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浩劫，谁迫害谁？

——搜寻真实的历史、争回世间的公理

刘国凯


    中共政权一方面不准民间对中国当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文化大革命作深入研究，一方面又对文化大革命作了一个极其简单的结论――“文革浩劫”。中共政权还把文革分期定为十年，故又有“十年浩劫”之说。文革分期应为十年或三年？笔者另有专文作了辨析。现对此问题暂不予涉及。仅就中共的“文革浩劫”之说进行探讨。

一、算清文革浩劫之账

    1、文革基本情况（1966－1968）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特点是数量甚巨的人们受到冲击伤害。这“人们”分布于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既有达官贵人也有贩夫走卒；既有学者名士也有文盲草民。为不至算糊涂账只得先简单罗列一下文革基本情况。

    （1）1966年6、7月间，刘少奇、邓小平主导了全国的第二次反右运动，由各单位党委或工作组掌控运动，把大量的学生、教师、机关职员、工厂工人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小吴含、小邓拓。其打击的广度和烈度都远远超过1957年的第一次反右。

    （2）1966年8月，以共产党高干军干子弟为骨干的血统论红卫兵掀起了“红色恐怖”狂潮。海外学者宋永毅、王友琴所著文革受难者、文革大屠杀对此有详细记述。笔者在此不作赘述。

    （3）1966年10-12月，毛泽东指责前阶段刘少奇邓小平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批判走资派，而是整群众。他说这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他号召人民起来批判刘邓的资反线，并决定前阶段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群众应予平反。于是数量极为巨大的学生、教职员工、机关职员、工厂工人群起回应，把各单位党领导或工作组推上被批判的地位。

    （4）1967年1月毛号召造反派群众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造反派立即回应。各省市各单位大多数的领导都被“夺权”，“靠边站”了。正由于此，群众表现得更加胆大妄为。除继续批判他们前阶段执行资反线整群众的错误，还批判他们莫须有的走资罪行，和揭露他们一向以来的欺压群众和享乐腐化……

    （5）1967年2-3月，各地军方被允许介入地方文革运动。除北京、上海之外几乎所有军方在介入时都认定本地积极夺省市党委权的造反派是反动乃至反革命组织，并予以取缔镇压。同时认定出身成分红、党团员多、对夺权采取较慎重态度的群众组织是革命群众组织、左派组织，并予以支援扶植。

    （6）1967年4-5月，毛觉察到军方对造反派群众组织的镇压不利于自己的政治清洗决策。于是他责备军方的镇压，指示为被打成反动、反革命的群众组织平反。这引发了这类群众组织对军方的反扑。军方为反制之，遂大力扶植亲军方的保皇派群众组织。

    （7）1967年6-8月，在军方的默许、姑息乃至支援、指使下，各地保皇派组织首先使用暴力攻击、杀戮造反派。造反派则抢夺军队的枪支进行反击，形成6-8月间全国性的大武斗。鉴于全国最凶悍的保皇派组织武汉“百万雄师”的垮台，全国的造反派都呈即将取得胜利的前景。

    （8）1967年8月，林彪和中央文革错误估算毛要藉武汉“七。二0”事件清洗军内的异己势力，并且也想趁机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遂发动各地造反派掀起“揪军内一小撮”。但毛并没有这个打算，并且毛还深感这样作会动摇他的统治根基，遗患无穷，遂予以严厉指责。阵脚大乱的中央文革把王力、关锋林杰等抛出作替罪羊。

    （9）1967年9月——1968年春。毛的政策作大幅度改变，不再在群众组织中划分造反派、保皇派。强调各地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同时强调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都是好的、比较好的，应予以解放出来工作。前阶段被“打倒”的干部纷纷复职，濒临失败解体的保皇派组织重新麇集并气焰日炽。造反派军心全线动摇。纷纷为今后可能会遭到的“秋后算帐”忧心忡忡。许多人消极甚至退出，但也有人坚持斗争。湖南19岁的高中

    学生杨曦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写出石破天惊的“中国向何处去”。他指出中国已产生了由百分之九十的高干组成的红色资本家阶级。他认为毛本来是要领导人民打倒这个阶级的，但是由于以军队为支柱的保守势力的反对，毛妥协了。第一次文化革命面临失败的危险。

