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事例在中国的政治性论争中是一种典型景观：势不两立的对立双方当中，中共一方以“中国人的政治素质达不到民主要求”为借口拒绝民主；激进民主派则遵照“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对着干逻辑，认为人民群众不但民主素质很够，而且比官员、知识分子更够，所以坚决主张民主化越快越好，民主的范围和程度越广、越深、越彻底越好。但双方在一个关键点上完全一致：不但从无论证，不拿任何事实、数据、论据说话，而且连什么是“素质”的基本定义都没有。如前（读书报告之六）所说，这是个人（或党派）私见（“意见”）之争，与科学方法、科学论争毫不相干，因此没有半点价值。除私见或信念之外，双方都别无一物，而后者的信念却恰好是二十年前中共的民粹主义核心教义：历史是奴隶们创造的，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中国的事情经常就是这么有趣！

政治学中有一个专门分支，研究这个“素质”课题，叫做“政治文化研究”。顾名思义，“政治文化”就是指影响政治的文化因素，“精神”性的，“软性”的因素：人民对于政治的信念、价值观、态度、心态、情感、认知……等等。所谓“民主素质”，可以定义为政治文化对民主制度的支持与适配程度：是了解、支持、赞同？是冷漠、疏远、不了解？还是憎恶、敌对、故意曲解？什么程度？

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中，政治文化研究是依照一种极其粗陋、片面的经济决定枣阶级斗争“敌、我、友”三分法处理的：生产资料的占有决定阶级地位，阶级地位决定政治态度（“立场”）。正是这种简单化、武断片面的“方法”（据说这是最先进的科学方法！）制造了无穷无尽的矛盾冲突和冤假错案，更不用说它与自由民主的根本敌对了。不幸，这种“方法”却仍然大有市场。

重视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影响，这在西方政治学研究中由来已久，如古希腊罗马时代对“公民美德”的关注，伯克和托克维尔对“传统习惯”、“民情风俗”和“民族特性”的强调，韦伯以“文化决定论”与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唱反调，等等。但政治文化研究成为一个专门性的学科分支则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主要是由两种极端主义枣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枣对西方自由民主的严重威胁所激发；其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作是两位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枣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在中国，正式出版的政治文化研究着作只有两部：闵琦的《中国政治文化》和张明澍的《中国“政治人”》。史天健等人最近几年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系统研究，但笔者至今没能读到有关的资料。“六四”之后上台的江－李政权对这方面的研究，乃至整个政治学的研究一直采取极力压制的态度枣只消翻一翻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的所刊《政治学研究》，就不难看出目前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处于一种多么可悲又可耻的低劣水准上。枣就是这样，还有那么多中国知识分子在那里胡吹什么“21世纪是中国世纪”！这完全印证了《公民文化》一书中的一个观点：西方的科技和物质产品及其生产方式在向新兴国家传播中阻力最小，而西方的民主政治文化的传播却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人类学家告诉我们，这些文化成分要进行传播是极其困难的，并且在传播过程中将经历实质性的变化。……对于民主，首先必须认识到民主是一种关于态度和感觉的问题，而恰恰这一点是难以认识到的”。作者没有提到，传播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些热衷于鼓动民众的激进精英对这一“极大困难”的极大低估！一部自戊戌以来的中国政治变革史，就是激进－失败－更激进－更大的失败－超级激进－超级失败这样一部恶性循环史。戊戌维新是以激进革命的方式（大变、全变、快变）搞改良，孙中山比康梁激进得多，毛泽东则达到了激进的极限境界，“大革文化命”，彻底向野蛮落后倒退。

《公民文化》最值得我们反复研读的是最后一章（第十五章）“公民文化与民主的稳定”。这一章最引人注目之点是，从头到尾始终强调“平衡”这个关键词。以英美两国的政治文化为典型范例的、与民主最相适配的“公民文化”首先就是处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一个折衷或平衡，以此与民主的纯粹理想划分开来枣那种高调的、过高的民主理想标准对民主理想的落实有害无益。公民文化是传统与现代、一致与岐异（分歧、差异）、多样性与同一性、变革与保守、被动与主动、依附性（服从性）与积极参与、地方性与全国性、政府权力与政府责任、精英领导与民众对精英的选择和控制、功利取向（重实际利益）与情感取向（重价值理想）、民众对精英的怀疑与信任、超党派团结与党派竞争……等等许许多多相互区别甚至相互矛盾的因素、成分之间的平衡与混合。这种英美式民主公民文化一方面是“地域型”、“依附型”和“参与型”三种政治文化基本类型的混合，另一方面，它又与传统社会的封闭、冷漠、疏远和无知消极的“地域型”、“狭隘观念型”政治文化，以及中央集权的或极权主义的被动员、受政治权力控制操纵的伪参与“依附型”政治文化有着显着的、本质的差别。两位学者这项运用当代系统、严格的科学抽象、调查统计和访谈方法，历时五年，涉及五千名德、意、英、墨西哥和美国人，多达217个问题的大型跨国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与西方自由民主的理论主流枣“混合平衡”高度一致。

