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九月间，我左小腿突然有一小块地方皮质增厚，并伴有轻度搔痒。十月初的一天，我到广州军区武汉陆军总医院皮肤科看病。

门诊室里有一老一少两名医生。老者前面排着长队，年轻人对面的座位空着。不过他也没闲着，正在翻看一本厚厚的大书。我站到长队的最后。毕竟，所有人都希望由经验丰富的医生诊断病情。

大约二个小时后，终于轮到我了。我递上挂号单。他接过去一看，立刻白了我一眼，指指那年轻人，示意我找他看。我问为什么？他不屑一顾。旁边有患者解释说，他是专家，我挂的是普通号，因而只能由那年轻人接诊。本来打算去换专家号，但一想到还要见“专家”那副傲慢不知天高地厚的嘴脸，便改变了主意。于是，我坐了过去。

青年人很快便诊断我患了轻度神经性皮炎。他给我开了两瓶安隆搽剂、一只喜疗妥，很热情地详细讲解了用药的方法，并反复嘱咐我不要再用小刀削剥增厚的皮质。他的态度与前者大相径庭，我非常意外。这或许是因为他就是一个十分热情的人，或者只是因为我帮他证明了自身的价值与尊严。

划价小姐效率很高，只等了几分钟我的单子就到了她手中。房内键盘噼啪一阵，说要63.6元。我吓了一跳。没想到那样娇滴滴的声音也具割肉放血的功能。我说，一点小病，两样小药，怎么就要那么许多钱？她凤目一转，好奇地打量了我一眼，脆生生道：“这已经是最便宜的药了！”我叫她将处方退还给我。我在报上看过一些关于药品价格猫腻的文章，知道医院药价水分很大，虚高部分都被医生与药商装入了自己的腰包。药店没有那些中间环节，应该便宜得多。我决定到药店碰一下运气。

医院旁边就有一家药店。安隆搽剂6.5元一瓶，喜疗妥34.5元一只，配齐处方药品只需47.5元，与医院相较便宜16.1元。判断正确，自己很受鼓舞。既然如此，那么离医院较远处以及较小的药店，药价理应更便宜。我又向前走了一百多米，踅进一家小店。安隆搽剂5.3元一瓶，喜疗妥31.4元一只，处方药品共计42元，比医院便宜21.6元。

由于囊中羞涩，我最后决定只买一瓶安隆搽剂，先用着试试看。

我坚持按医嘱早晚二次搽药，十多天中患处先后两次蜕皮，基本痊愈。此时，药水尚未用到三分之一。就这样，我只用5.3元便解决了问题。

有朋友正苦于同样的疾患，听了我的介绍，立刻上该医院就诊。他也只在药店买了一瓶安隆搽剂，但处方却开了四瓶安隆搽剂，两只喜疗妥。朋友的患处与我的大小相当，何以用药量会翻番呢？！我十分好奇。起初，我们费了很大的功夫，也不得要领。就在我们几近要放弃时，才发现他老兄挂的是专家号。正是这惟一的差别，让他的用药量增加了一倍。这更增加了我对该问题的关注。

几天下来，我走遍了武汉三镇，调查了多家医院药店，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还是以安隆搽剂与喜疗妥为例，陆军总医院一类名牌大医院药价基本为12.5元与38.6元；区一级的小医院分别为10.90元与37.00元；大药店与地利佳的药店分别为6.5元与34.5元；小药店与偏僻的药店价格分别为5.3元与31.4元。很明显，医院比药店黑许多。其中大医院比小医院黑，名牌医院最黑；大药店比小药店黑，医院近旁的药店比远离医院的药店黑；老医生比小医生黑；总而言之，只要沾上“医药”两个字，那地方就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北京之春》2003年第十一期上刊登了徐水良先生一篇关于医药商业化的文章。文章认为医疗应该人性化而非商业化。实为真知灼见；湖北民运人士刘飞跃先生在随州发起了一场签名运动，要求当局关注人民“生不起病”的基本民生问题，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医药界的问题由来已久。1999年，朱鎔基曾决心整顿医疗行业，欲改变近十年间医药费用不断攀升，人民不堪重负的现状。然而，象大多数朱的宏愿一样，只是雷声大雨点小，接着便没了动静。医疗界依然漆黑一团。据参与其事的人说，问题非常复杂，涉及到方方面面，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没有全盘规划前，只好暂时搁置了。实际上是放弃了。我十分纳闷：不知这人世间的事情有那样是不复杂的，有那样是不困难的，又有那样是能够一蹴而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上无难事，就怕无心人。我们能将人送入太空，怎么可能解决不了这么个小小的医药费用过高的问题呢？我不信；我相信，只要当局拿出对付法轮功的手段，或者哪怕只使出对付他们一半的功夫，保准就能彻底撕开医疗界的重重黑幕，彻底铲除医疗腐败。毕竟，法轮功信徒都还是有真诚信仰的人。似他们具有如此强大的精神支撑，尚被当局整得烟熄火熄，更何况一群只盯着钞票的医鼠药贩子呢？日前在报上看到一篇分析药价虚高的文章。其认为国家物价部门给药品核定的零售价极不合理，以至药厂的批发价仅只零售价的二成甚至一成，大多在两者之间。正是这巨大的价差造成了医药费用居高不下，养肥了一大群医鼠药耗子。问题的症结已经找到，并不复杂，也不难办。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令当局裹足不前呢？事实是，官商医药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刀子下去会伤到官家自身的利益。拔一毫而利万人尚且不可，更何况让自己出血呢？于是乎老百姓就只好继续忍受煎熬了。

因而问题的实质不是所谓“复杂”、“难办”，而是当局自身的利益。清除医疗黑幕并非客观不能，而是主观不愿。看来，就象基本生活保障、义务教育、失业保险等基本民生问题一样，医疗腐败的问题也只能在政治民主化的大前提下才能彻底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