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菁


　　去年8月，广州一个年轻女记者在网上以木子美的笔名写下了连载体日记《遗情书》，用写实的手法，真实地将她多姿多彩的性生活一一记载下来，在中国大陆因此引起了强列反响，如同湖中投下了巨石，漣漪层层，辐射之大，上至政府机构教授学者，下至学生网民匠人泥工，全国上下口诛笔阀万炮齐轰，封杀声四起，网上网下大喊“捉拿狐妖”。北京最大书市突接命令，禁展其书；木子美原工作的某家报社以“劝退”（实为开除）来脱干系；

　　网站亦被迫停载以平息风波。甚至木子美被申请註册成避孕套商标后，立即转手卖给了一家老鼠药厂，该厂一干部说：木子美是毒药，我们买下来是想让全国人民小心提防。

　　一个痩小女子，何来的能量竟引起如此掀然大波？

　　江青的女权运动

　　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就已轰轰烈烈过，尤其是在“5.4”运动前后，觉醒的女性走出家门，走进校门和职场，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最后还是消沉在外患内忧的战祸和根深蒂固的男权社会之中。

　　中共建制50年来，男女平等的口号在文革时期叫得最响，第一夫人江青率先以一身男性打扮的形象出现，毛泽东一首“不爱红装爱武装”

　　的诗词助兴，全国上下一时间掀起了一股“女人能顶半边天”的潮流，到处都可见到潇洒的女矿工、女电工及英姿飒爽的女大兵形象，招生招工要求须“搭杂粮”（配搭女性名额）等等。江青表面看上去好象是在推动妇女权益，实际上却是以此作为她政治野心的铺垫，为她开启一扇踏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大门而找理论依据。被扭曲的女权运动（疏男人的头、穿男人的衣、做男人的活），随着文革的结束也一同走进了死胡同。

　　西方的女性主义

　　就在中国文革初始的同时，西方文明国家的妇女们在女性主义的大旗下，开始了更新的思索，后女性主义认为，追求男女生而平等，应更重视差异的认同。1968年，以“政治与精神分析”为代表的后女性主义，主张女性的权力是强硬、性感、不拘的，展现了一个新的特质架构，她们不再认为自己是受害弱者或他人的依附体，数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政治舞台，甚至带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在国际上打拼，这在民主自由的国家尤其突显。1999年，美国Rutgers大学人类学家海伦费雪（Helen Fisher）出版了一本名为《第一性的书，她全面地深入比对男女在生理、思维等方面的差异，最后得出了结论：女人将超越男人成为第一性，21世纪是她们的伸展台，她们正以天赋能力来改变世界、引导潮流。正如西蒙波娃在50多年前的预言：未来有一天，女性将会彻底抛弃“第二性”的包袱。

　　西方的女性主义者一直反对传统浪漫爱情小说和色情产品中的女性形象，认为这两者的女性形象都仅在父权文化中占了附属地位，而这两者恰恰是中国文化的精髓，被冠予贞烈女子而立下牌坊是千年的美谈；甘做逆来顺受的性工具成了男人们不朽的追求。在汉朝的《户律》中就明文规定，丈夫通奸处以徒刑，妻子通奸则处死。这是中国早期较完整的记载男女不平等的法律文献。

　　“阴性书写”的影响

　　今天的中国比起古代，以及几十年前为此而判刑劳教游街示众要好得多，但女性逾越了欲公平追求性欢愉这个界限，也仍落得众人唾骂的凄惨下场，而对男人则是风流倜傥不枉人间走一回。

