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亭边怎“陶然”
　　

1979年，因家父在1968年文革邪教运动中遭受25天的非法关押受虐含冤而死，十多年的冤案在山东省申诉无效，我曾赴北京国务院信访接待站上访。当时我在山东省工艺美术学校上学，我对学校谎称有病请假，带着我们兄弟六人多年为父伸冤的上诉材料与母亲的嘱托只身登上了进京上访的火车。尽管时光飞逝，世事如烟，但当年走进通向国务院信访接待站的那条狭长的街道的情景却至今依然历历在目：那是冬天的一个早晨，当时在国务院内务部工作的姑姑陪同我第一次走进了那条位于陶然亭附近的有名的“上访街”，街道两旁满是上访者搭建的低矮的窝棚，每个窝棚旁边都堆积着一些破烂不堪的杂物，衣衫褴褛、愁容满面的上访者从窝棚里钻出来，在各自的窝棚前支起简陋的灶具生火做饭。满脸污垢的孩子们也从不同的窝棚里钻进钻出，窝棚与窝棚之间就是他们的世界。记得当时我姑姑告诉我，由于历次政治运动制造的冤案遍及全国，各地来京上访的人多得数不胜数，这里的上访者有的在这里已经住了好几年了，有些人可能从来没有被接待过。那天，当我从那些绝望无奈的面孔前走过，同命相怜的悲恸令我泪流满面。

我的上访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一纸“转山东省信访办处理”的信函，一张返回济南的免费火车票便打发我走了。在那辆满载上访人员的慢车上，我听到过用各种方言讲述的冤案奇闻。家破人亡的悲剧在这片被称作“神州”的土地上何只千千万万！父亲的冤案最终得以“平反昭雪”是在后来最高当局对文革冤案“全面落实政策”的档下达之后。一条人命，十几年的上访，最终得到的是三千多块钱的“抚恤金”。

2004年2月17日，也就是25年之后，我又一次来到了这条充满了苦难记忆的街道。此行是应老友廖亦武之约陪同他前来为他正在撰写的《中国冤案录》进行采访，同行的还有一位是犀锐新文化网站主编陈勇先生刚刚介绍认识的朋友诗人回地先生。按照事先电话约定，我们在建国门附近会面。为了这次采访，学者余世存先生给我们引见了《纽约时报》住北京记者储百亮先生。据余世存说储先生很了解上访村的情况，可请他做我们的向导。储先生热情地在建国门附近的一家餐厅请大家用餐，但也许他担心自己的“老外”身份过于敏感，最终没有与我们同去上访村。而我也觉得在北京寻访上访村请一位“老外”做向导对我们也多少有点讽刺意味。用餐后，我们一行三人便从建国门打车直接到达了坐落在京城宣武区永定门车站附近的陶然亭国务院信访处。在那个看不出有任何信访处指示标志的路口，我们与聚在路边的人们闲聊了几句，向他们询问了上访者们的行踪。在这些人中，有几个是初来乍到的上访者，还有几个是开“京牛”三轮车的车夫，另外几个是给旅馆拉客的。他们把我们当成了记者，说我们来得不是时候，信访处今日不办公。有人告诉我们，上访者有的住在离这里有一公里远的接待站，有的住在信访处四周一些一天十几元或七八元甚至两三元的简陋小旅馆里，还有一些人晚上就露天睡在路边、野地或者过街桥洞下，而那些常年居住的“专业上访户”则集中在永定门车站附近的上访村。有人草草地给我们画了一张去上访村的线路图。

我们决定先到信访处门口去看一看那里的情况。通向信访处的街道是条长长的死胡同，约一公里，信访处就设在胡同的最里面，而胡同并没设置任何信访处的指示标志。横跨在路口之上的是“XX长城印刷有限公司”的大字标牌，下车忙于和路口的人说话，没有记住两边牌子的内容。从我拍下的数码照片中看到挂在路口牌子一块是“北京印刷二厂”，另一块是“北京教育学院宣（武分校）”（牌子的下半部从“宣武”的“宣”字以下断掉了，“武分校”三个字是我猜测的）。无论是胡同口的设置还胡同深处的布局，怎么看都不像是一处中央级的“衙门”所在地。它与那些设立在一环以内中轴线左右有卫兵岗哨把守的霸气十足的“大宅门”相比有天壤之别。若不是有过来这里上访的经历，路过此地绝不会对这里有什么特别的印象，更不会想到这条长长的胡同里充满了无数上访者们无尽的辛酸与悲哀。

