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死个人，不就是28块钱的事吗？”——记陈彦荣之死
王友琴
陈彦荣，男，1929年生，中国科学院气体厂工人。1966年8月27日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红卫兵抄了他的家，并把他和妻子刘万才一起抓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拷打。当天夜里陈彦荣被打死。“红旗”红卫兵把陈彦荣的尸体与另一同时被打死的人一起送火葬场烧掉，不留骨灰，但是要陈家付出28元钱火葬费。
1、清华附中红卫兵与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
陈彦荣家住北京海淀区蓝旗营109号，恰恰位于“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大学附中和北京大学附中附近。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个组织“红卫兵”，表示热烈的支持。信中也特别提到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彭小蒙和＂红旗战斗小组＂的热烈支持。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旗战斗小组＂是一个和＂红卫兵＂类似的在1966年6月间出现的组织。在这封信之后，红卫兵组织在各学校迅速蔓延建立。同时，校园暴力首先在北大附中等学校发生。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被红卫兵打死。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红卫兵庆祝文化大革命。（据后来参加组织游行集会的办事人员说，是几十万人而非一百万人，媒体多报了数字，显然是为了壮大声势。）在天安门城楼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彭小蒙代表红卫兵讲话。大会全程向全国实况转播。这是对正在发展的校园杀戮的极大鼓励和推动。8月18日接见大会后，暴力规模急速升级，红卫兵从学校“杀向社会”，焚烧书籍毁坏文物之外，还大规模抄家打人。被打和打死的对象从教育工作者扩展到大批的北京普通市民。
1966年8月27日是星期六。傍晚的时候，陈彦荣的妻子刘万才在家里包着饺子，等家人回来吃晚饭。陈彦荣是个普通工人，妻子是家庭妇女，他们有7个孩子，只有长子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经济上不宽裕，只有周末才能买几毛钱肉包一顿饺子。因为猪肉贵而蔬菜便宜，他家的饺子馅也总是菜多肉少，但是他们总是吃得很香。
陈家住着很小的两间平房，很挤。陈彦荣的长子陈书祥，1963年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高中毕业以后，留校当了初中老师。参加工作后，他就从家里搬了出去，住在学校的单身者集体宿舍里。那天下午，陈书祥肚子痛，去清华校医院看病。医院诊断是慢性阑尾炎。然后他从校医院回父母的家中。那时他还没有钱买一辆自行车，总是步行来往。走了半个来小时，六点左右，快到蓝旗营家门口的时候，看到自家门口围了好多人，有二三十个，都是穿绿军装戴红袖章的红卫兵。他们的邻居张俊英老太太站在门口，远远看到他过来，连连朝他摆手使眼色，意思是叫他快快离开。但她没有开口说话。陈书祥明白过来以后，扭头就走。走到街角，他转过弯后就跑了起来。他紧张得忘了肚子痛。他一口气跑到附近的一个当干部的亲戚家。把红卫兵抄家的事告诉了亲戚，想讨个主意。亲戚也不知道怎么办。他又跑到他工作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他向当时的“教师核心领导小组”的组长说了家中发生的情况。没有人能帮助他。陈书祥不知道家里正在发生什么。他只感到深深的恐怖。他预感到自己家要出大事了。
前一天，也就是8月26日的晚上，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负责人主持了一个大会“斗争”校长和老师。在五楼的大教室里，一组所谓“牛鬼蛇神”被命令排成一排挨打。红卫兵除拳打脚踢之外，还用铜头皮带和用塑料跳绳象麻花一样拧成的鞭子，抽打“牛鬼蛇神”。“斗争会”从7点一直开到12点多。“揭发”“控诉”和毒打交替进行。被毒打的人中，有物理教员刘澍华。刘澍华26岁，刚刚结婚不久。“斗争会”结束后，到了清华大学锅炉房的大烟囱上，从烟囱顶上往里面跳了下去。看到他的尸体的人说，因为从很高的烟囱里面直直地落下，刘澍华的两条大腿骨头几乎完全插入了他的身体，极其可怕。刘澍华留下了怀孕的妻子和瞎眼的老爹。刘澍华比陈书祥早两年开始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教书，也都住在集体宿舍。刘澍华的死给陈书祥心里投下了浓重的阴影。但是他还没想到他自己的父亲紧接着遭到更可怕的死亡。