    （10）1968年6-7月，各地造反派的头头人物和骨干分子作困兽犹斗。其最典型的表现是广西造反派大规模抢夺枪支弹药与大举镇压屠杀他们的保皇派和军方决死战斗。各地武斗又起。但造反派已是强弩之末。得到各地军方的支援保皇派向造反派发起攻击。许多地方军方甚至直接参与镇压。造反派濒于瓦解。

    （11）1968年8月，危在旦夕的造反派在北京成立十几个省造反派组织的联络站，以互相支援，作最后的搏击。毛及其心腹康生等对此极其震怒。毛中央是绝对不容许成立全国性组织的。此时，毛认为自己的政治清洗目的已基本完成。但是，造反派不听招呼，不予合作，甚至有行为脱轨动摇自己政体根本的端倪，故只得下重手实行镇压。造反派迅速瓦解。保皇派则在完成其镇压造反派的历史任务后，十分配合地解散。再由他们组织组成“工人纠察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曾为造反派占优势的学校、机关、工厂等。

    （12）1968年秋，在血腥大镇压的基础上，由“革委会”、“工宣队”主持开展长达约一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对前造反派的头头骨干人物进行清算。大中学生在集中进行一段时间的军训后进行分配。学生造反派的头头人物被投入监狱或“牛棚”接受批斗。三届高中生和三届初中生，除少数保皇派红卫兵的头头骨干能留城工作外，其他都上山下乡。大学再不招生。各级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在67年间大都已成立。少数由于造反派从中作梗而迟迟不能成立的也在荡平造反派后迅速建立起来。党的组织也在迅速恢复。文化革命前的正常政治秩序迅速重建。文化革命的动荡局面基本结束。以上十二点在笔者所撰的《文化革命简析》一文中，是以十万字的篇幅来叙述的。读者若要对文化革命的这些基本过程有更详细的了解，请参阅该文。

    2、文革基本情况（1969－1976）

    由于中共官方的文革分期是十年，故不妨在此继续罗列“十二点”之后至1976年的中国社会动态。

    （13）1969年，基本上全年都是在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运动拿来祭旗的是经典“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经典“阶级敌人”在运动初期的“红色恐怖”运动中就受尽虐杀，许多人已死于非命。1968年6、7月保皇派对造反派大举进攻时，又诬指他们是造反派的后台和同盟军。在镇压造反派的同时，又对苟且偷生的经典“阶级敌人”再进行一次虐杀。此时的“清队”由于残存到1969年的经典“阶级敌人”为数实在有限，不敷使用，当局遂指令把“清理”范围扩大至“国民党残渣余孽”等“公安六条二十一种人”在此就轮到前造反派的头头骨干人物被“清理”了。侥幸熬过1968年夏季大镇压的前造反派头头骨干无论如何也再难侥幸渡过这一关。他们被关进“牛棚”，遭到批斗殴打，被勒令交代反“三红”的罪行。他们的结局依其被挖掘出来的“罪证”而定。有的被定为逃亡地主、漏网历史反革命，遭押回原籍或关进监狱。有的被定为破坏文化革命的黑手、打砸抢分子，在本单位遭受长期的“群众专政”。通过“清队”巩固了重建的共产党统治秩序；也给文革初、中期被造反派冲击过的各级共产党干部提供一个出气的机会。

    （14）1970年，全年搞“一打三反”运动。这是个可与中共建政初期的“镇反”媲美的处决狂潮。运动中全国各地都挖出许多反革命组织、反革命集团、反革命纠合集团。“罪犯”一律判处重刑，而且死刑率极高。由于死刑案太多，中央复核工作量太大，忙不过来，遂把杀人权下放给省、直辖市级。各地皆以杀人之多显示其革命性的坚决。一些侥幸熬过1968年夏季镇压，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的造反派头头，此时都被从牢房里抓出来，重新判以死刑。杨曦光所著“牛鬼蛇神录”中就述及他的牢友刘凤祥、张九龙、雷特超等就是在“一打三反”中被再判枪决的。就连他自己和张家政、候湘风等都差点被杀。他们如同前批刘凤祥那样被从劳改场拉回长沙监狱，等待下一轮处决高潮就押上刑场。在这千钧一发之时，中央把杀人批准权收回。杨曦光等遂捡回一命。

