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从德
主导八九学运和民运方向的组织，从四一九到四二三是北大筹委会；此后直到五一三绝食，当数北高联；五一三至五一四两天，由几位绝食发起人构成的绝食团主导，运动从学运变为全民参与的民运；五一五到五一七，绝食团指挥部成为广场上的核心，也就是整个运动的核心；大约从五一八到五二二，北高联又占上风；五二三以后，在首都各界维宪联席会议的支持下，广场指挥部再居核心地位，直至六四。
有公开而广泛的自治组织，是八九民运的一个突出特点，但很少看见对此的反思。本文即对这些组织的结构问题作一回顾与反思。在历次中国民主运动中，八九民运也记录得最完整。虽有大量素材还留在国内，但众多关键人物已经流亡海外，并公布了部分回忆，使我们可以对这次运动中的组织结构作一定的分析。本文除作者的亲身经历以外，主要引用三方面的资料：十七位八九学运骨干在法兰西学院作了八天的集体核对史实而成书的《回顾与反思》；最近出版的记述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在八九民运期间活动情况的《天安门黑手备忘录》；及十五年来陆续出版的各种回忆。本文起草于一九九八年初，这里根据新的资料做了修订与补充。
一、北大筹委会的特点
“北大筹委会”成立于八九年四月十九日，是学运中第一个自治组织，全称“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备委员会”。在这次二千多同学的聚会上，其民主性与开放性有一定的体现。她并不排斥官方学生会，实际上在成立之前，同学们还呼吁学生会的干部挺身出来领导学运。其名称自限为“筹备委员会”，且当众宣布筹委会成员不得参与未来的自治学生会的竞选。因此北大筹委会从一开始就考虑到要限制个人私利、发展民主机制以保障其开放性。北大筹委会的特点，相对而言，也许可以说是“中庸”，即在“民主”与“集权”之间逐步调适。她有偏向于民主性、开放性与延续性的一面，代价是初期效率偏低，但到运动中后期因为其民主机制的完善而有长足改进。
筹委会初期的来源有四：一、自发的无派别同学，如丁小平、熊焱、常劲、郭海峰、柴玲、赵体国和我等人；二、“民主沙龙”王丹、杨涛等人；三、沈彤等人；四、原学生会成员，如李进进、张智勇等。自发者居多，运动期间始终如此。这四类成分大体涵盖了北大的各个层面，也显示出筹委会的开放性。但筹委会最初九位成员中没有三、四类同学：“民主沙龙”虽占了三人，却不是几任的召集人，直到绝食前不久杨涛作了召集人。随着三、四类同学的加入，王丹等人差点出了筹委会。但限制个人私利、发展民主机制确实在客观上抑制了学运内部的派别之争，尤其是王丹等人的“民主沙龙”与沈彤等人的“奥林匹亚”之间，终究未爆发内讧，也未形成一派独大的情势。民主机制的另一贡献，是议决四二七出校游行。当时北大筹委会五人常委三比二反对出校，结果在我和一些同学的坚持下，各系筹委根据民主程序联名召开扩大会议否决了常委会的决议，北大的同学才顺利加入了声势浩大史无前例的四二七大游行的行列。这一过程加强了我对民主机制的信念，对我后来的行为也有极大的影响。
但是，对民主机制的强调也有副作用，尤其是运动初期，影响了北大筹委会的运作效率。召集人从四一九夜到四二五，六天换了三届。尤其是四二四全校学生大会的失败，当时民主程序尚未确立，部份同学操之过急结果没能完成直选，丧失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然而，权衡利弊，我还是认为加紧建立民主机制是保障组织长期效益的关键。北大筹委会到了运动中后期则异常稳定，权力有相当大的延续性，内部也不再有大动荡，效率越来越高，成为运动实质上的中坚，无论是北高联还是广场指挥部，都主要依靠其支持。绝食前北大的校园民主建设的时机已经成熟，并得到校方的认同。五月三日我曾代表筹委会与丁石孙校长和教务长会晤，丁校长完全赞同校园民主的设想，可惜后来被绝食所打断。
二、清华与师大模式
