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余世存


一。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记者


　　因为看到了《英雄》，朱淩想见一见作者。我们在秋雨中的什刹海见了面。这一天是2004年9月14日。我已经习惯了离群索居的生活，经常整日整月地不说话，如坐枯禅。电话响起，常会惊慌失措。因为对体制生存和对反体制的体制於心不安，至今保持相当的距离。但对任何一个前来交流具体问题的人，我总不免抱有幻想。因此，虽然经常地木讷寡言，又会时不时地参加聚会。一次次失望，一次次又巴巴地去赶场。绝对的热闹和绝对的孤寂，是我在中国北京的生活。写诗的陈初越先生曾说我是“有机知识分子”，只能让我苦笑。

　　朱淩是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她从农村里走出来，对有关底层的人物抱有朴素又诚挚的敬意。她自费去过湖北潜江，采访我称为“英雄”的姚立法，由此结识了相当多的“三农”问题专家和农民领袖。她写了一本《灰村纪事――草根民主与潜规则的博弈》，她不知道如何归类，是纪实，还是报告文学。因为要保护当事人，她笔下的人物全都化名，不过化名也微妙，多数是把姓名三字的中间字去掉，像中国的其他事一样，成了公开的秘密。《灰村》讲的是山东一个民选村主任的故事，我问是不是到北京开会随身跟着保镖的那个人，她想了一下，可能你说的就是这个崔祥联，书中叫崔联。

　　我们一起讨论了基层民主的一些情况，我们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坦率交换”了意见，我们有一些“共识”，但没有达成“高度的一致”。朱淩一直奇怪我两年前为什么会写那么一篇题为《英雄》的文章，我开玩笑说，那时正值张艺谋的电影红遍大江南北。我无能告诉她我对基层民主、民间意见领袖们的感情和认知。朱淩也竭力让我同情地瞭解她们的难处。她们人手太少，每天收到中国各地基层申诉的信件以几麻袋计，只能由专门的工作人员拆开、分类，根据不同的问题寄往相关的部门，她们根本不能一一关注。每一封信里，都讲述着一个辛酸的故事，都是一个人间悲剧。虽然每看一封信，只会增加自责和痛苦，但任何一个人长久地接触这些信件，收穫的只是麻木。


二。拒绝麻木

　　好在朱淩没有麻木，更没有侥幸自己已列入“人上人”般的“小康中国”生活，至少她走出了一条个人性的救赎道路。她跟我见面，对我个人没有兴趣，她的全部话题是农村、基层、姚立法，这让我感激。很多人见面，总会关心我的生计，我的收入，我的日常起居，让我口将言而嗫嚅。虽然带有不少主见，朱淩对村民选举的事还算瞭如指掌。她甚至说姚立法在中国是幸运的，因为姚立法的出现得益於地方政府的文明程度，要是在别的地方，早被人暗杀，做掉了，我同意这个说法。朱淩还谈到对具体人的看法，他们的出路，我们开始谈茅於轼、李昌平，我对二人的批评，他们在农村飞了一圈，又绕回城里收穫各种好的名目，即使他们有示范的动机，他们的生活方式却不具有示范性，他们的生活最多属於良知的范畴而不属於正义的范畴，真正的出路必须是可示范的，人人可以走的，真正的出路必须着眼於正义。这让我又一次试图从哲学的角度进行解释，即当下的中国人必须明瞭个人生存哲学和社会变革哲学，二者的正当性是一个问题。

　　因为一再说到姚立法，我打电话请逗留北京的陈初越过来。朱淩很高兴，她不认识陈，但是陈初越的文章使姚立法走向了全国甚至海外，更重要的是，据她所知，全国很多地方寻找出路的农民和志士们，都是通过陈初越的文章，看到希望的。我听到这个情况，很替陈初越骄傲。我多次矫情地说过，书生报世，当在文字。但要写出报世的文字又何其难。陈初越来了，谈话就变成了他们二人的，我在一边痛饮酒，朱淩问我怎么如此好酒，我笑说，“唯有饮者留其名”。

