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医生当作敌对势力医生的职业，是超乎党派、阶级、种族和意识形态的。医生的工作物件是病人。人人都有生老病死，都需要医生的帮助。神经正常的人不会把医生当作敌对势力。但是在文革中，大批的医生是其中之一。

王中方医生1939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这是中国最好的现代医科大学之一，由美国人创办。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和美国开战，占据北京的日本当局把协和医院的美国医生抓进了集中，王中方逃到天津，先到内蒙古行医，然后辗转回到家乡福建，在福州乡下马江镇担任圣教医院院长。这是一所基督教传教士办的医院。王中方和他的妻子都是基督教徒。

1949年8月共产党开始统治福建。不久以后，王中方被政府关了起来。他被指控有严重罪行。情况是，1949年美国军队把一批红十字会的救济物资运到了福建港口。王中方的教会医院得到其中部分，是奶粉和衣服一类东西。收到以后，医院把这些东西散发给了当地需要帮助的穷人。新的共产党政府把王中方关起来，逼他把这批红十字会的救援物资交出来，或者，要交出这批物资能折合成的现款。王中方自然交不出来这批救济物资，因为已经散发了。他也交不出那么多钱，他卖了家里的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结婚戒指，还是远远不够。他被逼给侨居海外的亲戚写信讨钱。最后，他在新加坡的一位亲戚付了一笔钱，其他在国内的几个亲戚也凑出一些钱，才被放出来。

这并不是王中方医生一个人的个别性的遭遇。有一大批医生被关押“审查”和被强迫作“自我检讨”。对医生的整治，是共产党执政初期的一系列震慑行动之一。对医学界来说，结果之一，是医院都被收归为政府所有，另外，原来由医生担任的医院领导职务，都改由共产党干部担任了。原有的从西方移植来的医院管理系统被大大改变了。

尽管有医院领导管理层上的变革，看病还是要由受过训练的医生来看的。1952年，王中方成为福建医学院的内科主任。内科副主任是医学院中共党委书记的夫人，也是内科的中共支部书记。共产党干部在政治方面显然掌握了很大权力，但是非共产党的医生在科一级还有一定的地位。这就是文革前医院的基本格局。

由于受到过良好的医学训练和富有行医经验，文革前王中方还担任一个为福建省高层领导人服务的医疗小组的组长。这和毛泽东要医生李志绥当他的个人保健医生情况相似。李志绥也受训练于西方建立的医学院。毛泽东下令把北京协和医院的院长划成“右派分子”驱逐到贵州省，李志绥为之求情毫无作用，到了文革又进而提倡“赤脚医生”，他自己却不会要没有受过现代医学训练的人看病。至于人民是否也需要这样的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医生，那显然不是他的考虑。

所谓“里通外国”

1966年文革开始，福建医学院的中共党委先把王中方这样的医生抛出来，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批判。随后，教育和医学界的各层中共党委自己也被红卫兵打倒。而且，迫害发展为大规模的暴力性的人身侮辱和攻击。王中方受到了抄家剃头这一套迫害。

1967年，暴力迫害有所缓解。王中方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派去看门诊，算是一种惩罚。因为在此前，主任医生的日常工作是看住院部的重病人。王中方看门诊的时期，“门庭若市”。病人知道他是好医生，纷纷排长队来求诊。病人心里自然清楚医生的好坏。没有病人真的愚蠢到要用“阶级敌人”这样的概念来为自己衡量选择医生。

至今仍然有人坚持认为在文革时代有过“大民主”。实际上，在1967年，“群众”得到的，仅仅是“无限崇拜”毛泽东和残酷“斗争阶级敌人”这两项行动权利。如果群众真的有选择的权利，能表达他们的自由意愿，有投票的可能，他们会选择的，决不会是“斗争医生。他们需要有良好训练的医生看病。可是，中国的群众从来没有得到这样的权利。他们只能在毛泽东的文革指挥棒下求生存。

1968年7月，王中方被“隔离审查”，关在福建医学院的牢房里。那时正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高潮时候。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全国各地都疯狂地“挖”所谓“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每个单位都自设牢房，把单位里的“审查对象”关押起来，官方术语称之为“隔离审查”，老百姓则称之为“牛棚”。刑讯逼供，对被“隔离”的人来说是很普遍的事情。据说，福建省卫生厅的一个副厅长，被打得受不了，屈打成招，招供出来一个200多人的“反共救国军”。这些人也立即被抓起来审讯。王中方就是其中之一。王中方比其他人还多了一条罪名，是“里通外国”，因为他的哥哥住在美国。