那天并不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第一次打人。清华附中的校长万邦儒和韩家螯，从8月初起就不断被打。那天发生的是打人狂潮的新的一浪。8月25日，在北京崇文区的杆栏市，一个以前的资本家李文波被抄家和殴打时，红卫兵宣称说：“阶级敌人李文波举刀砍杀红卫兵”。文革后，据有忏悔心的红卫兵说，李文波根本没有动手刀砍红卫兵，只是曾要求红卫兵让他的妻子上厕所。但是在当时，这一事件不但导致了李文波夫妇和杆栏市地区大批市民被打死，而且成为在全北京掀起更狂暴的打人高潮的借口。8月26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召开的暴力性“斗争会”直接导致了刘澍华老师的死亡。8月27日，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抄了陈彦荣的家，并把他和妻子刘万才一起抓走。
2、陈彦荣之死
天色全黑以后，陈书祥又回到蓝旗营家中。这时红卫兵已经离去。他进了家一看，父母都没了。他的最大的弟弟12岁，也被打了。最小的一对双胞胎妹妹才3岁，都还没有吃晚饭。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被翻得乱七八糟。墙上黏着一些生饺子，那是母亲准备的周末晚饭，还没有煮，残破的饺子东一个西一个的摔了一地。
陈彦荣的子女们不知道红卫兵把他们的父母抓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红卫兵会对他们的父母作什么。但是从连日来目睹的暴力行为，他们知道巨大的灾祸已经降临在他们头上了。他们度过了一个恐惧的夜晚。
第二天，他们的母亲刘万才被放回来了。母亲遍体鳞伤。母亲进家门以后说的第一句话是：红卫兵让送28块火葬费。
他们的父亲陈彦荣已经被打死了。
8月26日来抄家的是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的红卫兵。这些人来到陈家的时候，陈彦荣还没有下班，陈彦荣的妻子刘万才在家。他们把她打了一顿，要她拿出金条、手枪和“变天账”，她拿不出来。5点多钟他的大儿子陈书祥回到家门附近又逃开的时候，陈彦荣也还没有回来。陈彦荣回到家门口的时候，也有好心的邻居朝他摆手，要他躲开。可是陈彦荣没有反应过来，他要进家去看看出了什么事情。进门以后，红卫兵就要捆他。他见情况不对，就往外跑。红卫兵在后面追。陈彦荣跑进旁边的院子里，被抓住了。他先在他自己家里被打了一通。接着，“红旗战斗小组”的人叫来一辆卡车，把陈彦荣和其妻子拉到清华园中学。他们俩被绑在暖气管子上，用皮带和铁条抽打。那时，清华园中学的校长项凯，也已经在那里被关多日，被打得死去活来。陈彦荣和其妻子在清华园中学被打了一段时间，又被拖上一辆卡车拉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内。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是文革中北京最早开始殴打老师和同学的学校。1966年7月底，领导学校文革的“工作组”被撤，江青和毛泽东大力支持的“红旗战斗小组”的红卫兵掌管了学校。他们首先毒打了副校长刘美德。他们剪掉她的头发，往她嘴里塞污秽物。刘美德当时怀孕。有一次记者来访，红卫兵强迫刘跪在一张桌子上，由一人站在后面把脚踏在她背上，以体现毛泽东说的把敌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摆好架式照了相后，又把刘美德从桌子上踢了下来。刘美德的孩子出生后很快死亡。
当时去过北大附中“革命串连”的一名北京大学学生说，那里的气氛使他们都感到毛骨悚然，因为整个学校就像一个“大刑讯场”，多间教室里都在打人，不断听到被打者的惨叫声。有一个红卫兵（名字不提），鞋子上沾着血，腰间的铜扣皮带上也沾满血，高声大气地说，他的皮带“吃荤不吃素”。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也是臭名昭着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制造地。这个对联流传全国，伤害了无数青年人。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都被诅咒为“混蛋”，遭到各种侮辱甚至殴打。高中部的一个学生朱同，父亲在1957年划成“右派分子”，他因此被关在一间地上有水的小房间里供“示众”，象笼子里的动物一样被观看。朱同被打成重伤，不能走路，后来是爬回家去的。初中一年级的的一个女学生万红，只因父亲是“右派份子”，站在一个凳子上被“斗争”，一边被咒骂一边被铜头皮带打。然后有红卫兵同学把她脚下的凳子一脚踢开，她从凳子上重重地摔到水泥地上。