走进500米左右，在胡同的腰部，有一块颓败的绿瓦红墻牌坊，上面赫然刺目的三个大字：“团结紧（张）”骤然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了那个疯狂无耻的年代。那时，“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毛语口号中被应用的最广泛的一句。尽管这八个字组合在一起不伦不类不近情理，但由于出自“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统帅”之口，就被无限放大不断重复地书写在车间、教室、营地、会场等各种各样的地点场合。如今，在城市的某些角落，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此类毛语口号的狰狞残迹，它们带着往昔挥散不尽的阴气与今天四处弥漫的商品拜物教的气息构成了一种荒诞不经的关系，也提示我们虽然原教旨的毛主义已经逐渐让位于后毛时代的权力实用主义，失去了往日独霸“神州”的嚣张气焰，但实际上毛主义作为中国数十年来党国集权体制的基础观念仍是今日中国现实社会的政治底色。

“上访街”路边25年前我亲眼目睹的那些简陋的窝棚早已被岁月的流水冲得无影无踪，在上访者搭起窝棚的位置现在停着几辆轿车、面包车。从那些车前走过，我发现有几只眼睛透过车窗晦暗的玻璃和反光镜正诡秘地窥视着我们。往日记忆的图像和眼前的场景在我的脑海中纠缠叠印成一幅错乱的画面。一种类似于驻足广场敏感地带的不安全感油然而生，它提醒我们三个“别有用心”的来访者应当尽量表现出自然而然若无其事的样子。

在“上访街”的尽头，信访处的大门紧闭着。一些上访者，或站，或蹲，三五成群地聚在门前闲聊。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上访者正斜卧在门前的地上酣睡。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一位独自面壁坐在墻角地上的老年妇女，她身穿一件油乎乎脏兮兮的黄棉袄，腰间扎着一根细绳，一直面朝墻壁手里握着一根浅绿色的圆珠笔聚精会神地埋头书写。她身边的地上的一根拐棍使我仿佛依稀看到老人走在来此上访的路上时那蹒跚的身影。堆放在她身边的几个鼓鼓胀胀的编织袋应该是她的行囊，然而那却是她一个人无论如何也扛不动的一堆东西。当我们走近她，从她的身后侧面看过去，她的眼睛正透过老花镜盯视着行李上的一摞已经被她写满密密麻麻字迹的稿纸。这位老年妇女就像一尊被人遗忘在角落的雕像。显然，她已经完全沉浸在她正在用文字叙述的对自己遭遇的回忆之中，当我们走到她的身边，观察她，并拍下她埋头书写的照片，她竟然没有任何一丝一毫被惊动的迹象。那是一种具有超强意志的人或绝对神经麻木的人才可能具有的沈着与专注。我们始终没有看到老人正面的面孔。下午的阳光映照着老人那孤单的背影与灰白的头发，在她前面投下悲凉的暗影，我忽然怀念起饱经人间悲剧的磨难之后终于回到上帝的怀抱安息的母亲……

老廖说，走吧，在这里采访不了，一会儿就会有人干涉。离开老人往回走，老人雕塑般的身影仍不断地在我的脑子里闪现。


寻找“上访村”


在路上，老廖给我们讲起了他在四川做采访时遇到的一些经历，还讲到了他和陈勇一起为《沉沦的圣殿》一书来北京采访“朦胧诗”开山人物的故事。他说自从做那本书之后他就与采访结下了不解之缘。老廖曾经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诗坛上名震一时的先锋人物，经过“89”炼狱，他不再与饶舌自恋的诗人为伍，多年置身于强权奴役下的民间底层，记录众生苦难之心声，为普罗大众立照，已然成为一位在海内外都具有影响力的访谈专家。他的《中国底层访谈录》早已成为脍炙人口的“为底层代言”的经典文本。

在此之后，他在完成出版自传体纪实作品《证词》的同时，又投入到另一项颇具现实意义的社会调查工程——《中国冤案录》的采访。由于官方“喉舌”媒体一直漠视上访村的存在，人们普遍对上访村的情况知之甚少，我也仅在网上看到过一篇来自民间的报导。但愿此次老廖的采访能使外界对上访村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