相对于北大，清华更民主，师大更集权。运动中的学生自治会，清华与北师大可代表两极。
清华极重基层民主建设，筹委会的建立也比北大稍晚。十九日夜间北大筹委会成立时，几千清华同学正好游行到北大，希望同北大学生一道去广场。当时北大筹委会委派我和熊焱与清华联络，并在第二天去清华协助建立筹委会。四月二十五日，王超华正好看到了清华、北大与北高联三个组织的选举，其印象非常戏剧性，也正好说明三个组织的特色。清华是“四百人班代表大会”，在一个大礼堂；北大则在一间小教室，六十多人主要是各系分筹委会的代表；而高联三、四十各校代表更是躲在五层楼的教室中，“气氛特紧张，像地下工作一样”。相对于从容有序的基层民主，清华自治会的高层则较弱。清华模式大概可以说是工科院校的典型代表，比如农业工程大学也是以庞大的“宿舍代表大会”为架构。
与清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北师大的“开希作风”。师大自治会偏重上层、尤其吾尔开希个人，从二方面可以看出：开希的自封，和其他人对开希“单一的领袖形象”的维护。开希自封主席的情况，在九一年17位六四学生开了八天核对史实的巴黎会议上有许多见证。刘燕、沈彤和常劲都异口同声地说“是他自己挂名的”，“他自己在师大贴了一张大字报。”开希自己也这么说，如他在九○年四月对巴黎的中国问题专家说：“（八九年）四月二十一号白天，我在师大贴了一张大字报：”北师大学生自治会成立了。原学生会和研究生会一律解散。北师大学生自治会希望尚未登记的各系同学，尽快来西北楼登记。（那是我自己的房间）。北师大学生自治会愿意接受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领导。签名，吾尔开希，北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今晚集会筹备参加胡耀邦的追悼会。‘这个追悼会是在第二天四月二十二日。“至于维护开希”领袖形象“的情况，师大的梁二回顾道，师大几个骨干”决定团结一致，避免分歧。因为二十四日我就听见北大有内部分歧。我们决定保持单一的领袖形象，那就是开希“，因为他的”感性魅力“和”演说能力“比别人都强，并决定由开希见记者。这样，开希就成了师大的核心，无人可以抗衡。
三、北高联的悬空
北高联（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中共称之为“高自联”）成立的时间有两个说法。按吾尔开希九○年的说法，他宣告北高联成立是在四月二十一日，他贴的大字报不仅自封了师大自治会的主席，更进一步自封了北高联的主席。他说：“这张大字报贴在北师大，但我作了几十份缩小了的复印，贴在北京三十多个高校。在师大的广场上，我写道：”北京高校学生临时自治联合会宣告成立。原学联即行解散。今晚九点集会。签名，临时主席吾尔开希。“”、“实际上，我贴大字报的时候这个组织并不确实存在。同样，当我第一次签名作北师大自治会主席时，我是它唯一的成员。”
但按照通常的说法，北高联的成立是在两天之后，即四二三夜间，刘刚最近的回忆也确认了这一点。按九一年巴黎会议上老木、张伦与王超华的叙述，刘刚在创立北高联上的作用要比吾尔开希重要得多。据《黑手备忘录》的简历，刘刚当时已不是学生，一九八八年即在陈子明、王军涛的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工作，同年也创办了北大的民主沙龙。四二三圆明园成立北高联的聚会实际上是刘刚串连的，且就在他的住处，当时有二十一所院校的学生参加（另一资料说是二十六所）。据知，刘刚当时对一位前辈披露，他之所以要赶快成立北高联，是因为吾尔开希的动作促使的。
