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在落日中》 作者自序------献给我魂牵梦萦的内蒙古高原

袁红冰


　　如何使生命成为自由魂魄狂放不羁的展现过程，成为审美激情在苍茫虚无中烧灼出的艳丽如花的伤痕，成为真理祭坛上的金色圣火，成为令万年时间的重叠都黯然失色的灿烂瞬间——这是一个与庸人无关，而只属于以生命美为天职的高贵者的生命难题。

　　从少年时代起，这个生命难题就像一缕猛兽之血般殷红的流云，萦绕于袁红冰峻峭的灵魂之巅。

　　六十年代下半叶，中国现代专制下蒙古民族经历的惨绝人寰的命运，强烈地震撼了袁红冰敏感的少年心灵。于是，六十年代末，走上知识青年流浪汉的生命之旅后不久，袁红冰就从内蒙古高原万里长空中摘取一道最为猩红触目的雷电，在铁血男儿青铜铸就的意志上，刻下决定他一生命运的誓言：用诗意丰饶的文学之美，为凋残于中国现代专制政治下的无数蒙古青年男女那白桦树般青翠秀丽的生命，创作一首安魂曲——一首将在未来年代的每一个暮色中，都随着银灰色的无边草浪，涌向天际深红落日的安魂曲。

　　蒙古民族的惨痛命运可以令荒野上裸露的紫色岩石都为之流下殷红的泪，然而，生命的悲剧只有以自由意志的名义诗化，才能升华为与美丽而高傲的人性一致的意义。所以，少年袁红冰为自己选择了悲剧诗人的命运之路。

　　血是生命的激流，迸溅在中国现代专制政治历史苍穹上的勇敢者的血迹，那炽烈得能将太阳都烧焦的血迹，乃是生命价值的极致，然而，这生命的价值只有在自由的史诗中才能得到实现，才能成为雕刻未来人性的石匠。所以，出于对那重重血迹的残破之美的灼热恋情，少年袁红冰决定以他英俊秀丽的生命，为蒙古民族的悲剧命运，作属于猛兽的诗意的献祭。

　　独裁者及其豢养的御用文人总试图通过伪造历史的卑鄙之手，美化罪恶，抹去真实历史的记忆。因为，他们惧怕受到真实历史的审判。人世间最险峻的悲怆往往并不在于生命悲剧本身，而在于被专制暴政所摧残的人性之血，在独裁者伪造的历史中默默地枯萎，在冷漠的时间中逐渐淡化为灰色的寒雾。但是，人性之血不应当成为灰色，所以，为使蒙古民族苦难命运中怒放的血迹永远保持野樱桃汁般的嫣红，为使真实的人性悲剧不死于独裁者伪造的历史，少年袁红冰确认：以文学之笔为长剑，向专制暴政发出孤独的挑战，乃是自己的天职。

　　这样，从十九岁时起，袁红冰就开始了小说《自由在落日中》的创作过程。

　　在焚身的火焰中作浩荡的狂风之舞——这是袁红冰在创作《自由在落日中》漫长过程中的感触。这与疯狂的激情和美丽的痛苦相连的感触，则需要以铁灰色的艰难来采撷。

　　之所以艰难，是由于袁红冰试图创造华美超群的文学形象，为死于专制暴政的蒙古青年男女的生命，赢得风流千古的人格魅力——美是艰难的，美的极致就是艰难的极致。

　　之所以艰难，是因为袁红冰对《自由在落日中》的创作，起步于象孤独野狼一样在荒野间流浪的衣杉褴褛的知识青年的命运——艰难之处不在于生活的贫苦，而在于内心的孤独。多如沙石的中国文人中，用文字向专制暴政献媚，以换取卑贱的生存者随处可见；视灵魂为真理、人性、正义的祭品的自由人却像沙漠中的野花一样难以寻觅。而孤独引发的生命苍凉感即使对于铁石之心，也是一种艰难。

　　之所以艰难，更由于中华侠义精神使袁红冰不能漠视共产党官僚集团的凶残暴虐和官权横行的社会不公正，而从少年时起，就为自己选择了同中国现代专制暴政作百年决战的命运之路。他的文学创作一直伸展在这条危险的命运之路上，并成为锋刃上的舞姿——优美的危险乃是英雄的艰难。

