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号-历史见证 寒山简介 寒山文章检索

 
中共军队能实现现代化和正规化吗..寒山
 
 

中共军队能实现现代化和正规化吗?

——从1957年中共军内大批判说起

寒山


    最近一个时期,一系列和反右运动有关的历史材料被陆续披露出来,例如林昭案件,罗隆基和章伯钧等人对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批判等等。这些历史材料又激起了人们对毛泽东年代的政治运动和政治迫害的兴趣,也为很多对毛泽东年代缺乏经历的年轻人认识那个时代提供了新的材料。

    中共建国以后有过难以计数的政治运动和大批判,但是在这些事件中,和反右运动差不多同时进行的在中共军队内部的一场大批判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这场军内大批判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同样值得人们深思的。

1957年的一场军内大批判

    在中共建国以后的历史上,1956年是一个特殊年份。这一年苏共召开了二十大,批判了史达林的种种错误,在共产党阵营内引起了反响,很多人开始思考苏联模式的弊端,毛泽东和中共也不例外。但是事实证明,毛泽东主要是从反面吸取史达林问题的教训,就是说他认为史达林的肃反和镇压做得还不够,对反对派还没有斩草除根。对史达林体制在国家管理上的一些符合现代化要求的特点,例如强调知识和专业训练,让技术专家负责具体业务,政治干部不要过多干涉等等,毛泽东认为是削弱党的领导。这就导致了对中共军队在1949年以后发生的一些变化作重新评价。

    中共军队在1949年以前虽然规模很大,也打过一些大战役,但是当中共将领和苏军接触后,就发现自己离现代化的军队差得很远。当时负责军队训练的萧克上将说,中共军队“装备简单、低劣,编制、制度不正规,缺乏严格的军事纪律,作战指挥也不集中、不统一,带有游击性。”所以1951年中共中央军委提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的口号,毛泽东甚至提出“建设我军成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军队”。

    但是中共军方领导人和毛泽东本人对“现代化、正规化”的理解都纯粹是从技术角度出发的。他们以为只要有了现代化的装备和训练,中共军队就能完成从游击队向国防军的转变,甚至能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相抗衡。就是在这种狭隘的认识的支配下,中共军队在50年代上半期实行了一些使军队正规化和现代化的措施。例如中共建立了多兵种,制定了一系列共同条令和规范,实行了正规化建设所必须的三大制度,即义务兵役制、军衔制和军官薪金制。

    为了给军队现代化和正规化提供人才,中共建立了很多军事院校,到1957年一共有125所,其中最高级的是1951年起设在南京的军事学院,由十大元帅中排名第四的刘伯承担任院长和政委。为了加强训练,1955年还成立了和总参谋部并行的训练总监部,由元帅叶剑英任部长,任命了很多上将和中将在这个部里担任部门负责人。经过这么一番努力,中共军队确实鸟枪换炮,有了一番新气象。

    中共军队的这些正规化现代化的努力,不用说是以苏联军队为参考的。在学习苏联老大哥的过程中,中共军方将领开始接触到一个根本问题,即中共对军队的直接控制。苏联军队虽然有政委,但军事上是单一首长负责制,打起仗来还是司令员说了算,政委虽然参与领导,但只负责思想政治工作。中共军队中政委或者和司令平起平坐,或者两个职位由同一个人兼任。更重要的是,中共军队各级部门都有党委和支部,重大军事问题最后也要由党组织会议来决定。因此谁当党的书记,谁就是第一把手。所谓“支部建在连上”是毛泽东在井岗山时代就为党控制军队立下的规矩。

    在中共最高层,中共中央军委就是军队中党组织的最高代表。中共军队的三大军令机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都是属于党中央的。国防部和军事指挥无关,只负责招兵买马。

