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奇想——点评季羡林、王蒙等人的《甲申文化宣言》

（北京）蒋泥


    由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许嘉璐、王蒙等人发起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会，于2004甲申年9月3日至5日在北京隆重举行。会后，这五位顶尖级的文化名人，邀集70多位海内外著名华人作家、学者，包括任继愈、白先勇、冯骥才、汤一介、许倬云、吴祖强、陈映真、杜维明、庞朴、乔羽、刘厚生、于友先、刘诗昆、刘梦溪、周汝昌、黄苗子、谢晋等，签名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向国际社会表达我们的文化主张”。

    《宣言》强调认为：“文明既属于历史范畴，既已成为不同族群的恒久信仰、行为方式和习俗，则理应受到普遍的尊重。我们主张文明对话，以减少偏见、减少敌意，消弭隔阂、消弭误解。我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或者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形容为不可调和的冲突，甚至认为这种冲突将导致灾难性的政治角力和战争”，“我们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同时也有权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为世界上许多古老民族、经济次发达地区的文化命运深感忧虑。国家不论大小、历史不论长短、国力不论强弱，在文化交往和交流方面均享有平等权利。我们反对文化沙文主义和文化歧视，并认为此类行为是反文化的”。

    这些论调其实并不新鲜，背后的目的还是为了抬高自己的固有文明，华夏文明，来抵制“物竞天择”的、传统的西方文明。

    20世纪下半叶，季羡林、杜维明、庞朴、成中英等深受儒学浸染的名流，早就在这么在强调了。到了季羡林预言的“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21世纪真就来到时，他们不得不拉帮结伙，站出来一齐介大声吆喝，不过是把过去的话再重复一次，以示他们一贯如此的坚持，众人皆醉，独我才是个不糊涂的而已。

    在这个武断、决绝，远远大于理性、宽容的宣言里，有着致命的逻辑上的不周延：你们的“主张”与“反对”，究竟是代表民间的声音、独立的声音、个体的声音，还是代表官方的意志、权力的意志？

    如果是前者，那你们代表自己，自由选取就行了，为什么又要打着“国家、民族”的名义，声称“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同时也有权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呢？

    这与多少独裁政权所呼吁的，不允许别国“干涉”本国内政，而只要把高压统治、杀人如麻、贪赃枉法，打击追求言论、新闻、出版、信仰自由的持不同政见者等丑恶行经，一概标之以“内政”，就可以关着门横行无阻，声称是自家的“权利和义务”，“稳定压倒一切”，他国就无权干涉的思路是一致的。

    所以，袁伟时先生在批评这个宣言时，所问的一个问题以及对于它的实质之分析，都极其精彩。这就是：谁是国家、民族的代表？……在正常的现代国家，国家的代表应该是具有合法性的政府。那么，在文化问题上，这个代表——政府，有权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它可以像《甲申文化宣言》说的那样“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吗？政府在文化领域可以做的事情很多，给教育、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拨出足够的经费，保护文化遗产，支援文化产业发展……但有些事是不能做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是对文化的内容不能横加干涉。……中国人不应忘记：从大清帝国到民国，就是因为政府自封有权选择“不完全接受”或“完全不接受”现代文明，弄得贪官污吏和特务横行，老百姓因此动辄得咎、不得不处处仰人鼻息的。……那么，有些有害的内容政府是否有权禁止？但什么叫“有害”，就应认真讨论。中国人喜欢拿色情说事，并且咬定那是“资本主义腐朽文化”，其实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都不乏这类内容，而且淫秽与艺术之间的界线颇难划分。……《宣言》对政府在文化领域中的“权利”的界定，侵犯了现代政府和公民社会之间不可逾越的界线，犯了现代社会的大忌。说得彻底一些，《宣言》鼓吹的政府文化权力，有可能为重演“包括上层建筑的全面专政”留下一条后路。这并非杞人忧天。在这次“高峰论坛”上，名列五位发起人之首的许嘉璐教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其发言就是最有力的注脚。作为第一个发言人，他猛烈抨击“异质文化凌人的攻势”，要中国人反对“文化入侵”；提出的对策之一是：“要重视社区文化的建设，从社会学角度看，家庭是最小的社区，是文化普及的最细微之处；再稍稍放大，一条街道、一幢居民楼、一个村庄都是社区；再放大到学校、军营、企业、机关、城市……如果所有社区把文化放到重要位置，人人就可以生活在浓郁的中华文化气氛中了。”假如这个建议真被权力部门采纳，一个遍布全社会各个角落的全国性的文化控制网不就成为现实了吗？那些信仰外来文化和外来宗教的公民和族群，那些愿意让自己的生活全盘西化或半西化的公民，是不是要在反“文化入侵”中成为教育、改造的物件呢？