这里值得探讨的是北高联成立时的代表性问题。第一，几乎没有基层组织。当时成立了自治会的除了北大以外，不会有几个院校，这时成立全市性的高联如建空中楼阁；第二，因此没有“代表”。这些应刘刚个人之邀前来参加聚会的同学不应该称为“代表”，他们都是以个人身份来的，除了代表自己以外，并没有什么基层组织可以代表。第三，即便北大的“代表”，也不是北大筹委会选派的。刘刚最近披露的参加圆明园会议的名单，北大有两位，国政系８７级研究生Ｘ宇和物理系８７级博士生黄海新，这两个名字我是第一次知道（刘刚的回忆中又提到了张志勇，也许Ｘ宇就是张智勇），他们肯定都不是北大筹委会选派的，因为北大根本没来得及讨论。吾尔开希说王丹也参加了，但刘刚披露的名单上没有。会前刘刚去北大找过王丹，“希望他能代表北大参加，王丹立即提出他参加的条件是北大能够拥有绝对多数的常委名额，比如说，如果总共有七个常委名额，北大至少占四名。”刘刚没有接受王丹的要求，“见一时无法说服便告别了王丹”，后面就不再提及王丹，应该是没去。即便王丹去了，也不是北大筹委会选派的；而王丹关于北大拥有绝对多数常委名额的要求更未经筹委会讨论。据《黑手备忘录》，王丹从八八年起也在社经所工作。刘刚在回忆中说，当夜或次日上午，他去咨询了陈子明等人。这也可见北高联的成立与陈子明、王军涛等人的社经所的密切关系。
总之，八九学运的最高组织北高联的筹建并不是学生自下而上推选的，而是一些非学生由上而下暗中操作的结果。这是北高联在整个运动中一直悬空的根源。
高联组织的悬空，我自己感受颇深。从四二九加入高联，尤其是第二天当选主席后越发有所体会，这也是我在五月六日辞职的一个心理原因。我之所以加入高联，是因为王超华见周勇军、吾尔开希和王丹等人“都不作实事”，才到北大筹委会建议我去替换王丹，强化高联的组织，筹委会批准了这个建议。开希与王丹确实对组织建设的兴趣没有见记者的兴趣大，二人在二十九日晚违背“常委不得私见记者”的组织规则，举办“个人记者招待会”，随后自称遭便衣跟踪，从此不再来开会，但高联一有什么决议，二人又召开记者会宣布高联的决定，因此外界至今都误会二人是北高联的最高负责人。比如五月三日高联大会二人并未参加，会刚开完开希就又开记者会宣布五四游行方案，俨然还是高联主席。这种作风与北大筹委会相去甚远，对外有发言人，常委不得私见记者是一条纪律，因此外界不知道杨涛的重要作用。再如周勇军在五四宣布复课，而我作为主席事先都不知情，愈感悬空，自认无法负责，加上我的硕士论文将在一月后答辩，就在五月六日辞职复课了。超华与我努力加强高联组织建制与民主机制，但遇到这种虚浮作风时，我没据理力争，现在回想起来很值得反省。
组织架构悬空的一个后果，是高联对常委缺乏约束力。一度有常委被解职的情况，随即发现常委代表本校，它校常委无权撤其职。但常委在高联表现如何，几大院校却不一定清楚，于是就有了脱节，出现有权决策却不受约束的情况。开希是这种脱节的典型。譬如六月三日我代表指挥部去高联邀请两位常委到广场作副总指挥，开希正好在，马上要求去广场，我说你早就不是高联常委了，开希便以“师大自治会主席”的身份当面宣布撤销梁二驻高联的代表资格，并取而代之。“我现在就是北高联的常委了，你还有什么意见？”
组织架构悬空、对常委缺乏约束力、有领导之名无领导之实，由此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是北高联无力制止几个常委发起的个人绝食及由此带来的组织分裂。
四、绝食团对北高联的挑战
五月十一日晚，吾尔开希、王丹、马少方、程真、王文、杨朝辉在一个小饭店商议绝食，这是具体运作发起绝食的起点。六人全是高联的骨干，开希还作过主席，王丹、马少方也曾是高联常委。尽管多数常委反对，高联也数次决议反对组织绝食，却无法控制“个人绝食”的势头，这不能不从高联的组织架构和代表性上去找原因。因为，如果高联是由下而上层层都有坚实的基础，完全可以用“最高统一组织”的威信要求局部份子服从领导，至少可以举行一次各校投票，按民主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但是高联当时未能这么做。
