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储安平我孤陋寡闻，直到1989年夏天读了戴晴的《储安平与“党天下”》长文，才知道储安平其人。他至诚的理想和追求，他一手创办的《观察》周刊，他的一针见血的见解，他那些掷地有声的热血政论，他摔给前后两个政权的“一场烂污”等断语都让我触目惊心、永生难忘。

此后我便开始留意储安平的文章，但只是在１９８３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五卷（蔡尚思主编，以下简称“简编”）中读到过他的五篇文章，当时就毫不犹豫地复印了下来，并装订成小册子，经常翻阅。这大约是1995年的事。差不多也是这一年，在《读书》杂志的补白文章中得知山西有个谢泳先生早就在读《观察》旧刊，研究储安平和《观察》，不禁心向往之。

从那时起，读到储安平在《客观》、《观察》时期的全部政论，几乎成为了我生命中的渴望之一，却因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如愿。1998年夏天，我偶尔在一张旧报纸上看到《储安平文集》出版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便到处托朋友、家人一起留意此书。当年秋天，当我在书店一见到此书时，心中确有一种难以抑止的激动，连翻都没翻，就立马掏钱买了下来，尽管书价不低。

当《储安平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终于面世时，离他“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已足有三十二个年头。编者张新颖说：“储安平基本的重要著述大致都搜罗在这里了”，我满以为这下可以领略到曾经打动过千万心灵的储安平政论的全貌了，可是当我在“文集”下册第３页读到这样一个“编者”注时，心就凉了半截：“但由于历史环境和思想的限制，作者对当时的局势和某些问题的认识也有偏颇、不当之处。为了尊重历史，我们除没有收入个别文章（篇目仍列出）及对少数篇章的文字稍加删节外（删节的地方加省略号，并用符号标出），其余的都按原貌收在这里了。” 在“大致”之外，“文字稍加删节”的“少数篇章”有：《国民党的病症》、《共产党与“国家”》、《中国的政局》等。全文没有收入但标明了“存目”的篇目有：《阎锡山》、《共产党与民主自由》、《停战令下，战仍不停》、《协商成就》等。其实，上述《共产党与民主自由》、《共产党与“国家”》、《中国的政局》等篇，早在１９８３年出版的“简编” 就曾全文收录，公开面世。1989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戴晴的《梁漱溟  王实味  储安平》一书也曾大量引述文集中被删节的那些内容，我都有幸读到过。差不多同时出版的一些著作如谢泳的《〈观察〉研究》等也都引述了其中一些内容。也因此，那些被删节的句子、段落和仅“存目”的篇目，很长时间成了我挥之不去的隐痛。好在1999年岳麓书社出版了《观察》周刊的影印本，我邮购了一套，总算了却了读一读储安平和《观察》的一点微小心愿。

1945年12月1日，离抗战胜利不久，储安平在重庆《客观》周刊第四期发表一组评论，共4段：标题分别为《共产党的前途》、《共产党与“国家”》、《共产党在争取政权中所走的途径》、《共产党与民主自由》。文集编者删节的是《共产党与“国家”》中的一句：“过去外蒙之为中国领土，无人敢加否认，而共产党报纸竟公然刊载‘外蒙共和国总理’某某人抵达莫斯科之消息。苏联东，共产党亦东，苏联西，共产党亦西；甚至苏联与中国有什么问题时，共产党报纸的论调似乎也成为了一个非中国人的报纸的论调。”（简编，23页）

全文未收，仅存篇目的是《共产党与民主自由》一段，其中说：“今日中国人民都在要求民主，争取自由，然而假定在共产党统治下，究竟人民有无‘民主’，有无‘自由’，此实大为可研究之事。我个人的答复是负面的。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等基本自由，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凡是在一个讲究‘统制’，讲究‘一致’的政党的统治下，人民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的。人类思想各殊，实为一种自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党想使在他统治下的人民，在思想上变成同一种典型，这实违反人性而为绝对不可能之事。而人民之有无思想自言论之自由，又为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之有无‘民主’的前提。因为假如一个人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则他何能自由表示其意见。假如人民不能自由表达其意见，则这个国家或这个社会，又何能实行民主？”