苏共军队与中共军队之异同

    而在苏联,虽然也存在党对军队的领导,但这种领导并没有象中共那样彻底和制度化。例如苏共没有中央军委,国防部统一管理军队,总参谋部受国防部管辖,军队中的党组织只负责党的工作。苏军的这些制度虽然还不能说就是现代化和正规化,但毕竟比中共把军队看成是自己的私产那样严加看护要开明得多。更重要的是,在军事将领眼中,单一首长负责制更符合军事规律。因此,中共军队正规化合现代化的努力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如何学习苏联的难题:是仅仅从技术和训练上学,还是从制度上作改变。

    稍微有一些军事现代化知识的人都会明白,在军队内部存在一个凌驾于军事权威之上的政治权威和军事现代化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这就和在教育、科研、生产甚至政府机构内设置一套党组织,由党组织掌握这个机构的最高权力一样不符合现代化的要求。不过由于军队的特殊性质,这种矛盾显得更加突出罢了。

    苏联虽然也是一个共产党国家,但党对于军队的控制远远不如中共。原因是俄国革命没有经过一个象中共革命那样漫长的内战时期,俄国共产党虽然在托洛茨基的领导下在军队中设立了政治委员制,但党组织对于军队的控制不象中共那样严密和渊远流长。苏联红军中的很多高中级军官是从旧俄国军队中转过来的,具有正规化的训练和观念。史达林在30年代虽然对军队将领实行了清洗,但这种清洗主要是人事方面的,并没有导致党对军队控制的增强。和中共相比,所谓“党领导枪”的问题在苏联从来不是那样突出。相反,苏联很重视军事现代化对军队管理和指挥的要求,特别是军队的单一首长制。苏联很早就开始和西方国家实行了军事交流,在30年代,由于德国和苏联都被西方国家排斥,促使了两国在军事上的相互交流,苏联的机械化部队就是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在苏联卫国战争早期,虽然苏联军队的政委制和军内政治工作系统在维持军队的士气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军令的制定和贯彻方面还是和军事首长负责制发生了冲突,以至后来苏军一直强调军事首长单一负责制,排斥党组织对军事业务的干涉。这就使得在军事现代化方面,苏联和中国表现出巨大的差距。

    当中共军事领导人以苏军为模式展开现代化改革后,很多人就察觉到了党军二元体制,或者说党权凌驾于军权对军队建设的阻碍。这种意见主要集中在新成立的训练总监部和军事学院,因为这两个机构的任务就是要实现军队在训练、管理和教育上的现代化。很多将领提出要模仿苏联实行单一首长制,要大大压缩军队政治工作机构,要让大批军队政治工作干部改行。在军队训练和军事管理方面,他们也模仿苏联的军事条例和制度。在军事教育方面,他们不但翻译和使用苏军的战术和技术教材,从如何组织战役到如何使用武器,而且强调学习苏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例,以正规部队和机械化部队的大规模进攻和防守为目标,苏军的“十大打击”成了中共军事院校的重要科目。虽然训练总监部成立于1955年,但在此以前一些相关工作已经开始了。

    但是,这些军事现代化的努力从一开始就遭到了阻力。早在1953年底和1954年初,中共高层就察觉到军内对党控制军队的抵制倾向,于是召开了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批判了以单一首长制抵消和削弱政治工作的意见,提出要纠正学习苏联过程中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这些都表现了中共最高层对苏军模式的不满。

    这次会议之后,中共颁发了五个文件,要军队各级机构批判和检查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1955年7月,在中共最高层的批评下,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专门给毛泽东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写了报告,提出既要学习苏军经验,也要强调中共军队自己的战史和光荣传统,对苏军条令要批判地使用,要编写自己的军事条令等等。

    除了来自中共最高层的反对,学习苏军也受到了部分将领和军官的抵制。当时南京军事学院模仿苏联军事学院的体制,实行严格的每天“六小时一贯制”的课务,和近似“三堂会审”的考试制度,即学生要通过好几道考试程式。这个制度使那些从没有受过任何正规军事教育或者甚至普通教育、习惯了游击战的指挥员非常不适应。他们认为这个制度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太严格太紧张。一些学员给上级写信,说军事学院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有人甚至说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所谓反“教条主义”