　　这是一次难得的让人愉快的聚会。苦闷须饮，开心也当浮一大白。我听到他们交流姚立法的性格、人格，甚至真假。我截住朱淩，说着醉话，姚立法的为人处世，从中国人的伦理关怀看，是非常美的，要知道，中国人以审美看待人物，只讲美丑，我们看到的大部分中国人是丑的，因为他们的人格萎缩，不舒展，人性的自律乃至依附势利，使他们看起来很丑，他们都是缺乏主体的人，他们只是专制社会的宾格形式。朱淩被我说得一楞。陈初越接着说，姚立法是一个不计利害的人，有古人之风，或像西方人，但不像当下的中国人。但他肯定是一个真人。他没有别的动机或野心。他举例说，姚是一个绝对认死理的人，他带着陈去乡下找村民瞭解情况，坐一种当地的蹦蹦车，为路费跟司机商量半天，到目的地后，司机少找一角钱，姚立法跟司机理论半天争到手才罢。朱淩问，那是否是中国人说的一根筋？陈答说，不是，姚立法对一切受压迫的人们有感情，但他又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他表现得像一根筋，但他的一切都是对规则制度的绝对公示性的维护、履践，那些在姚立法面前下不来台的人倒确实先冒犯了规则，才最终感到被冒犯了。正是出於对规则的敏感和维护，姚立法才会有十年之久参与地方人大代表的竞选。他把中国人多已习惯的人大“潜规则”弃置一边，屡败屡战，执着地在人民面前表达“代表”的真正含义，最终自票箱里以高票当选，一举改变了潜江地方的政治格局。他激活了潜江的生气，不仅争取着潜江市民的利益，而且反哺般有力地推动了潜江的农村村民自治运动。这样的人是很难得的。陈初越还说，其实姚立法的爱人被人们忽视了，这个女人非常了不起，姚立法的成功固然跟自己的性格抱负有关，但也受益於他的爱人，他的爱人是一个非常本分的人，不沮丧，不抱怨，也不炫耀。

　　三人聚会还说了很多的话，但我却像随兴的游客，无有记忆。告别的时候，只记住了朱淩的一句话，请给她的《灰村纪事》提提意见。


三。乡村的悲喜剧

　　我打开朱淩的书是一周之后的事，因为有姚立法这样的人大代表一级的经验教训，因为在农村长大，因为模糊地听过崔祥联的事，更多地，村一级政治领袖在我们眼里太微不足道了。虽然我在《李昌平和三农问题的绝路》中提醒城里人，“三农问题不仅是一个需要思考的课题，而且是关乎亿万人身家性命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这种危机就在我们说话之间发生，生发了我们难以知晓的无数的被压迫生灵的最后叹息。”但我自己同样对农村有很多想当然。

　　开卷有益。每一个人都体现了时代的本质。书中的人物事迹很快打动了我。朱淩的书写得像小说，看章节就知道是一个中国乡村的悲喜剧。第一章，“1999年5月8日上午十一点：选举秀”，选举秀是很多人对村民自治的说词，同样的说法儿有，走形式，走过场，没有希望的折腾百姓的做法，等等。但任何一个假的规则遇到较真的人却要付出代价。不仅国民党政府在台湾的基层选举最终“弄假成真”，就是姚立法这样的人也是通过这一规则而有了“为人民服务”的大好机会；更重要的是，无数的村民明白，村官的好坏确实关系到自己的生计命运。因此，自1987年村民自治试行办法颁布以来，中国各地的“选举秀”陆续选举了三四届，到世纪末，终於有了“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局面。灰村的主人公崔联在前几年公开挑战村干部，要求民主选举，从而暴露了自己后，被迫远走他乡，潜伏多年，在这一年的春天再度挑战，终於在这一天的“选举秀”中当选为村主任。为了当选村官，崔联像地下工作者一样，在三月的冷夜里，挨家挨户地在村民门槛下放“传单”。朱淩写道，“裹着一件棉衣的崔联，一手抱着村主任竞选纲领的宣传单，一手拿着电筒，怀里揣着避邪驱鬼的小米，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村里坑坑洼洼的泥巴路上。像夜游魂一样。”