陈彦荣和刘万才被押到北大附中以后，在那里，他们又被绑起来，继续被打。他们被拳打脚踢，还被用木棒和铜头皮带抽打。＂红旗战斗小组＂的红卫兵一边打，一边问：“你是不是地主？”“你是不是富农？”“你有没有罪？”“你该不该死？”
陈彦荣和他的妻子，被从大概9点钟的时候一直打到半夜。后半夜一点左右的时候，陈彦荣死了。快咽气的时候，他跟妻子说＂我要喝水。＂妻子向看守的红卫兵要水。没有给水。过后不久，37岁的陈彦荣就死在了妻子面前。
那天晚上，跟他们在一起被毒打的，还有一个比他们年纪大的女人。他们不知道她的名字。她也在当晚被打死了。
陈彦荣的妻子被放回家的时候，“红旗战斗小组”的人对她说：“你回家拿28块钱来。”
当时的火葬价格是28元钱。1966年夏天，在北京的中学里曾经流传着一句话：“打死个人，不就是28块钱的事吗？”这28块就是指的火葬费。打人的人这样说，觉得很得意，以为表现了他们打人的无限权力和对被打死的人的轻蔑。
28块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特别是对工资低人口多的陈家来说。陈彦荣家里拿不出28元钱。陈彦荣是被红卫兵打死的人，就是同情他们愿意借钱给他们的人也不能不心存疑虑。大儿子陈书祥东借西借凑全了这笔钱。他准备把这钱送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把父亲的尸体送去火葬场。
3、一张证明信说明了什么？
当时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权力机构由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掌握。原来的校长等等都已经是被“斗争”的对象并且遭受着野蛮的肉体折磨。陈书祥作为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工作人员，要去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收其父亲的尸体。按照当时的规则，需要由本单位领导机构开一张“证明信”。他的这张领尸“证明信”，是由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开的。“证明信”的全文如下：北大附中红旗（红卫兵）
我校陈书祥到你校接洽其父事（已死），请让他取回尸体，按政策给以适当处理。
此致敬礼 清华附中红卫兵 1966，8，28
在手写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字样下，盖有红色的茶杯口大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圆形图章。
陈书祥拿着这一“证明信”去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走到学校门口，那里的恐怖气氛使他犹豫再三，不敢进去。殴打还在校园里继续进行。北大附中的红卫兵不但打学校里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也打他们的儿女，这些人当时被红卫兵叫做“狗崽子”。北大附中是最早发明和使用这个词的地方。这个文革新词的含义非常清楚。陈书祥不由不害怕进去以后在那里他也会被打，就像上文写到的朱同和万红那样。徘徊了一阵，他在校门口听到有人说，今早有两具尸体被拉走烧了。他想其中之一必是他的父亲。在这种情况下，他改变了主意，没有进北大附中去问他父亲的尸体事。他无声地离开了。他把那借来的28元钱交给了母亲。后来，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来他家拿走了那28元钱。
北大附中的一位老师说，她曾经看到有一具死尸丢在校内空地上，有红卫兵骑着摩托车（抄家抄来的）从死尸上碾过来碾过去。不知道那是否是陈彦荣的身体。
陈彦荣的尸体被送到火葬场焚烧后，他的骨灰被丢掉了，没有保存。留下来的是一张未被使用的由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给北大附中红旗（红卫兵）的证明信。因为陈书祥那天没有进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去领父亲的尸体，所以没有交掉这张证明信。他把这张东西保存了起来。