    （15）1971年，“清查五一六”。1967年间，北京有个小组织名叫“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该组织专事攻击周恩来。67年8月以后，这个组织已被压制取缔，再也没有什么活动。事隔三年多后，1971年初中共中央突然决定在全国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两年前“清理阶级队伍”那一套重演。许多前造反派成员都被指为五一六分子，遭到关押、逼供、批斗、殴打。很多人被打至伤残甚至死亡；很多人被迫自杀或被逼疯。

    （16）1972年。这是最好的一年。非但没有整人的运动，而且工人职员普调工资，五七干校的人员开始返回机关。林彪事件的发生使毛一下苍老了许多，而民众则深受其益。当然，是年也搞了“批林整风”运动，但那是在党内、尤其是高层内进行。草民百姓未被波及。

    （17）1973至1976年，社会上的整人运动基本终止。中共高层则开展了林彪体系倾覆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官僚集团和以江青、张春桥为代表的新贵集团之间权力争夺的暗斗。在权力争夺中周系占上风，江张落败。邓小平复出除任副总理外，还任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中央政治局常委。江张不甘心落败，遂加紧进行宫廷幕后运作，向毛进邓的谗言。毛遂渐对邓起疑心。指邓，“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1975年秋，以“评水浒”为标志拉开江张反击的序幕。至年底，矛头指向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正式登场。1976年初周恩来逝世。邓小平顿失支撑。毛决意去邓。形势急转直下。毛泽东，这个曾经以邪教式的蛊惑令人民群众心悦诚服（应读作心智迷乱）地对他顶礼膜拜的现代共产党帝王，总算在其油干芯尽之时看到人民以曲折方式表达了对他的厌恶与反叛。丙辰清明天安门事件奋起的人群中，思想构成是复杂的。有较单纯怀念周的；有借尊周贬江的；有借念周抑毛的。贬江抑毛者有的是站在共产党老官僚集团的立场上；有的是站在人民民主的立场上。然而不管怎样，他们共同构成了一股历史的洪流。预示著中国共产党政权这个专政交响乐中的一个章节——毛泽东时代即将完结。1976年10月，江张集团中的叛变分子汪东兴与华国锋和老官僚集团勾结，以阴谋手段除掉江张集团。

二、文革浩劫：谁迫害谁？

    在把1966年6月至1976年10月的社会状况作了以上十七点的分述后，以事实为根据可以来探究中共的“文革浩劫”论的质地了。从字面上来考查，浩劫是巨大的劫难之意。一个社会发生巨大的劫难必有劫难的制造者、施予者和劫难的承受者、受难者。1966-1976十年间中国社会有哪些巨大劫难？谁是制造者、施予者？谁是承受者、蒙难者？

