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的三个层次 从切身维权到参政议政


应该说这次人大代表选举中涌现出许多业主和维权专家如王海、舒可心等人并非偶然的，是今天的经济社会环境使然。

从王海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层次，即：从打假索赔，到公益维权，到亲身竞选人大代表的过程。王海基于自己的维权经验多次提出立法建议，如建议建立行政回执制度等。进而他参与起草了《物业管理立法议案》。从舒可心的身上，也能看到类似的历程。从首先维护自己的业主的权利，进一步为所在朝阳园的业主谋求公共福利，进而意识到要通过竞选来参与到制度的建设中。如秦兵所说，舒可心参选，是要完成从诉讼维权向选举维权，从具体维权到积极参政的深化，更深层次参与国家治理。在佟丽华的身上也能看到相似的三个层次：从作为个案的律师，到为青少年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到参与起草北京市乃至全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直至竞选人大代表直接参政议政。

个体权利的保护是他们的共同的起点，也都走过了参与公益事业的路径。他们身体力行了一个公民从维护自身权利，到为群体权益而代言，进而积极参政议政的全过程。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幸能体验这三步曲，但是，每个公民都拥有这三项权利，也应该积极去实践它们。

为公众维权，是为自我维权的自然的延续。市场经济必然带来利益群体的分化。在美国波士顿，因为租房市场紧张，我看到，不仅有各类的房东协会，还有许多房客保护协会。利益的分化使人们组成不同的群体，既而为之寻找代言人。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不过，我们的困境是，强势集团具有天然的组织结盟优势，而弱势群体的组织和寻找代言人的过程却受到重重的阻碍。而业主委员会的出现则为打破这种局面提供了城市里的宝贵经验。

业主群体明显地说明了人们为什么有民主的需求。不同背景的人们，因购房而聚集在一起。共同的维护财产权的需要和劣势的地位使他们团结起来。在与物业公司的纠纷中，业主们开始质疑物业公司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难道他们的权力不应该是经全体业主的认可而授予的吗？为什么事实正好相反椢饳I公司反客为主，反而剥夺了业主们管理私产的权利？这种质疑和结盟的过程不正是体现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观点吗，也即，人们为保护自己的权利以契约为基础结成团体，而人们让渡部分权利给一位元公共管理者，只是为了他能公正地为公意值勤。显而易见，正是这些共同拥有物业的人们才对于社会契约有著最切身的理解。

任何一个微弱的个体的行为都不能不触动制度的神经末梢。当每一个消费者都不再忍气吞声地接受低劣的服务的时候，当每一个公民都真实地选出他心目中的人大代表的时候，我们所赢得的不仅是不敢再靠非法而获利的商家，和一些为民请命的人大代表，我们赢得的将是一个基于对人的尊重而有充分自信的民族，和先进的政治文明。

愿我们都做一个敢于维权的消费者。进而，愿每个人都挺起腰杆做一个公民，最大程度地行使公民的权利，分享国家民主进程中的甘美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