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荒唐的计划经济在中国已经被历史所否定和抛弃，但仍然不乏为计划经济辩护的声音，说什么“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实行计划经济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云云。对此类谬论予以驳斥，其实不过是对一些简单常识的重复强调和阐释而已。但在一个常识被不断颠覆的国度，有时捍卫常识竟比捍卫真理更为艰难，当然也更需要有勇气，同时也更有意义。

计划经济是灾难那种持“中国当初实行计划经济是历史的必然”的论点的人，有一个重要的论据，就是认为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低下，政府必须通过计划经济来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确保国家经济的发展。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确实低下，对此我们不应当否认，但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同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之间有什么必然的逻辑联系吗？世界上那些生产力水平曾经低下的国度在摆脱落后、走向富强的过程中，找不出一个是通过计划经济的途径来实现的。何况，共产主义的“祖师爷”马克思所设想的计划经济正是同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马克思所言的计划经济实行的前提条件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而马克思在中国的信徒们居然将计划经济的实行同落后的生产力联系在一起，这不知道是没有读懂马克思呢，还是对马克思理论的有意曲解？马克思的计划经济理论本身也就是一个错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们则更是错上加错。

计划经济的思想在历史上被早期的乌托邦分子设想出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杜绝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巴贝夫语）。然而，盲目经营也好，生产过剩也好，都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中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后，生产能力过剩的产物。但在中国这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的国家，根本就不存在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盲目经营和生产过剩的危险也就无从谈起。因而，计划经济在中国的实行，统治者的自负所导致的瞎指挥、乱计划，最终使社会生产出现了更大的、甚至是长期的盲目性和破坏性。这种盲目性和破坏性对本来就不多、不强的生产能力造成了极大摧毁，并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加之计划经济的低效率，生产过剩的危险没有出现，比过剩经济更为可怕的短缺经济倒是出现了。因而，在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就如同给瘦子减肥、给小孩带避孕套一样荒诞不经。

当然，计划经济如果最终能使中国摆脱贫穷、走向富强，倒也无可非议，或许这还可以视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然而，历史却不幸地证明，中国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实行计划经济之后，是一个灾难接着一个灾难。中国的经济在“文革”期间几乎到达崩溃的边缘暂且不论，仅是在上个世纪五十代年末和六十年代初短短的三年时间里，中国因粮荒而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高达三千万之众。那些认为中国当初必须实行计划经济的人，不会说如果中国不搞计划经济的话，那么当时饿死的人口更可能会高达四千万、五千万之众吧？一个让三千万黎民百姓“非正常死亡”的经济体制，难道还有什么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可言呢？某些人总是喜欢用所谓“历史的”、“辩证的”方法论来为中国当初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进行辩护，其实质不过是为统治者的罪责进行开脱的狡辩术。正是在计划经济大行其道的时候，中国和世界的距离迅速拉开，不要说发达的欧美国家，就是我们周边的亚洲“四小龙”也远远地把中国抛到了身后。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实行计划经济是历史的必然”的观点也不无“道理”。因为，1950年代后的中国，辛亥革命以来的民主成果丧失殆尽，斯大林式的极权政治逐步建立。而政治上的极权必然会导致经济上的极权，经济上的极权又必然会加剧政治上的极权，这是一切现代极权国家必然不二的模式。哈耶克就提出了一个由经济到政治的着名命题，他曾经天才地断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最终必定导致极权主义，走向对民主和自由的限制。”正是从捍卫个人自由的角度出发，哈耶克一生致力于对计划经济的批判。在自由主义者的眼中，实行计划经济的“新生”的社会主义，比传统的君主制社会显得更加可怕。传统的君主专制政权，其权力控制的领域，尚且限于政治的范围，但斯大林式的现代极权国家，却把权力之手伸向了几乎所有的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

计划经济是暴政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表面上是为了确保国家经济的发展，实质上却是为了配合和适应极权政治的需要。因为，极权者首先只有从经济上、财产上去彻底地控制每一个公民，最终才能达到对每一个公民从灵魂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控制。极权政府通过血腥和暴力，几乎控制了一切社会经济资源。1949年的前后，就是用共产的手段，强制没收有产者（包括自耕农）的一切私产。1956年的所谓“三大改造”，以走集体经济的名义，强制剥夺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一切生产资料；民族资产阶级几代人积累创造的财富，也几乎在一夜之间以低价被“和平赎买”。到了1960年代，更是发展到了不断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连多养一头猪、多种一块蔬菜地的权力都被剥夺，他们几乎被逼到了“赤贫”的境地。经济权和财产权的彻底丧失，导致的是包括政治权在内的其他一切自由权利的丧失。比如，在1949年之前，中国农民天然就存在的自由迁徙、自由择业（如摆个小摊或做个小贩）的传统自然权利，在计划经济年代亦荡然无存。计划经济年代，中国农民经济权、财产权和其他自由权利被剥夺之彻底，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专制朝代。极权政治加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中国农民丝毫不能动弹而成为历史上最为温顺的一个群体。即使饿死了三千万人（大多数是农民），极权统治仍然能够在“形势一片大好”的“莺歌燕舞”声中维持下去。其实，农民如此，社会的其他群体又何尝不是如此，作为社会精英群体的知识分子同样没有摆脱被控制、被奴役的命运。计划经济的施行，使得社会主义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全面、最彻底地控制人的制度。

计划经济完全可以说是一种反人性、反传统、反自由且缺乏活力的经济体制，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语）。它出现在中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决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是一场历史的灾难。在整个计划经济年代，中国大陆有至少三分之一人的生活水平连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三十年代都不如。计划经济体制在毛泽东的晚年，终于引发了全面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当这种僵化的经济体制已经危及到统治者自身统治的时候，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便呼之欲出。正是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才使中国重新融入世界主流文明之中。然而，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所留下的问题积重难返，中国这个斯大林式的极权国家在向现代化国家转型的过程中要比一般传统的专制落后国家艰难得多。

就象中国在政治上要彻底走出极权政治，就应该全盘否定“文革”一样；中国在经济上要彻底走向自由的市场经济，就应该毫不留情地全盘否定计划经济。承认实行计划经济的必要性，其实质就是承认极权主义的必要性；那种为计划经济辩护的论调，其实质就是在为极权主义招魂。对此，应该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