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歧途的中国改革——兼谈改革顺序和道路之争

徐水良

    一

    过去许多人存在的糊涂认识和幻想，就是以为中共进行了经济改革，而经济改革将导致政治改革，幻想中共主动进行政治改革。

    其实，中共始终顽固拒绝政治改革，拒绝政治改革为经济改革开路、指导经济改革，保证经济改革正确方向和社会公正的正确改革顺序和道路。

    中共的所谓经济改革，不过是中共官僚，贪官和太子党，利用自己的专制权力，对国家和人民进行疯狂的掠夺。这不仅不是真正的改革，相反，某种程度上恰恰成为对历史的反动。这种经济改革，不仅没有促进政治改革，相反，这种“改革”越深入，既得利益的官僚越是害怕和反对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阻力就越大，渐进的政治改革也就越困难。这种情况发展到现在，余下的政治改革途径，几乎只剩下全民起义一条道路。未来民主政府面对中共这种“改革”留下的烂摊子，要收拾残局，纠正错误，需要花费巨大的力气。在某种程度上，其难度，远远超过从没有进行改革的基础上，全新起步的难度。

    由于中共犯下的滔天罪行，大陆老百姓一直强烈要求改变。中共则始终作为反对改革的阻力而存在。只有他们在阻挡不住，迫不得已时，才不得不一定程度接受老百姓的要求，或被迫承认老百姓自发进行的改革。例如中国农民始终强力反对中共的合作化，和中共专制的“集体经济”，不断进行“大包干”试验。中共领导，包括邓小平在本人，开始时是全力反对，后来则是强力限制，例如邓小平曾经强力规定大包干范围不得超过10%.后来阻挡不住了，并且大包干的效果人人都无法否定，无法抹杀了，最后才被迫承认农村大包干。

    由于老百姓的反对和客观实际的惩罚，中共不敢再坚持毛泽东捆住人民手脚，不让他们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聪明才智，创造社会财富的做法，不敢再坚持毛泽东三天两头心血来潮，任意制造混乱，毁坏社会财富的做法。不得不一定程度放开老百姓的经济自由。中国老百姓利用这点可怜的自由，充分发挥华人突出的勤劳和智慧，医治经济创伤，创造经济奇迹。而中共则把华人，把中国老百姓这种功劳，攫为己有。事实上，中共官僚和太子党在这中间的作用，只是对国家财产，对人民创造的财富，进行掠夺，并且依靠牺牲民众利益，制造巨大的贫富差别，使自己一夕暴富，使民众陷于贫穷和被支配地位，从而创造出空前的腐败和畸形的繁荣。

    除了老百姓主动进行或主动要求，中共被迫允许的改革以外，中共自己主动进行的所谓“改革”，完全不是真正的改革。而是官僚和太子党以“私有化”，商品化等等各种名义，对国家和人民的抢劫。而伪改良主义鼓吹的理论，从“告别革命”，到“中产阶级”理论，到全盘私有化、全盘商业化等等的各种各样的理论，为官僚、太子党解除革命压力，稳定政局，为他们的大掠夺大抢劫鸣锣开道，成为官僚太子党的真正喉舌。官僚太子党们自己，则需要掩掩遮遮，打起“社会主义”的遮羞布，因为他们的行为实在太见不得人。这样就产生了中国改革中似乎是奇特的现象：大肆侵占掠夺的人，避谈侵占掠夺，官僚太子党的喉舌不是他们自己；他们的喉舌，恰恰是表面上开明，甚至表面上反对官僚专制的伪改良主义者。这些伪改良主义者，留在体制内的，得一点官僚太子党的残羹剩饭；在体制外以异议人士等面目出现的，往往是在中共长期专制统治下失去血性，变得颇为温和，期望进入体制内，幻想中共开恩，走没有风险的爬行改革道路。充其量是一些伪精英。

    二

    以不同的理论为指导，就会产生不同的改革道路和顺序。

    人类历史上，以资本主义为例，在英国，是先有政治革命，即清教革命和光荣革命，然后才逐步产生适应后来资本主义的自由社会和自由经济关系，然后在解放思想，空前思想自由的条件下，发展科学，几十年以后，产生牛顿力学。牛顿力学逐步转为技术，再过一百年，产生工业革命，然后才产生现代产业和现代生产力，产生现代工人阶级。这与经济决定论先有生产力，后有生产关系，再有其他经济关系或“经济基础”，最后才产生政治革命的教条是完全相反的。