这种无力感从王超华的叙述中也可以看出。她是高联运作的真正核心，在巴黎会议上谈到十一、二日高联的三次常委会。十一日下午的会上，“马少方和梁二发生激烈的争执，拍桌子红脸。马少方说，‘上面已经说了，非常确切的中南海的消息，实际上改革派希望咱们大闹，越大闹越好。’”接着，“晚上北高联做出一个决议：反对近阶段举行任何大规模的活动。”但就在当晚，吾尔开希等六人执意发起绝食。第三次常委会在十二日早晨，杨朝辉来说要绝食，“已经有十一个人了，而且已经串联了十几所院校。”超华当即说，“高联马上要发表声明，这个绝食活动和高联完全没有关系”，她非常气愤，马上就问“吾尔开希怎么回事？他还有没有原则性，昨天刚通过的决议。”郑旭光这时冲她一拍桌子，“你以为高联现在还有多少威信哪？！你以为高联现在说话还管用哪？！”超华回忆道：“我一下就蔫了。”
第四次常委会是冲突的高潮，高联不仅没能约束自身的核心成员，更无力压住北大的绝食行动。下面是曾任北大筹委会秘书长的柴玲与高联运作的核心王超华之间的对话：柴玲：“你们为什么不允许绝食？”
王超华：“是这样，我们已经从上面得到消息，只要学生平息下去，上面准备用一种比较温和的态度来解决。现在有的同学感到在学运低潮，要做一些事情，很着急，我们也能理解。”
柴玲：“你们北高联已经同意了一个原则，就是你们只是作为一个协调性的机构，为什么到现在有权力做这样的决定？绝食是同学自发的。你们实际是占着领导的位置，没有领导的能力。”
“高联只是一个协调性的机构，而不是领导机构”是北大在五月七号与高联达成的原则性协议（据王超华和常劲的回忆）。这实际上是对高联的削弱，其影响力受此牵制很大。高联从初创时期的代表性问题带来的悬空问题这时发酵，致使其最终无力控制北京高校学运的局势。
绝食后，高联对局势的控制能力更大大降低。绝食团形成一股强大势头，完全将高联置之不理。超华也试图约束开希和王丹。五月十三日晚，阎明复与知识分子和运动学生有次见面会，超华回忆说：“下午我们坐在一块时就对他说，‘开希你参加绝食已经违反高联纪律了，你不要再代表高联讲话。’所以十三日晚上连坐都没有跟他坐在一块。他先说了一下，他代表北高联，然后我发言时还说了一声，他不代表北高联，北高联是另外有决议的，他们两个在绝食行动中和北高联不是一回事。”
但是开希与王丹这时完全满足于以绝食团领袖的姿态出场，因为绝食是当时运动的中心，媒体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十四日对话时，若以北高联身份，他们反而可能不能参加。以后，二人到底代表北高联还是绝食团，就很难说了。实际上，二人基本上不在任何一个学生组织中做事，而是依赖媒体和舆论的影响凌架于整个运动之上。照梁二的回忆，至迟在五月十七开希便被高联彻底解职，而最荒唐的是他在五二二凌晨喊撤后，高联竟然还得宣布对他的“罢免”，许多人都还以为吾尔开希依然是“北高联主席”，而“实际上他没有任何职务可罢免。”
绝食团的形成，其实是八九学运组织的第一次公开分裂，导致了学生组织的混乱。首先是统一组织出现断层，至此北高联不再是运动的唯一最高机构；其次是权力更替出现断层，是以极端方式推翻前面组织的开始，这时是绝食，随后便有自焚、卧路与绑架等等，实际上开了运动后期各种“政变”之先河。
总之，高联的悬空与积弱，不仅没能阻止绝食，没能压制几个个人的僭越，甚至无力控制高校代表会。而正是广场上的这些各校代表会，成为绝食团指挥部与高联抗衡的根据地。
五、绝食团指挥部形成的断裂
如果说几个个人绝食发起人为核心的绝食团的形成是八九学运组织的第一次分裂，绝食团指挥部的形成则是第二次大裂变。对指挥部合法性问题的反省，拙文《“自焚”与绝食团指挥部的成立》有所专述，这里则侧重于该组织在整个运动中所形成的进一步的断裂，尤其是领导人物的断层，譬如李禄的介入，开始以全新的人物掌握运动的决策核心。
绝食团指挥部的成立，首先是绝食团抗拒北高联的继续，是绝食同学在无序当中寻找自身代言人的新努力。十五日凌晨，在高联支持下的吾尔开希（当时大家都把他误认作高联主席）主持了广场同学东移之后，广场上开始混乱。李禄这时找柴玲谈了一个多小时，又征求了一些人的意见，便在八点左右，由柴玲在广播站宣布绝食团指挥部的成立：总指挥柴玲，副总指挥李禄；而参加指挥部的唯一条件是在遭镇压时率先自焚。二人宣布成立指挥部之后马上召集的代表会议，一方面确立其领导权，另一方面也否决了李禄的两项提议：“自焚”与“卧路”。然后召开记者会对外宣布；当晚十点发生了第一次人事变动，王文、马少方、程真等绝食发起人另立一份名单，去除李禄；当夜的两次代表会议中，李禄一度落选，结果是在柴玲的挽留下重回指挥部，从此二人的地位不再动摇，直至六四。而马少方等人则与指挥部渐行渐远，六一凌晨王文等人甚至发动绑架。