走出了长长的胡同，我们在信访处路口附近溜达了一会儿，希望遇到一个采访物件或找到一位元可以为我们带路的向导。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从沿街的高墻之下迎面而来。等他慢慢走近后，我掏出数码相机用我长期练就的“盲拍”方式拍下了他行走于高墻之下的孤独身影。这时，走在前面的老廖已经用四川方言与老人聊上了。老人说他今年72岁，是贵州人，1948年参军，是彭德怀的兵。他那里因为计划生育的事，很多人家的房子和地都被抢走了，所以全村人推举他来京上访讨“说法”。他悲愤而自豪地说自己是全村人的代表，一定要为乡里乡亲讨回一个“说法”。我问老人来北京多长时间了，住在哪里，他没有听懂我的话，老廖又用方言问了一遍，老人说他来北京已半月，住不起旅馆，就四处“打野”（即露宿街头）。

告别老人，我们来到前面的十字路口，老廖和我们商量，希望找到那些上访者聚集的小旅馆住下来以便接触他们。但我们接连问了几个人都说不清楚上访者都住在哪里。我们又向两个正在一家店铺前打扫卫生的妇女打听，她们说有些上访者就在前面过街桥下面的过道过夜，但前几天已经被员警用卡车拉走了，并说这是经常发生的事。

穿过马路，我们朝永定门车站行进。几个在路边等候顾客的“京牛”三轮车的车夫告诉我们车站附近有个上访接待站，上访者都住在那里，他们可以拉我们去。于是，不一会儿我们就被他们拉到了目的地。从车上下来，我们看到接待站的大门紧闭着，好象不让人随便进入。我们要闯闯试试，但我们推开金属护拦旁边的一个小门刚踏进脚去，马上就被门卫挡在了门口。门卫说，要来这里找人需要有信访办的介绍信才能行。无奈，我们只好退出。这时，老廖忽然想起了信访处胡同口那个给我们画线路图的三轮车夫，他找出那人的电话号码递给我，我打过去问对方能不能过来拉我们去上访村，对方说过不来。没办法，还得继续自己找。

我们来到了永定门火车站。这里和许多年前一样，没有多少变化，一切都仿佛蒙着一层往日的灰尘，看上去没精打采，毫无生气。熙来攘往的人们的面孔、服饰、精神面貌一如往日一样。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油然而生。我们仿佛回到了过去的年代，又好像是一不留神误入了一个正在拍摄老电影的摄影棚，眼前来来往往的乘客、员警、车夫、乞丐、商贩以及那些小姐、皮条客模样的人仿佛都是被临时雇来的群众演员。然而，我们知道，眼前的一切就是今天的现实，现实就是一出既熟悉又陌生既真实又虚假的悲喜剧。

我们在车站周围转悠了大约半个小时，走进了若干个小旅馆打听也没找到一个上访者。

我们又转回到了永定门车站的路口。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我们三个路盲一起糊里糊涂地挤进了一个自称知道我们要找的地方的三轮车夫的车棚，却被他一股脑地拉回了陶然亭信访处。无奈，再三说明之后，我们挤在他那约有一平方米的车棚里又回到永定门火车站。在车站货厂附近，车夫把我们介绍给了一位个头高大的平板车主，此人面无表情，没什么费话，只说：五块钱，上车吧。

从小“京牛”换乘平板车，感觉舒服多了许多。在快到上访村的地方，我们看到了一个“拔钉子户”的对峙场面：在一片刚刚拆迁后的空地上，只剩下了一个孤零零的用油毡布做顶的简陋的小屋。一个面色凄苦的妇女，她正仰面朝天坐在小屋前的地面上，她的身边堆放着一些破烂物品。和她对峙的是几个穿制服带红袖章的年轻保安，他们不时地向坐在地上的妇女吆喝着。而那个妇女则像一个临时雕塑一样保持着仰面朝天的姿态不理睬他们。周围十几个围观的村民正在窃窃私语。我不知道这场对峙已经僵持了多久，但我知道那个可怜的妇女肯定坚持不了多久，谁能阻挡住有权有势者与有钱的暴发户合力开展的早已如火如荼的“圈地运动”！