“……共产党是否能容许今日生活在共产党统治区域中的人民有批评共产主义或反对共产党的自由？假如容许，则我们何以从来没有看到在共产党区域中出版的报纸有何反对共产党或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或在共产党区域中有何可以一般自由发表意见的出版物？……就我个人言，共产党今日虽然大呼民主，大呼自由，而共产党本身固不是一个能够承认人民有思想言论自由的政党，同时共产党所谓的民主，是‘共产党民主’，而不是我们所要求的‘人人可以和平地，出乎本愿，不受任何外力干涉，而自由表示其意见’的民主。”（简编，25、26页）

其实，王实味的死早已说明了一切，“革命圣地”延安，那里的一切都是不容质疑，更不许批评的。《中国的惊雷》中，美国记者白修德在盛赞延安之余，对那里的思想言论自由也提出了同样的疑问。1947年3月8日，国共内战的硝烟弥漫了大半个中国，储安平在《观察》周刊第二卷第二期发表《中国的政局》一文，锋芒所向当然主要是国民党当权者，但也涉及了他对共产党的基本评价。文集虽然收入了这篇分量很重的政论，却作了三处删节，其中最重要的有两处：“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要知提倡民主政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一点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须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称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能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表达其意志，才能真正贯彻民主的精神。”（简编，34页）

“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简编，35页）

我要感谢“简编”的编者，他们早在1983年就能尊重历史、忠于原作，收入了这些文字，这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最起码比十五年后的文集编者强多了。从1947年到现在，一晃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储先生在我们这个充满杀戮与罪虐的人间蒸发也已经36年，然而无论时光怎样流逝，他的那些评价和判断依然新鲜如昨。这是储安平在1949年前夜对共产党的认识。

储安平，不愧为一代“文人论政的典型”，他对时势的见解那样洞若观火。像他这样看问题一针见血，如此惊人的准确，只能让后人叹为观止。我为这个世界上曾有过一个叫储安平的生命感到灵魂的温暖。老实说，迄今为止，对共产党的认识还没有什么人敢说超过了储安平当年甩给历史的这句话。半个多世纪后我们产生的也不只是“不幸而言中”的感慨，在1949年前夕历史大转型之际，知识份子中有如此先见之明的人几乎凤毛麟角。以傅斯年之明，1949年在去留之间也曾犹豫徘徊过。有了这样的论断，储安平就不会死，他永远活在历史的记忆里，活在我们的生命中。尽管他给这个欲哭无泪的无奈时代下了先知般的预言，他自己既没有选择离开，更未能逃过一劫。

一个时代的结束尽管《储安平文集》有种种不如人意之处，毕竟有助于世人重新认识曾以言论报国为天职的储安平，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如何我们都还是得感谢编者的搜罗和成全之功。在文集下册第3页有一条不起眼的注解，编者说：“储安平的这些文章由于仗义执言、饱含锋芒，对当时国民党腐败、黑暗的统治作了尖锐、有力的批判而产生极大的影响，赢得人们——尤其是知识界的好评。”

半个多世纪后，重读储安平那些痛快淋漓的激扬文字，我们依然只能望洋兴叹——“我们要求终止一党专政。这种一党专政的终止，决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终止，必须同时是一种精神上的终止。一党专政在精神上的主要特征和主要苦痛，是人民的各种基本公民权利没有保障。人民的基本公民权利包括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职业自由、财产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及结社自由。其中人身自由尤为一切自由的基本。我们所以要求上述各种基本的公民权利，仅仅是因为只有人民能获得上述的基本民权，人民的智慧的、道德的、身体的能力，始能作充分优性的发展，以充实国家的生命，培养社会的活力，提高政治的道德，促进文化的进步；从而产生合理的政治活动和安定的社会秩序。”（《储安平文集》下册，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８年７月版， 63页）