指挥部成立以后，高联对学运的控制力进一步降低，尤其是失去了两大阵地：各校代表会与广播站。指挥部的“合法性”首先就是依靠广场上的各校代表会取得的。当时高联的实际运作主要依靠王超华的凝聚力，但她也承认，“我们对绝食团的各校代表会采取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绝食团自己搞了一个代表会。可是事实上，高联在这个阶段基本上没有再召开代表会，因为都乱了。”而广播站就是指挥系统，按李禄的说法，“没有广播站，实际上指挥部只是一个名字，广播站才是一个实际的团体。”从此以后，代表会与广播站便成了高联与指挥部争夺的焦点。两个组织各自召集代表会，因此广场上常常出现截然不同的决议；又各自掌握一个广播站，因此广场上经常听到南辕北辙的通告。大体上，“绝食团广播站”代表指挥部，“学运之声”代表北高联，而后者后来居上，功率大大超过绝食团广播站，因此高联从五一七以后逐渐控制局面，直到二十三日被迫回校修整之前。这种由策略之争而导致的权力之争和两套指挥中心的混乱局面，郑义也有生动的描述的（《历史的一部分》页九五）。
其次，从领导人物上看，断层则更大。郑义以为“指挥部成员大多数是市高联的成员”，其实正相反，几个骨干当时不仅不在高联任职，甚至在本校也无职务。李禄来自外地不用说，柴玲与我都在五月六日辞了职，张伯笠、白梦从未在北大筹委会做过常委，郭海峰则在四月底就不再任要职。吾尔开希与王丹的情况比较模糊，王丹是与我一道辞职的，吾尔开希按超华与梁二的说法并不代表北高联，他们在北高联到底有没有正式职务很难说。结果，绝食团指挥部竟是个全新的组织。套用一句批评中共的话来说，指挥部根据的也不是“成文法”而是“习惯法”，即柴玲不得不承认的“老资历”。
最后，从组织方式看，“自焚”是指挥部合法性问题的根源。原先彼此有基本了解和信任的学生骨干群由此被排除在外，而这一先决条件在指挥部刚一成立便被取消，对于许多绝食发起人来说无异于“政变”，比如马少方便指李禄是在“操纵民主”。这一思路无疑为后来对指挥部的诸多“政变”提供了依据，而到了运动后期，这类“政变”更是家常便饭。有关情况，巴黎会议上有大量讨论。
六、指挥部与联席会议
绝食团指挥部与北高联的抗衡，以五二三高联撤回高校整顿而告一段落。这天，同时诞生了两个新组织：首都各界联席会议与保卫天安门广场统一指挥部（以下简称首联和指挥部）。以后对广场控制权的争夺，便主要在这两个组织之间展开。
先看指挥部。在“绝食团指挥部”与“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之间，还有一个“临时指挥部”，基本上是同一套班子。临时指挥部的成立，实际上重复了绝食团指挥部成立时的模式：开希喊撤，导致坚守广场的同学迁怒于北高联而另立上层机构，两次皆是如此。五二二凌晨开希喊撤，当即遭全场反对和北高联的“罢免”。晚上，北高联与绝食团指挥部共同召集各校代表联席会议，结果四十五票同意，二十四票反对，通过组建广场临时指挥部，坚决不撤；北高联则被迫同意撤返高校整顿，由临时指挥部接管广场四十八小时，这个协议指挥部的张伯笠已先同北高联的王超华谈妥。超华记得协议中高联和临时指挥部带有一种隶属关系，或派出单位。
但指挥部从临时“转正”，却依赖了首联的支持，这是超华没有料到的。那晚正好学生和首联的两个联席会议同时在开，第二天五二三首联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上“授权成立广场指挥部，统一广场上的指挥”，这句话李禄记得是柴玲回来对他说的，我记得柴玲在五二三下午对我说是首联任命了指挥部。张伯笠也没参加首联会议，第二天超华拿着高联整顿好的名单回到广场来要收回权力，伯笠便推说“你找首联去吧。”至此，高联彻底丧失了对广场的控制权。