    1、谁受迫害的次数多？

    1966年6-7月的第二次反右运动中，刘少奇邓小平及执行其指令的中共各级党领导和工作者是劫难的制造者。被迫害的学生、教师、机关职员、工厂工人是劫难的承受者。1966年8-9月的“红色恐怖”运动中，共产党的高军干子弟所组成的血统高贵红卫兵是劫难的制造者。无辜被虐杀的出身“不好”的人和文艺界人士是劫难的承受者。然而深究下去则还可知，这个劫难的根本制造者是毛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实行阶级歧视压迫的共产党专制制度；是共产党在文革前十七年里对他们的子女所灌输的政治优越感。1966年10-12月批资反线，这是共产党建政十七年来破天荒地第一次把威严无比的各级共产党领导干部推上受质问、责难、批判的地位。暂态乾坤倒转天地变色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这对于他们来说不啻是遭受一场巨大的劫难。这个劫难的施予者是人民群众。而深究下去，其制造者是毛泽东。没有毛泽东的决定、号召，那些草民百姓何以敢如此无礼嚣张地对待昔日神圣不可侵犯的共产党领导干部？然而出于政治上的难言微妙之处，使这些蒙难的共产党干部不敢公开表达他们对毛泽东的不满，而把仇恨的帐本都记在群众身上。1967年一月夺权中，劫难的施予者制造者、承受者与批资反线时的角色相同。只是由于程度的加深，此时蒙难的共产党干部内心对毛已由不满上升为怨恨了。1967年2-3月的镇压行动中，各地军方是劫难的制造者施予者。被镇压取缔的群众组织是劫难的承受者。深究下去，应洞悉最根本的制造者是共产党专制制度。武汉军方在镇压造反派时，武汉独立师一个副师长耀武扬威地说：“把你们（按指造反派）的头杀了来肥田，这就叫无产阶级专政，知道不？”1967年4-5月为2-3月间被打成反动、反革命组织的群众平反，这于军方来说固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但由于毛对军方持宽大谨慎的态度，除特别桀傲不驯又纠合有军内派系之争的武汉陈再道翻船外，其他都无大碍。故对军方亦不算劫难。1967年6-8月遍及全国各地的大武斗毫无疑问是一场大劫难。考查各地武斗过程可知保皇派是首先使用暴力者。而且他们由于有军方的纵容支援，故在武斗的起初阶段战果辉煌。但情况很快发生变化。造反派奋起抢枪自卫，武装起来反击保皇派的屠杀。67年夏季大武斗开始时各地保皇派屠杀造反派时都是打著“镇压反革命”、“不许右派翻天”的旗号。例如闻名全国的巨型保皇派组织武汉“百万雄师”在攻击造反派时的动员令就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不过造反派并不真的是像保皇派所说的那样都由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组成。实际上这些“黑鬼”在社会是只占极少数。如果造反派都只由他们组成，那如何能掀起如此之大的声势？造反派中也有出身“好”的，又以出身不黑不红的占多数，少量出身“不好”的人参与其中。这种情况就从质地上决定了1967夏季的造反派不会像1966年夏季的“黑五类”那样任人宰割。在大武斗中保皇派造反派都死伤累累。说来双方都是这场劫难的承受者。造反派死伤的固然是普通民众，保皇派死伤的大多也不会是有身份的人物。但是这又不能用以否认保皇派的双重角色，即他们既是这场劫难的承受者，又是这场劫难的制造者。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要追究到共产党制度的身上。

    1968年夏季大镇压对于造反派是浩劫。浩劫是由毛泽东、中央文革、各地军方、各地保皇派联手制造的。决策人是毛。各地军方和保皇派对毛的决策欢呼雀跃，立即闻风而动全力出击一举踏平造反派。到底有多少“黑五类”和造反派死于这场大镇压，中共当然不会去统计。民间也无法统计。文革中全国只有一个省委第一书记没有倒，那就是广西王，第一书记韦国清。广西造反派“四二二”要打倒他，遂激起他对“四二二”刻骨仇恨。在得到毛首肯镇压造反派的尚方宝剑以后，他疯狂对“四二二”举起屠刀。由十几个县的武装民兵（均属保皇派组织“联指”）配合广西省军区部队，对造反派大举围攻。不但在武斗场上残杀伤员，而且大规模屠杀在武斗场上抓获的俘虏。“黑五类”和造反派分子被杀后，有的被保皇派挖心割肉吃掉。有的扔进西江。这些可怜的浮尸顺流冲下，有的搁浅于各地浅滩；有的直达香港码头。

    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的“一打三反”、1971年的“清查五一六”是无辜民众和前造反派分子所连续遭受的三场浩劫。死、伤、疯者甚众。与前面几场浩劫不同的是，这几场与保皇派不相干。因为在造反派被踏平后，保皇派亦解散其组织，回到单位内去做回他的“先进分子”，许多还受到奖励提拔，和转任“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人纠察队”、专案组成员。他们在新生红色政权和重建的党组织的领导下去做“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的打手。

