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另一个来源

程映虹


    最近一期的《开放》杂志上金钟先生发表了一篇关于反右的文章，其中提到一个细节：当年北大和清华学物理的学生中，右派的比例高得出奇，北大三分之一的右派学生是物理系的，清华技术物理系一半学生是右派。金先生为此问过北大当时最有名的右派学生(也是物理专业的)谭天荣，谭说：这是因为物理系的学生喜欢刨根问底。为什么物理系的学生喜欢刨根问底呢？谭先生说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学的是数理逻辑，受的思想训练比较严格。这就是说这种思想训练容易和共产党的教条发生冲突。

    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因为它补充了一个通常被忽视的独立或者自由知识份子的思想来源。1957年和中共发生冲突的知识份子中，一部分人是在旧中国受到传统和西方教育，另一部分人是共产党自己培养起来的、在1949年以后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这后一部分人在政治思想上的演变比前一部分人更值得研究，因为他们并不是通过和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密切接触，或者甚至有在西方生活的经验而完成这种思想转变(虽然这种西方理论仍然非系统地反映在一些“内部”出版的书刊上)，而常常是通过个人经历。这种个人经历可以是对所谓社会主义新社会的真相的认识(例如党内的残酷斗争，农村的普遍贫穷，社会上的阶级歧视和政治特权)，可以是通过对共产主义革命历史真相的了解，也可以是通过自己的思想探索，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阅读。在逻辑和知识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当然是四卷毛泽东选集所无法比拟的，也比列宁的要多一些说理的成份和思想性。在当时，这几乎就是年轻一代寻求真理的知识份子的全部思想来源了。

一，科学与马克思主义

    但是，谭先生的话告诉我们：在所有这些来源之外，中国1949年以后独立知识份子还有一个思想来源，这就是科学真理和科学训练。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毛泽东思想更不是科学，但它们都自命为科学，还要指导科学，这就和真正献身于科学的人们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在50年代上半期中国生物学家对苏联李森科学派的斗争中已经有了表现，但这种冲突更深刻和持久地表现在中国物理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怀疑和反抗上。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物理是一门特殊的科学，物理学中的微观和宏观部分，即基本粒子理论和天体物理，尤其是宇宙学，接触的是物质世界的起源和基本结构，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门。

    马克思主义和别的意识形态相比，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它的政治和社会分析归根结底并不是建立在对人和社会组织的行为分析上，而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宇宙观”之上。这种宇宙观由一套简单而清晰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组成：世界的本源是物质，物质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物质内部充满矛盾，这种矛盾就决定了物质是运动的，这种运动是有规律的，可以被人的认识所掌握的。物质的存在是无限的，它的运动也是无限的，时间和空间都不过是物质运动的表现形式。因为物质和运动都是无限的，所以时空都是无限的，宇宙在宏观和微观上都是无限的。

    这套原则据说揭示了宇宙的根本规律，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想都统一在这套规律之下。因此掌握了这套规律的人不但能解释社会，也能解释宇宙和自然。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各派掌门人都不但以政治家自居，更自命为哲学家甚至科学家。马克思主义这种自命的宇宙普遍真理说，早期反映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上，他写的就是古希腊的原子论，后来他和恩格斯有一个不成文的分工，自然科学由恩格斯负责，所以恩格斯有《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列宁有《哲学笔记》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种宇宙观晚期可以说表现在秘鲁恐怖主义共产党“光辉道路”的领导人身上。“光辉道路”的两个主要领导人都是大学教授，主要领导人古兹曼号称“安地斯山的小毛泽东”，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康得的空间理论，他本人文革早期在中国接受过训练。“光辉道路”的另一个领导人卡瓦塔也是一个哲学家，在他们给学生讲课时，都能在半个小时之内从宇宙起源讲到人类社会的阶级矛盾。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哲学思想的深度和复杂性上，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后来的毛泽东古兹曼之流没有区别，而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原初理论中就已经包含了毛泽东思想和古兹曼主义的基本元素。

    毛泽东号称对自然科学有三大兴趣：宇宙演化、基本粒子和生命起源，涉及的都是最根本最深奥的科学。但他自然科学的底子不要说和恩格斯，就是和列宁也无法相比，大概勉强只有初中水平，而且毫无系统。但就是凭着他对唯物辩证法的坚信，他从1955年起就教训中国科学家，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宇宙是无限的，“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六、七十年代他的这套“无限可分论”成为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即不断寻找对立面，不断发起运动和斗争的“科学”根据。因为在毛泽东看来，说到底，如果宇宙的根本秩序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那么文化大革命和“过七、八年再来一次”就是合理的，对于当时当下而言是动乱，放在整个宇宙秩序中却是和谐。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想这三者都服从同一套规律。毛的这套“宇宙论”信念貌似科学，实际上不过是所有前现代统治者从神秘的宇宙秩序和巫术信仰出发为自己的统治寻找合法性的现代翻版，是二十世纪的甲骨文和“天命”论。然而直到今天，新老毛主义者还津津乐道于毛泽东的“科学预见”。