越过这个场景没走多远，车夫回头告诉我们，我们要找的上访村到了，他把车停在公路边，领我们走到村口，指着前面一片片的简陋院落对我们说：前面打听一下吧，那里的房客差不多都是上访户。谢过车夫之后，我们走进胡同交错的村子，在那些密密麻麻的鸽子笼似的屋子之间钻来钻去，四处打听。居然一个上访者也没有找到。所问之人都表情木然，一问三不知，似乎对我们的来访心怀戒备。

老廖说他有经验，如果屋里放着一些纸袋的话，那肯定就是上访户。于是我们不时地溜进那些巴掌大的小院象员警或者贼一样隔着玻璃窗子朝屋子里面窥视。在一个小院门口的墻上，我看到了一则公告。抄录如下： 
　　 
　　公告
　　本地区房东、房客你们好：
　　鉴于本地区的情况，关于安全、卫生问题向房东、房客公告如下：
　　一、虽然用电有关部门多年没计费，出现用大功率电器和电炉取暖烧水等问题，为了房东、房客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要求合理用电，不允许用电炉子、电褥子、电水壶等大功率电器，请房东严格监视检查房客安全用电，出现火情造成人员财产损失，房东、游客要接受经济、治安处罚的。
　　二、为了维护本地区环境，严禁出租给上访人员、法轮功人员及闲散无业人员，一旦这些人出事造成社会安全问题，房东是要接受经济处罚、治安处罚的。
　　三、房东要到右外房管所办理房屋租货许可证：到右安门派出所办理安全许可证，严格要求房客办理各项进京手续，以备检查。非常时期对违法出租者加重处罚。
　　四、 房东不要把房租给检破烂的人员。
　　 1、造成环境脏乱，久治而没有成效。
　　 2、人员素质低，容易造成治安、安全等问题。
　　 3、对房屋也是一种损失。
　　 4、出现各种问题房客跑了，但房东逃不脱经济、治安处罚。
　　五、卫生环境要加强，设（应为“所”）有扫、收垃圾人员，要求配合，不允许往墻外、铁路边乱扔，破坏环境，房东要严格监督。
　　六、房东要把出租房间安上风斗，用正规取暖灶具，安烟囱，严防煤气中毒，出现煤气中毒是要接受经济治安处罚的。
　　为了大家的安全和卫生，也为了自身安全、财产安全，请自觉配合工作。
　　谢谢大家！
　　逐户张贴
　　右安门派出所
　　花园村委会
　　2003年3月4日
　　
尽管这个公告有些文字文理有点不通，但中心意思却很突出：不允许把房子租给来京的上访人员，违者咎由自取。


深入“上访村”


我们继续在村里四处打听，在村子的胡同里转了大约半个多小时，最终来到靠村口的一个三角地带。这里既脏又乱，垃圾遍地，道路泥泞。在一个用瓦楞板搭建的简陋的小屋门口，一个面带菜色的妇女正在收拾东西。心有不甘的老廖又走过去询问，但不一会儿，便回来对我说：那个女人把我们当成密探了，说我是间谍，你再过去问一下吧。于是我走了过去，用半开玩笑的口气给那女人说：我们不是共军的密探，也不是国军的间谍，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些上访者的情况，做个社会调查。女人问：你们是记者吗？调查了能报导吗？我说：我们不是记者，我过去也上访过，所以同情上访者，想了解一下现在的上访者的情况。女人说：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实话？我说：我没办法证明自己说的是实话，这要看你的眼力了。那女人上下瞅了瞅我说：反正我死都不怕了还害怕啥？但她还是忍不住又问：那你们不是记者，调查这干什么？我说：希望能帮上点忙吧。老廖、回地二人见我和这女人聊上了，都走了过来。老廖说：我们不是记者，算是研究者吧。说完，习惯性地嘿嘿笑了两声，接着说：做个社会调查，那你可以谈谈你上访的事嘛。那女人又说：不是记者调查这干啥？你们能把我们的事报导出去吗？有些记者也来过，其中也有密探间谍装扮的，他们把我们的话全套去了也没报导出来。有的假记者还把我们的证据材料都偷走了。不过反正我也被抓了好几回了，什么也不怕了，你们看吧。她回头指了一下身后的屋子说：我已经上访十多年了，现在就住在这里，看那，我吃的东西都是捡来的剩饭。说着她把身体从房门口让开，露出了一间比一张单人床大不了多少的屋子。一张床和一个破铁柜子是她全部的家当。床上乱七八糟地堆着一些装着东西的方便袋、纸袋，床底下有一个脸盆和一捆皱皱巴巴的塑胶布。破铁柜子就放在床头和门口之间不足一平米的空间里。柜子上面也堆满了破烂不堪的杂物，其中有半碗剩菜，还有几个装着女人捡来的大大小小的馒头块的方便袋。女人告诉我们，这个房子每个月要交120元的房租，这对她是很大的经济负担。接下来，女人的话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滔滔不绝地从她的口中涌了出来。她给我们讲述了她的父亲如何从一个人人羡慕的种地能手劳动模范变得一贫如洗；讲了她一家种了20多年的地和树如何被当地干部霸占和烧毁；讲了她一家告状之后如何被追杀和迫害；他的弟弟如何被打伤致残，她自己如何多次被抓进去惨遭殴打。她说当地官员多次说她一个大字也不识还告状，告到哪里都告不胜。而她却不服输，她说她虽然不识字，但她相信自己一定能遇到一个为她做主的清官大老爷。她说：我的眼已经被打伤一只，我也不在乎自己的死活了，只要我活着不被打死我就要告！说着她睁大右眼让我们看。那是一只充血肿胀的眼。然后她又拉起裤腿让我们看了她浮肿的腿脚。她在讲述的过程中好几次哽咽着努力克制着自己，把涌上眼眶的泪水又咽了回去。