    1972年至1976年这几年里。虽然有种种社会波动，上层则有权力争夺，但总的来说，对任何一个社会阶层都不存在“浩劫”。好了，至此可以进行统计了。纵上所述，从1966年到1976年间共有十场劫难。其中有两场（“批资反线”、“一月夺权”及其后的“靠边站受批判”）的承受者是中共官员。有八场（66年6-7月的第二次反右、66年8月红色恐怖运动、67年早春镇反、67年夏季大武斗、68年夏季大镇压、69年清队、70年一打三反、71年清查五一六。）的承受者是民众。

    2、谁受迫害的程度深？

    然而，仅以二比八来判定官与民各自所受的劫难并不精确，因为还须考虑各场劫难的“含金量”。中共官员所受的劫难无非是受批判，被“夺权”，“靠边站”失去了昔日的权势和威严而已。而民众所受的劫难则是被关押、监禁、殴打、杀死，或被迫自杀。至今中共官方始终没有提供文革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的较精确统计。常见的说法是数百万。这里面有多少个是中共官员？文革时期，我已注意对此作广泛观察，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当权派被群众批斗死。而且恰恰相反，许多工厂企业里由于当权派有保皇派的保护，他们受批判只是走走过场而已。毫无疑问，反驳我的人会说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不是被迫害死了吗？还有罗瑞卿跳楼自杀。其不死只是侥幸而已。对此必须澄清的是，刘少奇一类的死亡事件并不是民众制造，而是共产党残酷的内部倾轧所至。包括“彭、罗、陆、杨”等中央和省级的一些“大走资派”在批斗会上所受的严重体罚，都应归入此类。施行这些体罚的北京红卫兵组织已纳入中共党内斗争的轨道，而与社会上以反政治迫害为基调的造反运动大相径庭。文革时期发生非刘少奇式的中共官员的非正常死亡只会是在这样两种情况下。一是这个中共官员被查出有确凿无误的政历“污点”。对这样的当权派保皇派不但不会去保他，而且会下死力去打他，以显示自己革命性的坚决。二是某些当权派由于错误估计形势而选择了支援造反派。结果在保皇派最终彻底得势后，被保皇派迫害虐杀致死。有必要强调说明的是，这样两类当权派被迫害至死的情况数量极少，而且施暴者大多为保皇派。

    再谈谈当权派所受“劫难”的性质。中共官员在1966年6-7月间执行“资反线”，把大量无辜民众打成右派、反革命。1966年11-12月间群众批判了他们有什么不可以？这算什么劫难？不能因为批“资反线”是毛泽东要搞的就予以全盘否定。群众趁回应毛的号召之机而起是当年民众反政治迫害斗争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丝毫不遮盖它的正义性。

    1967年初的夺权运动使中共官员失去昔日的绝对权威。民众更敢于批判他们。批判的内容从执行“资反线”扩展到他们平日欺压群众、享乐腐化的恶劣工作、生活作风。

    这难道不应该吗？当然在此过程中或许有夸大其词，甚至捕风捉影的。这固然不足称道。但是，这与民众在那八场劫难中的家破人亡相比又算得什么呢？至于群众批判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的确滑稽，令当权派们深感委屈。事实上他们哪有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不是一直都在按毛主席的指使办事吗？尤其在文革前的几年，整个社会左得不能再左，把毛捧到神一般的地位。这里面全是中共各级官员的心血和功劳。说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也真是冤枉。群众批判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是为了取得这个批判的合法性而已。当年我已清晰地觉察到，群众在批判当权派执行资反线整群众，和批判当权派平日欺压群众时是多么的群情激愤，而在批判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时是多么敷衍走过场。我甚至听到过批判会开完后有人小声议论，“哈，有那么好的事，奖金挂帅、物质刺激？这样的资本主义道路我还真想走走。”“嘘！小声点，你这家伙别胡说。让人听见把你也拉上台去陪斗。”我在旁边听了冲著那两个中年工人笑笑。他们也向我做个鬼脸。账，算了这大半天，应该是算清楚了。与广大民众在文革中所受的巨大劫难相比，中共官员所受的那点简直只是牯牛一毛，而且有些是自食其果甚至是罪有应得，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劫难。然而，一个更大的问题油然而生了。既然如此，怎么中共官方反而要把文革浩劫叫得震天响呢？

