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章诒和先生商榷



章诒和先生文章陆续发表以来，确如死水大波惊醒了二十一世纪初叶万籁俱寂的中国文坛。半个多世纪的梦魇在今天被解剖和真实再现，不仅让国人了解了五七年的政治现时，更为重要的是让人们了解了五七年人们的思想，当然主要是政治思想的原貌。这个原貌其实本非章，罗，储……诸君之首创，实在是他们在那样一个社会主义思潮大行其道的时期，斜刺里杀出来的挑战，那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中国版，且认其为一种普世之真理，和社会主义和毛主义形成两个世界。只是可惜，这些思想是以所谓右派言论在报端公诸于世的。极为有名的自然实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政治设计院”，“轮流坐庄”，“党天下”，……等等。这些思想的特点是，以中国特色之语言传达西方乃至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思想。除去章先生深沉和美丽的文字，除去其文学之美，和对罗，储等人的人格魅力的追述以外，我们主要是温习这些从西方求来的真理，也就是一代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言说及其根据（按照学者吴宓的说法？？他在1920年时就说，马主义不是西方的主流思潮，他把老马和易卜生归为西方的次流思潮……见“会通派”言论）。

这个思想在胡适之，傅斯年等跑去台湾的学者身上，本也有充分的表达和体现？？而且，这个自由主义的理念，在商震、殷海光等人身上从观念变为实践，经美丽岛事件和[自由中国]杂志的冤狱玉汝于成。说明，一个所谓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之成功，是由同样的中国人所为。而在大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碰撞，是以社会主义战胜之为结束。出现苏联式社会主义，成为中国五十年代以后的现时。至于以后出现中国式社会主义，已经过了半个世纪左右；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又叫作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在此两个主义之间并无存在余地。只是在九十年代中叶，由李慎之先生作为共党改革派提出自由主义的主张，离章伯钧，罗隆基先生们的主张已经过去几十年。

作为体制外有影响的自由主义分子，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党外人士并无较大作为。究其原因，是社会主义思潮，毛主义深入人心之结果。今天，章诒和先生的文章给人一个启示，作为失败者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他们今后的出路是失败还是不失败呢！？于是，在回顾半个世纪以前中国人做出选择的时候，我们发现，中国人的选择分成几种。一种是胡适之们的选择；一种是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人的选择；再一种就是宋庆玲、张澜、沈钧儒包括我们前述章、罗、储等人的选择。这个选择，其实也包括在社会主义的选择之内，是共产党人之选择的选择（有人讲，这是胜利者的选择，而非人民之选择）。在做出这个基本的选择以后，共产党人才允许这些所谓的民主人士进入他们的政权和国家。于是，在历史上，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由不同的主义和见解共同构建的一个新民主主义？？毛的提法？？政权。其人员和思想背景大异而小同。

这里，事情有两个方面的苟合：一是，社会主义者，共产党人在当时发表的，鼓吹自由民主的，甚至是赞扬美国民主精神的一系列文章，他们要做的关于联合政府的游戏，吸引了许多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独裁的进步人士；另一方面，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人士，也看好和大半赞成苏联式的共产党政权及其主张，甚至赞成他们的计划经济？？如张东荪，王芸生等人（见萧干1946的大公报社评）？？当然在政治体制上，他们是主张自由主义的一套办法的，如军队国家化，建立法治国家，新闻自由等；由苏联而中国，由中国而中共，他们在心理上形成了投向共产党的政治逻辑，以为世界潮流如此，中国前途如此，自由主义已被抛掷脑后。但是这样的苟合能够维持多长时间呢？现在看来是昙花一现，终因水火之异而异，而冲突，而导致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最后的绝裂。从事情的结果向前看，其中的原委比较容易看得清楚的。其中基本的辨正是，自由主义和共产党究竟有无苟合的可能性。退而求其次，苏联式的政权及其领袖，有无可能和在野的，或者在朝为官，但是处于共党中心之边缘的政治人物及其主张，永远和平共处。这是一个看起来极为单纯，但是做起来极为复杂的政治运作。这个运作在其初期的成功，和在不过几年时间归于失败，使得章，罗们很快回到他们原先的政治思想背景中去。因为，他们在共党控制的媒体上稍试锋芒，就已经碰得头破血流了。从历史上看，国共两党的合作有过两次。但是国共两党和第三党的合作，他们分别和党或者和个人之间的合作，也是不乏前例的。但是这样的合作有一个前提，如：不是共产党人苟合如杨度或者其他政治人物的政见，而是相反。此其一。二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并非自由和集权的合作，而是两个集权的合作。他们的背后是列宁主义是苏联的控制和金援，而非其他，更非英美的政治思想。

