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政治无关与两个签名文本有关

（北京）崔卫平


　　中国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舞台

　　15年前那场蓬勃而自发的社会运动来临时，中国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舞台，现在也不具备。在严格的意义上，当时学生和市民提出的促进中国社会和政治改革的要求，其政治意义是十分有限的。如果把政治理解为各种冲突的力量互相竞争和寻求平衡的活动，那么迄今为止，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完全不存在这样一个不同的政治倾向、利益、派别之间公开博弈的格局；除了享有无上权力的一方，其余任何人并不具有与当权者进行合法谈判的政治身份，没有传达自己不同声音的合法管道。那些不同意权威的说法和做法的人们，他们没有一张自己的报纸、不拥有一家自己的出版社，不存在这样的一张办公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为了自己的理想而丢掉工作，受到监禁或被判入狱，但是却连一位权威大人物的面也没有见过。在现有权力竞争的格局中，他们始终处于“场外”而不是“场内”。15年前出现在长安街上如潮的人们同样如此。当他们提出“反对官倒”、“反对腐败”、要求“政治体制改革”时，仅仅是涉及到了当时的某些掌权者，涉及到了这些掌权者的不良行为，但并不因为他们关注有权者的行为而改变和提升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使自己从无权变为有权，在现有权力格局中占有一席地位，从而能够与有权者平起平坐，参与制定规则、谈判协商或者讨价还价。从掌权者高高在上的眼光看来，存在的只是一些模糊的声音，一片片声浪而已，他们从来没有仔细去考虑其中任何一条，将它们变为清晰的。这样一种“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格局，令那些努力发出自己声音来的人们在听取自己的声音时，也觉得是它们含混不清和不得要领的。

　　始终处于权力及其竞争的格局之外，一天也没有在谈判桌上作为一方陈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和要求，谁能够说，他的活动具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性质？谁是他的竞争对手？谁是他的同党同盟？谁是他同一阵营和不同阵营的人们？在总体的政治光谱中，他处于哪一端哪一种颜色当中？他的纲领是保守的还是激进的？是鼓吹自由贸易还是扩大民主？是追求经济效率还是保障社会公正？谁来和他认真讨论这些事情？或者把他的意见放大扩展到民众中去？让不同的民众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自己的选择？从而造成一定数量的追随者？统统这些都不存在！继而可以问的是，什么是他真正的政治身份？他到底拥有怎样的政治权利？什么是他这个人政治活动的范围和领域？他能够对什么施加影响或者不能够对什么施加影响？他能够代表和吸收哪些社会资源和他不能够代表和吸收哪些社会资源？从这个角度看，事情就会变得非常清晰：只要有一天，一个人仍然不能自由地表达他的不同意见，他就完全不具备自己起码的政治身份和基本的政治权利。他被排除于政治之外这个事实表明，他的活动不具有实质意义上的政治性。

　　而不管这个人因为政治的原因坐过多少次牢，受过多少罪。也许这样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中曾经积累了大量的冤屈情绪。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排挤乃至家破人亡的人们，他们心里深知事情明明不是这样，他们从来也不想反对什么，从来也不存任何野心，但是却被按上了这样那样的政治罪名。他们能有什么政治上的想法或者政治上的出发点么？能有自己的政治倾向和政治上的诉求么？能有自己不同的政治利益和政治立场么？那是一件连想也不敢去想的事情。从这个角度看过去，或许更可以看清所谓“政治犯”罪名的荒谬。没有公开的政治、没有属于全体公众的政治，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叫做“政治”的东西，怎么会有“政治犯”？是“政治”就不存在政治上的“罪犯”——在不同利益和力量之间的和平竞争中，只有成功者和失败者，有人赢得多一些输得较少一些；另外一些人正好相反，输得多一些而赢得较少一些。不能官方以为你们在从事政治活动，你们就以为自己真的在从事这项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事业。

　　不是政治的和解，而是社会的和解

　　说得更少一点，政治是人们面对面地讨论和处理问题，政治领域是人们能够互相看得见对方的鼻子和眼睛的场所，或者是让不在格局之中的旁人看得见他们互相分歧、互相冲突的场所，即公众场所。设想有一天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胡锦涛或者温家宝当着徐友渔的面，用手指着他说：“你，徐友渔，你的政治观点对于国家和人们是有害的。”那么，一种政治的格局才能够形成。或者哪怕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评徐友渔，说徐友渔如何拥有一种他自己的与别人不同的意见，这种意见对社会和他人是不利的，让公众知道有徐友渔这样一种人的存在，知道徐友渔和他的朋友们的某些政治观点，知道在目前的环境中存在着诸如此类的一种冲突，这也勉强意味着承认有徐友渔这样一个对手或者竞争者。但是现在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徐友渔只是和朋友们商量一份“六四签名”，这份东西尚未公开，从某种不正当途径有人得知了这个信息，于是他们让徐友渔的单位领导也就是徐友渔的老板找他谈话，说按照某种“纪律”你不能这么做。不能怎么做？在徐友渔参与的那份文本中，呼吁的是“政治和解和宽容”，是以“和解寻求政治认同”、“以妥协寻求权力制衡”。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徐友渔的老板怎么能够成为这份文本所发出的信息的接受者？看上去这老板一点也不准备和徐友渔达成任何和解与妥协，他只是命令徐友渔不能这样做。在他和徐友渔之间的格局中，有任何属于政治的、平起平坐的东西吗？我们平常说，某件事情应该以“以政治的手段而不是以武力或者强制的手段”，徐友渔的老板恰恰就是用了这种强制的手段。事实上很难说，徐友渔心目中的呼吁对象即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是否认真阅读过徐友渔他们的文本，恐怕连瞥一眼的机会或者兴趣都没有，这份东西掉在了秘密警察的手中，变成了向这些穿制服的人所发出的呼吁。