    问得好！

三、中共炮制文革浩劫论的心态目的和手法

    1、中共的生命价值观

    中共炮制文革浩劫论首先来源于他们那极其扭曲恶劣的生命价值观。在他们的潜意识中，民众的生命和尊严是一钱不值的，而他们则神圣不可侵犯。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几百万人算什么？1960年人为大饥荒中就死了一千多万人（国外有研究者推算是三千万）。另一方面，群众冲击他们则被视为大逆不道。对自身所受损失则感受为暴殄天物。虽同为中国人，但生命的价值在他们心目中竟是有天渊之别。他们受到那么一些波折便感觉为天大的劫难。

    中共官僚阶级的浩劫记忆中除了他们自己曾受“批斗”外，还有他们子女的遭难。1966年底批资反线后，由中共高干军干子弟组成的血统论红卫兵失宠。他们不忿被抛弃，更不忿自己的父辈成了“走资派”挨批斗。他们除了把满腔怒火发泄到平民红卫兵身上外，还把矛头指向江青、中央文革和谢富治的公安部。无奈，公安部只好抓了他们。这下不得了了，成了他们遭受“四人帮”迫害的铁证。他们在“红色恐怖”运动中虐杀了那么多的“黑五类”不是问题，公安部让他们坐了几天班房就是大问题。这就是中共官僚阶级的认知标准。

    至今三十几年过去，从来没有哪个当年“红色恐怖”运动的参与者出来稍作忏悔。而他们坐的那几天班房则成为他们被“四人帮”迫害，遭受劫难应予得到补偿的依据。

    事实也的确如此。当今中国权力圈和高级商界不都被他们所把持吗？文革劫难中，民众所受伤害是中共官僚阶级的万倍以上。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的几百万人中，中共官员再加上文化艺术界名人的罹难者不足总数的万分之一。中共如此大声疾呼文革浩劫，难道就不怕引起人民对自己在文革中所受伤害的记忆而要求当局补偿吗？

    2、权力迫使人民健忘

    中共当局一点也不担心。中国人是健忘的民族，中共算是吃准了这一点。固然，中国人健忘已渗透在其民族性格之中，但更为重要的是权力当局在强迫和诱使人民健忘。当今，中共当局垄断著资讯、出版业。它对文革实行选择记忆。文革浩劫被它圈述为共产党高干和文化名人所遭的厄运，还有历史文物被毁损。民众遭受的巨大劫难根本不出现在它的笔下。久而久之，文革浩劫就可定型成它所需要的形状。

    文革时中国有八亿人口。至今三十八年过去（以文革起始的1966年计），其中约四亿业已故去，一亿多已在晚年。对文革有真切了解者当时起码是读初中三年级。而这一拨人现今的标准年龄已达54岁。换言之，当今五十多至六十出头、对文革有直接了解，且还不算老，尚未退出社会生活者已不足一亿人。约只占当今全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六、七。在这个年龄层的社会群体中，百分之八十是文盲、半文盲的农民。他们没有以文字记述史实的能力。剩下的百分之二十的城镇居民中又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正处于领取微薄的退休金，或更微薄的下岗费，乃至生活全然无著之中。这些人已被沉重的现实生活压弯了腰。回忆记述文革对于他们无异是探索另一个星球的事情。在谋生之余尚有时间精力、亦有知识能力去回忆记述文革的，一般来说只会是六一至六六级的大学毕业生，和老三届中“搭尾班车”通过文革后恢复高考读上大学的人们。这一社会群体约只占当今中国人口的万分之一。他们是当今中国社会的既得利益者，是中共当局的重点收买物件。除了像蒯大富之类很少数的造反派红卫兵著名头头人物被当局看牢外，其他若无特殊情况（如身体太差、行为出大差错等）都在共产党体制内做了官，或评上教职受到优待，亦有投入商界，颇有斩获者。这些人是绝对不愿意忤当局之意去唱文革反调的。更何况，这些年来风调雨顺的处境更使他们早已把文革记忆封存，乃至抛到九霄云外。至于有些投身过造反行列的更不愿意触动往事，暴露了自己不为当局所喜的经历，那会不利于自己的际遇，毁掉了自己的仕途，将是多么不智。年纪比他们小的一代人在不惑、知命之间。这拨人及更年轻的一代对文革并无直接了解。这些年来没有任何翔实的文革记录提供给他们。他们听到的只是当局一面说词。先入为主的“十年浩劫”、“造反派打砸抢”、“造反派是四人帮爪牙，凶狠迫害知识份子”之类的说词充斥他们耳际、塞满他们的头脑。即使出于对中共专制制度不抱好感，对中共说词持有怀疑的人们，也无从对当局的伪文革说提出质疑。