这张领尸体的证明信写在一张有三个小洞的活页纸上。当时红卫兵没有专用信笺，但是他们已经有了图章。茶杯口大的红色圆印子赫然于纸上。这种圆形图章一直是共产党或者政府行政机构所用，通常被称为“公章”，代表权力。当时流行的说法，也把“掌握权力”称为“掌握印把子”，即掌握图章。
这一未被使用的“证明信”从一个角度表明了那个时代发生的事件和社会风貌：（1）在红卫兵运动的产生地的暴力迫害程度。（2）红卫兵组织执掌行政大权的情况。他们的权力不但超过了原先的学校领导，而且具有在文明社会中从来没有人有过的杀人大权。他们打死一个人，既不需要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上的审判，也不需要经过任何上级的批准。打死人以后，他们没有觉得惊慌震动，更没有觉得有罪恶感。北大附中的红卫兵处理了死尸，还不忘找到陈家要家属付出28块钱的火葬费用。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出处理死尸的“证明信”，写上年月日，盖上红卫兵的图章，一付处理一桩例行公事的样子。从行文口气中也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把打死一个人当作什么严重的事情。他们的一个老师的父亲被另一个学校的红卫兵打死了，对他们好象是一件普通公事。
4、前所未有的野蛮和残忍
对于1966年夏天的校园暴力和杀戮，至今没有过一个细致如实的报告和描写。这种情况造成了种种关于文革的误解，甚至包括那些试图批评和谴责文革的人。比如，有一种看法是文革发生的是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的影响所致。其实，在中国古代，统治者并不象1966年夏天那样杀人。我们知道着名的包公的故事。因为他是着名的清官，皇帝特别赐予他虎头铡刀，可以自行决定对人处以死刑。包公用此铡刀，处死了皇帝的女婿陈世美。但是很清楚，包公是特别的人物才有此特别的权力，而不是别的官员都可如此。高官的儿子女儿也没有过这样的杀人权。古代确实有大量枉法的事情，产生过大量的冤案。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法律不合理，古代的法律程序也不合理，但是古代还是有一个法律程序。杀人判刑，要经过法律程序，否则就是土匪强盗或者罪犯的行为了。文革中中国共产党开除刘少奇党籍，制造伪证甚至逼死证人，在相当程度上倒还可以和古代的冤狱相比。至少文革的领导人对刘少奇还认为需要一些伪证，所以他们还成立了“专案组”，费心制造了一批伪证。可是北京在1966年夏天被红卫兵打死的几千个老百姓，都象陈彦荣这样，没有经过任何一点法律程序，不用提供罪名和罪证，也不由刽子手行刑，就由一夥红卫兵随意打死。北京历史上不曾有过这样的事情。这种做法的野蛮和残忍，是前所未有的。
陈彦荣被打死了。他家人没有了主要生活来源。他的大儿子在中学工作每月工资是37元。要负担母亲和六个弟弟妹妹的生活，单靠37元工资十分艰难。当时也非常难找到赚钱的方法。那个时代的统治者耗费国家的无数财力物力搞文革，普通人用自己的劳动赚钱糊口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罪恶。陈彦荣的孩子们想尽了办法挣钱过日子。他们到荒地上打草，晒乾后卖给牛奶场。他们养兔子，卖给收购站。他们还拣大字报纸卖。当时政府无限提供写大字报的纸张笔墨浆糊。单位里和大街上都一批接一批地贴出了大量大字报和大标语，不知用掉了多少纸张。旧大字报可以当作废纸卖给废品收购站，三分钱一公斤。但是从墙上直接撕大字报是会被当作＂现行反革命＂被抓起来的。当时一些穷孩子就守在贴大字报的那些地方，有人来贴新大字报需要覆盖旧大字报的时候，他们就一涌而上，把旧大字报先撕下取走。1966年，在北京的冬天的严寒中，出现了一批这样的拣大字报纸的孩子们。他们穿着不太暖和也不太乾净的衣服，拖着大筐子，在街上奔走，脸蛋和双手冻得通红。这些孩子中就有陈彦荣的孩子。
据清华附中的一个红卫兵的文章说，他们曾经来到面对毛泽东居住的中南海的团城外，张贴八张纸（一般的书本只是这样一张纸的32分之一大）一个字的大标语，“向伟大领袖遥表我们的坚贞不渝”。（陶正，《我本随和》，《北京文学》杂志，1996年5月号）有些人甚至还在诗中赞美他们所写的标语字体之大，如文革时代广泛传播的“革命诗歌”《理想之歌》中就如是写。这些人以写大字标语为壮举，把浪费纸墨当作“革命豪情”洋溢的表现。但是对这些拣大字报纸糊口的孩子们来说，那个“革命”从来就毫无浪漫色彩可言。