　　之所以艰难，还因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专制迫使袁红冰必须在秘密状态中进行文学创作。本应雕刻在金色日球上的诗篇却不得不在阴影中铸造，这对于袁红冰放荡无羁、愿与银色长蛇般的雷电共舞的个性，又是一种炫目的艰难。

　　未来年代中的人们仰视文学历史的璀璨星空时，将会发现《自由在落日中》是一颗红宝石色的星辰。因为，《自由在落日中》是一位崛起于内蒙古青铜色高原上的美少年心血的凝聚，而殷红的艰难为这颗星辰赢得了峻峭的个性之美；赢得了可以令人类屏息注视的人性魅力。

　　从袁红冰在北国荒野上踏出知识青年流浪汉的足迹时起，《自由在落日中》的诗意就像繁富的野花，在那蹒跚的足迹间盛开。随后的漫长岁月中，无论袁红冰的个人命运如何变幻，那诗意都如同一位风姿万种、忠贞不渝的情人，伴随袁红冰走过一个个黄叶漫天飘落的秋季；一个个寒风凛冽的冬日；一个个狂风与雷电喧嚣的夏天；一个个情调如苦役犯心中对自由的向往一样又苦又甜的春色。

　　一九九三年，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辛创作，《自由在落日中》的手稿终于完成了。在写出《自由在落日中》的最后一个字的瞬间，袁红冰发出一声血雾迸溅的、雄豹吼啸般的长叹。透过迷濛的血雾，他那雕刻着峻峭的高傲神情的眼睛，那雕刻着坚硬火焰的眼睛，没有找到征服艰难后的翠绿的欢欣，却只能看到一片殷红的虚无。

　　《自由在落日中》的创作过程结束不久，袁红冰一个人走出北京大学校园，走过北方的原野，追寻着野狼的足迹，走上燕山山脉的崇山峻岭。当他不得不驻足在一座高耸于群峰之上的悬崖边缘，再也无路可走，而只能遥望天际青铜色的落日时，袁红冰不禁仰首痛哭——是一种对于极致之美的感触，使他作响彻漫漫长夜的悲嗥。

　　在那种可以触摸到坚硬蓝天的极致感中，在那种可以用干裂的嘴唇狂吻被落日烧成深红的高空之风的极致感中，袁红冰意识到，他应当直视生命的终点了。他不屑于继续进行文学创作，因为，他觉得已经再也写不出比《自由在落日中》更美的人性，更美的诗意和哲理，而他那颗高傲的男儿之心只会为极致之美沈醉——极致之美即是他生命的追求，也是他生命的墓志铭；失去了向极致挑战的可能，生存就已经没有意义。

　　尽管从“文化大革命”时期起，袁红冰就同他的战友们一起开始了反抗共产党官僚极权统治的政治活动，但是，在他的生命视野中，《自由在落日中》的创作远远高于现实政治活动的价值。

　　袁红冰确信，超越专制政治文化史的东方人文精神的辉煌崛起，乃是中国自由民主命运走上历史峰巅的前提；乃是人类以更加深沈的目光审视自由意志永无穷尽的丰饶内涵的前提。

　　袁红冰确信，以哲理与诗意为斧和凿，以人性悲剧为岩石，创造自由、美丽、高贵的人格雕像；使燃烧的灵魂成为虚无背景中的一缕审美激情，并于灿烂的瞬间之后化为殷红的灰烬——这才是生命的绝对价值。

　　《自由在落日中》创作过程的结束，意味着袁红冰已经完成了对于真理的责任，对于真实历史和真实人性的责任，对于生命美的责任。因此，对于他，还剩下的只有一件事可作——在现代中国精神已经丧失了理解自由人性的能力的苍茫时分，通过向专制政治发出悲壮无畏的挑战，来宣示自由人格的英雄魅力。

　　在此之前同专制政治进行长期抗争的充满艰难凶险的岁月中，袁红冰凭藉野狼般敏感的机警和纯熟的策略原则，一直成功地使自己免于沦为囚徒。《自由在落日中》完成后，袁红冰不再重视现实政治活动中的策略运用。理由在于，他狂放雄烈生命风格喜爱作阳光下的剑光炫目的挑战，而以往对于策略的重视只不过是为了保持创作《自由在落日中》所必须的非囚徒的生存方式。

　　同时，因完成《自由在落日中》而产生的生命极致感，也促使袁红冰决定，抛弃政治活动的策略原则，踏上苦役犯的命运之路，以峻峭的死亡来实践他的关于生命应当美丽凋残的哲理；来吟颂属于自由人格的英雄诗篇。——专制暴政肆虐的时代，凋残于黑牢中的生命之花，才会展现出动人而高贵的神韵。

