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虹桥”的坍塌彩虹桥原是重庆市綦江县的一座钢结构拱桥，前几年的一天突然瞬时坍塌。在桥上行走的四十个人，非死即伤。对于彩虹桥的隐患，虽也有过微弱的警告声音，但没有人会相信。“哪会呢？刚才还有车辆行人从桥上走过呢。”于是彩虹桥终于没有任何预警地坍塌了，使它成为寿命最短的桥梁。决定的因素是，彩虹桥的内部结构坍塌前已不为人知地达到了破坏极限，即使没有四十个行人走过，一阵从天空落下的风也会使它坍塌。

当彩虹桥坍塌时，瓦茨拉夫哈维尔先生正担任捷克总统。他并不知道什么彩虹桥，自然也与彩虹桥的坍塌没有任何关系。但他在担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之前十四年，即已预见到那座社会主义捷克的“彩虹桥”终有一天要坍塌，而这个结论却是通过他对当时捷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进行了精辟分析之后得出的。历史的演进证明了他的分析是正确的，他的发现堪称20世纪社会科学的一项伟大成就。

哈维尔称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苏联坦克碾碎后的捷克为“后极权社会”。但捷克不过是当时苏联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一个有着独立地位的国家，而是一切听命于“苏联老大哥”并为其控制，因此这个“后极权社会”并不是捷克的独立存在，而是当时整个苏联集团的状况。就是说，哈维尔关于“后极权社会”的发现，不仅适用于捷克，适用于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而且也适用于控制着这些卫星国的宠然大物苏联，后来整个苏东集团在短短的时间内发生的演变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后极权社会与后极权主义后极权社会的涵义是“后期极权社会”，在前面与它相区别的是前期极权社会，在后面与它相对的则是一个民主的、多元的和开放的社会，例如今天的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

20世纪前期极权社会的创立者是列宁。前期极权社会的特点一是全面而严格地控制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这种控制远远超过资本主义以前的君权专制制度；二是它有着远大的越出一国范围的世界性的目标，要发动世界革命，要解放全人类，要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妙理想；三是它有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高居于全社会之上，作为自己行动和目标的指导，认为自己已掌握了历史的规律，有能力控制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能制定出完善而正确的经济计划，战胜一切困难后实现自己的最终目标，因此这个社会的领导集团也理应始终高居于社会之上。特别是，在整个过程中，伟大的领袖和英明的党是不会犯任何重大错误的，因而不容许任何越界的批评甚至怀疑。它只容许一种批评，即专制得还不够，统治得还不严密，谦虚得有些过份等等。

前极权社会比之后极权社会是意气高昂充满了信心的，它敢于公开自己的主张，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它敢于公布事情的真相，敢于在报刊上和不同的意见公开论战，把论敌的文章公开发表或出版。不仅像列宁这样的最高领袖坚信其目的的正当性，他的同事、干部和党员们大多也都有这类坚定的信心和意志，而且相当数量的群众也都接受其意识形态的真理性，相信领袖和党为他们描述的目标，并把一切不择手段、不计代价的行为理解为实现伟大目标的必须，而所有的挫折则反映了道路是曲折的必然。另外，前期极权社会是富于进取精神和创造活力的，而且其中不乏个性鲜明的人物。

从前期极权主义到后期极权主义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这种演变首先从上层开始，甚至首先是从最高统治者开始的。前极权主义之所以演变为后极权主义，除了它在世界观和理论体系上的缺陷，突出的问题是过分强调手段（如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从而使手段转化成了他们自私、近视和猥琐的目的。斯大林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屠杀大迫害，连他自己也不相信那许多受迫害的对象真的是什么要复辟资本主义。他的鹰犬们对像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这一批党的第一代领袖人物做工作说：为了党的事业和共产主义目标，党需要你们承认自己反对党和企图暗杀斯大林同志，以便更好地和资产阶级敌人作斗争。手段是为目标服务的，但斯大林的目标却绝不是什么共产主义，而是为了独揽一切权力。布哈林这些人把自己的冤死同共产主义目标联系起来则只能看做那些昔日的共产主义者精神崩溃的表现。从大镇压开始，苏联上层已开始进入后极权状态，他们不再相信自己拥有伟大而光明的目标了。

捷克这些卫星社会主义国家的遗传基因来自苏联。尽管当1948年捷共开始掌权时苏联上层早已不再相信什么共产主义，但初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捷克的领导人和革命者仍然要经历从前期极权主义到后期极权主义的生命历程。哈维尔在《故事与极权主义》一文中写道（1987年）：“195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有装满好几万无辜人们的巨大集中营。与此同时，建设工地充满着好几万青年积极分子，他们具有新的信仰，唱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歌。那时有拷打，枪决，穿越边境戏剧性的追逐，密谋。与此同时，颂词正在写给首席独裁者。共和国的总统为他的亲朋友好签署死亡许可证，但是你有时仍然可以在街上看到他。”

但是经过了1968年苏联和华沙条约成员国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前极权主义的面纱被撕破了，于是很快地，情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种转变使捷克从原初的极权社会迅速进入后极权社会。

过去的20年，捷克斯洛伐克几乎可以作为图解一种发达的、后期的极权主义制度作用的一本教科书。革命的精神和恐怖已经由沉闷的惰性，受托词支配的小心谨慎，官僚主义的不负责任，和无意识的、照章行事的行为方式所取代，所有这些的惟一的目的就是要将社会逐渐变成现在的模样。

狂热者的歌声和受拷打者的呼叫声不再被听到，无法无天已经装出温文尔雅的样子，并且从拷打室搬到没有个性的官僚们装潢一新的办公室。如果共和国总理终于在街上被看到，那么他是躲藏在呼啸着开往机场的轿车防弹玻璃后，去会见卡扎菲上校。

哈维尔的相反发现对后极权主义的否定通常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用民主、人权、市场经济的理想和理论批判后极权主义的专制、肆意侵犯人权和权力控制下的计划经济模式。于是替极权主义辩护的先生们说：历史是有规律的。皇权专制固然不符合关于民主、人权的理想，但是它存在了两千多年。这恰好证明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于是借口理想来否定极权主义的企图便轻易地遭到失败，政府对他们的压制和打击也常常得到许多民众的理解而畅行无阻。

第二种否定前进了一步，不是用一种思想、理论来批判现实，而是用一种事实和另一种事实做比较。通常是用西方的民主、人权等现实成就来否定后极权主义的种种制度弊端。这种否定从两方面受到辩护者的消解：一是西方制度也是有缺陷的，这可以举出大量的个案来证明，而我们的目标则是要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的一切弊病，建立一个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形态。我们社会的种种弊端恰是旧社会的遗留和资本主义影响的产物，因此我们不能走西方的老路。二是我们有自己的民族特点，绝不能照搬西方模式。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我们定会创造出超过西方的社会制度。当共产主义的实验失败后，民族主义就上升为后极权主义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之一。