    3、篡改历史的手法

    说来中共炮制文革浩劫论的主要目的还并不是为自己及其子女诉苦。他们心里明白，那点苦其实算不了什么，何况这些年已得到千万倍的补偿。其炮制文革浩劫论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巩固共产党的专制制度。为此，共产党以三道工序来完成的。一、定论文革全是浩劫。二、指控造反派是文革浩劫的制造者，从而使所有的人都憎恨、鄙弃造反派。三、既然如此，那么文革造反派所做的一切都应予以彻底否定，当然也包括他们冲击共产党统治秩序的行为。通过这样三道工序，务使文革造反派犯上作乱的行为不被肯定，不被继承下来。

    在这三道工序中最关键的是第二步。一个笼统的文革浩劫论不难在抽象的意识层面上过关。确凿的文革浩劫制造者被人们憎恨亦顺理成章。关键则是指控某一个社会群体是文革浩劫的制造者须具有说服力。为此，共产党采取了两个有内在的联系程式。

    （1）否认术

    否认文革群众组织中有造反派保皇派之分。说所有群众组织都是造反派。理由是他们都宣称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都造刘少奇、封资修的反，都造本省走资派的反。共产党这是在装蒜诈懵。共产党何尝不了解文革保皇派组织以“红”成分的人为骨干和主导，各单位的保卫、组织、政工干部和中层干部大都参与其中。这与以平民身份为主的造反派组织有著质地的不同。共产党还何尝不明白，保皇派的政治行为是维护文革前原有的共产党统治秩序，而造反派则是在冲击这个秩序。共产党的装傻诈懵是为下一步的移花接木、栽赃诬陷作先期铺垫。

    （2）移花接木术

    在否认术的基础上把保皇派所干的种种恶行都栽赃到到造反派的头上。造反派在文革中真正令共产党深恶痛绝的“恶行”是批判斗争共产党领导干部。共产党深深洞悉这一恶行的巨大危害性绝不仅仅是令这些领导干部个人的威望、精神乃至身体受到损伤，而是使共产党制度的绝对权威受到严重打击。文革前，每个地区、每个单位的领导都是党的化身，神圣不可侵犯。任何反对本单位领导的言行，那怕这个领导只是个20级的乡股级干部，都可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经过文革造反运动后，这一情况有了彻底的改变。共产党领导干部身上神圣的光环暗淡了。人民群众对他们不再毕恭毕敬、俯首帖耳了。共产党统治秩序的的威严的确是以各个具体共产党领导干部个人的威严作基础。换言之，共产党制度的绝对权威是各个领导干部绝对权威的有机叠加。基础松动了、流失了，其整体结构也就有崩坍之虞。文革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刁民辈出难道不正是源于文革造反运动吗？说来，共产党干部是多么怀念文革前他们说一不二，人民群众匍匐跪仰的岁月啊。可是，这一切都给那班造反的家伙搅黄了。这怎能不令其疾首痛心切齿痛恨呢？共产党干部当然也明白文革造反派之所以敢于如此大胆妄为，是因为得到毛泽东的暂时许可。但是，对毛是不能正面否定的啊！顶多只能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轻描淡写地讲几句。因为无论如何，毛还是共产党制度的根本象征。一旦彻底否定毛，就会危及共产党体制的根本。故共产党内的大大小小的邓小平们都强忍下对毛的怨气，而把所有的仇恨都倾泄在文革造反派的身上。尽管当年那班造反的家伙都早已为他们的胆大妄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这仍远远不够。关键的不是把他们抓进牢房，或把他们枪决掉，而是要把他们犯上作乱的行为彻底“批倒批臭”，务使今后再无仿效者。可是，如果共产党对大家说，造反派之所以可恶是由于他们当年批斗过共产党干部，那非但不能达到目的，还会引起某些心怀叵测者的兴趣。因为共产党知晓，当今的中共官僚在民间的印象是多么糟糕。策略的作法是著重把文革期间中共官员之外的人们所遭受的迫害虐杀都说成是造反派干的，从而激起社会各阶层人士都憎恨它。为确保此大计的实现，必须另辟蹊径。共产党挖空心思终于找到了，那就是否定术加栽赃术。可是还是有个问题。尽管共产党搞了这很巧妙的两术，但具体指控文革造反派迫害虐杀民众的“事实”总不便全由共产党越俎代庖去讲，得由蒙难者自己来说才最有力。