于是，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合作，就成为四十年代末期政治上的一大时髦。这个时髦归结为社会主义和新中国这个更大的时髦。谁能经受新中国之召唤而无动于衷乎？所以，在五十年代开始的那些日子，自由主义被新中国成立，这个极赋民族主义的事实所触动而近忘乎所以。他们走进中南海，走上天安门。这个合作好像成功了。以后，这个成功，是以自由主义在中国民主人士自我否定的旅程里渐渐完成的，他们成了政治花瓶，自然无需多言。现在看来，这两种成功的受益者是毛，是周，而非章，罗。他们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尝试作为共产党之反对派后，归于沉默。但是历史的吊诡在于，思潮之胜败，不以一时一是为是非。在章，罗的表面失败后面，有一种属于他们的“成功”，正在历史中浮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章，罗们进入中南海，产生了他们的价值。于是，事情从来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可是，如果在四十年代末，中国自由主义者不对共产党采取合作态度，而坚持其自由主义立场，历史赋予其之意义会不会更大呢？这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

49年前后，和共产党人合作，分裂，再合作，又分裂的国民党人已经大势已去。国民党没有来得及实行他的民主，没有来得及实行土地改革，没有来得及说服那些皈依共产党的人们，就败退台湾。胜利，这也是一个促成许多民主人士前往所谓解放区的原因。但是，这不是更加深层次的原因。深层次的原因是，所有跑到解放区的人们没有理解和了解，或者有过一些了解，但是还是没有最终理解的一个基本的事实：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互不相容。（我们没有严格区分社会主义本身的诸多含义。这个牵涉到边沁，弥尔和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英国工党和今天西方第三条道路之倡导者，不在我们现在讨论的列宁和毛式社会主义之内。）是什么东西使得那些甚至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元老级政治人物也跑到北京来了呢？这个问题当然不是可以由罗隆基，张伯钧先生单独做答的。我指的是思想倾向上的责任。但是，他们毕竟也一度兴高采烈地信步踏进中南海，据说是去共商国是了。他们可曾想到，这个举动本身的非合理性成分。这个非合理性成分，现在看来极为明显，但是当事者迷。他们没有看见的是后来的历史。这个历史现实，很快呈现在他们面前。

那么，是什么样的导向驱使他们走到一条似是而非的道路上来？其中原因很多，但是归结到一条，就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基本游戏规则的同异，和可否融合，与之共处的问题。在章先生的文章里，无论是章伯钧也好，罗隆基也好，当他们用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原则来衡量共产党的政治原则的时候，他们发现其中的天地之别。（如，宪政问题。宪法是制约各个政治力量之规则，但是，对不起，我们这里只有一个力量；新闻自由问题。光明日报是民主党派的报纸，何以要把共产党的消息放在显著位置。但是，对不起，报纸舆论一律，一个声音，你光明也不例外；……诸如此类，章文已经多有列举，就不一一了。这些规则本来是西方自由主义国家之法制和新闻的游戏规则。）但是他未必时时警觉地注视中国的社会主义，或者说民族主义的潮流及其兴起，正在回避和改写自由主义。一种巨大的幻觉在天安门上升起来的时候，章，罗们怕也是为之弹冠相庆的吧！远一点说，在国民党时期，自由主义之生存有无空间呢？这就是储安平的多少论。和蒋介石集权主义的斗争是一日没有停止过的。自由的空间表现在，这个空间不可说没有被侵扰甚至破坏，但是，它没有被毁灭。大公报不是还在出版吗？殷海光不是还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揭露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吗？张君劢不是还在修订一个所谓的，有多种政治力量参予的国民大法吗？这个大法不是可以经由全民和各个政治力量之讨论和争论吗？共产党不是在参予之后，又主张批判之，否定之吗？而在五十年代以后，这样的政治游戏谢幕了，绝对不可以再继续。大公报死了。除去严复的报头题字。宪法方面，五四年宪法，已经没有在野党存在之余地。共产党人在四十年代提倡的欧美宪法文字，已经被苏联宪法的文字及其风格取代。最后，主张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也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了。