　　此时，尽管袁红冰已经有了妻子和不满两岁的小女儿，可是，他仍然开始了创建《中国劳动者权益保障同盟》，这个必定受到当局无情镇压的自由工会性组织的活动。他要使自己的血迸溅在中国民主的祭坛上；他只愿把《自由在落日中》和自己消逝于苦役犯命运之路上的英俊而高傲的背影——那英雄男儿的背影，作为遗产留给妻子和女儿。他觉得，只有如此，才能不辜负妻子那如同殷红的落日沐浴于其中的茫茫云海般的深情，才能无愧于小女儿那风韵天成、妖娆俊美的容颜。

　　一九九四年三月二日上午，袁红冰被中国的克格勃，“国家安全部”的秘密警察逮捕。前一天，袁红冰刚给北京大学法律系九三级学生讲过寒假后的第一次课。

　　被捕的当天夜里，袁红冰便被秘密押往贵州，这个自古以来就是政治犯流放地的、阴云终年不散的省份。袁红冰在北京高等院校内和社会上的广泛影响力，使当局不敢在北京对他进行审判。

　　秘密警察指控袁红冰的罪名是，“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而审讯过程中涉及到的具体罪行有如下１８项：１、以竞选人身份参加八０年北京大学人民代表的竞选活动；２、八九“六。四”事件中，发起组建全国高等院校唯一一个教师的非法组织“北京大学教师后援团”，以及非法发起召开全校教工大会、全校党员大会，并撰写《致中国共产党所有基层支部的公开信》，为动乱推波助澜；３、九０年出版的《荒原风》，系统否定官方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并以该书中的“余韵”一篇，为“六。四”暴乱唱挽歌；４、九０年和九三年两次煽动北京大学学生推举自己作人民代表候选人；５、九一年煽动北京大学学生抗议日本天皇访华，干扰国家的外交政策；６、九二年非法主编、出版《历史的潮流》，企图以此书分裂共产党中央；７、九二年向北京市法院提起诉讼，指控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和国家新闻出版署查禁《历史的潮流》为非法；８、九二年六月十四日发起召开，并主持有百名持不同政见知识份子参加的“奥林匹克饭店会议”，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再度泛滥；９、九二年十一月发起召开由国家官员和自由知识份子参加的“大钟寺饭店聚餐会”，企图为“六。四”事件翻案；１０、九三年秋，为抗议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以政治压抑学术自由，进行个人静坐示威；１１、九四年初就警察对自由画家严正学施暴事件，发起三百人签名抗议活动，企图造成社会动乱；１２、发起组建涉及十余个省区的自由工会性组织《中国劳动者权益保障同盟》；１３、试图组建包括魏京生、闵奇等人在内的民运领袖集团；１４、九四年二月，参予煽动山东某县农民基督徒进北京抗议当地警察迫害宗教自由的活动，并同意作农民基督徒抗议活动的律师；１５、与柴治国等持不同政见共产党员一起，组建反党集团性质的秘密组织；１６、长期以来，通过组建公司、举办和参予各种讨论会等方式，向党政军各要害部门渗透，为邓小平之后，发起民主运动与专制政治的决战，进行政治、经济、社会力量等方面的全面准备；１７、撰写了作为民主运动理论纲领的著作《民主与共和》；１８、为发起“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撰写了反动小说《自由在落日中》和哲学著作《刻在落日上的箴言》。

　　中国官僚独裁集团指控袁红冰的这些“罪行”，在现代人类已经达到的正义原则的层次上，都是自由人的基本权利的正当体现，而对人的自由权利进行逮捕，才是真正的罪恶——属于国家权力官僚集团私有制的罪恶。

　　现代中国人最令袁红冰黯然神伤之处在于，他们中的大部分已经习惯于用低贱的媚态向专制暴政换取卑微的物质生存；他们已经忘却了生命的高贵和精神的追求。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在严酷的思想专制下日渐枯萎，而精神的枯萎又导致人性前所未有的堕落。举目所见，尽是渺小的诡诈、虚假的热情、肮脏的私欲和小动物的怯懦所充斥的人格。许多中国人似乎完全丧失了理解自由、美丽、勇敢、高贵、正义和真理的能力，并满足于生活在虚假中。

