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浦.P.潘


　　当吴伟的网站第23次被关闭的时候，中国西部城市成都的警察用他们自己的站点代替了它。去年夏天的一连几天，当人们想要点开他的民主自由论坛的时候，在屏幕上取而代之的是大红字的信息：“由于这个站点包括非法信息，现要求管理员立即与成都公安局网络安全部胡警官联系。”警官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

　　吴，34岁，一个兼职大学讲师，居住在离中国最南部海岸线几百英里的广州。他没有理睬这个要求，但是遍及中国的用户打电话斥责胡长官关闭这个站点。

　　吴说该长官最终拨通了他的手机，告诉他如果他能够提供可以使警方找出发贴人员的数据，他的网站就可以重新开放。

　　吴拒绝了。他找到了在其他城市的空间商向他出售互联网上个人网页的空间。在关闭5天之后，民主自由网站又一次上线了。

　　在过去的三年里，官方采用关闭、阻塞、黑客或者其他手段使吴的网站无法工作共计38次，以破坏网站致力于讨论共产党视为禁忌的话题，如政治体制改革、人权等问题的努力。然而，吴和他的朋友们总是在被关闭后另找途径重新开办。

　　他们和网络警察的猫捉老鼠的游戏突出反映了互联网成了共产党竭力建立自由经济的同时保留世界上最大的极权政体的唯一挑战。这也表明了可以接受的言论边界的标准在中国是多么模糊不清。

　　毛泽东去世将近三十年，中国人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个人自由，他们无需恐惧私下里经常批评政府。但是随着在互联网上公开自己的政治观点的人数增加，对党治的一个重要力量-控制新闻、信息和公共评论的力量——形成了挑战：共党迅速地监禁了一些人，他们批评主要领导人，或者在某些如西藏、台湾和天安门事件的敏感问题上明确表明不同意见。在中国至少有55人因为网络言论而被监禁。但是其他一些表明相同观点的人却没有遭到惩罚，因为警方有时对跟踪他们没有兴趣，相比执行那些模糊不清的规则，网络服务商经常对吸引人气更加感兴趣。

　　按照官方统计，在中国超过八千万人使用互联网，并且这个数据每过18个月就翻一番。和其他独裁政府不同，中国的统治者选择了促进网络接入，目的在于培养知识型劳动力，刺激经济发展和提高政府效率。

　　然而互联网成了国家媒体中最无法预知和控制的一个。当中国的报纸、广播和电视由国家所有并按照党的命令形式的时候，最受欢迎的网站却由私人拥有，它们受扩大人气的利益驱动并且较少政府审查人员的严格控制。这些网站处在今日中国官方和寻求自由的人们之间壮丽斗争的最前沿。

　　有好几次，这些网站引起了对非正义事件的全国性关注，使得普通人愤怒的发言洪水般在互联网上涌现。在这个公开示威被禁止的国家，政府感到必须对这些网上抗议做出回应的压力。有一个个案，一个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因在警察拘留所中死亡引发的大声疾呼的浪潮，结束了一部长达二十年的使警察拥有拘禁没带暂住证者的广泛权力的法律。

　　由于对这些挑战的恐惧，领导人命令今年严加控制网站新闻。政府也对过滤海外网站的技术进行升级，按照官方媒体的消息，又对网吧安装了新的监控软件。在全国范围内，中国雇用了估计3万人来执行禁止在网络中散播传闻，组织异端或散布“不良信息”的语焉不详的规则。

　　“现在中国自由言论最重要的战场在互联网上。官方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想要压制它。”吴说，凝视着他那有污渍的电脑屏幕，浏览了一番他的网站。“同时我们不断的挑战他们的底线，把他们推回去…现在到了关键时刻。”

　　一个新世界

　　吴是一个整洁的男人，宽阔的方脸，大眼镜架在有点过于低的鼻子上，他说话很快，浓重的广东音。他的小房间里只有一张小床和一张桌子，放着他自己组装的电脑。用来当烟灰缸的塑料杯子放在键盘旁边，唯一的窗子糊着报纸，挡住阳光以免屋里太热。这儿是一个贫民区，离他每周带一节公共管理课的大学很远，距离他妻子工作的工厂更远。但是因为租金便宜，这对夫妻还是选择了这个房间，而且房东给房子连了高速上网的线路。

　　作为党员干部的长子，吴在中学的时候就加入了共青团并且打算大学的时候入党，因为他相信那是中国未来民主繁荣的最大希望。但是作为一个大学新生，他1989年参加了横扫中国的民主示威运动，在天安门屠杀后改变了对党看法。