“里通外国”在文革中被列为主要重罪之一。这是从古代留下来的一个词语。——“里通外国”的原意是说帮助敌对国家作危害本国的事情。

在文革时代和文革之前，普通人实际上连一般的和国外的亲戚通信通电话都做不到。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王中方犯有这项罪。但是文革的普遍方式是，先把人关起来，然后找证据，如果找不到，就长期关押这个人，刑讯逼供。 他们还有一整套术语，叫做“顺藤摸瓜”“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等等。王中方在医学院被宣布“隔离”后，接著，学校的“造反派”到他的家里抄家。因为是医生，要看急症，所以他就住在学校教工宿舍里。“造反派”在他的家里，把地面掘开，掘了六尺深，没有找到什么东西。

王中方家当时连收音机都没有。抄家的人也搜了他的邻居的家，说邻居是王中方的收发报员。邻居家有一个收音机，他们硬说这是从事“特务”活动的收发报机。从福建省广播电台叫来了一个工程师，叫他鉴定这个收音机，证明这是“特务”使用的“收发报机”。那位工程师看到明明是一个普通的民用收音机，闭口不说话。抄家掘地的人也知道不是“收发报机”，但是不肯认错，就在这个收音机上贴了一个封条，离开了。

可疑的“自杀”

王中方被关押在“牛棚”中。他家里的人不知道他在哪里，也不知道他身体怎么样。这是1968年的“隔离审查”最残酷的一个方面。正式监狱有探视制度，被判了徒刑关在监狱里的犯人，允许在探视时间和家人见面。但是大量被“隔离审查”的人却几个月甚至几年不准家人见面或者通信。这种情况当时在全国的每一个“单位”发生，以致很多人都麻木得觉得这好象是一种原该如此的事情，没有意识到这是前所未有的践踏法律和人权的行为。当我们在申明被关在“牛棚”里的人是无罪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指出，建立“牛棚”本身是一项大的犯罪。

王中方从1968年７月开始被“隔离审查”，一直被关到了1969年。九个月过去了。1969年4月29日，王中方家人突然接到通知说，王中方在“隔离审查”的地方自杀了。

王中方的妻子被叫到停放尸体的地方，但是没有准许她细看丈夫的尸体。她问他是怎么自杀的。医院当局说，他是用刮胡子的刀片割断了颈动脉，大量流血而死亡。

王中方的妻子提出要把王中方的尸体土葬。医院当局同意了，要她买了棺材来装殓。他妻子没有足够的钱。他的妻子是个家庭妇女，长子在北京清华大学读书那时候刚分配工作不久，家中只有上中学的儿女。她马上打电报告诉远在沈阳的长子。儿子把所有的86块钱，连同零头毛票都寄给了母亲。但是王中方妻子很快就被告知，王中方的尸体已经被火化了。她原来以为装殓棺材的时候还可以再见到丈夫的尸体，没有想到永远不可能了。

王中方的妻子从来不相信王中方是自杀的。她认定，王中方和她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基督徒不自杀。他有信仰。他的信仰不允许自杀。所以，他不可能自杀。再说，王中方死亡的时候，已经被关押九个月了，如果他想自杀，为什么不早一点自杀？如果他是自杀的，为什么不给妻子孩子写一封遗书？如果王中方真是自杀，为什么不让她细看他的尸体？她坚决相信王中方是在被关押的地方被那些“审查”他的人刑讯逼供打死的。他们打死了人，然后欺骗家属说是“自杀”。

但是，当时王中方不但被宣布作“自杀”，而且是“畏罪自杀”。他的妻子根本没有办法进行调查取证。

在文革后，虽然王中方得到了一纸“平反书”，但是，当时“审查”他的文字记录不对家属开放，调查也仍然不能进行。文革后的权力当局实行对文革平反“宜粗不宜细”“水落石不出”的政策，意思是只给受害者平反，但不追究害人者的责任。在全国，都不允许受难者家属追查他们亲人在监禁中的死亡经过。在王中方的案件上，在文革后，也没有打人的人受到惩罚。