哈维尔的发现与上面两种思路相反。他不是通过高尚的理想和另一类事实从外部去否定后极权社会，而是深入到极权社会的内部结构中，观察它、研究它、解剖它，分析它的矛盾，指陈它的演变，最后得出这种社会由于自身生命之不可抗拒的逻辑，必然要走向崩溃、解体或者安乐死的结论，后者在捷克、波兰等国发生时，被称之为“天鹅绒革命”。

在1968年华沙条约国对“布拉格之春”进行镇压后，如同历史上每次社会振荡之后一样，人们又回到他们日常的劳作中，因为他们要活着，为了他们自己。“他们投身于巨大的生产定额，完成或超额完成它们；他们像一个人那样投票，一致地选举某个推荐给他们的侯选人；他们在各种政治组织中活动，参加会议和游行；他们宣称支持他们应该支持的每一件事情。没有地方可以看到对于政府所做的任何事情持异议者的迹象。”

但是哈维尔在《给胡萨克总统的公开信》中问道：“所有这些是否进一步巩固了您的成功，完成了您的小集团所制定的任务——它们赢得了社会的支持和稳定了这个国家的形势？”

从官方的统计数字和表面上看，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一个全都联合起来的社会给予其政府以全部支持。”但对不带偏见的观察者来说，其回答则是：“他们被恐惧所驱赶。”

“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因为恐惧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青年人入团并参加不管是否必要的活动；在这种畸形的政治信誉的制度下，因为恐惧他的儿子或女儿是否取得了必要的入学总分，使得父母采用所有义务的和”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次被要求的事。因为恐惧拒绝的结果，导致人们参加选举，给被推荐的候选人投票，并假装他们认为这种形同虚设的走过场是真正的选举；出于对生计、地位或前程的恐惧，他们不得不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至少保持沉默；是恐惧使得他们经历自我批评、赎罪、不光彩地填写一大串丢脸问题的令人羞辱的行为。”“因为恐惧被从正在进行的工作中驱赶出来，许多科学家和艺术家效忠于他们事实上并不接受的观念，写他们不同意的或明知是虚假的东西，参加官方的组织和参与他们认为是几无价值的工作，歪曲和删改他们自己的作品。”但这种恐惧并不是针对个别人的特殊案件才发生的，而是“对于一种持久的、普遍存在的、危机的集体意识或多或少的分享”，是一种对外部环境的适应，一种自我保护的有效手段。

“恐惧并不是当前社会结构中仅有的建筑材料。然而，它是主要的、基本的材料，没有恐惧甚至连表面的统一、纪律和一致亦不复存在，断言我们国家可以获得稳定局面的官方文件即基于此。”

前期极权主义威胁人们的主要形式是逮捕、审判、拷打、没收财产、流放、死刑等等。后极权主义的压制采取的却是更微妙更精致的形式，“转向生存压力的领域”。尽管如此，“问题的核心并没有改变”。

后极权社会使得任何个人“本质上都是十分脆弱的”。“每个人都有东西要失去，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担忧。一个人可能失去的东西的范围是广泛的，包括处于统治地位的人享有的各种各样的特权。”最恭顺的劳动者，“可能因为在一个会上或酒吧里说出他头脑中所想的而遭到残酷的惩罚。”

之所以每个人都处在生存的恐怖中，因为政府已经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没有一个人在生活上可以免除匮乏，因而也就没有一个人的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生存基础是有保障的，从而也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充分享有免除恐惧的自由，包括那些当权者。

生存的压力源于制度这种笼罩着一切人的生存压力，来源于对一切人产生生存压力的制度，这种制度则得到“这种权力结构的腹地的支持”，国家警察全面地、粗暴地、无所不在地控制着整个社会，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国家权力像蛛网一样覆盖着全社会，以致没有任何人可以向其挑战，同时头脑最简单的公民又都能清楚地意识到它的存在，感受到它“每时每刻沉默的在场”，并把自己的行为、言语最后是思想调整到这张蛛网容许的范围。“十分突出的事实是，国家警察可以在任何时候干涉一个人的生活，没有他反抗的任何机会；可以充分地剥夺一个人的生活中本来的和可靠的方面，将其转变为没完没了的伪饰。”

因为每个人，不管是普通老百姓还是政权机器上的齿轮和杠杆都不得不生活在恐怖和虚假中，结果使伪善上升。“那些忠诚地相信官方广播所说的一切和无私地支持政府权威的人比以前更少。”在这种制度下，自私成为生活的唯一动力。“在近代很少有像这样一个社会制度如此公开和厚脸皮地给这些人提供领域：什么能给他们带来好处便支持什么事情；在追逐权力和个人目的的时候准备做任何事情，没有原则，没有脊梁骨；乐于接受任何羞辱，随时打算为了一个巴结当权者的机会而牺牲他们的邻居和他们自身的忠诚”。而腐败则存在于所有形式的公务员中，“他们公开地愿意为任何事情接受贿赂”，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蔓延开来。

从某种意义上，人们都公开地被贿赂，用他们被剥夺的权利来贿赂他们自己。“如果你在工作中接受这样或那样官方的位置——当然，不是作为为同胞服务的一种方式，而是为领导服务——你将得到这样那样的好处。如果你入团，你将被授予某种权力和接近这样那样的招待会。作为一个创造的艺术家，如果你参加官方机构，你将得到这样那样的创作机会。想想你在私下的情况，而一旦你和别人取得一致，克制住不要去制造麻烦，压抑你对真实的兴趣，使你的良心保持沉默，大门就会为你敞开。”

其结果是人心的普遍冷漠，不仅对超出个人生活之上的真理、正义失去信心，而且对这种制度的支持也持冷漠态度，仅仅成为一种例行公事。“绝望导致冷漠，冷漠导致顺从，顺从导致例行公事的表演。”所谓“群众性参与”的实质不过如此而已。“所有这些制造‘正常’行为的概念是一个本质上深深悲观厌世的概念。”

有利于当权者的社会注意力的转移一个人越是（对社会）彻底放弃任何全面转变的希望，放弃任何超越个人的目标和价值，或任何对一种“外在”方面发挥影响的机会，他的能量就转向阻力最小的方面，即“内在”。今天的人们一心一意想着他们的家庭和房子，他们在那儿找到安息，忘掉世界的愚蠢和自由地体验他们的创造性才华。他们在自己的房子里布满各种用具和可爱的东西，他们试图改善他们的住宿，他们为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愉快，修小别墅，照料自己的小汽车，将更多的兴趣放在食物、穿着和家庭舒适上。简言之，他们将兴趣转向他们私人生活的物质方面。