专政之概念，和国民党的训政概念一样又不一样，拒绝还政于民的限期更长久了，几乎没有曙光，且完全抹煞了训政时期的民主空间。这都是罗，章们走进中南海时可以想到，可以看到，或者按照政治逻辑，可以推导之的。但是他们没有坚持这类推导，没有按照自由主义的政治原则要求中国的政治进程，而是迁就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游戏和集权统治原则。这当然也有胁迫之嫌，因为除去共产党的势力，其他势力谈不上有任何实质的力量。换言之，他们甚至没有运用西方左派的政治游戏规则和政治理论，来要求毛，周和其他共产党人的行为。左派的原则，就是在所谓资产阶级的政权内部监督和批评那种政权，也就是说，在国家政权里做反对派。不，他们没有提出这个要求（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修正主义在共产党党内斗争中的悲惨命运。这个命运说明的是，这个体制不但对于信仰不同的政党及其人物采取排异甚至诛杀之的政策，对于其同党如托落茨基和刘少奇也是如此，也许更加凶残。）

在举国狂热之时，他们忘记了西方政治学里的基本教条。忘记了那些揭露史达林政权虚伪，残暴的报导和书籍，如纪德，索尔什尼琴，再往后一些，如哈耶克，奥维尔；忘记了中国自由主义新生势力脆弱的批评。他们只是以单纯的民族主义情绪来苟合共产党人的节日。而这正是他们走进悲剧的序幕。我们在吴伟业和王国维的诗作里，看到过许多服侍于朝廷而最终被弃的妾妇和忠臣的命运。他们在受宠和被害的两重世界里极尽感叹之能事。那种发自肺腑的报国不成之大憾，很有中国人所谓境界说的涵义。但是，现在看来，“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的盛世之赞，变作“那人还在灯火阑珊处”，成为挥之不去的政治癌变；而“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眷恋之情，则变做郭氏一类御用的马屁诗；而“昨夜西风凋蔽树”，则成为普遍的知识份子情结。

世界潮流自然是在1989年以后，才进入真正的对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之反思。但是，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对比，之研究，之判断，在学术，在思想上，起码有一百年的历史。自由主义观念的提出，比社会主义实践之破产，也要早几个世纪。从理论上讲，哈耶克甚至认为边沁的费边社和社会主义观念导致自由主义之偏向（见陈奎德[哈耶克传]）。但是，那毕竟是一些先知先觉之间的讨论。事情发展到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分野，无论在理论和现实层面上，都已经几乎大白于天下。而在这个时期，中国大量的知识份子却对此毫无反思。他们的言论和行为，置身在这个全球化的讨论之外。他们只是据说听到马列主义一声炮响，但是也根本没有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因为按照马克思，在无产阶级用暴力争夺政权以后的一个极为短暂的时期，就要实行全民普选。如果说异化说是马氏和自由主义接轨的一种思想面貌，那么，他的普选说，也还是可以被接受的？？虽然暴力和民选是一对矛盾。但是今天的人们，有谁来坚持这个说法呢！他们说，选举要过一百年，甚至更久。选择跑到共产党阵营里来，向共产党人提出自由主义的政治诉求？？这种缘木求鱼的做法，使所谓的民主人士们遭遇了政治上残酷的讽刺和思想上致命的打击。他们的清醒来得过迟。同样可笑的是，时过半个多世纪，企望自由主义和共产党合而为一者依然大有人在。他们取自由主义之一角，补社会主义之缺；或者，据社会主义之一角，补自由主义之缺？？他们混淆修正主义前提下的西方社会主义。他们偷换国别和经济政治背景资料，把中国的事情生硬地移动到一个子虚乌有的世界上，以构筑新时代的乌托邦理想。他们说，自由妨碍了公正，防碍了平等；他们说，他们站在弱势群体一边；甚至说，毛就是草根主义，民粹主义之旗帜，云云。他们主张威权主义，赞成李光耀一类政客的亚洲价值论，说，没有民主自由，社会也可发展。他们回到毛，回到列宁，以论证毛和文革的合理性，他们顾左右而言他，回避发生的悲剧和树千万被害死去的中国人……