　　吴对国家机器有他自己的感受。他回忆，在镇压中，官方要求他指出他们学校领导抗议的老师，并且威胁如果拒绝则将他开除出学校。在被质询几天后，吴给了他们一个名字。他立即为此而后悔，并因此决定再也不会如此。

　　毕业后，吴被分配到负责管理地方图书馆和书店的机关。他感到失落无聊，直到1998年一天他的同事向他介绍了互联网。不久后，吴偶然发现了生动地讨论历史、政治和当前问题的BBS.他说，起初他只是读那些贴子，但他被带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2001年六月，一个著名的论坛被关闭时，吴和两个在网上相遇的博士生决定用一个免费的bbs开办民主自由论坛。“我觉得如果我不说出来，我也许永远也不能说了，”他回忆道。他用了“野渡”这个网名，取自唐诗“野渡无人舟自横”。

　　新论坛每天吸引了上百人。吴和他的朋友温和地讨论一些敏感话题，如江泽民主席打算允许企业家入党，西藏的独立和中国是否应该申办奥运。每个周五晚上，用户门聚集在一个在线聊天室实时继续他们的讨论。

　　但是在民主自由论坛开张不到三个月后，官方突然关闭这个网站。既没有警方也没有网站管理者的通知，吴点开他的论坛的地址，在空白的屏幕上看到信息指出网页不可用。

　　吴和他的同事们在另一个免费的讨论站点上建起了论坛，不受干扰的繁荣了六个月。接着，有一天，当一群网友计划会面的时候，国家安全局的人拜访了吴的两个拍档中的一个。他们给他施加压力要求他停止参与论坛的活动并威胁扣留他的博士学位，吴说。这位学生的妻子也和他争吵要求他停止，他同意退出，“我们完全理解他的决定”，吴说，他自己的妻子也曾与他争吵要求放弃网站，“人们必须有他自己的选择。”

　　接下来的六个月，吴的论坛被官方关闭12次。偶尔整个网站都不能显示，其他时间只有他的论坛关闭，取代的是一个信息：“该论坛已被删除。”

　　吴说他并不恐惧因为官方并没有因网络活动而逮捕太多人，而且他也相信他没有做什么非法的事情。“我主要是觉得愤怒，”他回忆道，“我们只有在互联网上有言论自由，但是现在政府连这一点空间也不给我们。”

　　但是，吴开始采取防范措施。当他贴自己的文章时，他使用了能使他通过代理服务器登陆网络的软件，这使得政府的跟踪极为困难。

　　尽管被封，他的论坛不断地吸引新用户。每一次关闭开张，吴用新地址发出大量的电子邮件，并在互联网大量宣传。

　　2002年11月，北京警方逮捕了他的网站上两个固定发贴的作者。那时，吴在图书馆和书店检查办公室的领导批评他在办公室的电脑里保存了“极端反动的文章”，并对他进行留用察看。

　　从建立网站起，吴第一次感到恐怖紧张，他被命令不得离开家。“任何时候，单个的人面对巨大的国家机器时，你总是感到孤独并且虚弱，”他说，于是他离开了互联网。

　　几个月过去了，他网上的朋友逐渐紧张起来。“我们担心他被捕，”牟波回忆说，他是一个在上海的28岁的医科学生，也是他的网站的合作人。但是牟和其他人使网站继续运营。

　　最后，调查吴的警官政府既没有问起他的网站也没有检查他家里电脑管理用的电脑。不过，他回忆到他们检查了他在办公室里从海外持不同政见者网站上下载的文章，这些足以使他丢掉工作。

　　地下生存

　　2003年四月，吴搬到广州以便找一份工作，他决定还是回到互联网。让他惊讶的是，民主自由论坛依然活着。官方在这几个月里没有关闭他，吴说大概警察的注意力都被sars吸引过去。

　　2003年五月，网站被再次关闭。吴和他的朋友改变了策略。他们不再转移到免费的bbs，而是决定注册自己的名称，向空间提供商租赁空间。可以让更多的人同时登录，讨论可以增加话题并更有序。最重要的是，从此以后被官方破坏的时候可以保留副本而不会像以前每次那样再丢失资料。

　　他们给主论坛命名为自由之声并设立了分论坛纪念天安门事件15周年。他们还提供下载，包括禁书和视频音频文件。最近还提供了去年香港大规模反政府示威的纪实电影和根据乔治。奥维尔小说改编的电影“1984”。