    不仅如此，那些打着“内政”幌子，不许别国干涉本国事务，对本国国民实施红色与白色双重恐怖的专制政权，还在不断地把它的恐怖行径、卑鄙伎俩、恶劣作用向着全世界扩散，通过利益、外交、文化等上得了台面的手段，或者通过各种“超限战”方式，具体表现为暗杀、追剿、挑拨、威胁、怀柔、引诱等，把人性中最邪恶的部分释放出来，在局部和整体上，都同时降低了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品质。

    历史早已揭示，希特勒政权、史达林政权、萨达姆政权、文革诸时期的毛泽东政权……在屠杀、虐待本国人民，实现血腥统治时，也给全世界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与危机！这岂能圈定在“内政”问题之内，不许外人指手画脚，就过得去的呢？

    对于那些公然违背、践踏世界人权条例与文明法则的国度里大大小小的独裁、专制分子，无论强国还是弱国，无论小国还是大国，我们都有充分而必要的理由，站出来义正严辞进行道义上的谴责，必要时则需发动一切遵循人权普世法则的国家，一起来制裁它们，直到它们纠正、改变为止。

    它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随着科技条件和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越来越像个地球村，各个国家间的依赖性越来越紧密，这种依赖性又是全方位、全方面的，越来越像一锅子粥，这时候有个不安分的，不愿意做粥的，或者说它一直不是粥，而是只死老鼠的，这只死老鼠就会把一锅子粥搅坏了，需要我们达成共识，把它清理出去，再进行高温消毒，将其留下的有害成分，尽可能地减少。像希特勒、萨达姆、史达林、文革诸时期的毛泽东，就是这样的害人精，流毒一日不除、一日不清，它的坏作用、坏影响，就一日不会去。

    眼前就发生了一件奇事：2004年8、9月间，中国大陆惟一一份全方位关注中国大战略，为关心中国、乃至世界大势的各界精英提供前沿战略研究成果的杂志《战略与管理》，被勒令关闭，不过是由于它计划发表天津社会科学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忠文数月前撰写的一篇论文，《从新的角度密切关注朝鲜（北韩）问题与东北亚局势》。文中，作者公开批评权力世袭体制的朝鲜当局，点名批评它的总书记金正日，为维护家族世袭统治，大搞极左政治和政治迫害，置本国人民生死于不顾，片面发展核武器，实际上是对国际社会的蔑视和挑衅，是对日韩两国的实际威胁，也是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潜在威胁，破坏了东北亚局势的安定。

    所以，“朝鲜一直以来无视睦邻友好关系，在最关键的时刻也不给予支援，我们还有什么责任和义务继续支援、帮助这样一个毫无道义的国家。”“由于朝鲜的毫无责任心的行动，使得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经常碰壁。在重要时刻很坦然地引发重大争议将中国拉进与美国对抗的被动局面” ，“这种手段中含有丑恶的阴谋，必须高度提高警惕”。

    该文尚未出刊，韩国的日报就提前转载，金正日得悉后，“十分不高兴”，取消了原本安排在九月的一次访华行程。并指使朝鲜政府作了强烈的反弹，北京高层十分紧张，加之有些人早就不满这个杂志的风格了，以至叫停。

    有一点现代社会常识的人都清楚，没有人是不可批评的，何况是极其严肃的学术批评！

    在今天，美国人都已经拥有“责骂”自己总统的权利了，而朝鲜却不行。这个邪恶的政权，不仅不许本国百姓“责骂”自己的“最高首长”，别的“盟国”的百姓如果“骂”了，即使是在第三个国发表出来的“骂”文，那也不行，也希望受到“盟国”的清算，对它有个交代。

    这样的事要是奇迹般地发生了的话，那只有一种可能：这个国家和它的“盟国”政权，都是特别脆弱的，都要是“集权和新闻不自由的国家”（胡平），否则两方的反映就不会如此高度一致地敏感。

    谁能想得到，中国《战略与管理》的“敌人”会是个朝鲜人！让《战略与管理》的编辑们失业、“下岗”的，居然是个朝鲜人！

    政治问题上如此，与之相应的经济方面也好不了多少。

    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表的《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2003年中国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为535.05亿美元，这也是中国连续第11年成为外资流入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这本来是该庆喜的，但在看好中国市场的前景和发展潜力的同时，外国投资者也留心到了在中国投资的“陷阱和误区”。

    2002年9月24日的《新华网》报道中就说，2000年中国资本外逃已达480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407亿美元，造成大量的国有资产的流失。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以来，约4000名腐败官员逃往国外，带走约500多亿美元的资金，仅次于委内瑞拉、墨西哥与阿根廷，成为全球第四大资本外逃国。90年代以后，“资本外逃”现象趋于“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通过各种途径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家属也已定居国外，“中国在他们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个继续捞钱的方便场所”而已。有的还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西萨摩亚、开曼群岛、巴哈马群岛、百慕大群岛等离岸（off-shore）管辖区，建立“离岸公司”。即公司投资人并不亲临当地，就能直接开展业务上的运作。

