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三月十一日到十月二十日我在中国旅游生活，正是萨斯病毒和暴君萨达姆的阴影笼罩的时期，我经历了不少事件，有不少见闻，随手记录了一些，和大家分享。

在南方疫区

因为萨斯病毒已由南方向北扩延，上海二医大新华医院停止一切学术活动，邀请我到中国的李定国主任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赴北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因此我无事可作。4月1日免费注射了转移因子（transferfactor），据说可以预防病毒萨斯三个月。4月2日我随Duckie（现在中国的时髦流行语：一个单身贵族）乘机飞到花园城市深圳，住在Duckie个人购买的蛇口海边22层的豪宅中。

深圳街上见到凡戴着大口罩均是香港人，而深圳人对于病毒萨斯却毫无畏惧之表情，均处之泰然，深圳仍呈现为歌舞升平，一片热闹的情景。我经常到网巴上网，到附近的美资办Walmart购物，仍很熙熙攘攘；到海边与市区闲逛，居住大香港淘大花园（萨斯最猖狂地方）附近的朱医师和他的朋友们竟也戴着大口罩来深圳与我相聚，也常驾车带我各处游逛与认识新朋友。

市中心竖立邓小平的巨大图像，因为深圳人把邓小平奉为神；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深圳。想当年邓小平被批判，定为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打入牛棚和下入监牢时，他曾向毛泽东保证，如果复出，决不翻案。复出后，他果然没有翻案，他还说：“让我们子女先富起来。”他坚持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广州海边沙滩修建了资本主义的深圳，应验了他的承诺。

在四月份，打开报纸和电视机，都是使人畏惧的病毒萨期在全国蔓延的消息，或是日以继夜评论伊拉克战争，并发表隐约赞美暴君萨达姆给美军小挫折的言论。在4月11日左右，电视上卫生部长张文康告记者说，非典不可怕，在全世界比流行性感冒病人少得多，死亡人数也少得多，没有甚么大惊小怪的。我立刻告诉Duckie说此人不关怀人民疾苦，胡说八道，但是Duckie不敢回答，我猜他心想我怎么随意批评高级干部。过了二天，张被罢免官职后，Duckie才敢说我有先见之明。

此时在伊拉克美军节节胜利推进，但是中央电视台评论员却含蓄地嘲笑美国遭受的一些挫折，并用大幅画面反复播放报导，他们巴不得美军陷入伊拉克战争的泥潭以失败告终。对于伊拉克人民热烈欢迎美军和欢呼庆祝自由解放的场面只是轻描淡写一扫而过，或者不予报导，他们暗暗惋惜暴君萨达姆的快速崩溃这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的。

4月16日赴广州，起初住于亁妹南华家，常去附近的十九路军纪念公园，使我回忆起母亲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在成都参加十九路军任秘书工作，和她骑着军马飒爽英姿的照片。但是我不清楚成都十九路军与广州的十九路军的关系。后来我迁往几个单身贵族购买的、位于珠江边的26层楼的豪宅，空气新鲜洁净，不必惧怕萨斯病毒。他们是广州人或佛山人，而佛山是萨斯的发源地，但我并没有畏惧。上海新华医院小儿科原共产党书记汪启，也是我的大学同学，在退休后自找工作就职于佛山某医院，不幸患萨斯，经抢救夺回生命。当时由北京乘飞机逃来广州的朋友们也与我们在酒楼欢聚进餐，以庆贺他们幸运逃出非典肆虐的一片凄凉混乱的北京，我亦庆幸一人在南方旅游没有染上非典。