　　在网站的一页上，标着“言论自由不是犯罪”，昭示着他们的努力的危险性。它列出了20个因为在网上表达自己观点而被逮捕的人名，包括几个固定发贴人。在他们被捕后，吴从来没有删除过他们的文章。和大多数中国网站的负责人不一样的是，他还拒绝使用一个过滤如“人权”这样的敏感短语软件。

　　十几个遍及10个省的朋友现在在帮助吴和牟。他们有文职人员、电脑程序员、企业家和学者，甚至还有一个政府官员和著名小说家，他们都使用互联网笔名。他们很少见面，用微软免费即时发送消息软件沟通，这可以使他们在线谈话和见面。

　　他们租用网络空间，在中国每月约15美元，新网址2003年6月开始使用。两天后即被关闭。服务商解释说北京的警方命令他们这么做，吴说。

　　吴和他的伙伴们几周后又和一个成都的服务商合作。这个网址保留到胡警官出现的两个月前。

　　随着时间的过去，一个模式形成了。吴用google搜索引擎寻找按月出租网络空间并使用兼容软件的公司。这个过程包括点击链接，他用即时消息联系空间商，他的一个伙伴就用电子划帐方式付款。

　　空间商一般不问什么问题就给他迅速放置到站点上。然后在几周内，就会被关闭。经常会有人警告他警方命令关闭并开展刑事调查。

　　但是只有一次，警方调查到底，并询问了吴和他的同事们。去年九月，江苏省警方拘留了吴的网站管理员，他和最后一个空间服务商联系过并付款。大约在同时，国家安全部的警官拘留了另一个网站管理员。

　　吴和其他人做了最坏的打算。他们停止向空间商租赁。他们销毁了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和朋友的私人信件和会议记录。

　　在等待的时间里，吴开始重新读已经关在监狱里的不同政见者的文章。“这是最紧张的时候，”他回忆说，“我们已经失去好几个网友，我们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接着他的两个合作人被释放了。几天几星期过去了，没有敲门声和其他人被捕的通知。最终，吴和他的朋友认为他们安全了。他们又开始向空间商租赁空间。

　　躲避警察

　　随着时间推移，吴和他的同事们发现了一连串的令人惊讶的关于关闭网站的结论。

　　首先，空间商在警察介入前似乎并不在乎。国家的法律要求空间商要监视他们负责的网站，保存访问者的数据并确保论坛在政府注册过。但是这些空间商对争取人气更加感兴趣而不是监视他们。。

　　警方的行为也有一个模式。可以通过空间商提供的和经常使用电子数据追踪到吴和他的拍档们。但是他们似乎并不感兴趣。警方和空间商在同一城市，他们很少能够得到授权。

　　对官方来说迅速关闭网站也很容易。任何人要新的网址吴都会给。但是网站却能在警方行动前开放好几周。

　　“党也并非铁板一块，”吴说，“警察总是觉得‘能不惹麻烦，就不惹麻烦。’没有人愿意总是伤害老百姓。”

　　相比起监视互连网来，许多政府官员似乎对互联网带来的利益更为关注。举例说，规范网吧的行动磕磕绊绊，因为地方政府经常在网吧管理者没有记录客户名字和安装监视软件的时候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他们交了税和费用。

　　“我们这样的老鼠越来越多，但是猫们，由于种种原因，对他们的工作没有兴趣。”吴的一个合作伙伴说，她是一位帮忙在管理上海帐务的女性。另一个拍档，南京的电脑技术员补充：“猫都忙着挣钱了。”

　　“我们不会停止”

　　吴说他没有办法和政府资源或者它可用的高技术竞争。例如，当他去年打算在海外的服务器上建立网站时，官方就过滤了网站使得中国的用户无法看到。但是吴说他和他的朋友们更加忠于自己的理想。

　　12月，他们的战斗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们组织了第一次网上请愿。吴起草了一份公开信要求释放杜导斌，他是因为发贴支持香港去年的示威活动，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被逮捕的网站固定发贴人。“这是一个因言治罪的典型，”吴写道，敦促政府解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并停止用它“压制持和平批评意见的人们”。

　　吴征求了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和法律专家的意见以完善这封请愿信，然后在二月一日将它贴在网上。警方反应迟缓，此信迅速得到1400个签名。

　　大约两周后，吴注意到有人删除了网上请愿书的网页。接下来人们很难登录到网站的其它网页。提示显示文章不可访问，因为包含“非法字符”。有些提示信息表明“共产党”是一个非法字符。

　　2月19日，网站被关闭。服务商说是按照国家安全部的命令行事。从三月初起，网站开关了不少于5次。

　　“我们不会停下来，”吴坚定地说，“几天后还我们还会再开始。”

　　译自华盛顿邮报转自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网页/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