而当权者则“欢迎和支持这种转向私人领域的能量的溢出。”“为了平稳地操纵社会，社会的注意力被故意转向自身，即脱离对社会的关怀。通过将每一个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仅仅对消费品的兴趣上，是希望使他没有能力意识到在他精神上、政治上、道德上日益增长的被侵犯的程度。将他缩减成一个初级消费品社会的各种观念的简单容器，是打算将他变成复杂操纵的顺从的材料。”政治参与的自由和精神发展的自由被代之以随意地选择某一种洗衣机和电冰箱的自由。于是在一种深度的道德腐败中，生活必然地陷入一种生物学的、蔬菜的水平。

但是生物学的、蔬菜的水平是人之作为人所能跌落的谷底。因为人不是蔬菜，人之区别于其他动物在于人有思想。西方的哲人说：“我思故我在”；中国隋朝的思想家王通先生说，人是宇宙间认识的主体，而非以“圆颅方趾”的外部特征与其他动物相区别。于是后极权主义压制的重点必然导向对文化的压制，用中国文革期间的语言，就是“在各种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专政”。

“在全面控制社会、压制不同精神发展的地方，通常首先要压制的是它的文化”，“因为文化是一种固有的对抗‘精神’操纵的现象。”而对于当权者来说，仅仅认同他们在特定时刻“需要”的“真理”，他们也只认同宣传这种“真理”的自由。

但真理只有在一种真诚的求知气氛中才能繁荣发展，而在一个权力控制的利害关系气氛中，文化只能蛰居于“精神不育的，原则僵化的世界中，其刻板不变的信条必然导致无信条的专制主义。”而这个“禁止、限制和秩序的世界，是一个文化政策首先意味着文化警察力量操作的世界。”

关于成百上千的被禁止的书籍和作家，成批的被肃清的期刊；关于删掉的出版计划和剧场节目及切断所有知识分子团体的联络；关于对展览厅的掠夺；关于在这个领域中实行迫害和歧视的荒诞不经的做法；关于解散所有原先的联盟和无数的学术机构及它们被一些傀儡所替代，而这些傀儡由放肆的狂热者、声名狼藉的野心家、不可救药的懦夫们，在普遍的空虚感中急切地抓住机会的不够格的暴发户所操纵。

文化的本质，它的灵魂是“人的因而也是社会的自我意识”。但在警察力量操纵下，文化的本质在总体上被阉割了。只有那尚未意识到人自身和社会处于奴役状况的表面文化才会被当权者容忍。“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一个好的演员被禁止，主要是因为他太好了。”

人之所以为人，并不仅仅因为他“活着”，灵魂、精神被阉割使人不再成为人。人类社会也是具有自身生命的有机体，也有自己的精神和灵魂，这使它区别于动物界。对文化进行压制、取缔和阉割的后果却是人们无法预知的。

这样一种杂志强迫性的取消——譬如说，一个有关剧场的理论性评论刊物——并不仅仅是它的特定读者的衰竭。甚至不仅仅是对戏剧文化的严厉打击，它同时并从根本上，是对于一个特殊器官的取消，在多种营养（这种营养将生活维持在多层次有机体的水平之上）的循环、交换和转换的意义上，这是一种难以准确描述的干涉。这是对有机体内部进行的动力过程的一种打击，对它的许多功能平衡地相互作用过程的一种干扰。正像长期缺少一种维生素（在数量上仅仅是人类食物中可以忽视的一小部分）可能使一个人生病，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失去这个刊物对社会有机体的影响远甚于粗粗的一瞥。更何况失去的不只是一本期刊，而是全部。

这样的文化阉割不仅使人的心灵残缺，也使社会残缺。但问题还不只在于这种文化阉割造成的整个民族智力上和道德上的软弱无能，而是它一天天地制造着潜伏的危机和未来的冲突。这种危机和冲突的最深刻根源来自生命本身与压制生命的对立，来自从人的生命和万物的生命汇集而成的社会和世界的生命动力与这种压抑一切生命活力的僵化制度的不共戴天的关系。

正像熵的不断增长是宇宙的基本规律一样，建立更高的结构和与熵进行斗争是生活的基本规律。生活反抗所有的整齐划一与平均标准；它的目标不是弄成一模一样，而是多样化、永不满足的超越、对于新奇的冒险和反抗现状。提高生活质量的基本条件是使其隐蔽的秘密不断明朗化。

而后极权社会权威的本质却尽量限制个人和社会的生存范围，通过强制的整齐划一来保护自己的永久性，对多样化和独特性一概否定，对超越现存秩序绝对不宽容，对一切未知的不能控制的事物十分厌恶，对千人一面、一致性和墨守成规癖好成性，对保持现状则执着而又坚决。“在那里，呆板的精神胜过生命。”总之，追随熵不断增大的趋势，“走向反对生活的方向。”

在个人生活中，如我们知道的那种，总有这样时刻，复杂的结构突然开始下倾，其道路转向熵的方向。这时他也屈服于宇宙的普遍规律：死亡的瞬间。在每一个选择通往熵的道路的政治权威（总是喜欢将个人视做可以输入任何程序）的底部，存在着这种隐蔽的死亡原则。甚至在“秩序”这个概念中便存在着一种死亡的气味，这样一种权威将每一种真正的生活现象，每一个意外的行动、个人的表达、思想、每个不同寻常的概念和希望，都视做打上了混乱、嘈杂和无政府状态标志的红灯。

后极权社会最大的目标是秩序和稳定，但它要的是没有生命的秩序，没有个性张扬和激情创造的稳定。不管是个人的生命或社会的生命，都是高度有序化的过程。人为的秩序只有符合自然秩序时才能使社会保持在和谐和发展的状态。极权主义者尽管自我标榜为“唯物主义者”，实际上却是无信仰的唯意志论即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他们以为只要凭借权力，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设计并建立符合他们利益的人为秩序。但这样只能在非常有限的条件下维持表面的秩序，而在表面的秩序下却孕育着最大的无序和危机。直到1989年12月“天鹅绒革命”之前的捷克，都是“安定”的，但哈维尔向胡萨克总统问道：“你不想说安定得像一个陈尸所或一座坟墓？”

有生气的社会是一个有历史的社会生命的过程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特别是对具有精神活动的人来说，其精神生命依附于精神领域的新陈代谢。对身体和精神都在迅速成长的少年来说，一年前的事情他们觉得已相隔了很长时间，而对许多老年人来说，十年前的事情好像昨天才发生。只因为老年人和少年人身体和精神方面新陈代谢的速度大相径庭。人的成长总是伴随着对一些事情的记忆，而“事情”就是生命的里程碑。