萨斯蔓延上海滩

4月29飞回上海，不仅进出机场量体温，而且回家后必须向居委会报到。他们发给我一份医学隔离观察14天的通知，让我签字（我仍然保存）并且送我一根体温表，要求我每天量两次，假若我有“发热、咳嗽、咳痰、鼻塞、流鼻涕、打喷嚏、咽喉肿痛、呼吸急促”等症状，应及时向他们汇报。他们不许我出家门，我说：“我一个人住，要买菜买食物，你们能帮我买和能送上门吗？”他们说：“那么你每天出外二次，必须戴口罩。”于是，我上下午戴着口罩各出外一次，每次一小时，倒也轻松愉快。但是我知道上海许多其他居委会非常严格，情愿为被观察人员送物送菜，决不允许他们出门一步。我与许多朋友电话聊天，他们都说我是额骨头高（上海话：幸运的），能自由出门！

我的生活是：自己煮饭煮菜，煮水饺和汤元；出门散步时买面包和盒饭；看10小时以上的电视，看每个可看的电视剧，对于影视明星的名字几乎滚瓜烂熟。但是，我拒绝看电影《英雄》，因为它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与暴君秦始皇绑在一起，把美丽的山河沙漠与暴政连在一起，这是一种新型的，使用高超电影技术进行愚民政策；因此它宣传动员全国人民都要观看，所以它的票房价值是最高的。我很惋惜，可叹我的老乡，陕西“楞娃”张艺谋，一个拍朴素、善良人民电影出名的导演。

上海的建设是突飞猛进，发展速度是世界第一，越来越美丽，越来越清洁。20年前於积污秽，又黑又臭的苏州河现在已带透明灰绿色，还养了鱼，河边修建为绿化小公园。记得在50年代初学习公共卫生学，说流动的河水有自净作用，倒马桶、洗衣服……对下游没有啥影响。那时的苏州河太脏了，必须靠外来的新技术才能真正彻底地改造它，它已经没有自净作用了。中国的一党集权专政已经贪污腐败，拜金主义，权钱结合……像苏州河一样失去了自净作用能力，必须要有外来的力量和技术才能改造它。它必须有在野党、反对党来质疑它、批评它、制约它，它才能变成一个清洁的政党，才能实行真正的民主自由政改。

黄浦江最长的遂道吴淞口遂道刚修建成，我的30年前的小朋友晓飞驾驶自己私家Mazda汽车，在通车的第一天带我驶过遂道，平滑、清洁和漂亮，真舒服。过了一个月，电视却播出遂道路面已经损伤破碎不堪，原来是被超载的大卡车压坏的，太可惜。上海市的公共交通太可怕、太糟糕。我在上海乘公共车，常坐55、910、926、126、118、61、139路……，从来无乘客让坐，售票员也从来不呼喊请乘客让座给我这个老人。当我站在老、弱、病、残以及带小孩的专坐前，座位上的年轻乘客也故作未见，头看窗外或装磕睡；售票员也从不提醒乘客让位。只有公车866、819路的售票员才帮我找过座位。可是在成都，不管我乘坐哪路公车，都有乘客主动让座或售票员喊话帮助。一年前我与妻乘坐126路到上海市图书馆，下车时我妻一只脚尚在车内，车门仍未关闭，车却启动，摔倒在街上，售票员大声喊叫，车才停止；售票员连说“对不起”，但是驾驶员满不在乎，幸好妻未受伤。事后我们向电视投诉，告知我们是美国来的游客，但是公车公司并未认真处理道歉，不了了之。当55路公车到大连路站时，门外有一黑人学生和几个人在排队等上车，车门刚开，只见一个男人忽然由远处跑来，不排队就到车门口，一个箭步冲进车内，那位黑人轻蔑地不断摇头，该男人毫不在乎，实在丢人。某次有数人因挤不上而扒车，使车误点达24分钟，影响数万人上班，电视台说此种现象并不罕见。10月20日电视报寻，卢浦大桥早已通车，但是南浦大桥每日仍有12.5万辆汽车通过（规定只可以5万辆/日），可见上海汽车之拥挤情况。由公车窗口向马路上吐痰或“文明的”把痰纸球丢出窗外，都是司空见惯的。