　　Ｅ世代成长起来的中国新女性，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具有无畏男权特质，挑战阳具，用女性的“身体书写”来表达其与男性等同的快感和欲望，颠覆传统的道德观。“阴性书写”源于70年代中期法国的女权主义，它开启了让阴性差异与欲望得以表达的，前所未有的空间，以妇女出版社主编及大学教授Helene Cixous在1974年建立的阴性书写中心最具代表性。在中国这个男权依然独尊的社会，近些年先后出现以身体书写的女性作家如宝贝、九丹、乌鸦、卫慧、绵绵、木子美等，她们选择的书写，实际上是在控诉几千年来对女性的不公，并同时表达中国现代女性的追求和不拘的生活模式，她们揭开了人们对性欲，性快感及性方式一贯“只做不说”的定义。一句话，她触动了男性小心亦亦守护了几千年的弥坚的神话，并大大方方地在这条神经中枢上胡翻乱搅。男权社会痛得真切，恨之如骨，被小女人狠狠消遣后的大男人们，化悲愤为口殊笔伐，于是藉木子美《遗情书》作导火线，掀起了这场浩浩荡荡的剿狐保卫战。他们大贴婊子破鞋淫乱放荡的标签，封杀漫骂铺天盖地卷来，一切罪过归咎于她们，还把那些色胆包天背着妻子去寻花问柳的男人说成是受害者，是被钩引而误入歧途的，是情有可言的，甚至还遣责她们，为什么在偷情后不为他们保密私隐，这好象用刀杀了人，反说那人撞上了他的刀口。男人被呵护成敢做而不敢为的儒夫，丧失了成年人最基本的承担精神。

　　在这是个精神文化与物质文明不协调的社会，传统陋俗尚未崩析，新的文化体系又没建立，人们在空洞的精神文明口号中过着前所未有的、奇型的、穷奢极侈的生活。这令那些反叛的新女性，几乎无一幸免地在出了本书后就被迫保持沉寂。

　　中国妇联如虚设

　　西方国家的妇女团体，常常在议会、街头展开各种诉求活动，目的是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全方位争取女权。在大陆，由政府设置的妇女机构，从中央到各省市的各级妇联部门从不会站出来，鲜明的打出女性主义旗帜，为姐妹们遭遇了不公而声援，甚至示威抗议；不会为女艾兹病患者、妓女、女囚、女同性恋给予精神和经济上支持帮助，为她们呼吁筹款。

　　湖南省人事厅和卫生厅联合发布的《湖南省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实行办法》第21条规定，女性公务员招考的先决条件是：须检查月经周期、出血量是否正常，有无外阴瘙痒及痛经等情况；在第22条中规定，女性必须“第二性徵发育正常、乳房对称、无包块（肿块）……

　　为合格“。一个招考官员竟大言不惭地说：公务员要择优，就是不仅成绩优，也要身体优，达不到这个标准我们坚决一个都不收。换句话说，若女性想做这份工作，必须天生乳房优美，不能有瑕疵，不能生病。

　　这种“办法”倒比一些老板请私人“秘书”或者找对象来得更直接，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选美更挑剔。这种明目张胆的政府的行为，不仅传承了封建的重男轻女思想，还把歧视女性的层面提到另一个高度，并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湖南省乃至全国的妇联机构却视而不见，没有为那些因此而落选的女同胞们抗争，更不会层层上诉，直至废除这种不为文明社会所齿的陋规。

　　在香港，各级妇女团体常在立法会门前为改变封建习俗示威，要求立法废出，明星未婚妈妈挺着大肚子上电视谈心得，不受歧视，政府和民间妇女组织设有多个庇护所，专门照顾家庭暴力受害妇孺及未婚怀孕少女，为弱势代言；在台湾，女权运动也不让鬚眉，象璩美凤这样无意中做了五级脱星的女人，依然能活跃在政界和娱乐圈。高票当选立法委员的陈文茜，虽然一边乳房因患乳癌已切除（仅此一点在大陆连公务员都不能做），依然衣着性感，不仅在电视报刊网路上议政而且也大谈风流性史。尽管如此，她们仍觉得她们的社会不公，她们无时无刻不在争取女性权益和地位。相形之下，大陆的女性则实在不幸得多。

　　争取女权的道路漫长而艰难，唤醒沉睡中的女性意识有赖全社会乃至整代人的合作努力。大陆已涌现了一批具有浓厚女性主义色彩的先行者，她们在专制和男权的双重压迫下，忍辱负重百屈不扰，谱写了中国千百年来“阴性书写”的新篇章，是中国女性主义重新崛起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