陈家的人在陈彦荣被打死以后，曾经给当时掌管北京的中共北京市委写信呼冤，但是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回音。六年以后，陈彦荣的孩子长大要分配工作。当时年轻人的工作分配主要取决于家庭出身，所以陈书祥及其弟妹后来转而要求为被打死的父亲做个“结论”。没有“结论”，陈彦荣的长大了的子女就不能分配工作。他们的父亲被打死了。他们不能要求追查凶手，却还得乞求给他作个“结论”。事实上，到了九十年代，还有一些当年的红卫兵，在实在不能否认他们打死平民百姓的事实的时候，就转而分辨说，他们当时打死的人是“坏人”，拒绝认错。
5、几次“结论”和一笔“补助”
陈家所住的蓝旗营，属中关村街道办事处管辖。后来办事处作了调查。陈彦荣从小就在北京做工，先在清华大学和北京钢铁学院做过校工，1965年进了中科院当工人。陈彦荣的父亲是清华大学的老校工，在1917年就开始在清华工作，1958年退休。他的老家在北京大兴县。他在清华做工的时候，他的妻子留在乡下。他把在清华大学赚的工钱攒起来，在乡下老家买了一些土地。五十年代初“土改”的时候，他的妻子，也就是陈彦荣的母亲，被划成“富农成份”，但未被戴上富农“帽子”。这些就是北大附中红卫兵来抄陈家并打死他的“理由”。1973年，陈彦荣被打死七年之后，中关村街道办事处给陈彦荣做了“结论”。这种“结论”甚至没有给家属一个副本，所以现在无法抄录在此。但是在下面引用的1979年中关村办事处又一个“结论”中，提到这个结论。据说1973年的“结论”说陈彦荣是“误伤致死”。当时能够得到一个“结论”，家属们就感到十分庆幸了。陈彦荣的“结论”的说法分明包含着当局坚持打死别的人并不错，别的人被打死是应该的。1973年，文革领导人开展了一个“反回潮反复辟”运动，打击任何对文革的批评和不满情绪。陈彦荣的大儿子陈书祥因为说过“我父亲死得冤”，在清华附中的会议上被点名道姓地批判，说他“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有杀父之仇。”在当时，“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文革的逻辑是，即使按照文革时代的规则父亲被错杀了，儿子感到委屈也仍然是“罪”。紧接着，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又开始了。孔子的关于“仁”的思想遭到严厉的攻击。除去别的目的，攻击“仁”实际上是为文革中杀死陈彦荣和无数受难者的残酷行动再次制造理论依据。
1976年，毛泽东死去。在中共中央宣布文革结束并继而否定文革之后，1979年，中关村街道办事处又给陈彦荣做了一次“结论”。这个结论是寄给各个子女的工作单位的。这时，政工部门的工作方式也有了改变，除了寄给工作单位之外，也给了陈彦荣的家人一个副本。此信如下：
你处XXX同志系我中关村街道六区居民陈彦荣的子女。我中关村街道六区居民陈彦荣同志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扫四旧时期，被林彪“四人帮”反动路线迫害致死。
经过复查该同志没有问题，经过街道党委研究，给予陈彦荣同志平反昭雪，并撤销第一次结论。
现将结论寄给你们，请将原先结论及有关材料予以销毁。
中关村街道办事处政治组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其中提到的“第一个结论”，就是上面提到的现在无法看到的那一个。
一个月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共产党支部发出了下列决定：
关于陈彦荣同志抚恤金和生活困难补助的情况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由北大附中红卫兵将陈彦荣同志拉到学校，被林彪＂四人帮＂反动路线迫害致死。
关于陈彦荣同志被迫害之死的政治结论由中关村街道党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已做。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附中党支部写报告经一办同意，给陈彦荣同志丧葬费240元；抚恤金180元；生活困难补助1000元，共1420元。
陈彦荣同志不幸去世之后，爱人体弱多病，家有七个孩子，当时只有一人参加工作，现有四人参加工作，有一人待分配，二人上初中。鉴于上述实际困难，经党支委会讨论，由北大党委落实政策办公室批准，再给陈彦荣同志的家属生活困难补助1080元，共2500元，两次付清。
北大附中党支部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加盖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支部委员会圆形图章）