　　袁红冰准备将当局对他的审判，变为对思想专制的审判，变为对专制法律的审判，而他则是带着生锈铁镣的审判者。他要以此为中国自由民主运动赢得道德荣耀；他要以此对中国人格的堕落进行青铜色的抗议。

　　袁红冰想到了一切，但是，却唯独没有想到命运会将他置于生死两难的绝境；唯独没有想到专制铁链甚至可以束缚住他高傲地走向悲壮之死的猛兽的足步。

　　在国家安全部的秘密警察对他进行第一次审讯时，从审讯者经过精心设计的讯问内容中，袁红冰刀锋一样敏感的直觉就意识到，他分别隐藏在父母家中和一位元学生处的一生全部著作的手稿和软碟，其中包括文学著作《自由在落日中》、政治法律著作《民主与共和》、哲学著作《刻在落日上的箴言》的手稿和软碟，都已经被秘密警察搜获。

　　以后的事实证明袁红冰的直觉是正确的，而在直觉产生的时刻，他的意志如同被雷电殛中的风蚀的悬崖，于瞬间之内崩溃了。

　　为了真理的利益，袁红冰鄙视世俗的名誉地位；为了精神的追求，袁红冰忽视对物质生活资料的获取。他身无长物，不置恒产，然而，他是一个灵魂的丰饶者——因他的精神创作而丰饶如金光灿然的无边麦浪。

　　《自由在落日中》是袁红冰的生命创造，但是，在他的价值观中，那生命的创造又具有高于他生命的独立意义。这不仅因为《自由在落日中》凝结着他灿烂的审美激情之火，也不仅因为他湮没在二十多年孤独、寂寞、艰难的写作生涯中的翠绿生命，只通过《自由在落日中》才成为超越时间的价值，更因为《自由在落日中》乃是被人性之血浸透的真实历史的文学升华；乃是他用以承担对生命美的天职的最后支点。——在专制官权和御用文人们伪造的历史背景中，真实的历史是被放逐者。如果过去的真实历史完全消失了，中国人也就丧失了走向未来真实历史的可能，而将永远生活在虚假中，因为，未来是过去之子；在思想文化专制阴影导致人性普遍丑陋的、兽性化的年代，对生命美的呼唤是一种美丽而悲怆的孤独，然而，如果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人类群体连这种孤独的能力都彻底丧失了，那么，中国就永远没有可能再造属于真、善、美的未来，因为，社会历史是人构成的，没有自由、高贵的人格，就不会有与人性一致的伟大历史命运。

　　袁红冰意识到《自由在落日中》的手稿和软碟落入秘密警察手中的当天，在他离开审讯室回到牢房后，一阵猩红的血雾骤然从他犹如被火焰烧焦的双唇间喷溅而出。那染红了黑牢阴影的血雾中已经没有了悲怆的神韵，而只弥漫着绝望。二十多年的精神追求毁于一旦，情以何堪！人以何堪！

　　作为创造出英雄人格哲学的哲人，袁红冰早已摆脱了对死亡的畏惧，进入超越于生死之上的自由意境，并视瞬间的优美为生命价值的极致。正是这种自由意境和价值的极致感，使袁红冰在“六。四”事件浓烈的血腥气还未消散的时刻，就对专制政治再次发起了英勇的挑战。从九０年至九四年春被捕前这一时期中，袁红冰和战友们的一系列政治活动，成为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主旋律。

　　了解袁红冰的人都能触摸到他那颗即使在刀剑劈斩下也只会发出铁石声响的坚硬的心；袁红冰也骄傲地自信，内蒙古高原上那能将岩石冻裂的暴风雪，也不能冻裂他的意志。可是，《自由在落日中》的手稿和软碟落入秘密警察的兽爪之后，袁红冰却发现，他变得像野草一样脆弱，像灰烬一样苍白；他富丽的生命变成了一具倒毙在阴冷沼泽中的骷髅。

　　但是，袁红冰毕竟是坚硬的。野蛮人一样顽强的生命力，终于使他从比死亡更深刻的绝望中，抬起布满血丝的眼睛，并以这双仿佛雕刻着猩红雷电轨迹的眼睛，重新直视命运——他决定付出任何必须付出的代价，换取再次写出《自由在落日中》不可缺少的人身自由，哪怕是有限度的人身自由。