老廖已经进入了他的采访工作。我注意到他开始从口袋里拿出答录机的时候非常小心翼翼，显然他有些担心对方不愿接受。当女人滔滔不绝的诉说表明了她并不介意录音。老廖随即把答录机举到了女人的面前，与她进行了长达近一个小时的采访。在此过程中，我一直想问这位妇女能否给她拍照，但又不忍心打断她的倾诉。直到她快说完的时候，我才趁她喘息之际问她是否可以给她拍照。她说：拍吧，拍了发表出来吧。说着，她转身从屋里扯出一件白衣服和一块大约一米五见方的白布，衣服和布都是她专门为上访制作的，上面密密麻麻的毛笔字迹写的是她上诉的状子。她一件件地展开给我们看。最醒目的是写在白布中间的一行大字：不怕苦不怕死不怕报复坚决讨回公道！

这时，许多人围了过来。女人见此有些兴奋，她离开她的房门几步，走到空地上，一边把上访服和布幅先后高高举起来让我拍照，一边提高了声调给围过来的人们讲述她的悲惨遭遇。一位个子不高，面孔有些神经质的中年妇女一直站在我们旁边察言观色，不一会儿，她凑过来悄声对我们说：我也是上访户，请你们一定到我家来采访。我们答应她这里完事之后就去。接着又有几个人也围过来说他们也是上访户，希望我们也去他们的房子里给他们拍照采访。

正在这时，一个中年男人突然从后面冲了过来，他用力推了一把那位正举着布幅慷慨陈辞的女人，厉声嚷嚷着说：别在这里瞎闹！我们都有些惊讶，以为他是村干部，或是管这地段的人。我走过去喝问他是怎么回事。但那人不理我的茬。但见那女人一个趔趄站稳之后扔举着手中的布幅让我拍照，她还憨厚地笑着说：没事，没事。原来推搡她的人是她的房东。显然房东是害怕事情闹大了给自己找麻烦。但后来那个房东看到人越来越多，管也管不了，也就躲在一边不出声了。

又有一些人从四处的胡同里聚集过来，其中一位大约五十多岁的妇女领来了他的儿子，要求我为她儿子拍照。她儿子的头两边的颅骨都深深地陷了下去，颅骨手术缝合的痕迹清晰可见，看上去像一个被捏撒气的皮球，非常可怜可怕。他表情木然地站在我的面前，眉头紧皱着，目光呆滞地看着我，一句话也不说。他母亲说儿子的头是干活时从很高的架子上摔下来摔伤的，差点丧了命，脑子已经摔坏了，丧失了正常人的思维。但事故后却没有得到合理赔偿，所以她带着儿子来北京上访。她把我们当成了记者，她说她想请我们把她儿子的照片和她上访的情况在报纸上登出来，希望因此能得到社会的同情和帮助，得到些捐款好为她的儿子治病。我尽量安慰她说，不要太着急，慢慢来。我们虽然不是记者，但我们会想办法把你们的情况写下来发在网上，希望你们能得到社会的帮助。