　　第二章，“2000年4月1日上午十点三十分：夺印”。崔联虽然当选为村委会主任，但村党支部不支持他的工作，他没有公章，没有资金，行使不了权力，他做村官是极为窝囊屈辱的。据说这是一切民选村官的命运。在一位北京记者的提醒下，他单枪匹马地召开村民大会，将村务公开，由村民决定是否砸收割机车库的大铁锁，村支书的喽罗将一把铁锹砸在桌子上，指着崔联的鼻子大骂，追着崔联乱跑，后来由崔联的支持者崔雷用斧头把崔联救出来。朱淩的这一章的故事是惊心动魄的。为了自卫，崔联学会了偷偷地录音，以至於干部们见了他都绝不开口。为了开展工作，崔联和另两位村主任凑钱到北京上访。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周年大庆后的日子，他因为在村主任培训班上倡议全县村官组建村民自治协会，被迫写检讨，在家“监视居住一个月”。他们偷偷地跑到北京上访，被人骗去一千多元，在中央电视台门口给了一个上访的可怜的女人一百元，最终在民政部受到了接待，增加了他们工作的信心。因而有了夺印的狡计。夺到公章的那个场面。老会计当场急了，直朝崔联扑过来，想把公章再抢回来。老会计骂道：“你这不是强盗，是什么？”老会计年纪大了，肯定也不是崔联、崔喜的对手。三下五除二，老会计就折腾不动了，站在一边气得浑身直打抖。崔联说：“姑爷，这本来就是村委会的章子。是归村民所有。说得不好听，你算老几，有什么资格霸占着公章不给村民。你别忘了，你是被村民选下去的干部。”但有了公章还不够，村党支部不交账，村党支部仍能够支取村财政。这中间的勾心斗角可以想见。崔联曾把账本抢到手，没人敢打开，请邻近市的会计师们查账，没有一个会计师事务所敢接这一生意。崔联借钱为村里做事，一直受到“旧势力”（崔联用语）的打击，他的家门被劈，他的人被打，是常有得不正常的事，他一年报警一百多次。他还带领村民跟邻村为土地打群架。

　　第三章，“2001年2月14日上午九点：官司”。崔联要求村民民主评议村委会和村党支部，因为私下里跟村支书讲和不能够，他只能应战到底。第四章，“2002年8月9日下午五点：免职”。在五月间村两委换届选举之时，村里的财务仍由党支部控制，四年的收入和支出账目不清，造成了换届选举无限期拖延。到八月，镇政府宣布取消崔联的村主任资格，此时，崔联为村务已经担负了几十万的债务。短短的第五章，“故事还在继续”。2004年元宵节过后，灰村举行被推迟两年的选举，崔联已高票当选。这一次选举里，原来的“旧势力”已经瓦解，崔联打江山时的帮手崔喜成了他的对手。


四。我被无力感包围

　　通读朱淩小说般叙事的全过程里，我被一种无力感包围了。村俗、面子、低头不见抬头见、一角钱的事、大印的事，把人变成了“乌眼鶏”，永无休止的明争暗斗、永无休止的丢脸、永无休止的身体挨揍。设身处地，我若是崔联，我早就心灰意冷了，我早就远走他乡了，我早就做一个装孙子的顺民了。即使我咬咬牙坚持，我有什么办法呢？崔联也写文章，“请问苍天，民选村官为什么该如此命苦呢？”我不相信所谓的“新乡村运动”，我相信，大多数农民背井离乡，逃往城里，因为确实，“城里空气使人自由”。我相信八九亿农民必须大幅度地减少，如同崔联坚信，乡镇一级政府必须砍掉。

　　重新贴近一次乡村，使我有一种无可言喻的羞愧不安，我为农村的生态世态心态搅得彻夜难眠。崔联无疑是极为优秀的。他跟姚立法一样，能写，能说，能道，也能干，他写了不少文章、布告，他还会写宣传诗歌。他是当地的地瓜大王，不少地方的农民都曾请他光临指导地瓜的收种存贮，他本来可以靠这一技术发家致富，闷声发财，或过一种中国作家们推荐的“平民张大嘴的幸福生活”。但他选择了改变村民命运的道路，他把自己变成了一杆长枪，挑战着千百年来的中国乡村，挑战着中国的天空，他回不去了。我想知道的是，灰村的出路何在？用城里人的话，在这个转型的时代，灰村会转成什么样子？崔联将有何为？