可是，国事，世事，是按照古往今来自由主义思想家的预言发展的。他们预言的悲剧，从理论推导演变成为现实，其中并未出现预料以外的事，但是预料是无用和无奈的。没有人记住他们的警世。就像德国纳粹时代的著名电影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记录片名著[意志的胜利]的炮制者）一样，她记录纳粹火炬游行和希特勒检阅军队的壮观场面，没有改变中国人1966年的疯狂。一样的场面降临中国大地，北京成了红海洋的世界。依此类推的还有，1949年，奥维尔在他的[动物庄园]里揭示了专制政权毁灭文字的游戏，时隔不久，文革的文字狱实现了其梦魇。在稍稍做出共产党人对文革（我们预想的非共产党风格的文革揭露和批判至今未果）的否定和批判后，今天，人们又忙不迭地回到毛的怀抱。而里芬斯塔尔，使人想起后来的伊文斯。他，也是用电影机来歌颂文革和毛中国的西方人。这个西方人，又使人想起传达红卫兵精神不死。他们拒绝忏悔的电影人卡玛。在人类的历史上，在东西方人们的选择上，自由主义如果说阴魂不散的话，那么，格瓦拉，本。拉登，金氏父子们照样阴谋不散。

陷入反对自由主义漩涡中的人们，革命者或者无辜者，他们的基本依据，是这个世界的不平等。而章，罗们当年的选择，也许也包含这个因素。没有人指责他们的失误，只是满足和欣赏他们的反思和抗争。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仍旧是新中国最后一批以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为思想的勇士。在此之后，政治思想进入一个偌大的黑洞期。这个黑洞一直覆盖著从遇罗克，王希哲，杨小凯……一直到今天的，绝大多数的学生和青年。因为，即使是[出身论]，作者也是在向当局呼吁准许他遇罗克本人进入体制的权利，参加革命的权利和学习毛主义的权利。这个时候，罗，章的西方自由主义话语系统已经灰飞烟灭，已经让位给毛时代的文风；而[中国向何处去]，则是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结论上滑进（笔者在1967年也提出“取消常备军”的妄论）；而王之民主法制之提法，是主张在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实行大民主，法制，是毛主义和共党的民主，法制这是[出身论]们也无可避免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虽然罗，章们没有在49年选择自由主义的政治出路，但是，他们亡羊补牢后做出的思想姿态，依然是极其宝贵的财富。可以这样说，1957年以后，中国的异端思想已经绝灭，进入了一个政治思想上的黑洞期，直到1979年前后民主墙的出现，才又和罗，章的自由主义接轨。其间过去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造成的思想空白是无可弥补的。可以说，政治上，共产党的政治上产生过反对派，像张志新等，但是他们不是思想上的异端，只是反对派。其思想还是正统的。