然后，我们来到了第一个向我们提出要求的那个中年妇女的家里。她家在一个高台上的上面，房子比刚才采访的那个女人的略大一点，但也差不多进门就是床，没有什么其他的家俱。进屋后，我们只能站在门口。床上还有三个女人坐在那里各自干着自己的事，其中一位是个戴眼镜面相文静大约二十岁出头的女孩，她正在床右角的床板上烧水。

我们的来访似乎并没有使她们感到意外，她们照样各自忙着自己的事。领我们来的中年妇女说房子是她们四个人合租的，她们来自不同的地区。她说她过去是个医生，她的女儿被人打死了。她说她知道孙志刚事件，她觉得她的女儿死得比孙志刚还惨，而她却没有办法让女儿的惨死能像孙志刚事件一样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得到社会的关注。说着，她激动地从一个纸盒子里拿出她的上诉材料，然后一张一张地在手中翻动着，她始终低着头，眉头紧皱着，面色如同一张揉搓皱了的蜡纸，她激动地给我们诉说起她女儿被歹徒残害的悲惨遭遇。她颤抖着拿出她女儿惨死后拍摄的一沓验尸照片和几张遇难现场的照片。那是一些目不忍睹的图像：血泊中的少女，血肉模糊的头颅，伤痕累累的胴体，白雪皑皑中的血迹……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图像，我一时说不出话来，没有眼泪，只有愤怒。而现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在流泪，为死去的那个女孩，也为那位早已欲哭无泪的母亲。

我们在屋里采访的时间大约半个多小时。在这个期间，房门不断地被人猛烈的敲击着。诗人回地从窗缝隙中瞅了一下对我说，可能要麻烦了，门外的人太多了。我朝外望了一望，门外聚集的人确实越来越多，男女老少都有，他们每人手中都拿着写在白布或衣服上的申诉状。有些人则直接穿着“上访服”，手里攥着状子站在人群中。他们的情绪异常激动，一阵阵地高声吆喝着，希望我们出去为他们拍照，倾听他们的诉说。

等老廖采访完毕后，我们把房门打开。人们一下围拢上来把房门堵住了。我们请求他们退回去。在高台下的过道里，他们站成一排高举起各自的上诉状。我在高处拍下了这个意想不到的令人悲伤也令人激奋的场面。

我们意识到，在这种气氛这种情况下，已经无法正常采访了，应当提前结束，然后考虑以后采访的方式。但我们被上访者们团团地包围起来，身不由己。人们的上访材料不断地塞到了我们的手中。他们热切地恳请我们把他们的遭遇报导出去，争相拉着我们到他们各自的家里去采访。我们不断的给他们解释：我们不是记者，能力也非常有限，我们只能把我们看到的写下来，想办法告诉社会，希望更多的人了解这里的情况。人越聚越多，他们用各种的方言对我们讲述着各自的悲惨遭遇。然而，众声喧哗，令我们实在无法听清他们的倾诉，我们只能尽力地去倾听。我们知道，对于这些孤独无助的人们，倾听本身也是一种精神的安慰。

人们举着自己书写在纸上、布上或衣服上的诉讼状簇拥着我们从狭窄的胡同出来，回到了村口附近的那个较为开阔的三角地带。在这个绝望却依然期待着的上访村，我们仿佛突然一下掉进了一个难以把握的亢奋的旋涡中心。我好像看到了一群溺水的人——虽然我们和他们—样都是现实的溺水者，但在那个时刻，我们却成了他们眼中救命的梁木。

他们的期待使我们感受到一种无力承担的重负，它迫使我们企图尽快逃离。

就在这时，有人忽然在混乱的人群中高声喊了一声：大家都跪下让他们拍照！接着，女人们哭诉着聚集在一起纷纷跪了下来。男人们则站在她们中间举起自己的状子。他们压抑已久的悲愤顷刻间化为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叫声。我急忙端起相机拍下这个令人心碎的场面。他们不停地哭诉着、呼叫着、呻吟着跪在地上，希望自己的哭诉与呼告能够通过我们传出这个村子，让整个社会都能听到。