　　我给朱淩发了一个电子邮件，“有机会让我见见崔联。书确实写得很独特，有城里人眼中的农村画卷之感。”我不善恭维朋友，朱淩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她真实地写出了灰村的实貌。但我知道朱淩幷不希望落入记者的俗套中，她有更高的追求，只是她无法摆脱记者笔法的限制。她写出的人物更多地属於类型，她表达不了人物的内心；即使她愿意从人物的真假好坏着眼，她写出了人物的冲突，她写不出冲突的宿命；她游离於人物活动的表面，而无法将有价和无价的人生撕破。这也是当代汉语作家们共同的难题。像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们，为我这样“多余人”送葬的作品，以及为姚立法、崔联那样的“新人”致意的作品，几乎还没有出现。朱淩写崔联，还是写得有些无力，她不敢更愉快地相信，更勇敢地明认。由於这样的以及更大的环境，使得那些新人们的命运多成为像我一样的“畸零人”。是的，中国的写作者们难以表述能够反映时代经验和社会本质的人物。当代中国的转型最流行的语彙里有“存量”和“增量”，但中国作家们多不明白，社会进步的真正增量在於新的人，新的精神。一切存量的思想需要新的眼光激活，一切显得政治正确的主义，都需要人格形式的生成和制度架构的保证。中国人的喜怒哀乐是由媒体、时尚和劝百讽一一类的倡优作家们操控着，为人性的自由而写作的作家太少了，那种特立独行的仁人志士和现代中国公民形象在作家们笔下出现得更少，更何况农民，农村在大多数人的想像中只是一个避之唯恐不及的反乌托邦而已，或者是城里人自我投射的温驯的花鸟世界而已。人们难以认知，每一个人，包括农民，都有一个丰富的内心世界。中国人无能於认知幷同情这种种内心世界。


五。乡村与法庭

　　朱淩是敏感的。她以灰村象徵中国广大的乡村，她希望自己的书有助於对当代农村的认知。她的美学叙事获得的是科学叙事或历史叙事的认知效果，但那种认知只是强化了读者置身事外的感觉。她无法把人们带入灰村的生活世界。这也是一切乌托邦或反乌托邦叙事的局限。更不幸的是，朱淩要达到的认知效果实在的只规范着一个名叫灰村的农民世界，如果朱淩谈论的是一个省、一个国家的情形，这本书可能会成为社会和市场的宠儿，但人们不可能对一个乡村之微的世界去同情感受，从而无法感受自己的命运，更无法在书中认出自己的性情和灵魂。

　　朱淩给我回信说：“崔联现在状况很不好。崔喜把他告上法庭，一审二审认定崔联故意伤害成立，被监视居住一年。村主任能否当得住，有点悬。应该说，当地政府终於找到了治崔联的最好办法。我曾经对崔联说，他是中国村主任中的一个例外，看来，中国没有例外。至少目前结局都一样……每每想到崔联，就会从自己的身上感到一种真正的无力感。”朱淩还说，“我是一个新的写手。写作的过程中，一再告诫自己：千万要客观、冷静，切不可'文学'太多而伤害了'报告'.这本书，从某种程度上似乎又因为太'报告'而伤害了'文学'.”我给朱淩回信说，“说实话，崔联让我想起了蒋子龙写过的《燕赵悲歌》，据说是写禹作敏的，当然蒋也没有把禹这个人物写活。一个有抱负的人如何扭曲如何在环境的罗网里左沖右突，这不仅只包括崔联，你我都如此。所以，无论如何，灰村如何灰，那里面的几个人物，仍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的，往深里想，其实我们都面临选择，我关心着崔联和农村世界，我自己的生活何尝不需要认真对待。我感受到生活的重量，却无力从容应对；我有着人生的耻辱感和寂寞感，却无力摆脱它们。无数画地自狱的日子都如水流过，没有半点痕迹。在国安、政保一类人物和自以为正人君子一类人物的双重怀疑打击里，我该如何保证人性的健康平易？在前者看来，我整天不工作，肯定在谋划什么事；在后者看来，我总是不挣钱，肯定在领什么特殊津贴。前者不断地搔扰，后者不断地造谣传谣。就像一般人无法理解姚立法、崔祥联的行为一样，我无法让政府的官吏和依附性强的学者们理解，君子问道不问财，真正的公民理性甚至不必认同主流生活方式，不必培养顺向价值思维，人可以不必响应发财致富的“小康”号召，人可以不必费尽一生心力去挣钱、攀比、追逐名利。同样让人心意难平的是，在更年轻的朋友无知於历史和社会时，我该如何面对他们或仇恨或轻蔑的目光？