三十四年未能痊愈的伤痕

这个“里通外国”案，不仅仅害死了王中方。林庆雷，也是福建医学院的内科医生，他比王中方年轻，当时是主治医生。他是王中方的同事，也是朋友。这个案件。林庆雷也在审查中被宣告“自杀”。

在同一案件中被害死的，还有另外两位医生。

刘俊翰，是福建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脑神经外科医生。1919年9月生，福建省仙游人，1949年毕业于福建医学院（当时是协和医学院）。刘俊翰在1969年5月6号跳楼死亡。众所周知，脑神经外科是高难度的工作，刘俊翰是作手术作得最好的医生之一。

郑文泉，是福建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皮肤科主任。1940年代从福建医学院毕业。他和上述三位医生同一案件中，1969年春天被宣布为“自杀”。

同一案件中被害死的还有医院的一名工友，和上述四名医生一起同一案件中，在同一时期被斗死了。非常遗憾，笔者没有能发现这位工友的名字。实际上，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的，并不只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份子，虽然知识份子受到教育总是被当作攻击他们的借口，工友也一样遭到迫害。

上述四位医生中，刘俊翰医生情况的调查过程中，有些细节也是值得一想的。2002年，一位帮助笔者的人找到了他的妻子王希娟医生的电话号码，给她打电话询问刘俊翰医生的死亡日期和年龄等等。他的妻子也是医生，已经退休多年，由于缺乏医生，现在被返聘，上半天班。她在电话上说，她不能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先向领导报告。在第二次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说，她向福建医学院中共党委报告了，有人要问文革资料，是否可以回答。上面说，只要是事实，可以告诉。于是她告诉了刘俊翰医生的出生年代，从医学院毕业的时间，以及他的死亡日期，没有别的。

文革后长大的年轻一代可能活得比较轻松，不会认为需要为回答笔者的问题而如此紧张，定要先行请示医学院的中共党委。那已经是34年以前的死亡。而且，她也并没有提供任何可能存有的事情。但是从这样的反应来看，我们只能体会到文革造成的恐怖有多么深重。在1968年，这一个无中生有的“里通外国”医生案件，不但死了五个人，他们的亲人心中留下的伤痕，深得34年都不能痊愈。

在福建医学院，单单这一个案件，就造成了四名医生的死亡。笔者还无从得知总共有多少人在这个学校被害死。这四名医生分属内科、皮肤科和脑神经科。这些医生选择救死扶伤为职业，经过长期的学习和训练，才成为合格的医生。在缺乏训练良好的医生的中国，他们更显得宝贵。但是他们就被“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残酷地整死了。这是为了什么？

王中方的弟弟名叫王岳，是中国科学院福建微生物研究所所长。他没有像哥哥那样在文革中死去，但是在文革中也被关押了好几年，1974年才被“解放”。应该注意到，“解放”是文革时代当局在放人的时候正式使用的说法。这个说法表明他们认为他们有权力先压迫人，然后恩赐一个“解放”。但是当时没有人敢质疑这种说法。文革后也没有人提起这一点。相反，文革后的官方报纸继续宣传要“感谢”“平反”，却不问最早是谁造成了灾难。

王岳也不是被关在正式监狱中，是被关在单位的“牛棚”里。他的罪名之一也是“里通外国”。他的“里通外国”也一样荒唐可笑，但是当时无人能质疑，现在也没有对为什么要有这样的“里通外国”案件作出解释和分析。

今人无法理解的文革逻辑

王岳在1941年到美国留学。他的导师SELMAN ABRAHAM WAKSMAN是链霉素的发明者，在制造抗菌素方面有重大成就。王岳是他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的第十九人。他取得博士学位以后回中国服务。

SELMAN ABRAHAM WAKSMAN生于乌克兰，后移民到美国，在1916年成为美国公民。他长期担任新泽西州的RUTGERS大学教授，经过十年的努力，发明了链霉素。这是在抗菌素青霉素发明之后发展出来的第一个抗菌素。链霉素对于治疗肺结核等疾病有特效。在链霉素之后，WAKSMAN教授还发明了别的抗菌素，对治疗人类疾病有伟大贡献。由于WAKSMAN教授在抗菌素研制方面的成就，他在1952年获得了诺贝尔奖。