“为国家服役绝非任官之谓。一个从事言论的人，假如环境允许他秉其智慧，凭其良心，公平论政，他对国家所能有的贡献，未必在一个部长之下。”（同上，65页）

他尖锐地指出：“国民党执政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他所采用以维护其政权的方法；只此一着，毁坏全局。政党要获取政权，原为题中必有之义：在野的要想法获取政权，在朝的要维护其既得的政权；中外古今，无有例外。”“欧美的政党都以其政绩来维护政权，无论内政外交、经济文化，执政当局总是处处为国家前途着想，时时替人民的福利打算。只要政绩良好，人民自然拥护政府，政权自然不会动摇。这是一条积极的以政绩来维护政权的道路。相反，国民党走的是一条消极的只知道加强政治控制来维护既得政权的死路。”历观往史，没有一个政府能够不顾人民而犹能长久维持其政权者。不顾人民苦乐的政府，必然失去人心；不为人民福利打算的施政，必然不能使国家社会得到健全的发展。……政绩窳败，人心怨愤；人心怨愤，政权动摇；政权动摇，执政者的控制势需加紧；压制越紧，反动更烈。如此回圈，互为因果，而终必全盘倾溃，不能收拾。“（同上，56—57页）

在国民党治下的上海，他公开发表了如此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言论——“若从历史的眼光看，这个前后统治了中国20年的政府，实实在在耽误了中国的国运，它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而其一切过失之中，本文作者认为现政权最大最不能宽恕的罪恶，就是由于它的缺德的统治，大大的促成了中国人民道德的堕落。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统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没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洁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治理下，除了极少数坚贞的人物，仍能保持他们的人品、意趣和工作理想之外，大多数人都已趋于取巧、投机、幸进、不守信用、不负责任、不讲公道、强凶霸道、为劣作恶。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之下，大家已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失去了努力的自信，失去了一切崇高的理想，结果是人的品格愈降愈低，社会的风气愈来愈坏。”（同上，177页）

如果说储安平以其金石般的政论达到了那个时代书生议政的最高峰，从《失败的统治》到《一场烂污》、《政治失常》，他为国民党二十多年的统治下了最后的断语，言论之激烈、论述之精辟，令人叹为观止。那么他所创办的《观察》周刊更是攀上了百年言论史的一个新高峰，成为一座几乎难以跨越的丰碑。

9月1日，确乎是百年言论史上一个不寻常的日子，张季鸾、胡政之他们接续《大公报》星火是这一天。1933年，因为刘煜生之死引发新闻界及社会各界的抗议风波，9月1日，国民党当局被迫作出积极的回应，一年后这一天被新闻界自发地定为“记者节”。永垂史册的《观察》周刊也诞生于1946年9月1日。或许这一切都只是历史的巧合。在《观察》创刊号上，储安平以“编者”名义发表《我们的志趣和态度》，直言：“我们这个刊物的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则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毋须讳言，我们这批朋友对于政治都是感觉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同上，51页）

接着，他提出了“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并表明“公平的、独立的、建设的、客观的”态度。以后，在《观察》存在的近三年半岁月中，储安平信守并践行了他在这一天提出的这些“信约”。《观察》以其“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追求迅速成为“全国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刊物”， 78位撰稿人几乎都是全国一流的学者、专家、教授，由他们撰写的专论是《观察》的一大特色。在1949年前夜的中国，《观察》以其坚定的道义担当、独立的品格为知识份子自由论政提供了一个公开的平台。1947年5月，当上海《文汇报》、《新民报》等三报同时被国民党当局封杀时，他没有顾及自身的安危。当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面对恶劣的政治气候，1947年11月8日，《观察》在头条位置发表了周炳琳、金岳霖等四十八位教授《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以及董时进《我对于政府取缔民盟的感想》。对此储安平说：“编者的根本原则是：生死之权操之于人，说话之权操之于我。刊物要封，听命封，遇到大问题时，我们是无法躲避，无法退让的。在这混乱的大时代，中国需要的就是无畏的言论，就是有决心肯为言论牺牲生命的人物！”

1948年7月8日，南京《新民报》遭永久停刊处分，政府磨刀霍霍，新闻界黑云压城，《观察》风雨飘摇，7月17日，储安平发表弥漫着一股浩然之气的《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一文：“在这样一个血腥遍地的时代，被牺牲了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烧毁了的房屋财产也不知已有多少，多少人的家庭骨肉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幻灭了，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的国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么！朋友们，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面对现实，面对迫害，奋不顾身，为国效忠，要是今天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个方式继续努力，方式尽管不同，但我们对于国家的忠贞是永远不变的！”（同上，248页）