　　我因此对当下的做秀或市场热闹抱有同情之憎恨，需要找到一种机制，找到一种方式，使得我们社会人与人之间、人与自己的管理者之间有着有效的交流沟通。需要尽早地限制、正告、革命中共的无限权力，指望中共自我改革的转型只能积累起更多的矛盾和制造更多的灾难。需要更有效的社会力量在与中共庞大的专制机器的博弈中生成一种新的中国道路，这种制度或客观标准不是单方面宣布即可成立的，不是因信或因名称义的，它是相关者之间不断地磨合形成的。大至自由民主制度，亲民善治政策，小至警察与公民的交往方式，（崔祥联一年一百多次报警，更多的时候警察们都是“不作为”的，但也因此导致警察们在崔祥联的灰村政治斗争中保持中立），都不是单方面代表、宣布即可合法有效的，那种口含天宪、生杀予夺的行径尤其需要人们从具体的生活中纠正过来。这实在需要我们付出百倍的勇气，需要姚立法、崔祥联们那种执着精神，他们在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的同时，也无意中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某种保证。

　　但这种力量还不够有力，还不够有效。我曾经跟一个朋友沉痛地说过，“这是失衡的社会，有人虽自认有客观的度量衡，但人家真的不知道有那个衡在，还以为自己瞭解的标准就是那客观的。我在局里呆一天，两个寸步不离的狼崽子根本不知道六四，他们怎么会以为我的做人观或公民观或文明意识就是他们应该尊重的？”真的，那两个不到二十岁的打手，就像《动物庄园》里的狗崽子们，他们看我的目光单纯又凶悍。走在大街上，他们就是你我熟悉的“新人类”或“新新人类”们。是的，我做梦都在希望，这些新人类能够真正成为尊重生命的新的人类，否则，你我都逃不脱专制的罗网，你我都只是大家长一样的专制机器看管的类人孩，你我都不是文明世界里的人。

　　具体到崔祥联来说，仅仅意识到改朝换代的斗争是不够的，甚至意识到自己掌握了基层民主的智慧策略也是不够的，仅仅让警察们保持中立更是不够的，必须让警察们明白人的权利和尊严值得用生命去维护。任何规则方法的有效运用离不开涉及的每一个人的参与，因为基层民主、村民自治的本质在於改变权力的性质而非权力的归属，当灰村的权力归属於他和他的支持者们时，灰村的权力运作中不能离开“旧势力”或反对者们。否则永远是轮徊，是村民所说的“大家把斗争当日子过”，是给灰村派过七八个工作组仍头痛不已的县政府干部所描述的，“走进村里，有一股很浓的火药味。村前屋后贴满了大字报，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回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村民目前分成对立仇视的两大派，对立的两派都选用对自己有用的法律攻击对方。”


六。节日气氛里的崔祥联

　　我在节日的气氛里见到了崔祥联。中秋跟中共的国庆日几乎连在一起，城里人多在狂欢、旅游、聚会。几乎长达十天的假日经济或假日效应，使人们以为社会停顿了下来似的。崔祥联却抛妻别子，一人跑到北京来，这个被法治国宣判“监视居住”一年的村主任住在前门的小旅馆里，为自己的冤案寻找听众，北京的官员、学者、律师，都成了他倾诉的对象。朱淩向崔祥联介绍了我，他立刻给我打电话，我问明他会在北京多呆一段时间，就请他三天后再联系。

