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芝琛


　　日本投降之后，国内外形势混沌，危机严重，和平建设遥遥无期，骨肉相残愈演愈烈；不但国际友邦密切关怀，全国人民的情绪更是深深陷入仿徨、失望、忧虑、痛苦之中。此时作为当时最大的民间报《大公报》，由良知、正义和爱国热情之所驱，大力呼吁和平、民主、统一。强调国民党要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宪政，共产党要交出军队，实现军队国家化。

　　（一）“军队国家化”的意义《大公报》早在抗战胜利前夕，早已深感，抗战胜利后，中国应走什么道路是个大问题，是走民主政治之路，还是陷入党派间争权夺利之争，走上中国人屠杀中国人的血腥内战？1944年春，有个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当大公报特派记者孔昭恺回来后，于1944年8月5日《大公报》发表了总编辑王芸生撰写的社评《延安视察的感想》，王芸生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绝不许另有一个政府与它对立，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也绝不许另有一个拥有武装的势力与它对抗。……主张军令政令统一，实属天经地义，无人能加以否认。”“记者团在赴延安的路上及在延安的所闻所见，显然可知在那里存在着一种政治距离，横着一个中共问题。”“这问题毕竟能不能解决呢？我们的答案是：当然可能，而且必须可能。”“开诚心，布公道，在国家共同利益上，有什么问题不可以政治解决的呢？所谓政治解决，并不是一句空话，其实现之首，就是——民主宪政。完成民主，实话宪政，各党合法竞争，则党的地位自然解决；军队国家化，军队问题也自然解决。这两大难题解决了，则统一与团结必可无所缺憾。”

　　1945年8月3日，大公报针对陕西淳化国共两军发生冲突一事，发表了王芸生撰写的的社评《论淳化事件》，社评说：“我们害怕内战、厌恶内战、反对内战。我们希望国共商谈重开，并希望一切党派皆从民主宪政这条大路上推进国运”。同时指出：看来军队国家化十分重要。

　　1945年11月2日《大公报》发表的社评《中国政治之路》中指出：“要政治解决就应该走政治之路。”“中国政治之路必须走向民主。”还指出：“在今天的中国，无论什么人，都应该向民主方面想，而不要只盯着枪杆子和地盘问题。”

　　1945年11月12日《大公报》社评《应该问问人民》中说：“任何政党都要争政权，但争政权的手段不可以靠武力。争政权的观念尤其要正确。以武力争政权，是一种极大的罪恶。”

　　1946年1月6日，沙学浚等十位学人在《大公报》星期论文中发表题为《论今日国是》中指出：“要知道武力斗争所流的血是我们人民的血，所消耗所毁坏的武器、物资、财产、也是属于我们人民所有。万一不幸因国策错误或人事不成，使国家陷于混乱甚至灭亡，受一切痛苦的，全是我们人民。”“国家的一切力量，虽属于我们全体人民，但不全在我们人民的掌握之中。这些力量，只许用以保证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及增进人民的生活和幸福，不许用来化人民为炮灰，陷国家于危险。政府并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我们人民的仆役，政党也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推行政治的工具。”

　　（二）如何实现军队国家化。

　　在1946年1月6日有关如何实现军队国家化问题《大公报》星期论文十学者的文章说得比较具体。

　　他们指出：“今后任何政党不得有私家军队，政府的更迭或改组必须循和平合法的程序，不得凭藉武力。根据这些原则，全国各党派必须把他们的私有军队交与国家，由国民大会组织整军委员会加以整编，交与实施宪政的中央政府，成为国家的武力，国家的武力只能用以保障国家的安全不得牵涉政党竞争或政府更迭。”同时他们还指出：“因中国情形特殊，必须实行以政驭军的原则及便于化党军为国军起见，现役军人不得有党籍，已有党籍者脱党或离开军队”。

　　（三）一场有关“军队国家化”的争辩。

　　1945年11月20日，《大公报》发表了王芸生亲自撰写的社评“质中共”。向中共直截了当进言，这在《大公报》，尤其是王芸生很罕见的。但是为什么王芸生会写这么一篇社评呢？正如他在社评开场白所言：“如天之福，我们的抗战胜利了。现距日本投降才三个多月，全国同胞于欣庆胜利狂欢胜利之后，人人的心头，又笼上一层深忧，又压上一块重铅。其震荡惶惑的心情，甚至超过抗战期中任何艰难危险时期。为什么？这是因为人人满以为从此得见太平且为光荣胜利的国民，但是现实的演荡，却是一片战乱凶险的气象。多少人焦急着胜利不得还乡，更多少人重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复为乱世的鱼肉。明明胜利到来，升平得睹，纷纷战乱却又相逼而来，谁不为之震荡惶惑？”

　　社评忧心重重地说：“一个国家，于胜利之后，有两个系统的军队争降争地，已经不应该，而争降争地复漫无止境，更如何得了，……”。

　　社评语重心长地说：“凡是一个政党，都是为了争取政权而组成，所以政党要争取政权是应该的。问题在于应该以政争，而不应该以兵争。以政争，是以政策及政绩胜的，是和平民主之路；以武力胜的，则必然是强权专制，那是祸乱之源，绝对与民主背道而驰。”社评还批评了中共方面的一种说法，即“我们的兵是‘人民的武力’”。社评继续说：“兵是国家的，只有国家有兵，人民不得有兵，民无所谓人民的武力。若使人民自己有兵，则你是人民你有兵，我是人民我也有兵，虽说是‘人民的武力’，而实际是私兵。举国纷纷，尽是私兵，则国家必然大乱。”