再看首联的成立。按包遵信的印象，首联的前身是蓟门会议，而他参加的五一八、九两天都是陈子明、王军涛亲自用车来接的。五二二晚也是王军涛亲自用车来接，而直到会开完，他才从军涛那里得知是首联的筹备会议。（《未完成的涅盘》页二二八–二三三）陈小雅按包遵信的回忆，归纳五一八蓟门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怎样能影响学生，控制广场局势。王军涛说，我们可以提一些主意，有些具体工作可由他和陈子明的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来承担。”（《八九民运史》页三四七）因此可以说首联是社经所一群知识分子的某些尝试的结果，他们不安于广场上的混乱局面而力图介入学运的上层，以期左右局势。按包遵信、张伦、老木的回忆和陈小雅的分析，这群知识分子组织上的核心应当是陈子明与王军涛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按一些人的说法，这就是运动“真正的黑手”。
老木的言论曾经引起非议，特别是九○年四月对法国《解放报》记者的谈话。九一年巴黎会议上老木依然强调社经所的作用。“联席会议是由一批独立于体制的知识分子，在不同方向，在戒严前后，自动汇到一起的，其中主流是以王军涛、陈子明为主。……保卫广场临时指挥部是联席会议任命的，这是一个绝对的事实。再一个事实是，我的宣传部、张伦的纠察总部，还有参谋部、联络部，并不是广场临时指挥部的下属机构，只是平行机构。就是保卫广场临时指挥部必须听从联席会议的决定。”
七、指挥部与首联的结构问题
这便触及到实质问题：指挥部与首联到底是甚么关系。为了探讨这一问题，我们最好看一看原始资料。二十四日的《新闻快讯》第三期由包遵信负责、北明等编辑，其中记载了两个组织的结构关系：本报讯∶为了统一指挥，坚持斗争，首都爱国民主运动指挥系统在多日酝酿中成立并完善。以“保卫天安门指挥部”为中心，上设由各界人士代表组成的“爱国维宪各界协商联席会议”，和由全国各高校代表组成的“营地联席会议”；下设联络部、宣传部、参谋部、后勤部、纠察部。（《八九民运史》页三五○）
显而易见，这个结构很混乱。首先是指挥部作为“中心”，与首联究竟是甚么关系？甘阳说“既不是隶属关系也不是平行关系”，包遵信听了，觉得“这说法真让人无法理解”，结果也用了一个很模糊的概括：两个组织“一是进行协商，一是负责执行；联席会上讨论定的事，大都要由广场指挥部去推行。”（《未完成的涅盘》页二三四）首联发言人刘苏里在五二四下午对记者的解释也自相矛盾：一方面，首联是作为指挥部的后援组织，作用是出谋献策，担任智囊团角色，但对指挥部没有硬性制约关系，首联提出的任何意见，最后决定权仍在指挥部（《东方日报》、《快报》五月二十五）；另一方面，首联决定，天安门广场保卫工作由总指挥部统一负责，采取总指挥负责制，而总指挥则向联席会议负责（《明报》五月二十五）。
这便触及到第二个问题：指挥部到底听谁的？“上设”的两个联席会议，一个主要是社经所知识分子的，一个则是广场学生的，二者有了分歧怎么办？如果说指挥部相当于行政机构，联席会议相当于议会，那么现在出现了两个“议会”，二者又都是指挥部的“上设”机构，问题就出在这里。后面将分析的五二七建议的混乱局面便是这一矛盾的自然结果。
第三个问题：部门人员设置也出现了两套人马。一套是学生的，以原指挥部为核心，上面《新闻快讯》那段话接着是：“新成立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成员有∶柴玲（总指挥）、张伯笠（副总指挥兼宣传部长）、连胜德（副总指挥）、郭海峰（秘书长）、李禄（外联部长）、王刚（后勤部长）、杨朝辉（纠察队长）、王超华（常委）等组成。”另一套班子则是知识分子的，大体上都是陈子明、王军涛的朋友，由首联发言人刘苏里对记者宣布的：“联席会议属下五个部：联络部（负责人刘苏里）、宣传部（老木）、后勤供给部（王刚）、参谋部（刘刚）、纠察总部（张伦）。联席会议常设委员会共六人，为王丹、柴玲、张伯笠、李禄、封从德及郭海峰。（《明报》五月二十五）”第二天的《首联简介》上又说有十个部。可见当时的组织结构有多么混乱，又多么变幻无常，给人随意更改的印象。而实际上指挥部的核心人员也并非经过正式选举的，比如我就没参加过任何选举，这个那个名单，当时连我自己都不清楚，读到上面一些名单时，已经是几年以后了。