一个有活力的社会中也总是有一些事情发生，标志着社会的变化发展。这些事情和故事就构成历史的链条。“一个有生气的社会是一个有历史的社会”，充满了有趣的引人入胜的甚至是惊险的故事。但在后极权社会，“真实历史的非秩序化被有条不紊的伪历史所取代，它的作者不是社会生活，而是一个官方的设计者。取代事件的结果是，我们被弄得没有事件；我们生活在从周年纪念到周年纪念，从庆祝到庆祝，从游行到游行，从全体一致同意到全体一致选举及再来一遍；从一个无聊的节日到另一个无聊的节日之中。”

在使世界僵止不动的努力中，它也令自己僵止不动，瓦解了自己对任何新生事物妥善处理或阻挡自然的生活之流的能力。因此，这种“熵”的制度注定地变成它自身致命原则的牺牲品而且是最脆弱的牺牲品，由于在它自身结构之内缺乏任何动力，将转向自己的反面。与此相反，生活以她压抑不了的渴望反对熵，她越来越有能力成功地富有创造性地抵制被强暴，强暴的权威将更快地受制于其自身。

“由于试图使生活瘫痪，当权者也会自己瘫痪”，并使他们丧失了继续令生活瘫痪的能力。而生活，“不管怎样被粗暴地蹂躏，她最终要比蹂躏她的力量活得更长久。”极权主义“为了它自己生存它要依赖生活，而生活不以任何方式依赖它。”

面对冲击的后极权主义者的僵硬模式在没有故事的地方必定会发生事故，而且往往是突如其来的重大的事故。这类事故一次次地冲击着后极权主义者单向思维的僵硬模式，事故使他们虽然会发生某些变化，但他们改变的速度受制于自身根深柢固的偏见，始终赶不上生活本身前进的速度。

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的苏联和希特勒的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斯大林看来，既然是“他”决定签订这个条约，这个条约就无比正确而且一定会得到确实遵守。于是1941年6月22日德国向苏联的突然进攻就成为一个天大的事故。在进攻之前几个月，就有德国将要进攻苏联的情报不断传来，但斯大林先生如何会相信呢？“他”早就掌握了历史规律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如果德国可能进攻，他就不会签订这个条约；既然他签定了这个条约，德国就一定不会进攻。历史学家、塔斯社的宣传一再告诉人们，“历史是按照斯大林同志的预言发展的”，连斯大林同志最后对这种宣传也坚信不疑。总之，在德国发动进攻后，斯大林先生竟然一个星期没有露面，他在突发的事故面前既失去了现实感，更失去了应变能力。

第二个大事故是1986年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核泄漏。这怎么可能呢？当时苏联的官僚们既难以相信会发生了核电站泄漏的事故，更不能想像要向国内人民和国际社会公布事故真相。结果由于隐瞒事故加剧了核泄漏造成的灾难。最后在国际舆论的强烈抗议和谴责下才不得已公布了事故真相，并以此为契机将“公开性”作为苏共一条重大的改革措施确定下来。

当时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先生锐意改革，但由于体制已过分僵化，改革的速度怎么也赶不上生活变化的节奏。1988年苏联实行多党制后，出人意料地在1991年8月19日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奇特的一次军事政变。执政的苏共党内的保守派发动政变，推翻由本党执政的政府。他们的脑筋怎么也转不过弯来，共产党怎么会从领导党变成了一个“执政党”，他们固执地想要重演27年前勃烈日涅夫等人发动宫廷政变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故事，再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件违犯宪法和法律的犯罪行为，最后导致了苏联共产党的解体。

在没有故事的地方一定有事故发生。生命本身是富于创造性和进取精神的。希特勒虽是大独裁者，但他属于早期极权主义，正处在他恶魔生命历程如日中天的上升阶段，因此他能打斯大林一个措手不及。当然与后极权主义从本质上长久对立的则是千百万普通人民那广阔的日常生活。

如果生活不可能永久地被毁灭，那么，历史也不可能全部进入一种止步不前。秘密的小溪涓涓流淌于惯性和伪事件沉重的覆盖之下，渐渐地并难以觉察地从底部呈现出来。这或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有一天它必然发生：这种覆盖将不再有约束并将要揭开。

它是这种时刻，是可以看得见的某些事情开始发生，他们是真正新的和独一无二的，从未列入官方“发生”的日历上，并使得我们不再对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无动于衷，它们是真正历史的，在历史要求再次被听到的意义上。

官方之所以不能相信更不能应对生活中必定要发生的冲开束缚的事件，是因为这类事件前所未有和独一无二的性质（历史虽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所有的历史事件都具有独一无二的特点），从未列入官方的“日历”上，也从未出现在官方用来抑制生活的“文件”上。斯大林曾经嘲笑过一位舰长突然看到海平面上出现了敌舰时，惊惶失措，赶紧翻阅马克思的《资本论》以求应敌之策。而当希特勒来犯时，斯大林的表现更在这位舰长之下，他的脑子只剩下一片空白。他们从来不相信，事情会出现在他们的计划之外，他们也从不打算从不考虑一旦事情出现在他们的计划、方针、政策、文件之外，他们将怎么办；他们除了把它看做自己队伍的错误和敌对势力的捣乱而照例惩罚镇压外，其余的则一点也不知道该当如何应对。

在那些没有这种（公开的权力）竞争和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必然存在压抑。——像在每一个“熵”制度中发生的那样——当权者，不是使自己和生活一致，而是试图令生活和自己一致。不是公开地和持续地处理真正的冲突、要求和争端，而是简单地用一个面纱将它们掩盖起来。但是，在这层掩盖之下的某些地方，这些冲突和要求在继续生长和增多，反而造成这种掩盖不再发生作用时刻的到来。它意味着这样的时刻，死亡的惯性压迫遭到崩溃和历史重又迅速地进入这个地区。

在这种情况之后发生什么？当权者仍有足够的力量阻止这些致命冲突以公开讨论或公开的权力竞争的形式出现。但他们不再有力量全部抵制这种压力。因此生活有可能破土而出——在权力的秘密通道中，可能有着具有生活气息的秘密讨论和最终是秘密竞争。当然，当权者对此是没有准备的：任何与生活实质性的对话都超出他们的能力之外。因此他们恐慌。生活以个人的争吵、阴谋、陷阱及对抗的方式散布混乱于他们的会议室中，甚至连自己的亲信代理也不可信了。