　　2004年9月30日上午，我还在梦中。电话把我吵醒，崔祥联说他已经到了我家附近。我要他在车站等我，他告诉我，他手里有一个黑皮包，身穿黄色的外衣。我赶紧去车站，天气阴沈得可怕，一眼认出老崔。崔看见我，怔了一怔，“你是余老师？”我点点头，就领他往小区里走。在路上我问了他两个问题，朱淩的书是否都是真人真事，他说，有些事是把别村的事算进去了。“你的才能是当一个乡长，还是县长？”崔祥联说，“余老师，我只想把村民自治往前推一步，为农民办点实事。”崔祥联急不可耐地要跟我说，现在的社会就像一艘破船一样，他只想帮忙把船修补好，但好心总没好报，最大的困难不是来自村民，而是来自村支部和镇政府。他们不干好事。崔祥联说，“余老师啊，我们那里的老百姓都说现在的共产党护驹子，驹子就是小马小牛，你知道不？”我笑笑说，我知道我知道。老崔只问了我一个问题，我是哪个单位的。我说我没有工作。

　　到了家里。崔祥联拿出几张纸来，其中一张居然是两个人斗殴图。原来是他画的二二七案件现场示意图，去年的二二七那天，他带着经济管理委员会十多人，挨门挨户收房租，当收到崔祥喜所租房子时，即遭到其全家有备的对抗，崔祥喜泼口大骂不说，还与崔祥联发生了肢体动作，他右手抓住崔祥联的衣领，倒在地上，左手撑地。第二天，崔祥喜告崔祥联用脚踩断了他的左手中指，派出所的警察录下了众人的口供。一年多以后，即今年的5月份微山县法院一审，8月份济宁市中级法院二审，宣告崔祥联故意伤害案成立，判处崔祥联“监视居住一年”。这本身就够荒唐的了。认真的崔祥联仍要我看现场示意，表明他不可能用脚踩伤崔祥喜的左手。他写了一篇《关於本案的政治背景》，直言是县乡镇有关干部打击报复。


七。崔祥联的倾诉

　　崔祥联一定像祥林嫂一样倾诉过无数次了。他从皮包里拿出更多的纸来，派出所的笔录材料，他找到崔祥喜等人口供的自相矛盾处。我对这种案卷最不在意，我完全明白崔祥联在上几级政府那里，是一个需要揉捏的对象。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案发时，崔祥喜的两个儿子的一句话，“揍他的妻侄！”熟人社会的现代转型在这里显露了其全部的悲剧。

　　我对崔祥联的案子没有太多的兴趣，我知道自己无能为力，关键是崔祥联能否成为那些官老爷所把握的或所抛弃的。我问他我能为他做什么，或北京的学者们能为他做什么，他顿了一顿说，希望有文章反映一下。我说，这不管用，老崔，学者们不会写这种事的。他说，朱淩也说过，这案子太小了，中央台根本不可能报。我问老崔见过哪些人，一问之下，才知道老崔不简单，他参加过多次三农问题研讨会，所有的三农问题专家和有关记者，他都熟悉。他也承认，有些专家私心自用，跟他和他的农村世界完全没有关系。他到北京，也是死马当活医。

　　我对崔祥联说，你的两个管理委员会，经济管理委员会和治安保卫委员会，想法很好，但实施得不够好。我没有问他，十多人去收租，何以任由他和崔祥喜发生肢体动作？我问他，崔祥喜真的成了“过街老鼠”了吗？过街老鼠怎么会如此猖狂？老崔问我有什么办法。我想到乡村的舆论，只不过这种舆论一直是在口头上，没有形式化，或者很少发挥正面任用。我就问村里的老师学生怎么样。崔祥联似乎一下子明白我的用心，“你不懂农村，”他对我这个农村人说，“老师的工资由教育系统发，不由村里管，再说，村民自治的事不让地方上宣传，老师们不敢议论，也不会管这种闲事。孩子，孩子回到家里，都是听父母的，你能指望他们？”我说，不能这么肯定，高考落榜青年、以及中小学生，还是有办法让他们懂得做人的是非善恶的。但老崔觉得这根本不可能，也许他认为我太迂腐了。我於是又问他那些企业家万元户们怎么样，因为城里有不少人多少年来一直唱着经济里面出民主的进行曲，老崔似乎怀疑我怎么会傻成这样，那些人，都是跟官府有关系才发财了的，串通一气的，指望他们支持，根本不可能，不跟官府一致，他们能发财吗，他们能保住财产吗？我问老崔，你要在当地做不下去了，怎么办？他说，他的理想是要办一个村民自治研究所，把全国的村主任集中来轮流培训。他说他找到了一种办法，可以解决民选村官的苦恼。我知道他说的是，如何避开村支部的阻拦召开村民大会，如何找村支部和镇政府不作为或违反国家政策法令的证据，如何自筹资金为村民办实事，如何计赚大印和财权。我笑笑说，你自己的苦恼还没解决，怎么说你的办法就能管用？


