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下着沥沥的雨，地上冒着缕缕的烟，今天是清明节。

面向南方，点燃纸钱。在几个特定的日子里，我会点起蜡烛，或肃立默哀。今年此时这样祭奠亡灵，是平生第一次。

父亲去年病故，对不信迷信不屑民俗的他有别的纪念方式。一面绣着锤子镰刀的旗帜包裹着他的骨灰盒，他该知足，想必不会感到冷清。

父亲在北面，信阳在南面。我为一九六零年“非正常死亡”的一百多万信阳人烧一捧纸钱。　那么多条人命，我的纸钱太少，太少。

我是为自己烧的吧，我想。心中的块垒堵塞太久而无法疏解，想到了烧纸。略胜于什么，我不知道。

一九五九年春，“无名水肿”和饿死人的事已不鲜见，“共产风”却再度刮起。信阳地区领导班子九个常委中有八个同意把二十多亿斤的粮食总产夸大成七十多亿斤，随之而来的强行征购的暴力，使全地区进入恐怖状态。一九六零年，一边是大小官仓堆满粮，一边是百万饿殍尸横于野。饥民煮野菜、吃树叶，干部还要砸农民的锅。人饿得躺在家里不能动，还有人来家里搜粮、抓人。大批饥民上路逃荒，当局为无损“大好形势”竟然出动军警堵住一线生路。就这样，人们眼睁睁的活活饿死，许多地方死人没有活人掩埋，五百多个村庄全村死绝……惨绝人寰的不仅是信阳。中原大地尸骨成堆，堆起一个“伟大政绩”：黄河边上建起了“行宫”——一处常年无人居住的园林型的豪华别墅群。

史无前例。史无前例早就开始了。

看到“信阳事件”的？一点资料，我很震惊。我去翻史志，查国史、地方史、自然灾害史，看过以后，我很愤怒。

走在街上，泪水一阵阵夺眶而出，抹着抹着，我失声痛哭。强压悲声后咬不住牙关，代替哭声的是大口的呼吸。

南方的概念从此改变。从朝阳临窗的书桌上抬起头来，总是想到信阳。我的南方，我的南天被信阳所阻断。

颠簸一天，笠日登上鸡公山。在一处僻静地跪下，仰望苍天，俯问大地，放纵眼泪，起而厉声长啸，凄凉的“啊”声充满好山好水。

没有一块石碑记载那么重要的历史，百万多条性命竟然配不上以任何形式来纪念！江山多娇，生命好轻！

睥睨山头上那鲜红、硕大的刻字“天下第一鸡”，想：文化？文化也饿死了么？

过去的文化，在荼毒生灵的同时已被生灵否决，此时的文化因亵渎生命和历史也否决了自己。不纪念生命的、不尊重死去与活着的父老乡亲的文化，没有人味。

经过那样的灾难而无动于衷，文化会成为什么样的文化？社会会成为什么样的社会？人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大灾过后常有瘟疫，善后不当则必有瘟疫，这瘟疫并非仅是生物的病菌和病毒。人类社会的道德底线与最后堤防是生命构筑的，当它崩溃后什么灾难的奇迹都可能被制造出来。冷漠、麻木、怯懦和争取生机的阴暗心计蔓延开来，如草如蚁之生命在权威阴影中瑟瑟战栗，保命的集体无意识和挣命的群体狂躁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索命无常。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走向光明的机遇，有时那道机遇的门槛似乎仅距我们半步之遥，然而阴错阳差的“偶然”总是和我们不期而遇，历史车轮继续势不可当地向着谁都设计、设想不出的黑暗地带冲去。经过了正常年景下的“自然灾害”和“十年浩劫”，付出在上世纪“非人为灾难”中死亡人数占全人类死亡总数一半的惨重代价，我们该有解开这个迷团的智力：不尊重生命的否决权是最可悲、最无望的不自重，我们最需要的是尊重生命的否决权。

生命的否决权。成千上万的生命具有否决一切的权威。否决任何神、任何人、任何团体的智慧与德行，否决任何堂皇、崇高的理想或理由，否决任何“好心办坏事”、“探索中的失误”之类的表白。这张“血票”无论记录与否，它权威永恒，时效无限。

是的，一票否决。改写历史、鸵鸟政策、刻意淡化等等都是枉费心机。历史有时或许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姑娘，而生命不是。

面对生命不能承受之重，面对同胞如此深重的灾难，若不想、不说、不写、不作为，还要文人、公仆、历史学家、传媒干什么？还要文章、文化、政治、法律、道德干什么？！？

信阳人起初还对死去的亲人痛哭，后来连哭都不哭了，“没有过半点过激行为”。“多么好的人民啊”！当这赞美之辞闪过心头，我立刻为自己亦染上下流的“赞美癖”而愧怍不已：这种语言一旦出口，不仅失去了“人民立场”，也失去了“人的立场”。

能不哭吗？若对此也没了眼泪，还有什么事情值得我们流泪？他们的生命如此轻贱，我们的生命有多么高贵？有多少尊严？

尊重生命的否决权，否则下一个或你、或我。

理论不是灰色的，生命面前，它是失血殆尽的苍白。也许，当灾难深重到心身难以承受的程度，所有神圣理论都不再具有凝重的力量和色彩，记住一个伤痛，拥有一份悲哀才是最重要的。这样，伤痛与悲哀能提醒人还是个人，还有一份为人的资格。

不知道痛是死了。迟到的同情，迟到的眼泪，迟到的思索，但迟到总比不到好。尊重生命与人权——一张现代人的身份证书，一张跨入现代化之门的门票，也是趋避现行灾难和灾难之源的“护身符”。争取，握紧，不能失落。

拿出勇气与恒心纪念生命。今后，每年清明节，我都会为屈死的信阳乡亲，为死的壮烈和不壮烈的生命烧一掬纸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