凤凰卫视记者曾子默在采访茅先生时，向他提了一个很内行的问题：“为什么前一个实验不被农民认同，而后一个则被认同了呢？”

　　茅先生说，对果树的“投资”，本来是一种慈善行为。从投资方来说，能收回多少是多少，赔了本也就扔了算了。不过，茅先生认为，即使试验失败，也要让农民学会一点市场经济的规则，他打算跟农民结帐，要他们重新明确责任，该补苗的补苗，该引水的引水，剩下多少钱，还得还给他。但他发现很难，农民总是跟他拖着，因为在事情的一开始，他并没有与农民明确责任和权利关系。……依我们与农民打交道的经验，这恐怕也就是一桩有来无回的“买卖”了。

　　农民对一桩经济活动是否感兴趣，是由每个农民心里的那个“小算盘”决定的。茅先生说，办的保姆学校的实验也失败了。但是他在当地招聘老师的活动，却得到了十分热烈的响应。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在节目中，茅先生没有太追述原因。以我与农民打交道的经验，我认为，在他们的计算中，一定是认为，读保姆学校——这项事业，对他们来说成本太高了。这个成本有时间成本、有家庭生活成本（茅先生也注意到这一点），当然还有一些经济成本。因为不论什么性质的“念书”，必然要花时间、要脱离家庭生活和家务劳动、要花钱（即使路费、学费和食宿费全免，还要花一份日常生活用品的钱，而这部分花销，在真正的保姆工作中，是由雇佣者承担的）。这种花钱、花时间、花精力的“书”即使“读”出来，还是做家务！谁在家里不做家务？而且大多数保姆打工挣钱，只是一种补贴家用的临时行为，并不想作为一个长期的固定职业。因此，她们很可能认为不值得去上那个“学”。那些值得他们投入的，是能够把他们连根带离土地的“投资”——比如培养下一代、招工，当然也包括出去当教师……

　　正因为农民没有积极性，所以果树和保姆学校的事业都失败了。

　　与这桩失败的实验不同，小额贷款的实验进行得却比较顺利。虽然是要归还的钱，农民仍然很踊跃地与茅于轼签订合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茅先生的回答是：农民急需贷款，而国家银行不能满足他们。

　　为什么对于一桩“白送”的“事业”农民没有积极性？而对于一桩有偿的“交易”农民反而比较认同呢？在节目中，茅先生没有仔细的分析。非经济学出身的笔者却很受启发，认为从中至少可以剥离出三条要素：第一，凡是合作进行的事业，欲达到双赢或多赢目的，必要受一种契约关系的支配；第二，欲获得事业的最大收效，必要有参与各方的积极性；第三，在没有契约的情况下，事物依照约定俗成的文化精神运行。

　　这个故事再好不过地说明，在中国，即使在贫困地区，并非没有市场经济的基础，中国的农民并不是一帮“好吃白赖”的群氓，他们根据自己的理性判断事物的价值，并依照约定俗成的规则行事。同时，这个故事也启发我思考，中国并非没有实行民主的人文基础。相反，事情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不论在哪里，“只要有商业，就会有优雅的风度。”

　　它启发我思考八九民运，并得出如下结论：1、八九民运其实是一个社会各方都有参与冲动的事业；2、但参与的各方并没有厘定政治规则和契约；3、八九没有取得“双赢”而是取得“双败”的结果，原因在于规则认同的危机。

　　借鉴这个经验考察八九民运内部的“整合”与“协调”问题，我们可以发现，所谓自由民主事业，并没有“精英主义者”想像的那么复杂。它之所以看上去“很复杂”，完全是由于操作者从内心就漠视参与各方的权利。他们只是在向政府要“民主”时，才具有“多赢”的思维，并要求政府讲规则，而在内部可以实践“民主”时，则愿意“独赢”而不愿建立一种平等的规则。由此可见，自由民主制度其实就建筑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

　　所以，八九民运的失败，并不在于“‘一二九'一代”的主导或“’四五'一代”的缺席，而恰恰在于自命为“导师”又实际驾驭了民运的人，在与人合作时不承认别人的权利；在与人游戏时不愿平等地接受同样规则的制约。他们所欣赏的道德，并声称尊重的“普世价值”并没有身体力行地去施行。

　　如果真正理解和实践了那些道德律，人们就不会在政府对“‘一二九'一代”的代表人物实施打击时，刻意在民间肃清其影响，因为那正是你今后要面对的结局；如果真正接受和尊重了那些道德律，你就不会在法庭上大骂中国知识分子“道德沦丧”，因为你得承认你们一开始就没有共同的契约；如果承认和遵循了那些道德律，你就不会认为在你和学生、工人、市民之间是一种军队指挥员与士兵的关系，前者可以命令后者为了“战争的胜利”去牺牲，因为你既未许诺1989年的学生、工人、市民将来予以“军人”的待遇，你们之间也未建立任何临时的权利义务关系。

　　可以预见的是，谁在未来的政治生活中懂得尊重他人——引申至尊重其他利益群体、社会集团、阶层党派——谁就将赢得社会人心，并摘取“整合”成果，成为民主社会众望所归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