某夜在朋友家晚餐，饭后回家已经没有公车，53岁的老沈说：“坐我的机器自行车，送你回家，不必叉头。”（时髦上海话，叉头即是出租车，TAXI，字母X就是一个叉子）。74岁的我斗胆坐在后座，抱着他的腰，他飞快地奔驰在马路上，我一路上心惊肉跳。到达邯郸路国顺路口，红灯亮了，所有快车道上的汽车都停止，说时迟那时快，他忽然由慢车道冲出去，一个急左转弯飞上国顺路。我问：“你怎么红灯时左转弯？”他说：“红灯只管快车道的汽车。”他送我到达家门，我捏了一把汗。现在想起，仍然心有余悸。也是一个古稀老人的冒险飙车史。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派医疗队支援北京，他们不怕苦不怕死，救死扶伤的精神引起积极反响。新华医院李定国主任在电视里告知我，香港医护人员短缺，医院要派医疗队去，支援立刻在电话里报名，因为香港威儿孙王子医院历史记录全部使用英文，对我来说易如反掌，并且在美国医院工作多年，比较熟悉呼吸机。后来我在电话里告诉一些朋友，并叫他们勿告知拼命反对我去南方的美国家人，以免家人担忧惧怕。朋友们说你真伟大，74岁的老人，不怕萨斯，不怕死。不过后来上面取消了去香港的医疗队，朋友们的心里才为我一块石头落了地。

六月份全中国萨斯灾情开始缓解，中央电视台也改进了新闻透明度，天天全国报告疫情：新发病几人、确诊几人、治愈几人、死亡几人……都是一些枯燥的数字，没有生动的画面。人们只能想像：有钱人拥挤乘飞机逃离北京的场面、上海市旅馆酒店为北京客人居住而爆满、一般老百姓挤火车和穷苦的民工们在公路上步行逃离北京的凄惨场面，以及北京救护车忙碌飞奔的情景。当然这些场面不久即被“不许离开北京”的命令所制止。后来电视台总结：北京、天津和内蒙的死亡率为7－8％，而上海市的死亡率是25％，因为上海有8个病人，死亡2人。据解释说上海的病人全部是输入病人，都是严重病人，所以死亡率高。人们不禁要想，上海只能输入严重病人，不能输入轻型病人？以流行病学的观点是不通的。还是上海只会诊断严重病人，不会诊断而漏诊轻型病人？或者只把轻型病人诊断为流感并发肺部感染，因此不必作血清萨斯抗体测定而漏诊轻型病人？一位香港来的病人在上海住院后，过了一个多月在出院前才通过专家会诊和血清试验，由疑似确诊为萨斯，诊断速度实在太慢。在报喜不报忧的官方媒体控制的，没有真实的新闻透明度的中国，这些疑问只能是一个谜。

逍遥的成都

天气预报上海市将要有超过35天的持续高温（超过35℃），而新华医院有冷气的招待所已经作为疑似萨斯病人的临时病室，我于是只好飞赴出生地成都，住在流行病和传染病专家表妹雪华家，希望她能解开萨斯在中国流行之谜。雪华自幼冰雪聪明，身体一流健康，目前71岁还参加老年游泳队，这次比赛，获得女性该年龄组50米游泳冠军。我不断地对她说：“你是特殊材料做成的”。

成都大部份气温都在28－32℃左右，极少有1－2天到达35℃，更没有灸热烤人的大太阳，因此适于避暑。成都公车文明礼貌，物价便宜，是适于居住养老的好地方。成都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且不说古人，最近出了不少影视文艺明星，如刘晓庆、陈坤、廖昌永、张国立、邓婕、乐珈彤……等。我曾去青城山和崇州市街子镇的农家院避暑，与58年前的铭贤中学校友们相聚4－5次，也赴内江探访57年失去联系未见面的表哥（88）岁，又意外的寻找到从未见过面的侄儿（54岁，已故兄长之子），还去了母亲的故乡乐山和祖母的故乡华阳，我才恍然大悟认识到我是3/4四川血统，1/4西安血统。