    4、某些文化人的协助配合

    无庸讳言，事实表明共产党这一毒计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系仰仗某些心智蒙尘的文化人的协助配合。许多知识界、文艺界人士是文化革命的第一批牺牲品。在1966年6-7月的第二次反右运动中，和1966年8月的“红色恐怖”运动中他们就已深受其害。到了1968年夏季的大镇压和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他们之中有些人又被拉出来陪斗一番。其实他们在过往的两年中大都没有参与本地区的文革运动，没有任何“罪行”可言。批斗他们完全是主政者为营造用以镇压造反派的恐怖气氛的需要。我清晰地记得，在广州的1968年夏季大镇压中，广州最负盛名的画家关山月又被拉在广州河南小港新村路口游斗。看看他那一把年纪，又在八月的毒阳之下长时间地弯腰低头，我真为他难过担心。到了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许多知识、文艺界人士又因其“解放前”的某些经历受到审查。老舍是连66年的“红色恐怖”关都未熬过。但是，基于人强烈的求是欲望，大量的知识界文艺界蒙难者还是熬过来了。对于他们来说，熬过寒冬就是明媚的春天。

    “四人帮”和“凡是派”相继倒台、失势后。共产党老官僚集团主政。他们给曾遭苦难的知识、文艺界人士以优厚的补偿。知识、文艺界人士是有能力、有渠道说话的。他们当然要述说、控诉自己当年的无辜受罪的遭遇。既然如此，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摆出来了。把谁摆到劫难制造者的地位上去？

    1966年第二次反右是谁搞的？就是当今给他们平反、补偿的共产党老干部们搞的。“红色恐怖”是谁搞的？是这些老干部们的子女搞的。1968年大镇压是谁搞的？军方和保皇派搞的。当年的军代表们是早已烟消云散了，但如今（指八十年代）单位里掌权的许多就是当年保皇派人物。

    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是谁搞的？也是由保皇派骨干分子重组的“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和“专案组”搞的。要著文述说文革浩劫的知识文艺界人士面临裁量，把制造浩劫的罪责算在谁身上？照直说吗？显然不妥、不智。今日的补发工资、升级晋职称，分好房子，还有那台上台下的风光乃至出国考察、进修的机会不都是他们给的吗？不过，既要讲那档子事，总得有个垃圾桶扔垃圾啊。哦，有了，主政者们不是在一股劲地诅咒造反派吗？那就把所有的账都算在造反派的头上，把所有的垃圾都扔进造反派这个垃圾桶里吧。于是乎，人们看到连篇累牍的回忆文章在讲述造反派怎样作威作福迫害知识份子。甚至在造反派还没有产生的1966年夏，和造反派已经被踏平之后的1968年夏、1969年“清队”，乃至更迟的“五七”干校中，都有造反派在为非作歹，在横行霸道。中国现代版的“天方夜谭”就这样写成了。

    中国当代最大的“冤假错案”就这样制造出来了。共产党在一旁看了发出会心的微笑。这些文化人还真明事理够意思。花些钱银优待他们也确值得。还是主席讲得对啊。他们那些毛就得附在我们这张皮上。而这毛若强劲的话还真能起到保护皮的作用的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