1948年10月，离《观察》被“勒令永久停刊”已为时不远，国民党败像已露，《观察》在头条位置发表张申府《呼吁和平》一文，尽管这位哲学家别无动机、别无背景，仅仅“出于真情、实感、仁心”而呼吁和平——“真和平”、“长期的和平”、“为国为民的和平”。但在有些人看来，在毛泽东即将作出“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的著名论断时，还在呼吁和平，那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储安平曾说：“在这个社会中，只要你批评国民党一句，大家便说你‘左倾’了；要是你批评苏联或者共产党一句，大家便说你‘右倾’了。”在“左”、“右”之外，它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在一个这样的社会，储安平和《观察》周刊要坚持“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立场，又何其困难，何其难能可贵。他说：“好汉做事，来去光明，用不着鬼鬼祟祟，而我们对于一切误会、传说、曲解，也不急急于辩护、辟谣或解释。只要我们自己脚跟站定，我们相信，‘时间’终将替我们洗刷一切谣言。”

在动荡复杂、扰攘不安的百年中国史上，一本小小的《观察》周刊树立起了一个富有个性的批评模式，一切都可以公开议论、公开批评，思想、立场、观点容或不同，但对批评权利的珍视，对公开批评的追求，成全了《观察》有容乃大的品格，它的78位撰稿人“皆一时之选也”，其中既有李纯青、杨刚等中共地下党员和赵超构等“中间偏左”的知识份子，以及张东荪、费孝通、许德珩、傅雷等参加了民主党派的知识份子，也有傅斯年、胡适、梁实秋、叶公超等有真才实学、声望卓著的自由知识份子，更多的是像冯至、宗白华、钱钟书那样的学有专长、不左不右的知识份子。他们汇合在《观察》的旗帜下，不是一个历史的偶然。自“五四”以来成长起来的几代知识精英以“特约撰稿人”的身份聚集在一起，人数之众、阵营之强、影响之大，超过了当年的《现代评论》、《新月》和《独立评论》，这是一种精神集合，使那一代自由知识份子的道义理想在战争的喧嚣中放射出最后一次夺目的光华。储安平以他的执着、热情和勇气完成了百年言论史上蔚为壮观的谢幕演出，《观察》最高一期发行量超过了10万份，为那个混乱、黑暗、丑陋的时代画上了一个句号。半个多世纪以后，我们依然为那个不幸的、生灵涂炭的时代曾有过这样一本周刊而感到温暖。

《观察》并不是孤立的，在风雨如盘、炮火连天的年代里，不说《大公报》这样有着世界声誉的民间报纸，差不多同时的民间刊物就有《世纪评论》、《新路》等一大批周刊，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在1949年到来之前嘎然终止。1947年1月，何廉、张纯明等在南京创办《世纪评论》，宗旨为“超然独立、公正客观”，1948年11月被迫停刊。1947年3月，《时与文》在上海创刊，发行人程博洪，主要撰稿人施复亮、张东荪等，1948年9月停刊。1948年1月16日，《周论》在北平创刊，主要撰稿人包括了朱自清、朱光潜、贺麟等，12月停刊。《新路》诞生于1948年5月的北平，与钱昌照、吴景超的关系最密切，当年12月30日就遭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1948年9月，刘不同在南京创办《天下一家》周刊，不到2个月就停刊了。

1948年12月24日，《观察》被国民党当局封闭，成为一个时代终结的象征性事件之一。《观察》的雕谢，对储安平而言，也结束了他生命的颠峰时代。

作为１９８０年“不予改正”的５名大右派之一，储安平之死至今还是一个谜，无数人已为此写过无数的文章，从戴晴的《储安平与“党天下”》到邓加荣的《寻找储安平》，再到余开伟的《储安平生死之谜又一说》（《书屋》1999年第2期），我们至今还不知道他到底是“投河自杀”、“滔海而死”，还是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了（“虐杀毙命”），或者是出家当了和尚。也许永远都无法知道了。无论怎么死的，储安平终究是在1966年“文革”爆发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了。但是人们永远忘不了他那些掷地有声的政论，忘不了他先知般的预言，忘不了他甩给亲身经历过的前后两个政权的著名论断。储安平死了？储安平还活着？“储安平正在复活”，饱经忧患、才气纵横的章诒和女士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