哈维尔指出：“这样一种飓风穿过僵化的权力大厦的时刻，远远不是我们这些处于权力堡垒之外的人感到有趣的一个来源。”但是几乎所有的人事先都不自觉地会卷入这个历史事件。“多年来为了表面上的完善、无懈可击、不出一个故障而运转的机器，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其原因在于当权者动用解决矛盾所需十倍的力量去掩盖和压制矛盾，从而“制造”出一个在某一刻必定要爆炸的定时炸弹。长期起作用的是社会本身不可抗拒的需要和利益。“除了生活长期而平静的压力、持续的抵抗之外，最终也是整个社会的不可抗拒的要求和利益，它们的冲突和张力，时时地瓦解着这个权力基础。”

人们为了外在的安宁和平静，他们的人类尊严付出了长期羞辱的代价。“而一个人如能长时间地忍受，也必将长时间地记住。”“所有这些将在我们社会意识深层的某个地方安家和积累，它们正在平静地发酵。”

而后极权社会的当政者已失去早期极权主义者的“创见性”和自信心。“今天的制度仅仅建立在少数统治者自我保存的本性和被统治的大多数人的恐惧之上。”他们不但较之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的前期极权社会缺乏合法性，其合法性甚至还赶不上以“奉天子民”自诩的古代皇权专制主义。特别是“一个吹嘘自己是有史以来最科学的政府，不可能抓住自身运作的基本规则，向自己的过去学习，这是令人惊愕的。”恩格斯在说到他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时，只有一句话：“它是可以讨论的。”而苏联集团的“科学社会主义”，除了最高领袖逻辑混乱的胡编乱造，最大的特点就是断然不允许讨论。最具反科学性质的理论偏偏贴上了“科学”的标签。而在这种情况下，“预见任何一个关于未来的‘真实的时刻’的可行性方案都是不容易的。”改变的前提只能是承认“科学”的本质“是可以讨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前提必定是可以任意颠扑。

诗人曾经发出过“我们不是石头，不是木头”的呼喊。然而恰恰是后极权社会的权力阶层把群众看做石头和木头。哈维尔说：“人类灵魂远远不是一个任何东西都能往里面倒的容器”，但官方却一直认为可以把他们随心所欲炮制的任何思想通过高强度的反复宣传“灌输”到人民的头脑里去，而一旦某一处的人民发出了自己声音，则一定是“少数别有用心的分子”在迷惑利用群众。他们从来不想一想，政府动用其垄断了的一切宣传工具向人民灌输不进去官方的真理，而极少数不能指明其阿谁的“别有用心分子”却能轻易地右左群众的思想，除非人们相信他们掌握着某种魔咒，否则就应该寻找隐身在这些宣传聒噪下的真正原因。

後极权主义的腐朽支柱压制、恐怖、伪善和谎言，是后极权主义的支柱。其结果不仅使社会丧失活力，也使当权者丧失对外界的感知能力和应对能力。而在一个没有故事的社会里，事故，而且是重大的事故就是必不可免的，最后导致不知回头的后极权社会无可逃遁的命运：崩溃、解体或者安乐死。

此外，腐败也是促使它死亡的重要原因。腐败是后极权社会权力的生存方式。因为这个政权除了统治集团自私的狭隘的利益，他们再也没有什么远大目标和崇高理想了。但腐败必将迅速激化它与人民的矛盾，即使把压制、恐怖和谎言再增加多少倍也无济于事。腐败从来不被当权者视为政治问题，相反却把彻底反腐败的行为看做政治问题。

上面两节中我们引用的话出自哈维尔《给胡萨克总统的公开信》。他的另一篇有影响的文章是写于1978年的《无权者的权力》。如果每一个无权的个人全都甘心于无权的地位和奴隶的命运，把自己改造成奴隶机器人，后极权主义就会“万寿无疆”以至无穷，天下也会永远太平。但生命和社会本身都不可能凝固不动，发展变化是生命的本质，而这就是他们不可战胜的逻辑。归根结底，后极权社会最后就败在了这些无权者的手下。

哈维尔对后极权社会之所以区别于传统的专制社会做了充分的精辟的分析，结论是适合于反对传统专制主义的斗争武器和斗争形式在这里都失效了。

后极权制度在每一个方面触及人们，但是，带着意识形态棉中藏针的手套。这就是为什么在这种制度中如此彻底地渗透着伪善和谎言：由官僚掌握的政府被称作人民政府；在劳动阶级的名义下奴役劳动阶级；对个人彻底的贬抑被描述成他的完全的自由；剥夺人民的产权和自由被说成使之成为有效的；权力的操纵运用被称作权力的公共行使，任意滥用权力被称之为遵守合法法规；对文化的压制被称作它的发展；霸权权力的扩展被表述为支持被压迫者；缺少自由表达变成自由的最高形式；滑稽的选举变成民主的最高形式；禁止独立思想变成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变成了兄弟援助。因为这个制度被它自己的谎言所控制，它必然篡改每一件事情。它篡改过去。它篡改现在篡改未来。它篡改统计数字。它装成并没拥有一个全能和无法无天的警察机构。它装成尊重人权。它装成没有迫害任何人。它装成无所畏惧。它装成没有装过任何事情。

意识形态是这个制度维护其外在稳定性的最重要支柱，但这根支柱却是建立在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结构之上：建立在谎言之上，只有人们愿意和谎言生活在一起时才能有效运作。

但这种无所不在、触及一切人的制度并不是历史误会的产物，“也不是某些恶魔似的更高的意志出于无从知晓的原因以这种方式惩罚一部分人类。”这种制度归根结底是人性中消极因素被充分激发和集合的结果。一方面是制度异化了人性，使人性中消极、自私、伪诈、丑恶的东西有机会得到充分的表现；另一方面，人性中上述那些负面的东西也在支持这种制度。后极权制度不仅收买每一个人，而且促使每一个人成为他人权利的侵犯者，通过侵犯他人权利的犯罪活动使他获得了入伙这个极权社会的“投名状”。人性的普遍堕落成为这种制度的另一个重要支柱。

但人不能长期处在被他人用谎言催眠或依靠谎言苟活的不正常状态。生活的基本目标固然要以当下的生存为出发点，但每个人的意识中又都存在着对人性的公正尊严、道德完善的向往和对自由表达的渴望。一个人很难长期屈服于世俗的浅薄无聊和功利主义，混迹于没有人性的群体之中，漂流在伪生活的肮脏河道中。

如果这个制度的主要支柱是生活在谎言之中，那么对它的威胁就是生活在真实之中，这是不足为怪的。这就是为什么生活在真实之中必须比其他任何事情受到更严厉压制的原因。

后极权制度就像那个赤裸着身子的皇帝，只有像儿童那样的真实才能戳破这一切自欺欺人的把戏。于是在这种制度中，真实就成为一种权力因素，一种政治力量，比之其他的反抗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生活在真实中具有独一无二的不可估量的爆炸性的政治力量，它来源于这样的事实，公开地生活在真实中有一个虽然看不见但却无所不在的同盟，即隐藏的领域（即民间的私下的场合）。在这个领域中，真实的生活得到发展，言论得以公开并得到理解。在这里存在着互相沟通的潜能。这个领域是隐藏的，对于权势来说也是十分危险的。其中孕育的风暴一直在暗处发展，一旦最终冲破黑暗，对社会制度产生冲击时，再来按常规加以规处，已为时太晚。造成这样的局面，就使当局十分恐惧，陷入挫败，乃至做出不明智的反应。

