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四川）余杰


胡适曾经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妓女。此语虽刻薄，却也极其真实。今年是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但如果走上街头询问普通的成都市民，却没有几个人记得这个日子。中国的历史太悠久，“遗忘”也许是“生存”的前提。如果进一步追问：究竟谁是指挥了那场屠杀的屠夫？那就更少有人知道了。在天府之国这块物宝天华的土地上，生命像稻草一样茂盛，时光却都消耗到喧嚣的麻将桌上。

三百六十年前，这片土地上浸透了鲜血，空气中飘荡桌腐败的尸体的臭味。所有的房屋都空了，所有的田地都荒了，“扬一益二”的成都重新回到了史前时代。修建了都江堰的蜀守李冰，没有料到成都会遭受这样的惨剧；用华美的文字来讴歌家乡的司马相如，也没有料到死亡会笼罩这片世外桃源。即便是饱经战乱的杜甫和仕途坎坷的苏东坡，也难以想像他们所爱的土地会变成人间地狱、他们所爱的乡亲会成为刀下亡魂。


杀人和吃人的可怕传统


三百六十年前成都大屠杀的始作俑者，就是所谓“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在今天官方的大学、中学和小学的历史教科书中，张献忠依然以“高大全”的形象出现。那么，这个代表“农民阶级”的“伟大领袖”究竟对人民做了些什么好事呢？吾友冉云飞学识渊博，整理出长文《明末清初蜀难编年初编（附杀人方法及死亡人数）——兼纪念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其中有不少让人触目惊心的历史文献。例如清代学者毛奇龄在《后鉴录》提及屠成都及其州县事：“（张献忠）先检各卫军及在营新兵年十五以上杀之，会计各路所杀卫军七十五万有奇、兵二十三万有奇，家口不计。乃次杀民之诸生、释道及堪舆、医卜有材技者……凡三十余万，家口不计。然后挨户杀，名‘草杀’。自成都起由城北威凤山至南北桐子园绵亘七十余里，尸积若丘山。其妇不胜杀，则引絙而批于水。岁丙戍元日，命四将军分路草杀。五月，回成都，上功疏：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抚南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安西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杀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北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献忠自领者为御府老营，其数自计之，人不得而不知也。”面对这样的史料，秉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唯物史观”来撰写中国历史的御用史学家们，则统统斥之为“地主阶级知识份子对农民起义领袖的侮蔑”。然而，我在家谱中发现，母亲这一家族乃是源于“湖广填四川”——正是因为张献忠的“功劳”，导致了人口最稠密的四川需要从外省大量迁入新移民。我想，这样的事实总不是谁能够的杜撰吧。

张献忠的“由魔成圣”，说明在中国一个人可以凭藉杀人之多而成为英雄。在中国文化中存在着一个可怕的传统，即“屠夫崇拜”。鲁迅是最早发现这一杀人和吃人传统的现代知识份子之一，鲁迅最厌恶的人是谁呢？大概许多鲁迅研究专家都没有想到，鲁迅最厌恶的人就是张献忠。鲁迅在写到这个屠夫的时候，用的是最为尖锐的语气和最为痛恨的情绪。鲁迅看重每一个人生命的独特性，因此他万万不能原谅像张献忠这样以杀人为荣、以杀人为乐的屠夫。与鲁迅恰恰相反，与张献忠最为“惺惺相惜”的人是毛泽东。从本质上说，毛泽东就是吸取了现代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思维方式的、推陈出新了的“张献忠”。鲁迅痛斥张献忠，而毛泽东却欣赏张献忠，这一细节说明了鲁迅与毛泽东之间根本的差异。所以，毛泽东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是一句谎言，这种说法只能欺骗一些单纯的文人。

有人认为屠夫至少还有一个值得羡慕的品格，那就是“勇敢”。但我认为，屠夫不是勇士，屠夫的另一面乃是懦夫。真的勇士，乃是谭嗣同、秋瑾、张自忠、遇罗克、林昭等人，他们或为同胞之解放而断头，或为反抗异族侵略而战死疆场，或为求索真理而献身。真的勇士，乃是像殷海光这样知行合一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正如林毓生教授所论：“殷先生言行的意义在于：在一般人不被允许参与政治的条件下，他受到了作为一个公民所必须具有的责任感的召唤，以他那震撼人心的道德热情为原动力，硬要参与政治过程所发挥的政治性影响。殷先生说：‘唯有对民族，对国家，对当前危局抱有严重责任者，才不辞冒险犯难，据理直言，据事直陈。’当时普通公民参与政治过程的唯一管道是言论领域，在‘白色恐怖’的年代，殷先生以一个读书人扮演了近似反对党的角色。在那个年代，大多数知识份子对于政治避之唯恐不及，而殷先生却逆流而行。”这才是真正让人肃然起敬的大勇。与之相反，屠夫们在骨子里都是懦夫，他们背离真理并摧残真理，他们并非挑战强权而专门屠戮妇婴，他们出于恐惧和猜忌而实施他们那邪恶的屠杀计画，最后他们自己也走向了偏执狂和精神分裂。我们今天很难读到关于张献忠的日常生活状况的史料，但却能在李志绥医生的回忆录中发现关于毛泽东病态心理的详细描述。屠夫们最恐惧的便是众叛亲离，屠夫们最后的命运却无一例外都是众叛亲离。他们本该在疯人院中被治疗，却不幸地掌握了毁灭同类的权力。


漠视生命价值、崇尚暴力英雄的“中国特色”