王岳在美国学习的时候，也是WAKSMAN教授正在链霉素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时候。王岳回国后也从事抗菌素的研制。在1960年代初，在中国国内研制“庆大霉素”的时候，王岳曾经写信给他的导师求教。据说他写信还预先得到了中共福建省委的批准。早在文革前，与美国人通信就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写有人民享有通信自由，可是人民实际并不享受这样的自由。WOKSMAN教授给往日的学生回信，和他讨论抗菌素的研制，并且提供了资料。文革中，王岳遭到“斗争”因为和AKSMAN教授的通信，成为他“里通外国”的罪证。

王岳的罪证是由他的“专案组”罗织的。但是“里通外国”成为文革的重要打击目标，是由文革领导人制定的。1967年1月13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也就是文革中常常被叫做“公安六条”的，第一条就与此有关。这个档编码是“中发[67]19号”。文革时代，这类档指导文革运动，具有高于法律的效用。王中方和王岳被作为犯有“里通外国罪”受到迫害，显然首先是由于这个“公安六条”第一条的作用。

现在的人会无论如何想不通文革的逻辑：王岳和他的美国导师通信讨论制造抗菌素，怎么会成为“里通外国罪”。难道他们把“里通外国罪”定义为“和外国人通信”？在王岳和他的导师通信这件事情上，第一，这是一些关于科学技术的讨论，和政治与国家安全无关。第二，这绝对不可能和“出卖情报”“盗窃国家机密”有关，因为通信的双方，王岳和他的教授WAKSMAN，后者比他对抗菌素懂得多，美国的医药业也远比中国发达，在这种关系中，只有王岳可能从WAKSMAN教授得到资料，而不是相反。第三，作为结果，王岳领导制造了新的抗菌素，对千千万万中国孩子和成人的健康有巨大帮助。对这样有益于人类的贡献，应该大力奖励赞美才对。这也就是为什么王岳的导师获得了诺贝奖。

文革领导人该当何罪？

这不仅是发生在王中方和王岳身上的故事。实际上，从文革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对所谓“里通外国”的疯狂侦探和处罚，不但是为了迫害人，也是为了把中国人和世界绝对隔绝开来，不准人民和外部世界通讯来往，这是在愚化人民，不让人民知道世界上有别的社会制度和别的生活方式，不让人民知道在别处有比较好的生活比较好的社会制度。

对于外国当时已经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对人民的生活有很大好处的东西比如电视冰箱等家用电器和先进的医疗方法，文革当局拒绝学习引进。他们打击现代医学，把医院从城市赶走，用的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毫不相干的名义。在他们设计的新社会里，普通的人民，只配享有一些仅仅受过非常少的医学训练的“赤脚医生”，却和世界的先进医疗技术无关。回到前科学时代的医学，就是他们没有说出来却清楚作出来的主张。

迫害医生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在这个网站上，关于医生，已经有了上海同济大学王祖德医生一家受到的可怕迫害；有上海中医学院教授陆瘦燕医生的故事；有河北省黄骅县歧口卫生院的王炳尧医生的故事；有北京陆军医院的刘浩医生的故事；有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高景星的故事，有北京协和医院胡正祥教授的故事；还有上海第一医学院和第二医学院被迫害死的教授的名单。

王中方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同学章安郎，在厦门当医生，也在文革中被害，详细情况还没有了解到。据笔者的调查，在每一个医院，都有医生被“审查”。文革中，有一大批医生被害死。但是，文革在这方面的罪恶，却还没有得到清楚的描写和记述。

王中方死了，他的弟弟王岳活了下来。1985年，王岳访问了美国。他见到了导师的儿子，却没有能再见到他的导师。WAKSMAN教授已经在1968年去世，享年80岁。他去世的时候，王岳正被关在“牛棚”里，不但不能为导师之死哀悼，反而正在为他们的通信而惨遭虐待。

如今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人，在一生中，可能都曾经使用过抗菌素治疗疾病。在抗菌素后面发生过的这些悲惨的故事，跟健康虽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值得被知道。这些悲惨的故事，不是抗菌素所能治疗的，需要别的有效的疗救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