    就美国说来，美国革命（独立战争）比英国清教革命迟了一百几十年，但当时全世界产业革命还没有开始，或者仅仅是萌芽，美国全国都是农民，没有产业工人，同时还有奴隶制度，生产力仍然不比中国鸦片战争时期先进。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关系，以及产业革命和产业工人，是在独立革命，建立民主制度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其中奴隶制度到南北战争时才废除。几乎所有的历史事实，包括下文将要论及的苏联东欧变革，都说明，先有政治革命，或政治改革，后有经济变革，然后才产生相应的阶级（如产业工人，中产阶级等等）。

    三

    去年我在纽约见到从“四五”运动开始，长期研究中国民运的国际人权人士罗宾先生，民主墙时期他在中国。他告诉我，当时他对中国民运最注意的是两个人，一个是笔者，一个是天津的一个老先生。

    天津这位老先生，是一位颇有思想深度和独到见解的老人，也是当时民运中年纪最大，很受尊敬的一个。可惜1980年就去世了。但我与这位老先生，恰恰代表了民运中对于改革问题的两种不同的思路。

    由于改革首先是由民主墙和民办刊物异议人士鼓吹的，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也是首先在民运中开始的。

    由于时间太久，我只是比较模糊地记得这位老先生的一部分理论。记得他的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足，没有成熟，搞社会主义革命是太超前，走得太快，因而要搞资本主义补课。并提出“人民资本主义”的概念。由于当时全中国的理论界，都受马克思主义的束缚，包括绝大多数异议人士，因此这种理论，很快为绝大多数异议人士和有自由独立倾向的知识份子，自由主义人士所接受（包括后来的李慎之先生等），成为大多数异议人士和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思想基础，后来也成为官方一部分改革派的思想基础。后来伪改良主义的一系列理论，例如救亡压倒启蒙，革命压倒改良，革命只能产生专制，改良才能产生民主，反对革命，“告别革命”的理论；必须先搞经济改革，后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必然导致政治改革的理论；必须发展“中产阶级”，依靠中产阶级，才能实现民主的“中产阶级”理论；及到全盘私有化，全盘商业化的理论等等，都是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中共官方全力打压民运异议人士，但他们的改革理论，往往是从异议人士那里剽窃过去的。官方自己的理论，仅仅是邓小平没有理论的“理论”。包括向纳粹民族或国家社会主义靠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现官方无知无能，违反当代系统科学、和古人“凡事预则立”古训的低俗实用主义“模论”，“猫论”等等。此外还有“让包字进城”等等可笑东西。笔者自1970年代初投入民主运动，一开始就是集中谈政治制度的改革，讲反对特权制，官僚制，等级制，专制制，实现自由民主制度。民主墙时期的许多文章，也都坚持政治改革优先的思想。后来农村搞大包干，我曾经写文章认为，这是中共拒绝政治改革的条件下，农民唯一可能的选择；但如果有政治改革开路，农村的改革本来应该搞得更好。1984，1985年我写文章批判“让包字进城”，认为这不可能解决城市问题，主张以政治改革来解决城市问题。及到1997年底发表的《中国改革简纲》，主张除应急措施外，暂停经济金融改革，先搞政治改革，以五年时间开放自由，以五年时间实现民主。待政治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再开始经济改革。这里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防止经济改革变成官僚掠夺侵吞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我们之所以一再坚持政治改革优先，一是为了创造进行经济改革的政治条件；二是为了保证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正确道路和正确策略，三是为了保证社会公正。在专制条件下，经济改革，尤其是私有化，可能变成官僚对国家和人民的掠夺，这是我们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一再预先预见，并指出了的。

    四

    东欧苏联菲律宾印尼等等的变化，尤其是苏联东欧的变化，进一步使伪改良主义的种种谬论，为当代的现实所否定，使这些理论遭到彻底破产。它们走的是革命道路，不是英国、美国的武装革命道路，但他们与英国美国一样，走上了民主道路。也就是说，革命往往走向民主，而不是必然导致专制；改良，不一定导致民主，有时也往往导致专制，例如伪改良主义津津乐道的日本改良，导致的是君主专制的军国主义，还有希特勒，马科斯的改革，也是导致专制。苏联东欧革命初步实现民主改革后，经济改革才在政治改革指导下开始，而中共的伪“经济改革”进行了二十多年，政治改革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阻力越来越大。当今之计，就是要尽快结束歧路，转回正确轨道。而要这样做，必须尽快进行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先行，带动社会和经济改革。由于中共出于一党专制的私利，顽固拒绝政治改革，中国人民只能抛掉幻想，全民觉醒、全民起义，结束中共专制，建立民主中国。

2004-9-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