    2004年8月11日，中国《法制晚报》公布的中国“十大外逃问题富豪”榜称，现已潜逃的“问题富豪”就超过五百人，涉款额达七百亿人民币之多。在2003年按实际投资金额排行上，上述维尔京群岛、西萨摩亚、分居中国大陆第二、第八、第九大外资来源地。仅2004年首季度，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对中国的实际投资，就分别达到17亿5200万美元及7亿5200万美元，在中国境外投资当中依然高居第二、第七位。可见得这些所谓“外资”，其实质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了。

    已经查明的许多大案要案，正是通过这些“离岸金融口岸”发生的。上述地区就都成了中国资本外逃或“漂白”的“中转站”。一桩中国财政部的统计显示，中国每年被“洗”到境外的黑钱高达2000亿元之多。其中就有利用国内外市场日益密切的联系，设法把黑钱转移出去，或者在境外收取赃款，并“洗白”的。

    中国外资中，至少有25%是由大陆流出去“漂白”以后，披上外资身份，再回去投资的中国资本。从一些已经暴露的案例看，这种投资方式，利用了中国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已经成了不少内地企业避税的普遍手法。

    这样形成的权利与金钱相互依存、里应外合的洗钱链，最终形成对国家和社会财富的回圈侵占。

    而由于中国公司财务的混乱和运作透明度的极低，以及贪污腐败的盛行，“财务真相可能永远不得而知”，真正的外国投资数目到底多少，现在谁也说不清。

    对此，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问题专家程晓农评论说：“中国是外国投资者的‘天堂’，其实，中国也是本国权贵外逃资本的‘天堂’，前者支撑着后者，才使中国的经济暂时免于灾难。”

    针对这样的“天堂”，国外企业不会无动于衷。中国外来资金中的一部分，就源于外国银行也试图要“分享中国国有企业的一份资产”。

    美国人伊桑葛特曼，曾在中国工作过三年，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就写过一本叫做《失去新中国：美国商业、渴望和背叛的故事》 （Losing the New China： A Story of American Commerce， Desire and Betrayal）的书，披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如摩托罗拉公司代表，以向中国官员行贿打开市场，而引以为荣。亚洲全球交易公司经理挥金如土，造成公司财务亏损以及利用色情公关拉拢公司代表等。

    因此，许多中国企业进入全球资本市场是危险的。中国大陆的投资环境，使不少外国公司被迫在这个大染缸里同流合污， 丧失了自己的职业道德。这“严重挑战了西方的企业道德文明”。

    正像2004年3月英国杂志《经济学家》刊登的关于外资企业“在中国做生意”的系列文章所指出的，中国社会道德下滑、世风日下、人心不轨，使投资环境日益恶化，“在中国做生意， 外国公司必须要面对的就是：行贿受贿，贪赃枉法；外国公司根本不能相信中国合资伙伴以及他们的公司管理制度”。

    一位资深美国驻华领事馆官员这样评论说：“我很难想象外国公司‘在中国’，既可以保持自身廉洁，而又能获得成功。”

    曾在中国工作过的英国商人狄姆。克雷琐也说：“我在跟一个没有任何约束的社会打交道；如果你想在中国成功，你就必须入乡随俗、随波逐流。”

    这是双重的灾难，双重的不幸！

    可以见得所有的专制体制，带给人类的，都将是一场噩梦！

    所以，今天发生在任何地方、任何国家的问题，都极有可能不再仅仅是一个“内政”问题，而需要国际社会一道，采取强有力的手段进行干预了。

    如此下去的话，“混沌学”里的一个假设，在个体利益和人类命运前途上日益紧密相系的“全球社会”里，就是成立的了。它说：在北京的一只蝴蝶，扇了一下翅膀，就引发了纽约的一场龙卷风。

    中国的一切问题，最终都能归咎到现有的政治环境之严酷苛刻上来。在此情形下，季羡林、王蒙等人的宣言，无非是个“蝴蝶”罢了，它经由背后那个看不见的权力的作用，无穷倍数地放大后，就可能刮出一场了不得“龙卷风”！

    当年，季羡林、王蒙等先生本人，就都是从那里面（牛棚）刮出来的，劫后余生，今天掌握话语权了，是不是也想刮刮别人呢？

    不过据我了解，那些最初曾经打算只刮别人的人，最后未尝不是也把自己刮进去的。1949年以后，这种先整人致伤致残致死，再被人致伤致残致死的例子，数不胜数，无一不是拜谭嗣同说的“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也”以及毛泽东说的“百代皆行秦政制”的那个“政制”里的“权力法术”所赐。

    中国人一只手坑人，一只手害己，“两只手都要硬”的本事，当真已独步“武林”，绝无可以堪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