　　徐友渔是谁？他以什么身份、什么力量，代表了什么，吸纳了怎样的社会资源，来使得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一定要来和他以及他的朋友们坐到一起，达成和解和妥协？和解是在谈判桌上进行的，是对方也有同样的要求，于是觉得有必要一道坐下来，考虑向后退的问题。但现在的情况距此相差十万八千里。仔细想下去，恐怕徐友渔们的基本出发点，并不是他们最初设想的“政治诉求”，而是另外一些东西，比如真相、良知、正义。但有谁听说过，这些东西有可能产生一个社会的政治分歧和成为这个社会政治冲突的根源？

　　问题或许应该这样提出来：不是政治和解，而是社会和解。在大陆不是台湾，不存在政治撕裂导致社会撕裂的问题。

　　“六四”不是政治罪，“六四”是杀人罪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政治罪行”的说法（见徐友渔签名的那个文本），也仅仅是模糊地沿用了过去的一些现成说法。在很长时间之内，“政治上有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政治上的罪行就是“滔天罪行”。其实还有比政治上更严重的问题和罪行。那就是“反人类罪”或者“反人性罪”，尽管这样的罪名听上去不那么富有智性。

　　这哪里是什么“政治罪行”？分明是开枪杀人的罪行，是在大街上射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的罪行。这样的罪行与政治无关、与民主无关、与保守与改革、自由与专制、左派和右派这样一些罗里啰嗦的东西，半点干系也没有！所谓“不民主”大家都知道，就是不让别人说话，但是不让别人说话并不意味着要把这个人杀掉；所谓“专制”简单地说，就是容不得不同意见，皇帝是专制的，但是皇帝也不作兴在大街上射杀自己的子民；现代极权主义可能比皇帝的专制更坏，因为在它追求一致服从、剪除异己的活动中，扼杀了整个丰富多姿的民间社会，然而极权主义制度也并不必然导致开着坦克冲向自己的人民；的确，1968年苏军坦克曾经开进布拉格；但那本质上是对于一个主权国家的入侵行为，没有人把这个侵犯归结为是极权主义。外族入侵肯定不好，但是入侵自己的人民呢？种族镇压更加可恶，像在以前的南非，但是在同一个民族之内发生的诸如此类的事情呢？……你怎么说都说不过去啊！从前处决张志新、林昭的时候，还要给她们安上一个可怕的罪行；说她们是“反革命”是“叛逆”，可是，那天在大街上倒下去的人们，那些年轻人、其中有一些还是未成年人，他们并不是因为自己曾经做过什么而被杀，他们甚至还没有来得及说点什么、做点什么，一条鲜活的生命眨眼之间就去了另外一个世界！哪里需要高深的学问，一字不识的村妇老叟也应该明白的，你不能无辜打死人哪！

　　无视他人的生命，觉得自己可以任意践踏他人的生命，这叫做什么？叫做残暴！应该说，这种残暴，就残暴本身来说，对这个民族并非陌生。在这个大地上，仁慈的故事远非残暴的故事那么吸引人，仁慈既不是美德也不是力量，仅仅被看做软弱，甚至是无聊的表现。同样，呼吁尊重生命，赋予生命以尊严的、不可侵犯的地位，仅仅被看作无病呻吟、乃至高高在上的附弄风雅。就像谈论残酷的“政治”、谈论关于权力的更换总会有许多耳朵竖直了听；就像我们给遇难者母亲写的这封信，我们这些愿意将这些母亲们的哀痛看作同一种哀痛、也是我们自己哀痛的人们，被这样问道：你们的诉求何在呢？你们不会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吗？你们还是知识分子吗？是不是仍然不会表达自己的要求？或许仅仅是几个小圈子的人来表达一点同情心？

　　人类最基本的文明是尊重生命

　　天哪！老天在上，请允许我以母亲的名义，一个也曾经亲手哺育过一个年幼生命的母亲的名义，转身向你们这些大人、聪明人、人群中的先锋，还有我们这个民族的各类教师、导师们：请你们听听我：那射杀一个十七岁的孩子的子弹，同样也会打碎你的头颅，不管这头颅是多么智慧、里面充满了多少人类的精华知识；而那将碾过一个二十一岁年轻人身躯的坦克履带，也会压碎你同样脆弱的人类身体，那里面也会有肠子一类不堪的东西，它们也会当众流出来，完全不听从其主人的意志……人啊，都是血肉造成的！一个再卑微的生命，既已造成，就有自己存在的不可剥夺的理由；而一个再高贵的人类成员，也要服从天地人间有关生命的那些最“低贱”的真理：你也是脆弱的，是可能受到伤害和能够受到伤害的！而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的学校从来不教这些起码的东西；我们民族那些最聪明、最智慧的人们，你们教会人们生存的智慧，却不教他们有关生命的尊严、生命的威严、生命的无比珍贵和不可剥夺；而如果不明白这些，就是将自己站到人类的反面去了——在剥夺他人人类身份的同时，即是剥夺你自己的人类身份；在剥夺他人的人类生命的同时，即是将自己当作尸体一样跨过去！

　　对于个体生命的深爱、尊重和敬畏，我们当中的诗人也是母亲筱敏是这么说的：“母亲的创造是个体生命的创造，每一个母亲，都能从无边的麦田里，一眼认出自己播下的那颗种子。无论人类怎样世代绵延，这一颗种子，都是不能替换的。即使上帝之手，也无权在一个真实的生命之上漫不经心地掠过。对个体生命的敬畏，是母亲的宗教信仰。” 难道不是靠着这种信仰，人类才能延续下去，人类的生活、文明、创造才成为可能？！

　　谢谢，我要说的，说完了。