    到1956年底,中共军队自50年代初以来以苏军为模式的现代化和正规化改革引起了种种议论,南京军事学院首当其冲。1957年初,国防部长和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彭德怀率领工作组前往南京调查。回到北京后,彭德怀给中央写了报告,说军事学院“在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

    了解中共党内语言的人都知道,这里的“教条主义”并不能按照字面上来理解,在当时的情况下,它意味着政治上照搬苏联模式、要脱离党指挥枪的框框。军事学院听到风声后立刻召开党委会,只承认有“教条主义倾向”,不承认有“严重的教条主义”。此外军委总监部的将领也不同意这样的评价。中共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大将组织了对彭德怀报告的讨论,作出了军事学院的教条主义是“训练和教学中主要倾向”的判断,受到总监部训练部部长萧克上将的当面抵制。通过争论,黄克诚同意在具体措辞上降低调门。但萧克觉得问题并没有解决。到1958年二月,彭德怀给萧克送来一份庆祝苏军建军30周年的讲话稿,征求萧克的意见。萧克看到其中有一段话,批评有人把现代化正规化和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对立起来。萧克很不满意,就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说批评错误倾向是可以的,但不能否定现代化和正规化本身。

    萧克给彭德怀写信后不久,中共军内的形势发生了突变。1958年6月,中共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毛泽东作了讲话。他阴阳怪气地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不知道军事学院、训练总监部到底有多数马克思主义。”毛还指名批评了刘伯承。刘伯承当时不但是南京军事学院院长,而且也兼任训练总监部部长。

    毛泽东表态后,军委扩大会议立刻变成了批判会。军事将领们响应毛的号召,用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刘伯承、叶剑英、粟裕和萧克等负责训练和教学的将领。正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被迫赶到北京,冒着双眼失明的危险听取批判和作检讨。但大批判的火力并没有减弱,一些人把萧克给彭德怀写信的事提出来,说他是反彭德怀。更有人提出在军内存在一个以萧克为主、李达为副的反党集团,“有组织、有计划地向中央军委的正确路线倡狂进攻。”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长蔡铁根在会上为学院辩护,说中共军队的共同条令是经过彭德怀修改、军委会议通过、毛泽东也批准的,现在怎么变成了教条主义、而且要训练部和南京军事学院负责呢?他的话没有说完,就被当场扯掉领章帽徽,连轰带扭赶出会场关押起来。

    中共军委扩大会议开来两个多月,最后作出决议,批判了刘伯承等人的教条主义,给萧克的定性是“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从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党宗派活动,企图改变我们人民军队的面貌。”会议结束后,对萧克等人的批判继续进行,南京军事学院和军委总监部十多个负责训练的将领被打成反党分子,受到撤职降级或者送边疆劳动改正的处理。很多普通教员也受到牵连,被迫改行或转业。经过这场运动,中共军内不但再也没有人敢提出军事首长负责制的看法,就连训练和研究都没有人敢抓,军委总监部也被撤销了。

    在刘伯承和萧克等人被批判后不到一年,被认为在这场运动中代表了正确路线的彭德怀和黄克诚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被罢官的彭德怀后来托他的侄子找到萧克,转达他的歉意。

中共军队离现代化正规化越来越远

    我们今天回顾这场争论和运动,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1956到58年中共军队内部的这场运动有军队各个山头之间互相斗争和趁机整人的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整个中共党和军队高层对现代化和正规化会削弱党对军队控制的担忧。刘伯承和萧克等人在提倡现代化和正规化时,根本没有也不敢触及这个问题。但就是这样十分有限的改革,中共高层也不能容忍。从那时起一直到文革,中共军队在毛和林彪的直接控制下成了全社会最左也最反现代化的一股势力。在文化大革命中,军队在地方的支左更是制造了无数冤案。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再次提出军队现代化和正规化。从表面上看,今天中共军队的装备、训练和组织确实很有现代化和正规化的气象,但在骨子里它仍然是中共的党军,离现代化正规化越来越远,离过去封建时代的家丁反而越来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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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寒山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04年10月30日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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