八。我们没有期待

　　电话响了，是派出所的小华打来电话，这个时候打电话真让人匪夷所思，他和政治保卫处的人半个月前还来我家做“不速之客”，他有什么话说呢？我直接问，是你啊，有什么指示吗？他赶紧说，没有，没有，就是问问第二代身份证的事，我们要开始换身份证了，通知你一下。还一个人在家哪。是啊。这几天没出去见什么人啊。是啊。一人在家多闷哪，你不觉得闷哪。习惯了。过节打算出去吧。就在家呆着。多闷啊，你真是不怕闷，不做点什么事。我能做什么事呢？就这么电话里围绕着闷字，闷来闷去，终於在节日的问候中结束了电话。几次打交道，我每天呆在家里都是令他们惊奇不已的话题，闷不闷一直是他们关心备至的内容，感谢他们，劝我工作、做生意外，还让我知道有很多别的排遣之道。这些比我更年轻的胥吏们，在权力市场打造的等级专制和普遍专制的社会里生活，在金钱势利的主流生活里顺向思维，怎么能够理解我的卑微生活呢？我一次次地跟他们说人可以过一种简单清贫的生活，看来是白说了，看来还得再说。否则，将军李广的命运、文人方苞的屈辱、市长朱胜文的跳楼、李思怡的夭折，就是我们社会的常态。

　　我跟老崔讲了一下电话，老崔担心电话被监控了。在说话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他看了一下，说一句，没事儿，家里的。我们接着谈话，老崔问我，他在北京办一个研究所有什么困难，他比我都知道得多，怎么从国外基金会申请资金。我说，你要在中国做事，最好不要拿老外的钱，我从来不接受这种钱。你不能像李昌平、姚立法等人一样，在当地做不下去了，就往北京跑啊。你认不认为他们这么做是失败的。老崔点点头。老崔的手机又响了，他看了看，接了，他爱人打电话，派出所到他家里去，质问“监视居住”期间的老崔在哪儿。老崔在电话里吩咐几句，就挂了电话。我也开始打电话，请浦志强过来。老崔说他见过浦律师。我们接着谈话，谈民间意见领袖们的遭遇，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当地呆不下去了，跑到北京来，如此一来，他们最多在个人生计、名利上有所收穫，但对他们真心想做的事业来说，他们是失败者。我知道无法向崔祥联讲我的“反体制的体制”观念及其活生生的中国人物们。但老崔显然知道北京哪些学者、记者和边缘人属於这种体制。

　　几个电话，反而让老崔抛开了案子一类的具体事，讲起他的认识和抱负来了。他这几年都忙着村里的事，自己没挣钱不说，反而赔进去了数十万。据说中国乡村大多数欠债数十万，成千上万的村民劳动所得，数十年得反而成为负数，欠银行的、欠村干部的、欠暴发户的、共产党的，这已经是中国农村的“常态”。崔祥联的灰村要好一些，因为他们守着矿，他们见识过钱了。但这些人对村务、对金钱更敏感，数百万村集体账目不清，对村民应该是什么样子，就像数万亿国有资产从人间蒸发，中国人又是什么态度。记得崔祥联的一个措施让一家人养鱼挣了500元，那一家人就笑逐颜开。而我印象中崔祥联最初垫进去十万，也只及公务员或国有企业处级干部们的年薪，那些司局级的公仆们和国企的老总们，高等的城里人，他们的年薪比成千上万村民的负债总和还要多。我问他，乡镇为什么事事阻挠村民自治，他说，这就像岳飞打金国人，不能打的，打胜了，皇帝就没戏了，他们要把事做好了，地方上，那些头头脑脑不仅没事干了，没钱贪污了，也没有面子了。他们的事就是折腾村民和村官。老崔还在《民选村官的苦恼》中问：“试想，在英勇忠烈的杨家将中安插心怀异志的潘仁美，怎能不促使杨继业兵败而碰碑殒难呢？”我又问老崔，农村以后会怎么发展，老崔肯定地说，大部分村民要进城，农村只会越来越小。他跟我讲了一大堆理由，村民越来越少，共产党的官越来越多，必须早点想办法撤幷乡镇，鼓励村民城镇化。