　　社评最后热情洋溢劝诫中共说：“为共产党计，应该循政争之路堂堂前进，而不可在兵争之场滚滚盘旋。我们希望共产党为国家人民争民主、争宪政。在这方面，应该一切不让。同时我们也希望共产党放下军队，为天下政党不拥军队之倡，放下局部的特殊政权，以争全国的政权。与其争城争地驱民死，何如兵气销为日月光？我们希望中共转此一念，那不但是国家民族的大幸，而延安诸公也将被全国同胞弦歌丝绣而奉为万家生佛了！”

　　十分迅速，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在第二日（即11月21日），发表了一篇措辞十分强硬的社论，题为《与大公报论国是》。

　　社论要点之一，中共部队是民主军队，决不能化于国民党的“党国”。（注：指国民政府）社论说：“军队国家化本是跟着政治民主化来的，军队不化于民主的军队，难道还化于国民党的‘党国’吗？还该化于封建独裁的‘国家’吗？”社论要点之二，今天只有“解放区”（注：国党称为封建割据地）真正争得了“民主”而民主军队正是保卫解放区所争得的真正的民主。社论说：“为什么直到今天，还只有解放区争到了民主。而在国民党及其军队统治下，虽大公报也不能不承认还没有民主。”社论要点之三，给大公报定位。社论急切申言：“我们现在无需乎借大公之名掩大私之实，借人民之名掩权贵之实，只请大家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大公报这次所说的有多少是真理？”并把大公报社评作者王芸生说成是：“好一位妙舌生花的说客呀！”最后还把对《大公报》的嘲讽的语句“小写大帮忙”，正式给予定位，他说：“在若干次要的问题上批评当局，因而建筑了自己的地位的大公报，在一切首要的问题上却不能不拥护当局。这正是大公报的基本立场。”

　　出乎外界所料，在延安被称为中共理论家的陈伯达，于12月8日（距大公报《质中共》社评发表后18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上万言的理论文章《驳大公报》。

　　陈伯达在文章中阐述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今日内战局面演进的根源？陈伯达说：“日本投降以来，中国人民要求和平，可是现在却是内战；中国人民要求民主，可是现在依然一党专政，中国要求团结统一，可是现在正在扩大分裂。”他指出根源在哪里？全在国民党。

　　第二个问题：国民党发动兵争是干什么的？

　　陈伯达说：“国民党当局现在对内‘兵争’，是与国民党的”政策“不可分的。兵争不过是政争的继续。……国民党所以要采取兵争的手段，就是为的要达到其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宰割全国人民的政争的目的。”

　　陈伯达还要告知大公报，共产党兵争是被迫的。解放区是最民主的，是全国人民响往的。潜台词告诉大公报，共产党兵争是为了解放全中国人民。全国要像目前解放区那样得到真正的民主。其实像陈伯达这样的言论，在早几日王芸生于1945年11月12日撰写社评《应该问问人民！》中已说到：“争政权的人，人人自以为我们的办法比别人的高，我们的政府比别人的好，所以我们应该有资格来统治人民，有资格来管理人民。”错误在于“以自己为主人，以人民为被治者。从此一误，全盘皆错。”结果如何呢？“从执政治国发展抱负的动机起，而以争权夺利内战害民终。”

　　第三个问题：什么是国家与什么是“国家兵”？

　　陈伯达反驳大公报的“只有国家有兵，人民不得有兵”的说法是“国家与人民”分裂的国家，不是人民的国家。并把大公报的国家观念说成是反人民的。并申言，共产党的军队是“人民的武力才是国家兵，而反人民的武力则一定是私兵。有人民的武力，则国家治：没有人民的兵力，则国家乱。”在这里，陈伯达明确地告诉大公报，共产党的军队是国家兵，而国军（即国民党军队）才是私兵。十分清楚地向大公报表示：共产党决不会交出军队。因为它是人民的武力，真正的国家兵，还能使国家治。

　　再一再二，中共宣传机构给予大公报猛烈挥击。可是大公报并没有作回应。为此延安方面反映，是大公报理亏了。果真如此吗？我们不妨引用王芸生在1948年7月21日《答南京中央日报两点》短文来说明：“大公报向有一种气度，就是挨骂不还嘴，我个人也从不与人打笔墨官司。”在1946年5月29日大公报发表的王芸生撰写的社评《论宣传休战》中说：“在声势汹汹宣传战短兵相接之际，我们努力维持可怜的人民立场，努力保持头脑清明，心境平和。说来可怜，大公报一非‘国特’，二不‘尾巴’，在这天下滔滔，不归于杨则归于墨的情势之下，大公报实在落于一条极狭的夹缝中。我们诅咒内战，愤恨内战，要安定，要进步。同一立场，两面受攻。一面飞来红帽子，使我们苦笑。另一面又骂你是‘帮闲’，骂你是‘法西斯帮凶’，更使我们莫明其妙。奉告一面，不可为渊驱鱼，把天下都看做共产党。奉告另一面，要争政权，就不可作践人心。天下真理，不必定于武力。说一声痛恶内战，便骂帮闲，然则何人忙？难道只是有枪有炮会打会骂的人忙吗？赤手空拳的小百姓只有忍气吞声静候统治了。大公报在这方面，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也许是我们的懦弱，内心一句话，我们不愿参加宣传战，大公报很少刊载新华社的稿子，因为其中主要是攻奸暴露。同时我们也很少登载走出‘解放区’而痛述共党暴行的文字。为什么？小气些说，我们还愿意保持君子风度；从大局说，我们实在想为大局留些余地，总不忍其破裂。坦白说，这一点心情，是大公报的弱点，我们承认。”

　　专家点评：从现实来看，中国若要走向民主、走向共和“军队国家化”仍是必须解决的难题。

　　王芝琛先生是大公报原主编王芸生先生的儿子，是大公报专家，有专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