这个文件的第一段话，在语法结构上有问题，也没有准确写出事实。但是原文如此。“被林彪四人帮反动路线迫害致死”，是当时所有的平反书上的公式性的套话。陈彦荣是被北大附中红卫兵打死的。红卫兵是毛泽东直接支持的，而且毛泽东还特别写信支持北大附中的红卫兵。十分明显，这是因为避讳谈及毛泽东以及红卫兵的责任，所以只好采用这样的含糊的甚至语法上不通的说法。文革后的当局只准把文革的问题归责任于林彪和“四人帮”。
陈彦荣的妻子刘万才在1966年8月27日那天也被打成重伤，身上留下了永远的伤疤。1979年她拿到那2500块钱的时候，说：“我一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钱呀。”然后，她大哭，说：“我要钱干什么？我要人哪。”
付给这一笔钱的是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支部委员会。这个支部委员会的成员在陈彦荣被打死的时候，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并不掌管学校，其中有的成员自己也被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的红卫兵严重打伤。
至于这2500元钱从哪里来，是另一个需要想想的问题。这钱当然来自工作的人们。普通的人民辛苦工作，有的受到伤害，有的人甚至被迫害致死如陈彦荣，其他人即使没被打或者没被打死，最后还要分摊这样的一笔开支。
6、绝非孤立的事件
陈彦荣的死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1966年8月27日，陈彦荣被打死的那一天，据一份“内部”的统计，北京有228人被打死。第二天有更多的人被打死。由于每日有数百人被活活打死，再加上大量被打被侮辱后自杀的人，北京城猛然增加了大量的死亡人数，以致北京的火葬场的焚尸炉供不应求，出现了火葬也要排长队等候的情景。由于对被打死的人的高度蔑视，红卫兵不准火葬场保存个人的骨灰。有的家属出于恐惧也不敢要求保存骨灰。另外，从技术条件方面说，火葬场也难以作到。从一些红卫兵的打人场所送来了大批死尸，有的是由卡车运来的，有的是由平板三轮车运来的，一车要装多具尸体，尸体衣衫破烂，没有姓名标记。大量尸体堆积在火葬场里。当时正是八月炎夏，气温很高。火葬场放了大量冰块镇在待烧的尸体堆上。平常火葬场焚烧的尸体，都是身体乾净服装整齐的。让死者乾净整齐地离开人世间，文明社会的人们已经这样作了数千年了。但是这些人被从打死的现场直接送到了火葬场，加上他们是被打死的，尸体上有大量的血，所以尸体堆上冰水和血混合流淌，气味极其可怕。目击者说，惨不忍赌，恐怖至极。
1966年8月29日，陈彦荣被打死的第二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是一篇社论，通栏大标题是“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社论说：“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的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始终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社论还说：“红卫兵的行动，真是好得很！”“英雄的红卫兵万岁！”这样狂热的鼓励，加上煽情而模糊不清的对攻击对象的定义如“寄生虫”“吸血鬼”等等，日接一日，越来越多的人像陈彦荣一样，祸从天降，被活活打死。
在1966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了一份文件，标题是“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报告了在当时刚刚过去的1966年夏天的红卫兵的“破四旧中的”战斗成果“，其中有被没收的私人房屋，有抄家搜来的黄金白银和现款，以及在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1772人。关于这1772个受难者，只有数字，没有人名。作为文革的战利品，这些人和被没收的金银和钱列在一起，他们的姓名当然不被认为有必要写出。这个文件也未”传达“给普通人。