总之，产生这些混乱有个过程，通过对各种回忆的分析可以看出：柴玲在二十三日首联会上，因为临时指挥部要“转正”，故满足于“授权”的上下关系；而李禄参加的二十四日的首联会上，指挥部的“上设”机构才另外增加了学生的“营地联席会议”的。李禄是“学生议会”的主持人，因此不断强调“广场指挥部的权力来源，是建立在广场议会的基础上，就是营地联席会议”，而首联只是“一个协调组织，给我们作后勤部，第二给我们作参谋。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作我们的领导和派我们、帮助我们成立一个广场指挥部，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我们这边最高权力机关是广场议会。”具体而言，五二七首联建议三十号撤，结果没有在广场议会上通过，便是标志着首联对指挥部的权威实际上在广场议会之下：首联只能“建议”，表决权则在“广场营地联席会议”。
首联的本意是坚守广场，要求学生坚持到六月二十日再说，撤离的建议其实是指挥部我和柴玲提出的。撤离建议除了在记者会上宣读之外，首联并未去“广场营地联席会议”做学生代表的工作，后来一些人指责李禄个人对柴玲的影响否决了撤离建议，其实是对广场运作机制完全不了解所致。当时首联这一群社经所的人马，许多活动都不是在广场上，并不重视各校学生代表手中的投票权。
八、几点小结
。较重民主程序的学运组织虽然初期震荡，但后期稳定且效率较高。北高联创建时缺乏基层组织和代表性，导致学运这一全局组织的悬空。这种悬空导致高联始终没有足够的领导权威。高联权威不足致使几个高联常委发起的个人绝食可以无视高联的决议。成功发起个人绝食是运动组织的第一次裂变。绝食前北大等校的校园民主建设的时机已经成熟，并得到校方的认同。绝食后运动走出校园扩大为全民范围，运动焦点和权力中心从校园变为广场。绝食后运动组织进一步分裂，成立绝食团指挥部是运动组织的第二次裂变。高联虽然未能阻止绝食，却在绝食后进入广场一度夺回对学运的主导权。高联进入广场与绝食团和绝食团指挥部形成三架马车，运动进一步群龙无首。 戒严后成立的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加入广场指挥权的角逐，与学生组织的关系模糊不清。广场真正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三百代表的广场学生联席会议，而非首联或指挥部。运动初期由下而上的组织不多秩序反而较好，运动后期组织众多互不统属秩序越来越差。社经所人员操作成立的北高联和首联都企望建立运动最高组织统领全局。两个最高组织的建立都不是由下而上的推选，而是凭社经所的实力由上而下地自命与任命。由上而下构建的两个最高组织，一个没能阻止绝食，一个没能组织撤离广场。由上而下构建的组织导致运动容易随意放大，却无力组织收和撤。
总之，组织的冒进是最危险的激进行为。由上而下仓促构建统领全局的组织不符民主程序且最终损害大局，由下而上地逐层组织才是合理而稳健的做法，这样形成的坚强组织才可能纪律严明、收放自如。这不仅是八九民运的经验与教训，也是六四后海内外民运组织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未来民主运动的借鉴。
一九九八年二月起草于巴黎，二○○四年六月修订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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