中共建政以来，漠视生命价值、崇尚暴力英雄的“中国特色”的历史传统，与作为“农民党”的中共的意识形态相结合，便衍生出一套虚幻的“农民起义创造历史”的乌托邦（当然，与其说中共是一个“农民党”，还不如说它是一个“流氓无赖之党”，因为它依靠发动农民革命夺取政权，却对农民实施了历史上最为严酷、最为恶毒的统治）。毛泽东喜欢阅读《水浒传》，因为这本书就是他自己的镜子，中共就是一个水泊梁山。其实，从刘邦、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到毛泽东，都一样是心狠手辣的流氓无赖，只是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失败了，“成者为王败者寇”而已。当然，毛泽东是这一历史人物序列中最伟大的“红太阳”，而张献忠也俨然成为一个不可以批评的、苦大仇深的“阶级战友”。张献忠文化水平不高、理论素养不深，兵力有限、控制区域也有限，所以他的杀戮主要还是集中在四川及其相邻省份。而毛泽东君临天下之后，以“继续革命”为屠杀的理论基础，以现代国家机器为屠杀的工具，其杀人之多、范围之广、时间之长、效率之高，都让张献忠望尘莫及。

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中国的“屠夫崇拜”变本加厉。近期《新京报》报导发表了一篇题为“伟人纪念商品京城热销”的专题报导，记者林文龙写道——
　　
在北京图书大厦的读者留言簿上，记者看到这样一句话：这就是永久纪念，金版《毛泽东诗词手迹》将是我们的传家宝。北京图书大厦企业策划中心工作人员刘艳告诉记者，因去年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而掀起的“纪念商品热”并未随纪念活动的结束而低迷，上周六在北京图书大厦举办的英国作家菲力普·肖特撰写的《毛泽东传》的首发式上，短短一小时内就签售了近百本，金版《毛泽东诗词手迹》全书共三十六页金纸制成，每套标价一万八千六百元，上市前就备受关注，自三月十一日正式发售以来，短短二十天内即卖出一百二十二套，这一记录刷新了北京图书大厦精品图书的销售码洋纪录。热销的除了图书外，还有音像制品。据大世界音像副总经理郭丰录介绍，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推出的大型文献专题片《独领风骚——诗人毛泽东》VCD一上市就大受欢迎，现已卖出一百多套。
　　
这段文字让我毛骨悚然。在西方，最黑暗的年代就是对屠杀保持沈默的年代；而在中国，对暴行的沈默却成了“道德高线”，因为大部分人都成为屠夫的真心实意或三心二意的帮忙与帮凶。直到今天，在中国对屠杀的肯定和对屠夫的赞美都不绝于耳，其中还不乏教授和博士这样的知识精英。新老左派虽然互相攻击，却共奉毛泽东为邪教教主。某些学者文士虽以“后现代”的西装革履出现，却怡然自得地与屠夫一起茹毛饮血。近年来，中共外交部多次谴责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自己却对毛泽东这个比日本战犯们还要暴虐的屠夫顶礼膜拜，难怪日方从来就不理会中共那有气无力的抗议。在西方，为希特勒、墨索里尼喊冤叫屈，无异于对抗社会基本的道德伦理；而在中国，张献忠依然像游鱼般逍遥于历史教科书之中，毛泽东的头像依然在天安门城楼上注视着他的子民继续遭受屠杀。这就是西方与中国的重大差异。


让英雄享有英雄的荣誉，让屠夫接受屠夫的审判


思想家鲍曼致力于对大屠杀进行研究，他深入探讨了大屠杀产生的背景：“杀人不眨眼的暴政所缔造的非人的世界，逼迫其受害者和那些冷冰冰地看着迫害进行的人把自我保全的逻辑当做丧失道德感和在道德上无所作为的藉口，而使他们丧失了人性。在不堪重负这个绝对事实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宣布有罪。”当把人定义为“非人”的之后，屠杀就变得理所当然了。在张献忠的逻辑里，那些被杀害的读书人都不是人，而是猪、狗、羊；在毛泽东的逻辑里，那些被杀害的“反革命”都是“牛鬼蛇神”，他们不属于这个“新社会”。屠夫蔑视爱、同情和悲悯这些高贵的价值。那么，人类有没有希望从仇恨和杀戮中解脱出来呢？鲍曼不接受“以屠杀始、以屠杀终”的、对人类历史进程的黯淡的预测，他认为人内在的耻辱感可以将人类从屠杀中解放出来：“然而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从这种道德屈服的自我贬损中得到原谅。只有为个人的软弱感到羞耻时，才能砸破比其建造者与看守更为长命的心智的牢笼。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在牢笼已经被拆除很久之后，去摧毁暴政使其受害者与观望者沦为囚徒的潜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鲍曼发现了人类摆脱屠杀、对抗屠夫的一线希望：“有多少人选择道德义务高于自我保全的理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确实有人这样做了。邪恶不是全能的。它能够被拒于千里之外。少数抵抗的人的事例粉碎了自我保全的逻辑的权威，它表明了它归根结底才是——一个选择。”

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事实：中国还是属于张献忠和毛泽东们，屠夫们依然在这块土地上为所欲为。因此，我们应该选择“这一个”选择，尽管我们会成为屠杀的第一批牺牲品。这是制止屠杀、击败屠夫的唯一办法。我们不能乞求屠夫突然大发善心放过我们，我们也不能祈求天国突然降临人间而自己什么也不做。今天，我们纪念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乃是要追悼那些沦为孤魂野鬼的同胞，乃是要将张献忠这样的屠夫从“先贤祠”移入“西湖跪像”。让英雄享有英雄的荣誉，让屠夫接受屠夫的审判，中国人才能彻底告别被屠杀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