十三年以后，在审判四人帮的时候，先已经死去的跟“四人帮”一夥的谢富治也在《北京日报》上被点名批判。谢富治曾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在关于谢的长达近万字的文章里，提到在1966年夏天在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文章只是简单地提到这一数字，没有说他们是谁，没有说出任何死者的名字，也没有说他们是被谁打死的。陈彦荣是否被计入这1772个无名的受难者中，无从知道。那一时期，报纸杂志发表了一批文章，是关于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而在那时被平了反的人们的。但是这些文章所写到的人，只限于非常高级的干部和一些社会着名人士。即使对他们，也限于写他们生前的种种美德，很少写到他们是怎么死的。在1966年夏天红卫兵运动高潮时被打死的人，都是普通的教育工作者和普通的老百姓。他们被打死的时候，没有任何可能表示丝毫的抗议。在文革后，他们中有些人的家属得到了一些钱。240元是当时的统一的数额。因为陈彦荣子女幼小等原因，陈家得到的钱比较多，有2500元。但是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一个组群，他们没有机会被媒体提到。他们的家属也没有可能向社会说出他们的冤情。他们始终是无声无息的受难者。
1966年的8月，被红卫兵自豪地称为“红八月”，写入他们的文章和诗歌中。红卫兵在所谓的“红八月”的主要活动，除了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和焚烧书籍毁坏文物之外，就是抄家打人，制造了北京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种杀戮。但是这些杀戮在当时和在文革后，都从未被报告。在80年代和90年代出版的三部大型文革史和两本关于红卫兵的几百页的专书中，都没有写出1966年8月的血腥杀戮。几千个被活活打死的人，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一个组群，一次又一次被忽略不计。文革的大图景也因此被歪曲了。
7、他们从不曾忏悔
三十多年过去了，从来没有一个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当年的红卫兵向陈家人表示道歉。是这些人忘记了，还是隐瞒着？或者，他们从来不认为他们做错了什么？——他人的生命在他们那儿不值一提！文革以后，北京大学附中红卫兵的领导人之一彭小蒙，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诉说她自己在文革中受了迫害。在文革的第一年，她是毛泽东和江青亲自表扬过的人，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作过大会讲话，红极一时。后来，残酷的“革命”继续扩大打击目标，把她和她的父母那样的高级干部也当作了攻击对象，也是事实。但是，她绝口不提她掌权时她的“红旗战斗小组”在北大附中校园里所作的杀戮，也一字未提他们对学校老师和同学的毒打，更没有表示歉意和悔过。
陈家的两个兄弟分别说起三十年前父亲的死，都异口同声地埋怨他们自己，后悔自己当时没能及时想出办法来。他们设想，当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到他们家的时候，他们的父亲还没有下班回到家中，他们想如果他们机智一点，就会想办法在半路上迎到父亲，不让他回家。如果能这样，他就不会被打死了。他们说，他们应该知道，他们的父亲教育程度低，脾气不好，不善说话，落到红卫兵手里一定没好。三十年来他们常常想这个。他们责怪自己不够聪明，反应不够快，没有能保护自己的父亲。他们深感内疚，觉得他们对不起父亲。但是，谁会想到像他们的父亲这样的一个普通市民，就这样会被红卫兵从家里捉走打死呢？除了文革的领导人和打手，谁能想到这样残酷的结果呢？他们自责，因为他们是儿子，是人，并且有正常人的感情心态。他们不是那种冷血动物。他们会如此抱憾一辈子。
几千人和陈彦荣一样成为无声无息不被记载的受难者，但是，对他们的杀害是公开地甚至大张旗鼓地进行的。1966年8月下旬，北京的很多胡同口都有被打死的人的尸体运出来。大多数老百姓虽然不一定知道死者的名字和故事，但是都目睹或者听说了他们的死亡。这些死亡对普通人当然造成了巨大的恐怖。并且，不知道死者的名字和“罪状”实际上更增加了恐怖的威摄力。为了不被打死，为了逃避相当随意的处死，人们不敢说，不敢做，最后甚至不敢想。回顾文革，无数人被折磨，被虐待。是他们喜欢被这样对待吗？显然不是。但是没有人反抗。十亿人中，在文革后能找到的反抗过文革的人，廖若晨星。毛泽东部署的每个步骤，都很顺利地进行。有人用人民的“愚昧”来解释，有人用群众的“理想主义”来解释。实际上，经历过文革的人不必羞于承认，主要是对被打死和被打的可能性的畏惧，使得无人能站出来抗议。矛头指向清楚但是又有相当随意性的暴力迫害，是文革时代众口一词人人从命的现象延续十余年的主要原因。