哈维尔由此得出结论，生活在真实中就是后极权社会中最广泛的反对派的温床。它与政权之间的冲突，不是在现实的权力层面上展开，而是在人类意识和良知的层面。“它存在于生活的隐藏目标中（即政府权力无法控制的地方），根植于受压抑的人们对尊严和基本人权的追求和向往中，以及实现真正的社会和政治利益中。”它不是一种可以估量的确定势力，而是社会的一种隐藏力量，这种力量也存在于官方的权力结构之中。“这股力量不依赖自己的军队，而依赖对手的军队，也就是每一个生活在谎言中的人。这些人可能在任何时候受真实力量的推动。”

个人一旦被消费价值体系所诱惑，就会丧失对社会对他人的责任感而成为一个非道德的人。“后极权制度依靠这个非道德化，深化这个过程，并在事实上将非道德化辐射到整个社会中去。”而生活在真实中就是对这种非道德化的反抗，企图重新获得自己的责任感，这种道德化的行为不是利己的，而且要求个人为之付出代价。

“七七宪章”的历史意义胡萨克集团1969年上台后，发生的最重要事件就是“七七宪章”的出现。事情的起因是官方对“宇宙塑料人”摇滚乐队的逮捕审判。这不是两种不同的政治观点之间的冲突，而是后极权主义制度对生活本身的侵犯。政府打击的对象不但不是历次政治斗争的老手，而且没有任何政治斗争经历，甚至连明确的政治立场也没有。他们不过是一批想要生活在真实中的年轻人，想要演奏自己喜欢的音乐，唱与自己生活有关的歌，拥有尊严和友谊，自由自在的生活而已。他们的案子对社会产生了特殊的冲击，以致在审判时，一种新的情绪悄悄浮出了水面，使得厌倦到极点的人们再也无法继续忍受消极无为观望等待的生活。原来倾向各异的团体，突然有力地意识到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攻击捷克地下音乐就是攻击“生活在真实中”这个基本理念，攻击生活的真实目标。各行各业的人都很快认识到有必要对这些年轻人加以坚决保护。一封营救“宇宙塑料人”的公开信发展成由70多人签名的请愿书。1986年哈维尔曾经说起：“如果执政者对文化界人士的打击发生在两年前，（这件事）也许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时间在无声无息地完成着一切，时间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变数。把坚硬的土地掘松的土拨鼠正是后极权制度本身，是它对人们真实的生活连续不断的干预、压制和迫害。正是通过“塑料人”案件，反对派的各主要组织和团体非正式地走到一起来了，成了“七七宪章”的核心。

“七七宪章”几十年来第一次打破了“排异性”这个原则，使宪章的成员们成了平等的合作者。它不仅是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的联盟，在道德上和政治上也不具有“革命性”意义，而是一个以向全民开放为前提的组织，其中任何人都不会置身于次人一等的地位，任何派别无论多么强大，都不能在“宪章”上打上自己的印记，从而充分体现了宪章组织多元化的本质。

谁也不会预见到，一个籍籍无名的摇滚乐队受审案会产生如此深远的结果。

在极权制度之内，那些日后逐渐演变为富有政治含义的运动背景，通常并不是由公开的政治事件和不同的政治观点和力量的公开冲突所造成的。这些运动大部分来自非政治的更加广泛的领域，是生活在谎言中与生活在真实中之间发生了冲突，也就是说，在后极权制度的要求与生活的真实目的之间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之所以带上政治色彩，并不是因为这些表达的要求其本身是具有政治性的，而是因为后极权制度得以生存的复杂操纵使得每一个人类的自由言行，每一个生活在真实中的企图，必然呈现为对于制度的威胁，因此就成了百分之百的政治行为。

这就是非政治的政治，是在后极权制度下能够推动政治进步的有效的政治。它从非政治事件开始，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和体制内外的互动合作，推动社会政治前进一步或者拓宽民间维权和民间参与的空间。

许多痛苦的经历告诉我们，不论是革新还是改革，本身都不能保障什么。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制度，无论根据何种信条，它看起来是被“革新了”还是“改革了”，对我们来说差别不大。我们所关心的，在于是否在这种社会里能够尊严地生活，是制度服务于人们，还是人们为它服务。我们正在为这个目标奋斗，运用的是现有的有效的手段。

以“七七宪章”而言，其最初宣言里强调，它不是一个反对派，因为它无意提出另一种政治纲领。

但捷克政府一开始就把“七七宪章”视为公然的反对派团体，只因为“七七宪章”主张摆脱全面控制，否认制度对个人具有绝对的权威，它被看做对后极权权力的严重挑战。

这样的“持异议者”并没有否定和背叛什么，他们只不过肯定自身的人性，不愿生活在谎言中而已。

事实上，一个“持异议者”不过是一个物理学家、一个社会学家、一个工人、一个诗人；他们只是一些觉得做该做的事情的人，因而不得不处在与当局公开冲突的境遇。这个冲突，不是他们刻意引起的，而是他们的思想、言行和工作的内在逻辑所致（冲突来自他们多少不能控制的外部环境）。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刻意做一个职业性的不满分子，正如其他人立志做一个裁缝或铁匠那样。

这样的“持异议者”以他人的利益，以沉默无声的人的利益为指归。他们不过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们，关心普普通通的事情，大声说出别人不能说或不敢说的话罢了。他们所持的“异议”建立在平等原则、人权和自由不可分割的概念之上。说到底，他们不是和波兰工人自治委员会共同携手，捍卫默默无闻的工人吗？不是因为保护那些无名摇滚乐手们才走到一起来的吗？

“早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属于奥匈帝国的时代，捷克和斯洛伐克人不可能在帝国范围之外寻求历史、政治、心理方面的自我认同。那时候马萨里克就已基于‘从小事做起’的立场，制定了一个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纲领。”即在不超出现存的社会秩序之内，在广泛的不同的领域中诚实尽职地工作，来促进民族的创造力和自信心。一个有尊严的民族，其命运唯一可能的起点，在于人性本身。而在对“宇宙塑料人”的态度上，只有同情和支持他们才是符合人性的；相反逮捕和审判他们则是不符合人性的。