而他们遭遇的悲剧说明，此一时，彼一时之选择的失误；对于共产党此一派别的肯定，或对彼一派别的否定之大大的局限性。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自己要对自己负责，要对历史负责，做为知识份子，要对老百姓负责。我将这个观点拿出来和章诒和先生商榷之，是为了说明，那些忍受了悲剧的人物，自己也有制造之之责任。虽然他们后来都悔之晚矣！换言之，这里不存在“如果”，历史上的如果虽然美国哲学家胡克容忍和提出过历史上合理的如果之可能性（当然也含不合理姓之如果）。这里没有：如果毛不发动反右；或者说，如果没有赫鲁雪夫揭露史达林，没有纳吉，就没有引蛇出洞；不，没有所有这些，也会有所有那些。正如上述所言，自由主义之根本和社会主义之根本，本来就是水火之异，无法融合的（当然不是说没有各取所需之例。如希拉克点红艾菲尔铁塔。）如果人们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就从书本上，从事实中，看到这些异同，看到这条似是而非之路的极端可怖性，人们就不会做出49年的选择。这个选择，这个如果，在胡适之等人身上就不是如果，而是现实。他们不会走进中南海，不是因为诸多其他因素，而是基于一个基本的看法。第二点，如果人们看到蒋介石政权的腐败贪污，那么，一个由枪杆子里打出来的政权，按照其群众－政党－领袖的原则建立的绝对之权利的国家，就会避免贪污腐败吗？大公报的王芸生先生，就是在嗅到了延安的野百合花之血腥以后，在选择上产生了犹疑，虽然他终于没有严格区分姓社－还是姓自，去了北京。也就是说，在史达林和毛那里，极权主义的政权性质，已经在那时浮出了水面。但是，当时的中国人，哪怕是杰出的中国人，中国知识份子，还是没有经得住红色的诱惑。其实，这个诱惑一度是全球化的。他导致无数有名望的东，西方知识份子，趋之若骛，心向往之。甚至在6.4事件发生后，我们还听见中共的宣传官列举罗曼。罗兰拥护社会主义的话。

章诒和和李慎之先生，都是在当今鼓吹中国自由民主的文章家。一个是在纪念那些跑到中共政权中人的有限度的抗争；一个是在纪念“两头真” 一头：早期，反对国民党政权，另一头：今天，为自由民主鼓呼。他们两位是今天中国人中最为杰出的人，最为杰出的知识份子？？是西方意义上的独立知识份子。但是，他们的局限性在于他们的与共产党为伍的经验。这个经验是可贵而可悲的。前此，我们论及李先生时候就已提及之。当然不与之为伍而置身度外，像有些独立知识份子一样，事情也未必好一些。因为，你不知道何以在那个营垒里面去了解他们。这也是一个悖论。总之，从辨正共党性质而言，辨正其推倒蒋介石一事，可说是以暴易暴，则结果还是暴。如果说，反对老蒋的斗争是以民主的手段来达到民主之目的，则抗争在理论上可以成立，实际上没有可能。于是，出现是否有必要推倒之反思。推倒之的总前提是，反对私有制，而今天，私有制还魂附体，成为经济增长点。深而言之，民主之结果还是民主；反之，用反民主的暴力反对不民主，则结果还是不民主，甚至有过之而不及。历史已经做了结论。还有一种判断，我们既然是反对暴力的，则毛，蒋的暴力都不成立，所以有第三条道路。这里的悖论是，毛，蒋都不允许在中国实行此道路。

于是，分野出现：一部分人选择蒋，一部分人选择毛。其实，实践上的选择，不等于政治上的正确。现在，人们讨论的后革命时代，就是在避免重蹈暴力之覆辙，以期有一个民主的改变，包括手段和目的的双重改变。这仍旧是第三条道路，对于毛，蒋之暴力，舍此无他。所以，在弃蒋择毛的幼稚之举中，并无正确性可言。李后来的言论，文章难能可贵。但是他参加共产党的学生运动和进入新华社，则意义可疑。同理，章，罗们在蒋，抗蒋，在毛，抗毛之举，是可以大书特书的，但是，他们选择毛，向毛进言改革，与虎谋皮，也意义可疑。（我们姑且不论他们在打成右派以后的“上新侨饭店吃饭”之举，和九地之下的普通地富反坏右的日常生活天差地别。这是另一个话题。和共产党制造人种（阶级人种！）差距，不能不说有很大的干系。）我们当然不应该，也没有权利完全否定章，罗们的历史选择。只是，我们注重历史是为了照应未来。如果有一种巨大的历史可塑性，能够将水火共融，敌我化友的话，我们做为以和为贵，为尚的中国人，何不愿乐观其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