　　除了要办村民自治研究所，他还想办中国农会。我说这事不好办，据说杜润生向邓小平提过，邓是坚决不同意。他说他也知道，可是这些事不做，农民就没有好日子过。我跟老崔算账，要办他说的研究所和农会，得多少启动资金。老崔脱口而出，他时常会买彩票，如果一下子中了大奖，一切就解决了。我大笑，跟我一样啊，我也经常做梦。

　　老崔叹气，他说自己是对村民自治最有理论和实践的中国人，这些经验不传布太可惜了。这么多年，他几乎保存了所有的村民自治的资料、案例、新闻报道。我说，那你可以办报，办一张真正的村民能看的报纸。老崔一拍大腿，是啊，他早就想办一张为民选村官说话的报纸了，哪怕是期刊，叫通讯都可以。我们说起几家报刊，他说，要么是为政府说话，要么是中立。但老崔一再着眼於村官，让我觉得该敲打敲打他。你得让村民都能瞭解，没有村民对村务的知情，村民只靠干部的一张嘴说，只能听口耳相传的事，不能自主地选择立场，就只是传统的拉帮结夥过日子。而且，你要解决的事只能靠你们自己，你们不可能事事指望上级、中央、北京的朋友，老崔点头承认。我拿着老崔的文章，指着“阴险狡诈，道德败坏，投机钻营”“他们恼羞成怒，欲铲除崔祥联而后快”一类的句子，你不能以此建立你的村民舆论或全国舆论。你靠上面多了，在下面就会呆不住，你只能跑上来，最多解决你个人的生计，但你的事业就失去了基础。

　　我也给老崔举例说，你知道美国人打伊拉克不，当美国兵打到人家的首都时，伊拉克人问美国兵，“你们为什么来得这么晚？”现在你做的事，就跟伊拉克人一样，只不过你比伊拉克人积极一点，你是主动地求别人到你那里解决问题，民政部的官员、北京的记者就是你眼中的“美国兵”，他们是能够帮你解决一时的问题，可是他们解决不了你一世的问题。老崔听了，没有说话。我知道我这么说，有些绝情。但我更知道，任何一个取决於上的解决思路，要么仍成为驯民，要么移民，去美国，到北京，进入另外一种体制里面去。伊拉克人和中国农民的问题仍然真实地存在着。我没有讲中国台湾地区的选举，双方的闹剧，仍或明或暗地求助於美国，好在台湾地区的民众已经有了极大的理性和信心。我由衷地希望，像崔祥联这样的人能在地方扎下根来，我不希望他成为当地政治生态或社会生活“除而后快”的“多余人”。像鲁迅那样的虚无者可以发问，你们把民主后的黄金世界许诺给了村民，你们把什么留给了自己的现在呢？

　　我请老崔吃饭，天下起暴雨，我们在小区小饭馆里等着浦志强来。浦律师也是京城的侠客，正直，仗义，性子直率。浦来后，听我和老崔三言两句地讲老崔的案子，说需要找做行政法的律师咨询，他马上打电话找朋友，听完话对老崔说，放心，监视居住不会把你怎么样，批评教育为主。我又讲起老崔的抱负，说老崔想在北京做村民自治协会一类的事，浦志强提醒说不要听着北京圈里的咋呼就头脑发热，不要为别人的高调做牺牲。真要做农民协会或村民自治团结，就要在地方上做，去地方上登记，如果地方不受理，可以依法起诉。老浦的办法让老崔目瞪口呆。

　　我们在大雨中分手，没有期待。

　　2004年10月2日记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