　　这是一次高于生死的抉择，因为，抉择所指向的，是超越袁红冰个人命运的人文价值。

　　这是一次最为艰难的抉择，因为，只有向官权表现出摇尾乞怜的下贱媚态，才可能走出黑牢，而要猛虎作出母狗的媚态意味着比烈火焚身更痛苦的艰难。

　　这是一次惨烈的抉择，因为，作一个堂堂的英雄男儿，乃是袁红冰的少年之梦，乃是袁红冰高傲人性的终生追求，而为了获得重新写出《自由在落日中》的条件，他却不得不血淋淋地撕裂那少年之梦，那终生的追求；不得不付出美人格的代价。

　　男儿膝下有黄金。但是，袁红冰屈膝了。这是卑鄙，而且是用高度的智慧精雕细刻出的卑鄙——仅有卑鄙是不够的，富集智慧的卑鄙才能诱使秘密警察们，这些精明的愚蠢者相信，袁红冰已经真正被他们“改造”成对专制政治无害的庸人，而这种相信则是袁红冰获得有限度的人身自由的唯一可能。

　　一九九四年九月，被捕半年之后，袁红冰以取保候审者这种准罪犯的身份，并以接受终身流放于贵州为条件，走出了黑牢。

　　于是，在贵州，这个古流放地的连绵阴雨中；在那仿佛连天空都腐烂了的终年不散的阴云下；在秘密警察对他这个“帝国要犯”密如蛛网的监视下，袁红冰开始了重铸《自由在落日中》的过程。

　　尽管黑牢生活的精神和肉体摧残，使他容颜憔悴，病体支离，但是，袁红冰没有一天中断过近乎疯狂的秘密写作。因为，他没有权利休息，没有权利疲劳。同时，也只有在精神创作过程中，他才能暂时忘却犹如心被毒蛇噬咬般的屈辱的痛苦——对于袁红冰，死并不是痛苦，向专制官权屈膝换来的生存，才是胜于被凌迟处死的痛苦。

　　一九九五年秋，袁红冰出狱一年后，《自由在落日中》的手稿再次完成了。他将这份凝结着血泪和艰辛的书稿称为《自由在落日中》Ｂ稿。然而，袁红冰还是不能迫使自己休息。

　　只追求极致之美的意志曾使袁红冰决定，如果不能创作出比《自由在落日中》更富艺术价值的作品，就永远诀别写作生涯。可是此刻，他却又不得不再次握住沈重的笔，开始小说体自传《文殇》的写作过程。他要通过《文殇》，告诉世界他向专制官权屈膝的原因——并不是为了替自己进行辩护，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对他，一个将全部生命都献给自由精神的良心犯，进行道德指控。《自由在落日中》Ｂ稿可以流传千古的人文价值和艺术魅力将确证此点。

　　但是，袁红冰必须就他向专制官权屈膝一事，对曾经相信过他英雄人格的战友、朋友，特别是对曾视他的英雄人格哲学为真理的青年男女们，对北京大学教师的荣誉，作出历史性交待——为了能够如少年时一样，以高傲的目光直视灿烂的太阳；为了使自己的生命风格继续保持狂放不羁的俊美，他必须如此。

　　有一天，当《自由在落日中》撕裂中国现代思想专制的铁幕，像内蒙古高原青铜色地平线上那殷红的落日一样呈现在人类的视野中时，袁红冰则很可能再次走进黑牢，并在那布满重重血锈的阴影下无声地消失。在消失的瞬间，袁红冰那英雄的心中，那属于狂风和烈火的灵魂深处，将只冻结着一滴永不流出的灿烂的泪。他要以那滴灿烂的泪，作为献给自己命运最惨痛遭遇的祭品。而惨痛之处在于，为了拯救他所创造的生命美；为了拯救他所创造的人文精神，他别无选择地丑陋过一次。虽然那是袁红冰生命中唯一一次丑陋；虽然那是以高尚的目标为背景的丑陋，但是，那丑陋已经足以将血也洗不去的耻辱感深深刻在袁红冰的铮铮铁骨上。

　　中国的历史呵，你什么时候才能远离使人为了生命美而必须承受屈辱的罪恶；你什么时候才能不再容忍头戴金色王冠的兽性摧残自由精神；你什么时候才能使中国人群崛起为自由的种族？！

　　——这个悲怆如狂的责问，将象雄鹰流血的长翅，伴随袁红冰生命钟声的余韵，消失在内蒙古高原那茫茫的银色暴风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