一个人成为“持异议者”并不是因为他为自己选择了这个不寻常的角色，而只是他的正直品格、责任感及外在的复杂因素把他赶出了现有结构，排斥到对立面的位置上。从奉公守法、做好本职工作的良好动机开始，到被打成社会的敌人告终。久而久之，每个街角都能找到“持异议者”。

非议“持异议者”“从小事做起”是荒谬的。“从小事做起”常常是真实的生活唯一可能的选择，而他最后的命运必定是成为一名“持异议者”。“他们可能是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其他所有从事独立学术研究的人，如果不能通过官方或半官方渠道，他们就通过地下方式来散布他们的著作，或者组织秘密的讨论会、演讲和研讨班；他们可能也就是老师，私下里把官方学校不允许的知识传授给年轻人；他们可能是牧师，不论是否担任神职，或被剥夺了传教的权利，也努力坚持自由的宗教生活；他们可能是画家、音乐家或歌唱家，可以是分享和帮助传播 独立文化的任何人，可能是用一切手段来代表和捍卫工人利益的人，促使工会名副其实或组织独立的工会；他们可能是大胆向官方呼吁要他们关注不公正的现象，将它们置于法律准绳之内的人；他们也可能是各种青年团体，努力摆脱控制并按照自己的价值观自由地生活。这样的名单还可以列下去。”

由于后极权主义不断向人性发动全面的进攻，而被分裂为孤独的个人的人们又只能孤军奋战，因此一切“持异议者”都以自卫的形式出现，“以捍卫人类生活的真正目标来反抗极权主义制度的目标”。后极权主义制度早已不是一个理论、路线和纲领的问题（后极权主义者可以炮制出任何“新”的理论和纲领，而仍保持极权主义的实质不变），而是一个生活本身的问题。因此，生活在真实中，从小事做起，非政治的政治，这个低调的、即时的甚至负面的“纲领”，这个仅仅保卫人们正常生活的“纲领”，就是现实中最理想最积极的纲领。它首先使自己回到生活的起点，从而迫使政治也回到生活的起点——关心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即组成“人民”这一宏伟概念的每一个有名有姓的个人。

“持异议者”颇怀疑不择手段来改变制度和更换政府，也怀疑为了这些“根本的”变革来牺牲“不重要的”东西即人的生命。那样的话，尊重理念就超过了尊重生命，是人类又一次面临奴役的危险所在。

他们把注意力转向具体的人们，保卫他们当下的利益，并深信“用暴力制造的未来只会比现行制度更加糟糕”，即“暴力换得的未来只会打上暴力的致命烙印。”

法律是统治者的意志后极权社会对人民的压迫、审判、关押和杀害都是通过法律进行的，并借此对全体人民威慑恐吓，使整个社会或明显或暗昧地维持在恐怖的气氛之中。前期极权主义者公然宣称“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但他们心中的“统治阶级”却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的知识分子；后极权社会中愚妄的当权者却把“统治阶级的意志”偷换成“统治者”即他们自己的意志。但他们的这种意图却只能作为一种阴暗的思想深藏在他们空洞的头脑中，从而与正常思维理解的某些法律条文屹然相对。于是在一定条件下，非法的成为合法的，而合法的成为非法的。

“压迫性工具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越重要，同样按规章制度办事就越重要。”如果没有法官、检察官，没有辩护律师和法庭速记员，特别是没有某些法律条文和对法律的极权主义解释，“那末怎么会轻而易举地把复制了几本禁书的人关进监狱？”“假如没有法典，这一切不仅无法想像，在技术上也完全不可能。”后极权制度也根本无法存在。

重要的不仅在于法律条文规定了政府能够做什么和人民不能做什么，尤其在于人们对这些法律条文的理解。和早期极权主义比较，后极权主义更要依靠歪曲法律来维持权力。

我经常看到，警察、检察官和法官与经验丰富的宪章分子及勇敢的律师打交道时，如果他们受到人们的注意（这时候个人都是具名的，他们没法再受到机器的匿名保护），他们会突然变得十分焦虑和谨慎起来，小心不让仪式出现漏洞。这当然并不改变在仪式后面的专横事实，然而官员们的紧张焦虑必然造成对于专横的制约和削弱。

他们之所以焦虑，是因为他们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迫害制度中无名的螺丝钉面对具体的被迫害者时，他们心灵中未能被全部消灭的人性为他们故意歪曲法律的恶行感到心虚胆怯、尴尬和羞愧。法律绝不仅仅是他们胡作非为的工具，它本身还有另外的性质。

“因此那些认为法律只是装潢门面、缺乏可信性、毫无用处的想法，正好强化了法律装潢门面和制造仪式的作用。”这就等于肯定法律只是假象世界的一部分，从而听任那些主要靠武断和曲解滥用法律的人从容地享到最廉价同时也是最虚伪无耻的借口。当法律被看做一纸空文时，它确实就是一纸空文。当人们转而追问法律条文的原旨和普遍理解的真实性时，它就可能成为公民维权的武器。

在《来自远方的拷问》（又名《哈维尔自传》）一书中，哈维尔说道：“章程的起草人恐怕连做梦也没想到有人真的按照这一条去做。这也许正是他们还保留这一条的原因。也许在其他法律和章程包括《宪法》中保留许多类似的民主条款的原因，就是要装点门面，并且相信不会有人敢于真正那么地做。”这种说法对于后极权社会的愚妄分子无疑是适合的。但后极权社会的权力机构中，并不都由那些愚妄分子组成，还有完全不同的人在，例如在哈维尔的著作中称之为“反教条主义者”，“开明的共产党员”的那些人。“1960年代，开明的共产党员开始‘发现’尚未认可的文化价值和现象，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一步。”因为它为改革开辟了新的空间。只有走出第一步，才可能走出第二步；而只要走出第一步，就有希望走出第二步。

哈维尔写道：“（官方）顺应潮流的更高阶段，是官方结构内部分化的过程。”他说到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情况：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后极权制度并未像今天这样僵化、停滞不前和死气沉沉，迫使人们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建立组织。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1968年的政权要开放得多。它当时已被斯大林专制主义弄得疲惫不堪，不得不在绝望中摸索无痛的改革道路，但其内部腐烂已经无法挽回，不能作出理智的回应，来面对社会情绪的变化，面对年轻一代的世界观，面对在非政治领域中捍卫生活的真诚表达——这些表达在官方与非官方之间的广阔范围之内，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出现。

有重要意义的不是1968年捷克改革的局限性和改良性质，而是已经出现了民间和官方的某些合作互动局面。我们必须正视并弄清这些事情的意义，并思考“如果不是苏联的坦克把‘布拉克之春’又挤回到极权政治的严冬，历史有没有另一种可能性？”

