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湖北监利教改

梁京


据大陆一些报纸最近报导，湖北省监利县出了一件大事：政府把全县几百所公立学校的产权出让给私人，取消了所有教师的公职身份，同时，把政府对义务教育的补贴，以教育卡的方式，直接发给了学生。

对于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改革，当事的地方官员并不愿意宣传。这是因为，他们深知正在进行的改革，触动了大陆的根本体制，非常敏感。这和当年最先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十分相似。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如今的大陆媒体，凡能吸引读者的新闻，绝不会放过。于是大小报纸，纷纷派记者前往采访。

从报导看，监利教改的主要背景是财政危机。对大陆农村财政危机的严重性，我虽然早就知情，但监利县基础教育支出对当地财政拖累之大，仍感到吃惊。据《新京报》记者采访当地官员透露，2003年，监利可支配财政收入将近两亿元人民币，但用于基础教育的财政拨款，就达到一亿一千多万元，超过了县政府可支配收入的一半。即便如此，学校经费每年仍有三千多万元的缺口。全县中小学负债累累，总负债已经超过人民币一亿元。更严重的问题是，大批的教育支出，并没有实现达到标准的教育，而是支付了许多并不称职的教师和多余行政人员的工资。

监利县基础教育的这种困境，在大陆内地非常普遍。这实际上是当年朱镕基弊政的结果。朱镕基当权时，一方面大搞财税收入集中，同时又下放大量事权，把农村基层政权逼上了绝路。内地许多农村地区的财政收入，原本无力承担义务教育的重负，但完全不懂农村问题的朱镕基，看到一些地方拖欠民办教师的工资，就下令将所有农村教师，一律转入公职，由县政府统一发放工资。这样一来，大批不够教师资格的人，凭借关系混入了教师队伍，使本来就入不敷出的农村基础教育，雪上加霜。

农村教育负债累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义务教育的各种硬件标准，超出了许多地区农民的承受能力。朱镕基没有本事从发达地区向内地转移财政收入，又要内地政府坚持执行不切实际的义务教育法，其结果，是义务教育成为榨取内地农民血汗的借口和工具，完全失去了现代教育制度应有的公平精神。

从报纸透露监利县的情况看，大陆内地农村的教育，不仅在财政上已经完全破产，而且在教育业务和道德上也已经完全破产。条件较好的地方，教师严重超编，一百个岗位竟然有两百个教师拿工资，而条件不好的地方，教师则严重不足。监利县村办小学教师缺编高达一千五百多人。学校腐败丛生，经费虚耗惊人。三年前监利县曾有一位商人，看到公立学校浪费严重，主动承包过一个村办小学，不仅改善了教学，还节约了经费，第一年就赢利一万元。这个事实说明，大陆农村的基础教育体系已经糟到什么地步。

尽管如此，此次监利教改，却并非缘自当地政府摆脱财政困境的冲动。有报纸透露，湖北省当局事实上直接介入了监利县的教改。这个事实，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如果监利教改不是局部的自发性行动，而是高层的意图，就有可能意味着，大陆新一轮改革的高潮，即将到来。

我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预感，首先是因为这次改革的方案，不仅非常激进，而且切中要害。大陆农村的基础教育危机，与农村财政危机关系最直接，而农村的财政危机，又是整个大陆农村体制危机的焦点。选择湖北监利县作试点，也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在李昌平大声疾呼，为农民请命之后，监利县已成为象征大陆农村危机的一个政治符号。最重要的是，这次监利教改的方向非常正确。如果取得成功，将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它对中国大陆未来的影响，有可能超过二十年前的包产到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