    因此，在所有的自然科学学科中，物理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最密切，或者说最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的。从这个角度出发，不难理解谭天荣所说的“追根究底”是什么意思。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学物理的大学生中有这么多右派。当然，物理专业的学生当时成绩最好(尤其是清华技术物理系的学生，当时是挑选出来造原子弹的)，因此思想和个性相对独立的人比较多，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二，方励之现身说法

    更有说服力的是方励之先生的事例。在我最近对方先生的访谈中，他告诉我，他最初就是通过科学开始怀疑官方意识形态的。方先生于1952年到1956年在北大物理系读书，当时教科书都是从苏联过来的，其中有一本是由苏联著名基本粒子物理学家布洛金采夫写的，书本身还可以，但前面的一章序言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说教和对西方当代科学家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哲学理论的批判。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方先生发现了被布洛金采夫所批判的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海森堡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是针对布洛金采夫的。海森堡的大意是说：布洛金采夫写了那么多页，就是为了证明列宁的一句话是对的。方励之说，这句话对他思想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因为本来任何学物理学到一定程度的人，都会觉得列宁说的那些没有道理，列宁在他的《唯批》中对另一个奥地利物理学家也是哲学家的马赫的批判是乱扣帽子。但是如果没有碰到这么一个一针见血的批判，可能这种怀疑和不满就难以达到彻底否定这种教条的程度。

    方励之先生说，当时在北大的学生和北京的物理学家中有和他类似看法的人不少，但对问题感受的深刻程度不一样。方先生后来在反右中丢掉了党籍。到了70年代初，以他为首在中科大物理系形成了一个志愿成立的天体物理研究小组。今天的很多中国人也许很难相信，在毛泽东年代，尤其是文革时期，参加一个非官方的研究天体物理的小组是有政治风险的，研究宇宙论也是如此。因为到60年代末，在西方天文学中，越来越多的观测资料都倾向于宇宙是有限的结论，尽管这种结论并不是最终真理，也可以有不同的模型来表达。于是研究天体物理和宇宙学就免不了要碰上这个直接挑战马克思主义命门的问题。很多物理学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不愿意研究宇宙学。但科学家的责任感驱使方励之和他的同道投身于这项研究。方先生说，当时他并非有意要挑战官方的宇宙学论断，但问题是他要做研究，要做研究就没法不去碰那些教条。他们的研究不久就和四人帮在科学领域的代言人，上海的“李柯”和《自然辩证法杂志》发生了冲突。《自然辩证法》发表了大量文章批判天体物理学中的“异端”，甚至还“邀请”方励之等参加“讨论”，引诱他们暴露观点。但是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大学和南京天文台等地科学家的支援下，方励之等人对宇宙论的研究一直坚持了下来，这在“四人帮”严密控制下的思想界是一个奇迹。当然，从根本上来说，在70年代，思想控制再严酷，也不可能达到否定那些被天文学界用科学方法观测到的资料的程度，就象教会在四百年前也不能否定用望远镜看到的宇宙现象。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真理和观测资料成了思想异端的庇护所。

    方励之(还有后来的许良英)等人与马克思和毛主义宇宙论教条的战斗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后期。直到1986年，胡乔木还专门写信给北京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对这份杂志发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宇宙无限“的文章兴师问罪。可笑的是，无论是四人帮还是后来的毛主义左派，都把为了坚持宇宙无限的信念而被教会烧死的布鲁诺抬出来为自己辩护。但事实上，在科学的发展已经提供了相反证据的时代，在共产党中国和苏联，正是那些认为宇宙有限的科学家成了英勇无畏的布鲁诺。

    以方励之和许良英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科学家，是中国自由知识份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80年代为自由民主的大声疾呼(其高峰是1989年2月致中共的公开信)正是建立在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用信仰压制科学、威逼科学为信仰服务的痛切认识上。而这条重要线索，正是发端于50年代中期，在反右中初露头角。因此，科学(包括科学知识、科学训练、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和宪政、法制、人权、自由市场和私有制等等一起构成了今天自由主义的思想阵营。这条线索之所以重要，更在于它从根本上推翻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统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我们今天回顾反右的历史，回顾1949年以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艰难成长的历程，不应该忽视这条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