两位作者坦然承认，要回答“新兴国家建设公民文化怎样才能成功”这个我们中国人最为关心的问题，“远离”了他们的资料范围。作为深怀自由民主和人道主义信念，又受到严谨的科学方法专门训练的当代优秀学者，他们既能够充分体谅和同情非西方世界在民主化道路上必定要遭遇的严重困难，又对这一民主化的前景不失积极、乐观的态度：“新兴国家的精英可利用的解决方法是不多的，社会迅速而有效地吸收这些方法的能力是有限的。同样的方法还要照顾到其他目标。我们没有理由审判那些注重资金积累、工业化和农业改良的领袖，那些镇压分裂运动或压抑民主趋势的领袖。有的领袖面对无边的和沉重的现代化问题不能作出必要的痛苦抉择，而让社会和政治程序陷入混乱，我们也没有理由谴责他们。很少西方的政治家被迫同时应付范围如此之广的问题和抉择。”他们审慎、负责任地建议：“如果这些国家要建设公民文化，它一定是一项新的事业。但它怎样才能取得成功呢？……公民文化的特点和它赖以发展的国家的政治历史提示了两点。第一，公民文化出现于西方，它是政治发展的渐进结果枣相对地和平和自由。第二，它在融合中发展：新的态度模式没有取代旧的模式，而是与它们融合起来。这个历史发展的模式有利于公民文化的形成，其道理是明显的，它是中和的政治文化……”：“教育是时间的最明显的代用途径。我们的资料表明教育是政治态度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闵琦着作依据的是王军涛、陈子明等人主持的北京社会与经济科学研究所下属“中国公民心理调研组”（成员除闵琦外还有王军涛、陈小平、李萍、张伦和费远）1987年“建国38年来首次中国公民政治心理调查获得的150万个数据资料”。在中国进行此类调查的最大局限是很难采取可行的科学方法纠正由于政权对公民的强势宣传灌输和系统性误导，以及公民极度缺乏从相互竞争的多样化信息来源的比较中获得的基本政治认知（比如对“自由”“民主”真实涵义的了解），却普遍存有严重的恐惧心理和心口不一而造成的根本偏差。调查者是完全了解这一点的，但现实情况只允许他们做到这种程度。尽管如此，这项研究仍然具有很高的价值枣甚至可以说，他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去突破、超越那些限制。

和中国公民的“民主素质”有关的调查结论可以列举以下这些：

“大多数中国公民当前对社会发展目标的选择主要不是‘民主’、‘自由’，而是解决基本生计，满足生存的需要，……维持社会安定，满足安全需要……以及建设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P48）

“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安定与秩序是第一目标（31.72％），这一点与其他社会阶层没有什么不同；第二位目标是平等和公正（29.51％）；自由和民主被列为第三位（29.24％）；效率位列第四。”（P50）

“对具有较深刻法理意义的民主权及自由权问题，公民普遍缺乏专业知识和理性的认知。”（P53）

“中国公民对民主的理性认知很差，他们或错把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民本主义和开明专制误作民主主义，或者只重视民主的实质性意义而轻视民主的程序性意义；在情感层次上，则倾向乌托邦式的直接民主。这种心态势将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严重障碍。”（P137）

“如同在民主问题上，中国人喜欢谈论民主的实质性意义而不喜欢谈论民主的程序性意义一样，在自由的问题上，中国人总是喜欢抽象地议论内在的精神自由，而不喜欢（或者是不敢）议论外在的权利自由。”（P155）

“中国公民自由意识之淡漠不仅表现在对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政治自由权的不重视和对各种自由的法理意义不清楚上，还体现在不习惯从公民权的角度看问题上。”（P163）