成都满街四外都有小型私家汽车Alto飞驶奔跑，多如蝼蚁，只需三万人民币即可购买一部，但是牌照税却需要二到三万。在上海市购买一部私家车在约需要人民币十万，可是政府每月只颁发五千个牌照，因此牌照要进行公开拍买，我的小友晓飞至少花了35000元才买到一个新车牌照。车商在市场上卖出再多的汽车也不可能全部使用，这样来限制市区过多堵车和空气污染。成都私家车之多是全国仅次于北京的第二位。在中国，外资和中外合资的汽车厂之多恐是全世界之最，德国车（Mercedes-Benz,Voxwagon）、日本车（Honda,Toyota,Mazda）以及美国的(GMC：Cadillac,Buick,Chrysler－Jeep,Ford）。但是他们的关键性汽车零件却不在中国制造，完全由该国进口到中国，价值每年一百多亿美元。中国人是全世界最会复制和模仿的聪明人，据说已经复制了许多国家的关键零件，因此当新汽车奔驰在高速公路上时，常因关键零件损害而抛锚。对于花巨款买新车的人们来说，这个真是大恶梦。

我每日都在电视机上注意全国气象的变化，尤其是上海。当成都30℃时，上海总是一直36℃以上，南京是39℃－40℃，报导南京因为高热死亡十几个人，可后来不再报导死亡人数。电视台只报导巴黎因高热死亡50人，法国死亡3000人。到底上海市因为高热死亡多少人，又是一个谜。因为WHO没有要求高温天气死亡报告，因此中国也就没有这方面新闻的透明度。

九月中回到上海，萨斯似乎已经过去，市郊区餐饮、旅游、百货……各业表面上非常繁荣和热闹，上海市举办旅游节，国际艺术节，Forbes论坛，郊县旅游节……以创造萨斯后政府和人民愿意花钱的景象。我观光了在浦东由德国人建造的嘉年华游乐园（Carnivalhanghai），颇似美国的Disney，只是每种游戏均需分别收取不同费用。然而人民并不愿多花钱，南京步行街、外滩、嘉年华……都不拥挤，毫无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情况，嘉年华不需要排队进场，显得空空荡荡。只有在“十一”黄金周过后，外地客人离开，消费的人走了，只有爱尝美食和参加结婚高峰的上海人还拥挤在大餐馆，大酒店里，造成爆满现象。有报纸在呼吁：“中国人为甚么捂着钱包？”作者说，有钱就要花……，快由银行拿出来消费……，银行的利息太低……，人生在世就是要懂得享受……，中国人的传统保守存钱的思想要改了。”，作者害怕在三五年当中国对WTO的承诺要实行货币自由兑换的时候，人民会把人民币急忙从银行取出来兑换美金，那时候人民币就要贬值了。

贬值和升值

此时官方媒体和小报除淡化萨斯或者继续表达对暴君萨达姆负隅顽抗的同情外，就是不断热烈炒作人民币汇率以及进出口问题。我有一些讯息和见闻，与大家共享：

1，一友人在中国专做塑料薄膜袋出口到美国某公司，他说假如人民币升值，它的塑料薄膜袋卖不出去，工厂即倒闭，中国工人失业，美国公司破产。反之，假如人民币不升值，中国许许多多不会倒闭，工人不会失业，工厂会继续赚大钱，工人仍然低工资，不会加薪，但是老板，那些集团公司的总裁，那些权钱结合的，党员资本家会把大款放入自己的腰包。小报上说：朝鲜自称为马列主义，骂中国是修正主义，是比美国更危险的敌人。朝鲜指的是共产党专政下领导搞资本主义经济就是修正主义，那些党员资本家，党员大富豪就是修正主义者。