这是一堆已经悲伤愤怒到极点随时都可能燃烧起来的干柴，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令人悲伤的情景之一。干涸已久的眼睛潮湿了，我们走过去，俯身一个个搀扶起他们。我们不知该对他们说些什么，只有片刻无言的拥抱。

我们终于在人们的簇拥下走出了村口。在公路边，人们依然恋恋不舍地挽留我们，希望我们继续倾听他们的诉说。他们凄切地请求我们再次到上访村来，再一次倾听他们悲苦的诉说……

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那些悲哀的面孔以及他们身后参差错落的棚舍陋巷在夜幕临近的时刻显得异常庄严肃穆。男女老少手中挥动着的上诉状犹如一面面小小的旗帜，伴随人们热切而悲愤的呼告在早春傍晚的微风中哗哗做响……

保重！保重！

这是我们在那个非常的时刻对那些悲苦无助的人们所能够说出的唯一的话语。


谁的眼泪在飞

　
越过公路，夜幕已经降临了。回头远远地望去，那些慢慢被淹没在黑暗之中的人们还站在村口向我们挥动着手臂，直到我们和他们同时消失在两边空旷的黑暗之中。我们怀着极其沉重复杂的心情在漆黑的道路上走着。在上访村对面的桥头，一个女人突然从黑暗中闪了出来，借着公路上一辆辆急驶而过的汽车的灯光，我们认出是那个最初怀疑我们是间谍的也是第一个接受老廖采访的女人。她点着头，一一握住我们的手不断地对我们说：从来没有人愿意听我唠叨这么长的时间。谢谢！谢谢！谢谢你们！

握着女人的手，我感到惭愧难言。我们有什么理由接受这个女人的谢意？对她以及所有上访村的人们，我们还没有为他们提供任何方式的帮助，也没有负出什么代价，我甚至不知道我们究竟能够实际为他们做些什么。我们突然的闯入也许给那些可怜的伫立在黑暗中的人们带去一丝脆弱而渺茫的希望。但我知道那一丝希望的萤火很快将被现实的黑暗所吞噬。

现实就像一头残暴的怪兽，它是我们集体的创造。而我们每个人却需要有独自面对它的勇气与力量。作为一个困惑的有神论者，我常常在感觉无力无望的时候想到仁慈的上帝。在我的内心，上帝一直作为一种无形而巨大的启示性力量而存在，他在苦弱者的内心种下希望的种子，并赋予人们战胜苦难的勇气。我默默地为上访村的人们祈祷！愿上帝的灵降临苦难的大地，倾听那些悲苦无助的人们发自内心的呼告，让罪恶者得到报应，让被侮辱被损害者得到拯救。

记得几天前，商量来寻访上访村的时候，老廖告诉过我，他也从网上看到过那篇题为“谁的眼泪在飞”的关于上访村的报导。我觉得我们是因了这篇文章中的眼泪而来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还会不断有人愿意加入到这个流泪的队伍中来，并用他们的泪眼见证上访村的眼泪。

那个倔强的女人又送了我们很长的路。与她再一次告别之前我问她：村里的上访户总共有多少人？她说：有上千人。我又问：你真觉得来北京上访能解决问题吗？她说：有解决的。她列举了一位七十多岁的上访老人成功的例子。然后我又问：有多少上访户的冤案通过上访得到了解决？她说：一百个人中，会有那么一个到两个吧。她说到这个数字的时候脸上的表情说不清楚是自信还是绝望。似乎她已经不是很在乎自己是否是那幸运的百分之一、二人中的一个了。在我们与她谈话的过程中，她反复说过多次：我已经上访了十几年，只要是活着，不被打死，就要告！现在她依然在重复这句话。她的决心令人敬佩，也令人心酸。

最后，我问她：上访村的原名叫什么？

她说：叫花园村。

她走了。

我忘记了问她花园村是从什么时候变成上访村的。

已经是早春二月，在这个曾叫花园村的上访村，我们却没有发现一丝春天的迹象，听到和看到的只是上访户们悲苦、绝望、愤怒与期待的呼告和眼泪。

然而，北京愿意倾听他们的呼告，愿意相信他们的眼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