“在中国公民中，只有3.35％主张民主的涵义是‘限权分权’，这种状况必致权力不受制约。”（P164）

“中国公民的法治意识十分淡薄，表现为绝大多数公民对限制政府权力的必要性认识不足以及公民权意识淡薄；57.1％的公民对从事政治活动应遵守规则缺乏认识，在中国人的日常行为中，伦理的规范作用大于法律的规范作用，宪法在公民心目中地位低下。”（P178）

“中国公民的政治能力，无论是从政治认知方面，还是在政治参与方面都显得相当薄弱。”（P225）

总而言之一句话：事实与激进民主派基于无知和民粹信念而抱持的乐观态度差距极大。

张明澍那本书的数据资料来自1988年至1989年5月中国社科院的重点科研课题“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与研究”，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对全国13个城市、2020名被调查者所做的一次全国性大规模问卷调查和访谈，未涉及农村居民。由于是官方御用学术机构的研究课题，此项调查的肤浅、表面、草率和辩护性等都相当严重，质量远低于民间独立研究机构枣北京社会与经济科学研究所的上述调查。尤其是它完全按照一种实证主义“排除价值”、“价值中立”的立场，把一党专制的政治和自由民主的政治所要求的政治素质一体看待，用同一套标准来作定量分析，从而把政治素质几乎解释为“对官方要求的符合程度”的同义语。我猜想（不一定正确）除去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影响（亨廷顿的《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是可能的来源之一，那里边是把共产党体制和西方政治体制用同一套“现代化”标准来衡量的）之外，与“六。四”事件之后整个中国知识界的“反思”有很大关系枣知识分子过分关心政治是灾难的根源，应当回到专业领域当中去，在学院和“学术规范”的职业标准上多下功夫，不要“不务正业”。如果能够在专业水准和社会关怀之间保持一种健康平衡的话，这个“反思”是切中要害的。可惜的是，秉承“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极端”的中国知识界的一贯传统，这回他们又是滑得太远了！（请张明澍原谅，这不是针对他的。）但作者的概念定义却很值得介绍。

作者把政治素质定义为“公民参与政治的主观上的能力”，大致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政治观念，或曰政治参与态度，简称参与态度。它是政治素质的核心部分，在政治素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包括政治信仰，政治理想，对政治本身的看法，即对政治的价值评价，以及对参与政治的态度和政治意识。”（P4）

“第二个部分是政治知识和政治技术。”（P5）“政治知识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关于政治制度的知识，比如政府有哪些主要部门，各部门的主要职责是什么，它们之间如何分工。第二是关于政治过程的知识，就是政策是怎样制定出来的。……第三是关于公民权利和义务的知识。第四是背景知识……。政治参与的技术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基本的参与技术，第二个层次是参与技巧。参与技术就是按照法律的规定能够正确地行使公民的权力；参与的技巧则是可以灵活地运用公民的权力以保护和追求自己的利益。”（P6）

“政治素质的第三个部分是参与经历。一个公民有了参与取向的政治观念，有了必要的参与知识和技术，但若是缺少参与的实际经验，他的参与也可能是不成功的。”（P6）“成功的参与需要妥协……但怎样才能达到体面的妥协，实现成功的参与，这就需要有实践的经验。参与还需要服从。比如选举。你希望的候选人没有当选，选上的恰好是你最不喜欢的候选人，怎么办？尽管你可以继续用合法的方式劝说别人下一次不要再选他，但现在你必须服从他，认认真真地执行他作出的决策，承认他是你的代表。这样才是正确的参与。这种”输得起“的服从精神，也只有在长期的实际参与中才能形成。”（P7）

分项的结论不能详述了，这里只介绍作者总的结论：中国城市居民政治素质总体得分为4.9分（满分为10分）。而现代参与民主对公民政治素质的要求平均分数为5.5分左右。中国城市公民“主观上不具备正确行使这些权利和自由（指现行宪法、法律和政策”已经提供给公民“的”许多权利和自由“）的能力”。最令人置疑的是，作为参照，作者给英、美、德、日四国公民政治素质的打分分别为5.6，5.7，5.4－5.5，和5.2分！但不管怎样，这本书对于我们了解“政治素质”的基本概念及其研究和评价方法还是很有用处的。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据和结论，那怕是极不完善的，毕竟与一己私见（个人意见和信念）有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