不管是当时的捷克还是苏联，规章、法律和宪法中有利于人民的有关民主和人权的条文，并非完全是装潢门面而没有实行的诚意。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是20世纪共产党人的原教旨，特别是早期的苏联、东欧共产党人在掌握政权之前就已谙熟马克思的学说。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民主、人权、个人自由的观念全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他们的著作中所以不再详述这些理论，是因为这都是18世纪的欧洲和北美早已解决了的问题；对于每一个懂得马克思主义ABC的真实的共产党人，民主、人权这些属于人类的先进观念也都是无庸置疑的。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应该建立的“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也和后来苏联东欧由国家政权垄断的所有制大相径庭。尤其是他们阐明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更和极权主义者仅仅把自由当做手段或“资产阶级的欺骗”的说法水火不容。对于这些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人（而不是像如今的许多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共产党人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为何物），他们把民主、自由和许多有利于人民的条文写入规章、法律和宪法就不是装点门面而是要认真执行的，这些条文既符合现实的状况和需要，也是他们的理想和价值观的产物。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出现苏联和东欧一轮又一轮的改革。不仅在政权内部存在着开明和顽固、改革和保守，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或明或暗的派别，就是在每一单个人的思想中，也可以同时兼容善与恶、真理与谬误、民主与极权这些对立的成分，因而在一定条件下都是可以转化的而非铁板一块，顽石一堆。如果苏联在赫鲁晓夫之后不是勃烈日涅夫执政，采取停滞倒退的路线，而是（例如）安德罗波夫或者其他更真实的人物执政，进一步深化改革，苏联未必就会在1991年解体。但勃烈日涅夫执政的18年，使“彩虹桥”的几乎每一个构件都接近了破坏的极限，没有回天之力的戈尔巴乔夫又如何能挽狂澜于既倒呢？

历史应该假设吗？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这句历史主义的浅薄之见被鹦鹉学舌般地不断重复着，其实毫无道理。任何科学研究都离不开假设，历史科学更是如此，因为在历史过程中的变数比自然过程更多。在民主、人权已成为世界大潮的时代，苏联集团却自我封闭于厚厚的铁幕之中，竟然维持了73年，历史的耐心和人民的等待均已达到极限。深入到这个极权社会内部，人们不由感喟：留给改革的时间何其短暂，改革的步履又何其蹒跚踟蹰！苏东的解体仅仅对极权主义的既得利益者是一场悲剧。对历史而言，它的长期存在和谢幕方式，都是不可思议的荒诞剧。

对执政的共产党人来说，最根深柢固的偏见莫过于认为自己掌握了科学的世界观因而应高居于社会之上这种蛰伏在内心深处，表现在一切言行上的自大狂了。当他们振振有词地自吹“我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时，他们没有想到，即使马克思主义全部是真理，它却不是什么在密室中传授的秘籍咒语，只能像皇帝的玉玺一样传给特定的接班人；它们写在书本上，在一切国家公开发行，别人为什么就不能比你们更准确更全面地掌握它呢？更何况马克思主义和任何学说一样都有自己的局限性。

20世纪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自命为唯物主义者，但他们一贯奉行的却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的那种唯物主义。他写道：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行使“改变了的教育”的教育者本身也是改变前的教育的产物，他们如何能对人们实行“改变了的教育”呢？结论只能是：他们生下来就是超越于教育之上的天才和超人，理应高居于社会之上，永远担任教育者的角色。可惜马克思所批判的“这种”唯物主义并没有被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这些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理解，他们不自觉地陷入其中，养成了一种致命的自负，认为真理永远掌握在共产党人的手中，认为“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不管他们的领袖是如何地胡思乱想和作秀，也不管他们犯了多少令人瞠目的错误。

真正的改革应源于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反思，批判和纠正思想理论上特别是世界观方面的根本性错误（例如“这种”高居于社会之上的“唯物主义”）。可惜苏联东欧的历届领导人都没能做到这一点。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横空出世，只是未能立足于反思历史错误特别是基本理论错误的坚实地基上，因而只能像划过北方天空的流星一样很快消失了。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哈维尔是一个有信仰的人，这使他时时都很谦卑，曾自称自己只是一个“捷克的乡下佬”。信仰是人的精神和灵魂对无限、未来和绝对的把握方式。基督教是一种信仰，真正的唯物主义（而不是唯物质利益主义）也是一种信仰。有信仰的人仰望星空，遥想无限的过去和未来，感受到在至高的存在（上帝、真主、道、由物质构成的宇宙等等）面前，自己和人类居住的地球不过是一粒尘埃。我们不管有多少知识，在无限面前连沧海一粟也谈不上。我们凭自己十分有限的知识，有时候不过言谈偶中，或在知识海洋的沙岸上捡到几枚贝珠罢了，但作为一个人，我们所犯的错误，所不知道的事情，较我们掌握的知识和真理要多得不可比拟。无所不知的领袖和天才是神话，“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是自欺欺人。如果世界上真有什么最可笑幼稚的人，“这种”唯物主义世界观造就的一批认为有权就有真理的活宝，就是这样一批可笑而又屡犯低级错误的人。

哈维尔虽然在“社会主义的捷克”被官方认为是一个“不同政见者”，但他实际上却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苏东社会主义解体之前特别是哈维尔当选为总统后，他被那些自由主义者指责为“左派”和“社会主义者”。但他的社会主义理念更接近19世纪的原旨社会主义而和胡萨克之流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他说：在我看来，社会主义更是一个人道的、道德的和感情的范畴。在历史上的许多时期，每个站在被压迫和受屈辱的人们一边（也就是说，不是站在统治者一边）的人都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每个反对不应得的优先条件和承袭特权，反对榨取无权者的劳动，反对社会不公的人，以及那些贬低一个人的地位并使他为他人服役的缺乏道德的人也都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我也同样曾是这样一个“有感情的”和“有道义感的”社会主义者，而且我今天依然如故，唯一的区别就是我已经不再使用这个词来描述我的观点。

哈维尔不但是一个剧作家，而且成就为一个世界级的思想家和令人尊敬的政治家。他对人类的贡献是独特的而且十分丰富，值得我们下功夫去挖掘和汲取。

我们高兴地看到，2003年的中国发生了一些几十年来罕见的变化，虽然都很具体，但纵观却具有深远的意义。收容制度的取消，强制拆迁的叫停，社会保障方面的逐步推进，甚至政府为欠薪民工讨工资，民营企业家孙大午的出狱，“不锈钢老鼠”刘荻的获释，这些都够不上什么“宏大叙事”的政治改革，但其结果却通过一件又一件的“小事”推动了我们社会的政治文明和民主制度的进步。这也可以称之为“非政治的政治”，它是社会的广泛参与和官方积极行动的结果，是体制内外合作互动的成就。而我们未来的希望很可能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