2，东南亚各小国是中国的好朋友，但是他们惧怕中国，他们的小商店，小工厂看见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中国这个大老板在他们的国家里开了大公司和大工厂，使他们发抖。据参考消息报道：中国商品的涌入大潮也改变着巴基斯坦消费市的运作方式，中国彩电只卖4000卢比，而巴基斯坦产的彩电却要9000卢比，MadeinChina就是低价和不上当次的代名词，很多人都愿意买那些以中国货的价钱却贴着MadeinJapan或MadeinMalaysia标签的商品。因为巴基期坦是中国的好朋友，对中国商品没有进口限制，结果不但把许多当地制造商挤出市场，也使得许多跨国公司被迫降低其商品价格。

3，我为nike帽做了一些调查，nike是美国货，但是美国已经不生产，只在中国，台湾和印度尼西亚生产，一顶Nike帽（MadeinChina）2002年在巴黎的老佛爷百货公司卖35欧元，在亚特兰大商场（也是MadeinChina标签）卖人民币35元。在中国出卖的Nike帽是冒牌吗？否！虽然没有MadeinChina标签，但是与有标签的一样，也是中国工厂造的，产品质量一样的好，不能算作赝品。瑞士在上海没有办钟表厂，所以在淮海路的襄阳小商品市场购卖的Rolex表（100元人民币二个，一金、一银）应该是赝品。意大利在上海办工厂制造Volentno（华伦蒂奴）皮货，南京路的Volentino商品店所卖的皮夹没有MadeinChina的标签（但货架上挂着“上海制造”牌子），价70元人民币，而一模一样的皮夹在成都商场只卖人民币8元，这些是真品还是赝品？中国手机有几亿人在使用，市场上卖不掉，如Motorola手机卖时（国产零件）降价无利润，每个2280元，但修理时赚钱，用进口机件，每个更要2400元。国外名牌，国内制造，真假商品，鱼目混珠，走向世界，比比皆是。

中国国情不同，中国的社会主义有自己的特点，可以由医疗制度和退休制度看出一些端倪。一家人可以使用家中某一人的医疗记账卡，当丈夫患病但无钱时，可以使用妻子的记帐卡看病，各种检查、化验、取药……收费处只要有钱可以入账，不管记在谁的帐目上都不要紧。某友人的妻子患病住院，她使用丈夫的卡（包括姓名与性别），也毫无问题。有一些离休人员爱用贵重药品，国家开支庞大，因此有些地方干脆限制每人每年2000元人民币药费，于是该人员再也不向医生要求开贵重药用了。退休人员每月的退休费也就是社保金，由政府社保局通过邮局或银行直接发放，很方便人民。对于不到60岁（指男性，工人女性50岁退休）就被逼下岗（解雇的委婉语）的工人，将来没有社保退休金，怎么办？一个50岁的下岗工人只能每月东拼西凑地上缴200多元的社保税，他才可以到60岁时每月领取大约700元人民币的退休金。是否将来会受到通货膨胀的损害，谁也不知道。

官方媒体也热烈炒作所谓4050工程，即凡下岗工人女性40岁以上，男性50岁以上者，均应优先录取做工。这些工作大多是临时体力劳动，例如，站在十字路口做交通警的助手，或者为供水公司运送矿泉水、纯正水，要求上高楼送水（有或没有电梯），那些过去做惯脑力劳动的人常常望而却步。因此这个4050工程还是不能解决这些下岗工人的工作。对他们也有经济补助，但是规定，凡家有手机电脑者，均不够资格获得经济帮助。

我在中国220天悟出：“知足常乐。”游不完的景点、吃不完的美食、穿不完的名牌、赚不完的钞票、升不完的官职、买不完的新产品、看不完的电视剧……”

十月份电视台仍对伊拉克的负隅顽抗和美国士兵死亡人上升表现兴奋，使我终于理解到中国对美国的政策是：经济上吸收美国，艺术上模仿美国，政治上反对美国，道义上贬损美国，科技上学习美国，军事上抗衡美国……”

我只盼望中国能尽快废除一党集权，步入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