几千人被打死也是文革的发动和领导者清理城市的计划的一部份。几千“牛鬼蛇神”被肉体消灭了。还有，就在陈彦荣被打死的同时和之后，根据“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通令”，北京市九个城区近郊区有近十万居民被驱逐出北京。这些人占了当时总人口的百分之二。这些人被注销户口扫地出门，强行遣送农村地区。他们从北京的永定门火车站离开北京。他们只被允许带走每人一个锅一个碗和极少量的衣物。他们中有的人在火车站又被守在那里的红卫兵毒打甚至被打死。他们中有的人在火车上被打死。也有的人被送到农村后再遭“斗争”而自杀。这十万人后来的遭遇十分悲惨。但是在当时，只能在被打死和被驱逐之间选择，他们只好毫无反抗地离开了。是陈彦荣们的生命和血，使得这场大规模的清洗未遭反抗，就顺利完成了。文革的领导者们则从中大大肯定了他们自己的无边的威摄力量。
也就在陈彦荣被打死的时期，北京砸毁焚烧了无数文物和书籍。当人命都不能保障的时候，没有人会站出来保护文物。尽管这些文物和书籍对收藏者来说非常珍贵，人们也不可能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书籍和文物。虽然北京是有三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城，但是扫荡书籍文物的红卫兵如《人民日报》所说“所向披靡”。并不是北京人顿时改变了文化观念和欣赏趣味，是因为这一破坏文物的行动是与对人的杀戮同时进行的。
也就在陈彦荣被打死的时期，北京的全部私人房屋被没收了。有私人房产的人几乎都被抄家，包括那些家中有人是共产党员和解放军成员的家庭在内。在1966年8月下旬被打死的人，有相当一部份是那些有私人房产的人。实际上，北京的私有房屋，特别是那些较大的私有房屋，在50年代已经大量被没收。然后，1966年夏天，北京的所有房屋都不再是私人拥有的了。房产拥有者去政府办公室，排队交出他们的房产证。在生命和房产之间，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同时，除了失去所有权之外，他们还必须让别人搬进他们自住的房屋。私人空间被最大可能地剥夺了。
8、建立在恐怖之上的无上权威
如果站在文革领导者的立场来看，打死陈彦荣和其他的数千人，显然能造成巨大的恐怖，而巨大的恐怖必然有巨大的威摄力量，这使得文革领导者所要的建立的文革的权威，红卫兵的权威和毛择东的无上权威，未遭些微反抗，就顺利完成了。陈彦荣和其他同时期被打死的几千北京人的血，润滑了文革的红色巨轮向前推进。陈彦荣的死，是疯狂和混乱的残杀的结果，也是一场有计划的清洗城市和建立文革权威的工程的结果。
然而，即使是从文革领导者的立场来看，为了他们的“革命”，打死陈彦荣是“必要”的吗？肯定不是，当时的情况，没收私人房产和个人手里的黄金和银子，用和平的手段而不用红卫兵杀戮的手段，也可以做得到。然而，文革的领导者们用了这种“史无前例”的暴力杀戮，而且为此得意，为此欢呼。动用中学生红卫兵杀戮北京的和平居民，不能只用他们的社会改造的需要来解释，还要理解他们的特别的嗜好。这暴力杀戮本身就是他们的文革目标之一。破坏和迫害，给他们带来了愉悦。他们对此表现出来的欣喜和赞赏，他们那种满意的感觉，他们的得意的笑容和姿势，在拍摄于1966年8月9月的多部记录电影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领导人当时都已经不年轻，但是在纪录片电影上，可以看到，他们的笑容比年轻的红卫兵还兴高采烈。
陈彦荣的妻子刘万才和其丈夫一起被抓走并被打。她说，那天晚上和她丈夫同时被打死的还有一个人，是一个老年女人。她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文革结束之后，没有人去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为那个老年女人“落实党的政策”（这是当时所用的语言，意思之一在于强调这是共产党为受害者作了好事，而不可以是受害者通过法律程序申诉的结果）。因此，文革后的北京大学附中负责人不知道她是谁，叫什么名字。没有人来为她申冤，也许，这是因为她已经没有任何亲属朋友存活在世，或者，她的亲友已经觉得“落实政策”对死了二十年的她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不必进行。在那一天，1966年8月27日，她和陈彦荣一起被打死，然后又一起被送去火葬场烧掉，骨灰也被扔掉了。从那时起，她的肉体与名字，都永远地消失了。比陈彦荣更甚，她成为一个无声无息而且无名的受难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